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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医疗卫生工作一直是党中央毛主席所关心的重大问题。新中国成立初，中央就确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把“一切为了人民健康”作为社会主义医疗卫生事业的根本宗旨。并很快建立起了面向国有企业职工的劳保医疗制度和面向国家公职人员的公费医疗制度。但由于农村地区面广人多，医疗基础薄弱，医疗保健制度暂时无法覆盖。然而，政府也对农村的流行性疾病如天花、霍乱、性病、血吸虫病、疟疾等进行免费治疗，对贫困户进行减免医药费，但农民基本上还是自费医疗。
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后，以人民公社为中心逐步建立了三级农村基层卫生组织网，对改善农村卫生环境保障农民健康发挥了一定作用。但还是与城镇职工的医疗条件和保障制度相差甚远。
20世纪60年代初，上海的郊区农村在公社一级普遍成立了联合诊所，后来改制为“卫生院”，但人员组成复杂，技术水平低，妇女分娩还是依赖接生婆的原始方式。
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多次强调要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农村，解决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为响应毛主席号召，尽快改善农村缺医少药的落后面貌，党中央决定派遣城市大医院的医生组成巡回医疗队，下乡为农民治疗，顺便为农村培训医务人员。
巡回医疗队的下乡服务确定给广大农民带来的福音，方便了农民在家门口找到好医生看病，医治好了不少疑难杂症，暂时缓解了农村缺医少药问题。然而，医疗队巡回的频率和密度再大，与居住过度分散的农民求医渴望相比，仍无异于杯水车薪。要真正把农村卫生工作开展起来，必须建立一支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医疗队伍。所以，培养乡村基层医务人员的任务就显得特别紧迫。
本文要提到的为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施榕教授，此时正从苏州医学专科学校（简称苏州医专）毕业，分配到上海市奉贤县邬桥人民公社卫生院，经历了农村医疗卫生从起步到发展壮大的全过程。
施榕，1963年从苏州医专毕业，分配到偏僻而贫穷的邬桥人民公社卫生院成为一名农村医生。看到如此简陋的医院、如此艰苦的条件，他立志要改变农村落后的医疗卫生现状。在邬桥行医的实践中，他深深地感到势单力薄。农村要解决农民的健康问题，单靠几名卫生院医生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大量培养大队和生产队医务人员。
一个人的力量根本解决不了农民的缺医少药问题。当时培训赤脚医生也是形势所逼，主要是预防接种任务完不成，当时有许多传染病，需要打预防针，而且许多农民不愿打针，怕引起副反应（发寒热）后影响生产劳动。他要挨家挨户地去动员。当时在农村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灭钉螺、除四害、计划生育、妇幼保健等大量工作无人做，人手紧缺，就萌生了培养不脱产卫生员的想法。
回首50多年行医生涯，他感到很自信和骄傲的莫过于培养了一大批农村医疗卫生人才，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最艰苦的日子里培养了给农民看病的“赤脚医生”，就是那种“拿起药箱就出诊，放下药箱就种田”的土医生，并成为农村医疗队伍中的骨干和中坚力量。
谈到“赤脚医生”，要从一个小故事说起。有一次“三抢”下乡巡回医疗到耀东大队，恰逢农民们在田里插秧，他们嘻嘻哈哈地嚷嚷：施医生，你下来插秧吧！他把药箱放在田埂上，脱掉皮鞋，赤脚下地，与农民们一起插秧。农民们看他真这样做了，又笑着说：施医生，你变成赤脚医生了！从此，“赤脚医生”的称呼就在当地农村传开了（不管“赤脚医生”的称呼如何而来，此故事确有发生，笔者就是耀东大队人士，曾询问过父母辈）。这个情况他向当时县“四清”工作队邬桥分部队长邓旭初（上海交通大学原党委书记）汇报工作时说：我吃“皇粮”领工资，农村卫生员挣工分，他们才是赤脚的医生，我看把各队卫生员抽上来培训一下，就称“赤脚医生培训班”为好。后来邓队长把这个意见向奉贤县“四清”工作总部杨西光团长（市委原委员）汇报请示，得到了杨团长的肯定，邵浩奇副团长（原市卫生局副局长）也十分赞同。后来，全县就开展了大规模的赤脚医生培训工作。
当时由于病人多医生少，又有大量出诊任务，加上路途遥远，交通又不便，所以他提出了“包队医生”制的建议，抽几个医生下放到各个村，蹲点在那里，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真正的打成一片，医患一家，方便及时给群众看病。他则自告奋勇地承包邬桥最偏远的张云村。下去了以后才发现靠一个人的力量要给上千人服务根本无法应付，尤其是预防接种和爱国卫生运动任务繁重，就萌生了要培养几个助手的想法。在大队及生产队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抽了几个有点文化、有点空闲的人。据他自己回忆，他培养的第一个赤脚医生是张云小学老师，叫“仰玲梅”。后来又培养了张云大队会计金伯贤和在部队当过兵的大队放水员许心如。都是没有医学基础的，主要是看中他们有文化又有空闲。指导他们打预防针、简单伤口包扎和几种常见病诊治，开始时叫“土医生培训班”。后来大批量培训土医生时，就沿用了“赤脚医生”的称呼。因为当时的赤脚医生是从农民中抽调稍有点文化的青壮年劳力，不脱产，身份仍旧是农民，仍然拿工分，年终分配时略有工分补贴，是名副其实的赤脚医生。
当时培训内容主要是内外妇儿科，课程设置有理论和操作。因为当时医院没有X线透视及B超等检查设备，所以特别重视“望、闻、问、切”的中医诊疗方法，像胸腔积液等疾病就是靠叩诊确诊的。
那时男性结扎是上海医疗队做的，本来农村接生是土接生婆做的，由于消毒不严，常发生感染。他去了后增设了产科病房，产妇就由卫生院医生负责接生了。记得有个风雨交加的晚上，靠近黄浦江边的渔沥大队有个产妇大出血，他们乘手摇摆渡船过黄浦江，小小的水泥船在狂风暴雨的江面摇晃着前行，整个过程很是惊险。终于到了对岸，救护车已停在岸边，直接送去第五人民医院。这件事对他触动很大，至今记忆犹新，农村亟待改善医疗卫生条件。
时间进入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给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带了生机。1980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业经营单位缩小到了家庭的规模。工分计酬方式不存在了，“赤脚医生”与随之催生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也难以生存。
1985年初，卫生部作出停止使用“赤脚医生”这一称呼的决定，对原来的老“赤脚医生”进行培训考核，合格的将认定为“乡村医生”，取得从医资格后方可继续行医。这批人被称为“老乡村医生”，他们的身份仍是农民，没有国家事业单位编制。
2006年上海郊区率先启动“新一代乡村社区医生”本土化定向培养工作。这就是新乡村医生“1＋2”培训模式，即第一年在校完成基础理论学习并仿真实训下社区见习。第二年、第三年到医院进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习和实习，提高在预防保健、全科医疗、妇幼保健、康复治疗、健康教育、计划免疫、计划生育等领域的医疗技能。经考试合格获得“助理执业医师资格”，方可上岗工作。这批人纳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编制管理。
2016年起进行“3＋2”模式。即3年专科学习加上2年职后脱产培训的临床医学培养模式，着力培育“四证人才”（助理全科证书、助理执业医师证书、本科学历证书、本科学位证书）。“3＋2”模式规范化培训，已成为培养基层医生的必修课程。
纵观农村医务人员称谓的变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轨迹。相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必将迎来突飞猛进的发展。
（王火良）
注：作者为1981年奉贤县卫生学校毕业生，现为奉贤区精神卫生中心医务人员，奉贤区作家协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