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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原上海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副校长施榕教授
主访人：王晨、王晶。执笔人：董屹、李娜。录音整理：齐韶涵
疾病如同生命本身一样古老。面对生命的一维，旅居于繁华都市的人们在公立医院寻求并获得最优质医疗资源与最有效治疗途径时，很难想象生活在20世纪60年代那个医疗资源匮乏、技术水平有限的乡土社会中的农村居民如何抵御未知抑或重慢疾病的侵袭。现如今，村卫生室和乡村医生被称为我国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的“网底”，是农村居民健康的“守门人”，而当年“赤脚医生”（现称乡村医生）发挥的作用相比今天更为重要，可谓是农村居民生命健康的“救命凡星”。2017年3月26日，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王晨院长带领下，我们一行来到距离北京市约1 200千米的上海拜访一位曾为新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事业默默奉献、做出诸多贡献且受到几任卫生部部长题词并接见的老先生——施榕教授。
施榕1939年10月出生于江苏省东台市，幼时家境清贫。抗日战争时期曾与二哥施杞在上海私营羽毛球厂做童工，饱受欺凌，在饥寒交迫的生活中度过了他的童年，后来又辗转到上海贫儿工读院，一直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贫苦的少年时代在塑造他坚毅品格的同时，也使他对疾病困苦带来的伤痛铭记终生。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他开始了求学的历程。小学、中学到医专，一直享受着国家的助学金，并于1958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江苏苏州医学专科学校，在此期间还前往江苏昆山参加当地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成绩卓著。1963年毕业分配到上海市奉贤县，后在邬桥人民公社卫生院工作。对于这样的工作安排，他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而且立下志愿，一辈子都当个农村医生，也由此在邬桥人民公社开启了为期十年的“赤脚医生”行医之旅。
我当时读书在奉贤，初中生毕业后有机会考上苏州医学专科学校，现在改名为苏州医学专业技术学院。毕业后市卫生局有个政策，就近安排工作。我刚回到奉贤时，不是分配到人民公社卫生院而是县人民医院。这里边就有个小故事，当时放射科医生是我们卫生局科长的爱人，是她要我去县人民医院的，因为当时我上学时是组长。在县医院工作一段时间后才到邬桥人民公社卫生院工作。当时卫生院条件简陋，虽说房屋曾是地主家的房子，但条件并不好。一幢两层小楼，下面有门诊和药房，还要留一间做推拿。楼上是男生宿舍，后面有一个小间是院长办公室。后来县卫生局还是蛮重视的，给扩建了房子。整个卫生院有4～5名大夫，每科一个医生。那时候实行分科制有小儿科、外科、内科等，大多都是中医，很多是从联合诊所转过来的。
我1963年开始做乡村医生。实话讲，那时候去做乡村医生也是命运使然。大概是在1962年6月或9月时，上海出现“二号病”（注：埃尔托霍乱）。为了尽快控制疫情，我们这批人分别下到各个人民公社，那时候的思想就是组织要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怨言。我被分配到四团人民公社，记得送我们的车没有进去，下车地点离村子还有6里路（1里＝500米），那时候拎个背包，带把伞，走到一半实在走不动了，有一个农民看到我就过来帮我背行李一直走到目的地。到了以后才发现，村里预防工作开展得很不好，很多农民因为怕影响生产而不肯打针。那时我们搞了“包地”医生，我“包地”的位置比较远，要走三四里路，去了之后不仅要打预防针，还要先做思想工作。记得有个生产队有很多人历年都不肯打针，我就去参加他们大队的社员会议进行宣传，对个别“困难户”（不肯打针的社员）进行个别动员。有的人说：“打针痛嘞”“打针要发寒热的”。我说：这次我给你们打，假如有反应，只要打个电话给我，我保证马上给你们看。他们见我态度诚恳，也就接受了。但是我想这次任务工作量大，光靠我一个人是不行的，还得靠生产队卫生员。可是不少卫生员还不会打针，于是我又找了几个人，不仅要有文化，还要减轻大队的负担。最后选择了2个人，一个乡村教师，一个部队复员的卫生兵，我负责教这些人打预防针。为了抓紧时间教他们，就把自己的胳膊伸出来，给他们做试验。
当时大队很支持我的工作，我与大队干部和社员的关系搞得也蛮好的。我当时住在大队书记的隔壁。有一次下大雨，书记家的孩子腹泻，他来敲门，问我怎么办，一开始我也没有办法。后来想想，看到大队卫生室里有樟脑酊（兽医用的），人用要控制剂量，就大胆地给孩子用，最后治好了。一个医生的幸福感在哪儿？主要在于治愈病人伤痛。曾经遇到过有一个小学老师难产大出血，我和一个助产员去了，先给她按肚子止血，一看血止效果不好，我们就去找了船工送医院。当时大雨倾盆，水流湍急，那个船工一开始不肯，说“几条人命呢”。我说我们一起去。当时靠近第五人民医院，让他们把救护车开到岸边，送到医院后经紧急抢救后母子平安。事虽小，但暖心，这就是医生的幸福感。在大队为社员服务，我不怕累，也不怕苦，做到随叫随走。只要喊到我，不管白天黑夜，不管是吃饭还是休息，只要有病人喊我，二话不说，背着药箱就走。我感到能治好病人，是最大的幸福。
那时候还没有合作医疗，关节痛腰痛就针灸推拿，感冒就用艾草之类的中草药处理。生产大队认识到中西医结合、利用中草药可以更好地为贫下中农服务。比如，用蒲公英治疗喉咙痛，用板蓝根治疗扁桃体肿大，用碰头草医肚子痛，野芝苏吃了发汗，金素叶汁治烂耳朵，白桂花煎水治腹泻。除此之外，我们还积极学习针灸疗法，收到显著效果。如果实在不行就配中成药或者打点青霉素、红霉素。当时青霉素要半毛钱，弄好还要开张发票，第二天能交到药房，复核然后拿新药补充进去。卫生院每个月都会统计赤脚医生的医疗情况，每个月固定时间，比如说15号这一天要向卫生院报告，同时卫生院把各个大队的药分好。怎么分配呢？事先要把上个月的用药记录交上来，看用药情况，再批给我们。公社卫生院的药是县里医药公司配送的，当时我们都能掌握二三十种常用药品，条件好的村卫生室有药柜。我们看病是拿工分的。平时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要去种地，不能脱离生产劳动。
赤脚医生的名称是怎么来的？记得有一次我到农村去巡回医疗，和当地的村民关系都比较好，他们都不叫我施医生，都叫我施榕，和他们一起种田，我把鞋脱了帮忙干活，然后农民就说“你这是当了赤脚医生啊”。新政策出台后，农村卫生工作更受重视了。我向分团长建议叫“赤脚医生”，总部的团长说这个称号蛮好的，就叫“赤脚医生”了。赤脚医生在村里的威信很高的，其中有一件事可以看出来。有一次开代表大会，全是赤脚医生，大家开玩笑说这成了赤脚医生大会了，选干部也全都是赤脚医生。赤脚医生和社员关系很好，离开之后村民就开始挂念上了。
往事如歌，坐在我们面前的这位老者在经历了人生起伏跌宕、纵横捭阖后，是他的淡定与平和。他近80年的人生旅程，有60多年都致力于服务农村居民，并在农村的热土上播撒了青春与汗水。如今，经年的艰苦生活让他重病缠身，每周三次透析致使他身体虚弱。但他无怨无悔，至今仍牵挂着农村居民的健康。让我们对他由生敬意，并受到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在翻阅施老所著《往事芬芳》时，看到有两段记载：1965年12月，《文汇报》在头版发表《公社好医生——记奉贤邬桥公社卫生院医生施榕》的评述报道：“卫生院里没有盐水注射架，没有化验室，他就自己动手因陋就简地搞。为贫下中农服务从来不怕艰苦，不讲条件，不论白天黑夜，都是随叫随到，而且对病人负责到底”。1968年10月，《解放日报》用第二版整版发表了题为《贫下中农的贴心医生——记邬桥人民公社卫生院施榕同志先进事迹》的专题评述，提到“讲解卫生知识，还和贫下中农一起打饮水井，设计和砌造无害化粪池，动员群众起来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或许，他的个人事迹在时间的作用下有些已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其所保留的乡村医生这一群体的记忆却延续至今。施榕虽并非奉贤本地人，却能够得到当地百姓的认可，并最终接纳他，这不仅源于当时“政社合一”的政治体制改革与集体经济体制改革使村落家族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削弱的时代背景，也同样来自他治病救人的执着为村民带来心安这一乡土社会人与人相处的基本准则的客观现实。同时，施老在行医中所用中药，不仅是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文化瑰宝，更是广袤乡土给予乡村医生群体的馈赠。夏枯草、秋桑叶、冬葵子……这些历史上以季节命名的药材不仅凝聚着先人洞悉时间的匠心，也暗藏着千百年来约定俗成的规矩。以药为伴，矢志不移。祖辈如是，今人亦然。
本是生长于乡土山间河谷的草药，若非天地精华，若非凭借执着，就没有这向死求生且救生命于水火的焕然重生。来于自然，得于人心，在医疗资源匮乏的当年，赤脚医生们观察它、利用它、转化它，进而获得更高的医疗智慧。
1985年，施老在农村走过28个春秋的行医之旅后，他认识到农村医疗卫生人才的重要性，“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因此，他与志同道合的同伴白手起家，创办上海第一所培养农村大专医学人才学校——奉贤医学专科学校。对此，他曾说：“我们不但要让他们掌握治病技术，更要培养他们热爱农村、热爱病人的赤诚之心。”学校为此开设了《医德课》，施老亲自授课，与学生促膝交流、走访家庭、师生笔谈，致力于乡村医生德艺双馨的培养工作。为了培养这些将为农村服务的医学人才，使科学精神与道德精神成为他们的人生两翼，他不仅摸索构建出医学生专业课程体系，还主编了《乡村医生医德学》（该书得到时任卫生部部长陈敏章的题词），创办了《医德信息》报，让学生在“德”与“才”的滋灌中健康成长。
在谈到他创办奉贤医学专科学校的动意时，他深情地向我们介绍了乡村医生的历史沿革。
历史上，乡村医生的沿革分几个阶段。第一个是起步阶段，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成立诊疗所，每个地区有所卫生院，有的是专职人员，有的是兼职人员。过去上海市有30个乡镇，在奉贤地区有一个卫生所，其中有3个村落成立了诊所，主要任务是打疫苗一类的防疫性工作。第二个阶段是调整阶段，调整阶段时期建立人民公社，当时叫卫生员，或者叫保健员，还有计生员，诊所改称为村卫生室，属于集体所有制。虽然国家给予一些经济补助，但是基本还要靠自己。刚刚成立农业合作社时候，卫生员的身份就是农民，没有什么技术培训和医学能力，就是村里面的人指定一位比较好且肯为大家服务的人从事这项工作。那时候工作比较繁重，因为卫生员除了要搞卫生，预防、防病、改水改厕都有。大队有点儿补助，有点儿照顾，也有工分。那时，人民公社推动了农村卫生发展，特别是血吸虫病之类的公共卫生运动，工作在人民公社统一领导下开展。第三个阶段是前进阶段。当时自然灾害致使农村地区的生存率下降严重，卫生院工作也出现一定程度的萎缩，这一情况的转折点就在于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强力推动了农村地区的卫生事业。这其中，以合作医疗制度最为突出，赤脚医生依托于此也逐步兴起，后来可以说是“主宰”了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奉贤县在当时也是开展得比较好的。第四个阶段是医疗卫生改革阶段，强调了社区卫生服务的重要作用，卫生院也改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我有一个设想，乡村医生的名称若干年没有变化，今后新加入的乡村医生应该叫乡村社区医生，或者乡村全科医生，城市称为城市社区医生，这个群体的发展前景是非常好的。
谈到当时为什么办医专，因为面临着几个情况。一是乡村医生今后一定要培养，培养出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的乡村医生。我们上海市有26个卫校，现在都在大规模招生，3年以后很快就饱和了。虽然一开始学员不多，3年以后就多了。我当时筹划办奉贤医学专科学校时遇到不少挫折，但还好上级部门比较支持。因为上海副市长在“文革”期间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到农村，因此他知道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而且我哥哥时任卫生局副局长，于是我就找到他们帮忙，他们也都比较支持，随后出台的政策也比较好。
当时开展的培训有四项课程：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农村常见的就是这些。生理、生化合在一起叫医学基础知识。上一个礼拜课，之后在人民医院实习，教他们打针、铺床、叩诊，“望、闻、问、切”也都有。当时，农村消毒预防很差，后来我发现乡村医生打针时用开水简单弄一弄就算消毒了，这个不行，消毒要有一定时间，后来找到了消毒锅，在县医院的支持下安排了专业人员操作。第一批学员培训的时候是在寒假期间，因为吃住都要在人民公社，短期培训就在寒暑假进行的。为了更好地开展培训，我们编写了有关教材。
施老提起他平凡中饱含着不平凡的人生经历，说着他执着的人生追求，声音虽然低沉，但语气铿锵有力。谈到近些年的上海市农村卫生工作，他也伯仲有序地娓娓道来。从中可以看出他虽已步入老年，但其中不舍的还是对农村医疗卫生工作一往情深的牵挂。
进入新世纪，上海的乡村医生培养模式从2007年开始分为3个阶段，共3年时间。第一年完成基础理论学习，第二年以及第三年在医院进行实习，进行全科医生教育。3年以后就分到社区去，这就是现在的农村社区医生。这一培养模式最早于2006年在嘉定区试点，实行订单、定向培养政策，由上海健康医学院负责开展培养工作。2016年开始转变为“3＋2”模式，就是3年专科学习，2年之后脱产培训为临床医学培养，培养合格后拿到“四证”，就是《助理全科证书》《执业助理医师证书》《本科学历证书》和《本科学位证书》（不是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有这些证书才能上岗。工作就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编制。在待遇上，现在新准入乡村医生是一年收入有10万多元，老乡村医生是4万～5万，去年（2016年）老乡村医生拿到手的大约有6万。现在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乡村医生是同工同酬，偏远地方的乡村医生想到中心城区，或者中心城区想到市里。为了留住他们，就需要采取政府财政的杠杆，现在上海市郊区1名全科乡村医生一个月拿到手的有5 000元额外补贴，奉贤和浦东有这个政策。现在比我们那时候要好得多，有班车接送了，打个电话就出诊，而且现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交通很方便。财政补贴力度很大的，政府除了绩效工资外拿出3 600万作为补贴。
施老的讲述让我们不仅知晓了上海农村卫生人才培养的起步与发展，而且更敬佩施老退休近20年仍然关心着上海市乡村医生在后备人才培养过程，对其政策的变迁和乡村医生的过往与今天都如数家珍。在“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基层医药卫生改革思路下，2016年12月16日，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5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沪卫基层〔2016〕17号），明确并强调要“优化乡村医生队伍结构，落实好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计划。全面实施新乡医助理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培训合格并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注册为助理全科医师。落实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政策。免除的学费、免缴的住宿费和生活费补助由区财政在医疗卫生支出中统筹落实。同时，各区应将纳编、岗位分配等举措与在校学习、执业助理医师考试等挂钩，建立培养环节激励约束机制”，同时还提出“开设新乡医执业通路”“规范开展乡村医生岗位培训”等举措。3月24日上午，我们走访了上海市嘉定区华亭镇双塘社区卫生服务站与毛桥村社区卫生服务站，宽敞的执业环境、完备的诊疗设备、齐全的基本药物，以及“新老乡医”的“师带徒”执业模式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日下午，我们与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基层运行处杨超副处长进行访谈，就乡村医生情况他介绍道：“截至2016年，上海市共有乡村医生3 495人，分为老乡医和新乡医。老乡医身份为农民，没有编制；新乡医通过2006年的订单定向培养已纳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编制管理。目前，本市乡村医生队伍中具有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人数占比68％，新进人员均为定向培养具有大专学历以上的医科院校毕业生。今后要进一步提高老乡医收入水平，加大新乡医培养力度，拓展他们的职业空间。”今后，这一群体未来的路将更加宽广，并最终受惠于千万人民。
在施老所著《乡村医生医德学》一书中，总结了乡村医生医德的重要特征：一是乡土性；二是集各科医生应具有的医德于一身；三是高度的自觉性，即保持“慎独”的职业精神。在施老看来，乡村医生的医德在于热爱农村、热爱农民、扎根农村。无德不为医，不仅是施榕对曾经赤脚医生时期行医经验的提炼，更是对未来乡村医生后备人才的殷殷期望。临行前，施老希望我们能够有机会再到上海，我们也同样怀着一份崇敬之情踏上了返京的旅途。
时间，无影无形的力量，万物生长，花开花谢，在这些亘古不变的轮回中，有的人被时间改变，有的人改变时间。勤劳、执着、坚守，正是施老维系多年的品格，在他个人的行医生涯与栽培人才的过程中赋予了乡村医生这一群体带有“乡愁”的温情暖意，让他们经得起时间的洗礼，并最终见证岁月的光辉。
（选自法律出版社《乡村医生与乡土环境》，201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