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记原上海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副校长施榕教授
“施医行善，无德不为医。医乃仁术，医者仁心，行医者首要的是仁心，方能施仁术”。医德是老百姓心中最期盼的良药仁术，温暖抚慰病家心情的，恐怕最好的就是医生仁慈、仁爱之心。
——题记
年近八旬的施榕教授是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一生除了在农村从事崇高的救死扶伤医疗卫生事业外，还兴办培养农村医疗卫生人才的“赤脚医生培训班”、县中心医院“医训班”，还复办“奉贤县卫生学校”，与杨耀孙等同志一起创办上海奉贤医学专科学校（后为上海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致力于培养市郊农村紧缺的医务人员。潜心研究医学伦理学、乡村医生医德学，倡导“医者医德为先”，独创世界公认的“临终关怀施氏模式”。从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岗位退休后积极参与中华职业教育社建设，先后任奉贤中华职业教育社主任委员、顾问组长，上海市华亭信息学院院长，上海工会学院督导等。又专门研究收藏文化，在古今钱币、大铜章及衣饰衣标收藏方面造诣颇深。
经历坎坷、阅历丰富、成就斐然是施榕教授一生的写照。
我出身贫寒，幼年时做过童工，饱受欺凌，进过“贫儿工读院”。饥寒交迫、体弱多病、颠沛流离的童年生活使我对贫困和疾病刻骨铭心。
——施榕
施榕1939年10月10日出生在江苏省东台市一个贫苦农民家里，自幼体弱多病，过着饥寒交迫、流连失所的生活。他从小看到广大贫苦农民在缺医少药的农村贫困潦倒备受疾病折磨，立志长大后要成为一名医生，为解除农村贫苦大众的病痛而奉献自己的一生。1958年他初中毕业报考当时的苏州医学专科学校，录取后就读于基层卫生系。凭着对医学知识的渴求和救死扶伤的向往，他刻苦学习，勤奋钻研，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大学期间学校三次组织他们到昆山参加灭钉螺、消灭血吸虫工作。在学生期间的这段农村行医的经历对他以后的工作影响很大。
1963年夏天毕业后，上海要回了他们这批本地毕业生，市卫生局指示就近分配工作，人员性质属集体所有制。就是这个“集体所有制”的身份，让后来他要调往“奉贤县卫生学校”这个全民所有制单位，产生了极大的麻烦，以至于惊动市卫生局科技处特批才算勉强调动成功。
在他工作的分配上也是一波三折。因为当时流行“霍乱”（俗称二号病），故把奉贤这批人统一下放到各人民公社去防治二号病。他主动去了奉贤最东端路途遥远的四团人民公社，当时的交通可不像今天这么发达。要乘2个小时的公交车，还要步行6千米的乡村小路。下放一段时间后重新等待分配。那时他患了肺结核，领导说你有肺病，县人民医院肺科本来没人去，就你去好了，可以一边工作一边治疗。在人民医院工作不久，他为了实现幼年时的志向，主动提出到边远的农村去，领导就把他分到最贫穷和偏僻的邬桥人民公社卫生所。他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乡村医生”，一头扎进了农村这一片广阔天地，开始了他实现为“贫下中农”解除病痛的理想之路。
立志当一辈子农村医生，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解除他们的病痛，为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奉献一生。
——施榕
初来乍到这穷乡僻壤的奉贤“西伯利亚”——邬桥人民公社，满目萧条，他惊讶于这里贫瘠落后的农村面貌，资源奇缺的医疗条件。偌大的一个人民公社，方圆几千平方米内仅有一个很简陋的卫生所，那是一个原来属于公私合营的联合诊所，条件很差。一幢两层小楼房，五六间破瓦房是地主家没收下来的，上层是宿舍，下层是诊疗室，仅有基本的中医内科、外科，没有医疗检查设备，药品品种和数量都很少，没有病房可住，五六个医务人员要负责十几个大队，近二百个生产队，几万人的生老病死。
施榕一进卫生所就投入到紧张艰苦的农村医疗卫生工作中去了。那时农村胃肠炎、尿路感染和肺炎特别多，农民看病还没有合作医疗报销，所以农民看病的经济负担较重。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他利用当地丰富的草药资源，一些急性炎症采用鱼腥草、蒲公英等煎水喝，西药就用双氢链霉素等廉价药。他除了广泛应用土方草药治病外，还积极推广新针疗法。针对胃肠炎，他在当地推广挖灶边井，对井水用漂白粉进行消毒等措施。
他怀抱一颗献身农村卫生事业的赤子之心，全身心地扑在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上。如对中小学进行大便化验，约99％的人检查出蛔虫卵，随即进行驱虫治疗，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卫生教育方面，如教育中小学生饭前便后洗手。他用边角布料做成小手帕发给队里的儿童，放在书包里，随时备用。晚上到大队办的夜校上卫生课，传授防病治病的卫生知识，很受社员的欢迎。
当时卫生院里没有盐水注射架，没有化验室，他就自己动手因陋就简地用土办法解决。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作的深入，他感到自己的医疗技能、卫生知识远远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什么都学，不仅学外科，也学妇科、儿科、针灸、五官科的医疗技术，西医知识要学，中医知识要学，为的是“农民希望我们各种病都能看”。
由于农民不注意个人卫生和饮食卫生，加上农事繁忙劳动强度大，农民发病率很高，几个医务人员基本天天要出诊，由于缺乏交通工具，又背着沉重的药箱，靠双脚走路异常辛苦。施榕总是抢着出诊，一有任务便背起药箱，不管白天黑夜，不管刮风下雨，不管严寒酷暑，他都是有求必应，随叫随到，顾不得自己的饥饿和疲劳，不辞辛劳地赶到病人的床前。他风里来雨里去，用坏了好几把雨伞，磨破了好几双胶鞋。几年中他跑遍了全人民公社170多个生产队，出诊时间占全部工作时间的2／3以上，从死亡的边缘夺回了几十名贫下中农的生命！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主席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在最高指示的号召下，上海市区的大医院组建医疗队到郊区巡回医疗。在这期间他与巡回医疗队的医生一起下乡开展农村卫生预防工作、爱国卫生运动工作、卫生保健教育。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打成一片亲如一家，他既是医生又是农民，他到处宣传“移风改俗，改造世界”的意义，讲解卫生知识，还和贫下中农一起打饮水井，设计和翻造无害化粪池，动员群众起来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凭着高涨的工作热情，有口皆碑的服务态度，刻苦钻研的勤奋精神，众口交誉的治病效果，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很快就赢得了邬桥地区广大农民的信任和爱戴。辛勤的付出得到了上级部门的肯定。1964年，施榕当选邬桥人民公社团委副书记、邬桥乡人民代表。1965年至1966年，连续两年获得“上海市爱国卫生先进工作者”称号。在这期间，奉贤县人民政府授予他“卫生系统标兵”称号，任命为邬桥人民公社卫生院院长，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担任院长职务后，深感责任更加重大，任务更加艰巨，发展农村医疗事业的心情更加迫切。他先着手从硬件上建设卫生院，从“文教局”争取到了两栋房子，作为门诊用房及职工宿舍。原有房子开设住院病房收治病人，又设法造了三间小平房办起了食堂供病人伙食，也让职工就近用餐（原来职工搭伙在公社食堂）。在业务拓展上，他想方设法争取到资金及人员先后开设了化验室、X光室、口腔科、西医内外科。再后来又开设了手术室，开展阑尾切除、疝气手术、男女绝育结扎等基本外科手术。后来又增设了痔疮科、西医小儿科、妇科，实施放环取环、人工流产术等。直至设立产房，解决孕妇就近正规分娩，结束了邬桥地区靠土法接生婆接生的历史，其意义重大深远。
一个人的力量根本解决不了农民的缺医少药问题。当时培训赤脚医生也是形势所逼，主要是预防接种任务完不成，大量的卫生工作无人做，就萌生了培养不脱产卫生员的想法。就是那种“拿起药箱就出诊，放下药箱就种田”的土医生。
——施榕
回首50多年行医生涯，他感到很自信和骄傲的莫过于培养了一大批农村医疗卫生人才，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最艰苦的日子里培养了给农民看病的“赤脚医生”，并成为农村医疗队伍中的骨干和中坚力量。
谈到培养“赤脚医生”，要从一个小故事说起。有一次“三抢”下乡巡回医疗到耀东大队，恰逢农民们在田里插秧，他们嘻嘻哈哈地嚷嚷：施医生，你下来插秧吧！他把药箱放在田埂上，脱掉皮鞋，赤脚下地，与农民们一起插秧。农民们看他真这样做了，又笑着说，施医生，你变成赤脚医生了！从此，“赤脚医生”的称呼就在当地农村传开了（不管“赤脚医生”的称呼如何而来，此故事确有发生，笔者就是耀东大队人士，曾询问过父母辈）。这个情况他向当时县“四清”工作队邬桥分部队长邓旭初（原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汇报工作时说，“我吃‘皇粮’领工资，农村卫生员挣工分，他们才是赤脚的医生，我看把各队卫生员抽上来培训一下，就称‘赤脚医生培训班’为好。”后来邓队长把这个意见向奉贤县“四清”工作总部杨西光团长（市委原委员）汇报请示，得到了杨团长的肯定，邵浩奇副团长（原市卫生局副局长）也十分赞同。后来，全县就开展了大规模的赤脚医生培训工作。
当时由于病人多医生少，又有大量出诊任务，加上路途遥远，交通又不便，所以他提出了“包队医生”制的建议，抽几个医生下放到各个村，蹲点在那里，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真正地打成一片，医患一家，方便及时给群众看病。他则自告奋勇地承包邬桥最偏远的张云村。下去了以后才发现靠一个人的力量要给上千人服务根本无法应付，尤其是预防接种和爱国卫生运动任务繁重，就萌生了要培养几个助手的想法。在大队及生产队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抽了几个有点文化、有点空闲的人。据他自己回忆，他培养的第一个赤脚医生是张云小学老师，叫“仰玲梅”。后来又培养了张云大队会计金伯贤和在部队当过卫生兵的大队放水员许心如。都是没有医学基础的，主要是看中他们有文化又有空闲。指导他们打预防针、简单伤口包扎和几种常见病诊治，开始时叫“土医生培训班”。
后来大批量培训土医生时，就沿用了“赤脚医生”的称呼。因为当时的赤脚医生是从农民中抽调稍有点文化的青壮年劳力，不脱产，身份仍旧是农民，仍然拿工分，年终分配时略有工分补贴，是名副其实的赤脚医生。
当时培训主要是内、外、妇、儿科，课程设置有理论和操作。因为当时医院没有X线透视及B超等检查设备，所以特别重视“望、闻、问、切”的中医诊疗方法，像胸腔积液等疾病就是靠叩诊确诊的。
那时男性结扎是上海医疗队做的，本来农村接生是土接生婆做的，由于消毒不严，常发生感染。他去了后增设了产科病房，产妇就由卫生院医生负责接生了。记得有个风雨交加的晚上，靠近黄浦江边的渔沥大队有个产妇大出血，他们乘手摇摆渡船过黄浦江，小小的水泥船在狂风暴雨的江面摇晃着前行，整个过程很是惊险。终于到了对岸，救护车已停在岸边，直接送去第五人民医院。这件事对他触动很大，至今记忆犹新，农村亟待改善医疗卫生条件。
我们这代人的职业生涯，就历史性地担当起了以各自的方式为改善农村落后医疗卫生状况，为探索根本上解决这个历史性热点问题而贡献智慧、才能、技术、学识和力量的重任。农村合作医疗是我们这一代人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指引下创建起来的。
——施榕
农村的合作医疗制度，是“赤脚医生”这个群体规模形成后催生的。最初是由湖北省一个名叫覃祥官的赤脚医生发明的。他通过深入各生产队调查研究，并借鉴组织农民办信用社摆脱高利贷剥削的经验，在自己所在的乐园人民公社杜家村大队卫生室办起了“合作医疗”。就这样在1966年8月10日，全国第一个农村合作医疗站在鄂西长阳县土家寨的卫生室挂牌了。他的具体办法是：农民每人每年交1元钱的合作医疗费，大队里再从集体公益金中每人平均提取5角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群众每次看病只交5分钱的挂号费，吃药就不要钱了。这个独创的做法很快上报到中央，毛主席看了报告后，连声称赞合作医疗制度好。
国家推广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时，发生了“文革”。政府机关几近瘫痪，我们邬桥人民公社革委会暂由朱姓武装部长负责，他对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这个新生事物持怀疑观望态度，对兴办此事不够热情。施榕却根据多年下乡蹲点巡回医疗的亲身经历，意识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一件惠民利民的特大好事，因此他积极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创办中去。先是去川沙县江镇人民公社现场取经学习，那个人民公社有个叫王桂珍的卫生员十分了得，不仅运用土洋结合方法治好了不少农民的疾病，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还登上了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大会的讲台介绍经验。后来又听说祝桥人民公社卫生院搞中草药制剂很成功，又去那里学习观摩取经，千方百计学习技术和经验。施榕还组织大家学习1968年12月5日《人民日报》上的湖北省长阳县乐园人民公社办合作医疗的经验，使大家充分认识到，实行合作医疗制度是解决目前广大贫下中农看病问题的根本出路，也是保证农民身体健康、发展生产的有力保障。
开始有些平时不太生病的家庭认为自己吃亏，白白地浪费2块钱；有些人生个小毛病就嚷嚷着要吃药打针，认为既然出了钱，不看白不看，要看出本钱。针对少数群众的此类思想，施榕就挨家挨户去说明利弊，动员参加，通过组织广大群众学习讨论，抛弃了原来不正确的想法，统一了大家的认识和思想，使绝大部分社员积极参与进来，个别家庭施榕还多次上门去做工作。从1969年7月开始实行合作医疗制度，施榕所包干的大队，合作医疗参加率高达99％以上，由于精打细算到年终合作医疗经费还有结余，有效地解决了大队群众就近看病吃药的问题。广大农民感动地说：合作医疗实在好，毛主席为贫下中农想得真周到，施榕功劳也不小。有了一个大队成功的经验，他就逐个大队推广，推动全公社全面实行合作医疗制度，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解决了困扰农民几代人的看病吃药问题，这无疑是广大农民的福音。
20世纪60年代，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极端艰苦条件下，党组织把我分配到邬桥人民公社卫生院工作，自此，我开始了医疗和教育生涯。1960年代培养不脱产卫生员和赤脚医生，1970～1980年代培养乡村医务人员。他们现在是农村卫生事业的骨干和中坚力量。
——施榕
谈到在农村工作奉献青春是否吃亏时，施榕不但没有感到遗憾，反而相当满意当时的居民户待遇，看得出他是位特别知足和懂得感恩的人。施榕说，当时卫生院的条件的确是很艰苦的，工作也是很辛苦和繁重的，但是医生的工资待遇和政治地位还是蛮高的。他毕业时候的工资是每月45.5元，跟人民公社社长是一样的。因为他的计划免疫工作做得好，市里来核查后评为先进个人，每月加了4元钱，变成了49.5元。大家都说施榕这个小青年工资这么高，高过人民公社社长。
赤脚医生尽管三分之一的时间要务农，不能脱离种田，但收入也是中等以上的。当时农村有文化的人很少，赤脚医生因为有文化提拔的机会也多，后来好多赤脚医生都提拔做干部了。
从1963年9月到1972年10月的整整9年多时间，从开始的卫生所硬件建设，下乡巡回医疗，大搞爱国卫生运动到培训赤脚医生，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其间的艰辛和困苦其实是常人难以体会的。
无私奉献，忘我的工作，感动了一方百姓，也获得了上级部门的肯定。
1965年12月23日，《文汇报》在头版发表《公社好医生——记奉贤邬桥公社卫生院医生施榕》评述报道，高度评价施榕“彻底为农民服务”的献身精神、求实好学的精神，盛赞施榕在“条件差、交通不便的邬桥卫生院”所做出的感人业绩。
1965年，施榕在奉贤地区农民呼吸道系统多发病方面的调查研究中取得成果，在《中华内科杂志》发表论文，被推荐为出席“首届中华内科学术会议”代表。施榕已做好大会发言的准备，但因“文革”开始，会议被迫停开。
“文革”初期，施榕曾遭“四人帮”无理批判，诬蔑为“黑标兵”。村干部和广大农民群众挺身而出，保护施榕，使其免遭更大不幸，真是农民的医生农民爱。施榕坚持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初衷，在动乱的年代，从未停止过乡村医疗卫生保健工作。
1968年10月29日，《解放日报》几乎用第二版的整版发表了题为《贫下中农的贴心医生——记邬桥人民公社卫生院施榕同志先进事迹》的专题评述报道，文章用一系列的事例，表述施榕“一心为国家、一心为农民的高尚境界”，精湛的医技和良好的医疗效果。
农民父老兄弟称他是“我伲的贴心医生”，“施榕是知识分子的样子，贫下中农的骨子”。
自施榕参加工作以来曾先后受到张文康、陈敏章、钱信忠、崔月犁等四任国家卫生部部长的接见并亲切交谈，题词勉励。
综观施榕前半生的创业历程，他从少年时代就立志从医为劳苦大众服务，从基层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向纵深发展，层次越来越高，成就越来越大，他的社会地位和知名度也相应上升，然而自始至终没有改变他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献身乡村医疗卫生保健事业的初衷。施榕无愧于扎根乡村，红在乡村，专在乡村，是乡村大地哺育的乡村医学专家。
他不愧为农村卫生事业的守护者，农民的健康卫士！
（王火良）
注：本文作者系奉贤县卫生学校首届（1978～1981）毕业生，奉贤区精神卫生中心康复治疗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