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噢，神圣的单纯！人类生活在怎样的天真和虚妄中啊！一旦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就会对此连连称奇。我们是怎样将周遭的一切变得简单明了、自由随意！我们是如何让感觉对一切肤浅之物敞开大门，让思想耽溺于天马行空的联想和错误的推断！——我们是如何设法从一开始就保留无知，以享受生命那难以想象的磅礴恣肆、酣畅淋漓，亦即享受生命本身！而只有在无知那如花岗岩般坚实的地基上，知识才能巍然屹立；求知的意志是以更为强大的求无知、求不确定性、求不真实的意志为基础！不是作为后者的对立面，而是作为其升华！即便语言在此处就像在别处一样无法克服自身的粗鄙，将程度的不同和细微的差别说成对立，即便人类根深蒂固的伪善，扭曲了我们之中智者的话语，我们也能不时心领神会，然后抚掌大笑：正是最高妙的知识试图将我们束缚在这个被简化的，不自然的，伪造的和被扭曲的世界。它义无反顾地热爱错误，因为作为一个生命体，它热爱生活。

2.欢快的绪言之后是庄严的敬告：这是说给最严肃的人听的。要小心，哲学家和热爱知识的朋友们，警惕殉道者的做法！警惕“为真理之故”受苦，警惕为自己辩驳！它会损毁你良心全部的纯真和公正，使你无法容忍任何不同和反对的意见；它会使你在同危险、诽谤、猜忌、驱逐甚至更大的敌意作斗争时变得愚蠢、野蛮和无情，你不得不摆出人间真理守护人的姿态——仿佛“真理”如此幼稚、无能，以至于需要人守护！而你，我亲爱的无所事事的朋友和精神上的阴谋家，就成了众人中那个面露愁苦的骑士！毕竟你心里清楚，众人之中你自己正确与否根本不重要；你知道迄今为止没有哲学家能够被证明是正确的，而你在钟爱的词句和学说（有时是你自己）后面打上的每个问号，或许比你在控诉人和法庭面前作出的所有肃穆的手势和狡黠的答辩，都更为诚实和令人钦佩。不如避开！逃走，躲起来！运用你的面具和手腕，让自己受到误解或是别人的敬畏！别忘了花园，那个有着金色棚架的花园！接近那些像花园一样的人，或是那些让你想起黄昏时分水面上飘过的音乐的人。选择有益的独处，自由、随意、惬意的独处会让你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美好！每一场漫长而隐秘的战争都会让人变得无比恶毒、狡猾和卑鄙！在时刻警惕敌人和可能的敌人中被拉伸的恐惧，让人变得富于攻击性！这些被社会驱逐的人，受到长期迫害和大力追捕的人，还有像斯宾诺莎 和乔尔丹诺·布鲁诺 那样被迫遁世的人，最终都会变成精明的复仇者和恶念的传播者，即便他们顶着最超凡脱俗的伪装，甚至于自己也蒙在鼓中（让我们揭示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和神学基础吧！）——更不用说道德义愤的愚蠢性，它准确无误地表明一个哲学家已经丧失其哲学式幽默。一个哲学家的殉道，他的“为真理之故牺牲”，暴露出他人格中潜藏的煽动者和演员的一面。如果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出于艺术的好奇在审视他，结合众多哲学家的案例，很容易理解那种想偶尔瞥见堕落状态下的他（堕落成“殉道者”，堕落成在舞台和讲坛上豪言壮语的人）的危险欲望。只是有必要澄清我们将要看到的是什么：不过是一场“羊人剧” ，一出放在正剧结尾的闹剧，不过是再次证明那个真正的绵长的悲剧已经结束：假定每部哲学起初都是一部长长的悲剧的话。

3.每个优秀的人都会本能地寻求一座秘密堡垒，在那里他可以摆脱人群、民众和大多数；在那里，置身事外的他可以忘记人类的规则——除非，作为一名卓尔不群的博学之士，他会在更强大的本能驱使下，径直奔向这一规则。任何在和人打交道时没有流露出沮丧，表现出嫌恶、厌腻、怜悯、阴郁和孤单情绪的人，必定不具备精致的品位；但是如果他不去主动承担这份不快而是不断地规避它，坚持安静而骄傲地躲在自己的堡垒里，那么可以肯定：知识不适合他。否则总有一天，他会不得不对自己说：让我的品位见鬼去吧！规则比例外——比我这个例外本身，更有趣！他会选择走“下来”和走“进去”。哲学家对普通人的研究漫长而严肃，其中充斥着的掩饰、自我征服、亲昵和不良结交——和不相称的人结交都可以算作不良结交——构成了他人生经历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并且可能是最令人不快、发狂和失望的部分。如果哲学家像知识最钟爱的孩子那样足够幸运，他就会遇见帮助他完成任务的捷径——即所谓的玩世不恭者，这些人早已看穿了自身的蒙昧、平庸和驯顺，却仍能保持在人前谈论自己的冲动——有时他们甚至在书中打滚，就像在自己的排泄物中一样。玩世不恭是普通人接近真诚的唯一形式；杰出的人必须在玩世不恭面前竖起耳朵，不论它是粗俗还是高雅；而在某个丑角或者科学“羊人”不知羞耻地夸夸其谈时，暗自感到庆幸。当然有时厌恶中会混合着着迷：因为某些不可知的原因，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山羊和猴子有时颇具天分。比如加利亚尼神父 ，这个思想无比深刻、目光无比犀利的人，同时也可能是他那个世纪最肮脏的人——他远比伏尔泰更深刻，因此也更沉默。科学的头颅经常被安到猴子身上，超凡的领悟力常被装配到平庸的灵魂上——这在物理学家和伦理生理学家中比比皆是。不论何时，如果有人以不含私怨、无伤大雅的方式将人类比喻成有两种需求的肚子和一种需求的头脑；不论何处，如果有人看到、寻求和想看到的只有食、色和虚荣，仿佛这些是人类行为真实和唯一的动机；总之，任何时候，如果有人对人类大加嘲讽但并非中伤诽谤时，热爱知识的人就应该认真倾听；只要有人不带情绪地说话，他就应该关注。那些处于激愤状态，不停地用牙齿撕扯自己（或者世界、上帝、社会）的人，从道德上讲，也许确实比那些哈哈大笑、洋洋自得的“羊人”站得更高，但在任何别的意义上，他都更加平庸、乏味和无益，而且愤怒的人比任何人说的谎都更多。

4.人们很难理解我们：尤其当你像急逝的恒河之水一样思考和生活，而周围的人却采取截然不同的方式：他们像乌龟一样缓慢，或者至多是“像青蛙那样蹦跳”——当然我这是在努力让自己难于被理解！——我们应该对旁人委婉善意的诠释表示由衷的感激。至于我们的“好友”，他们总是太懒惰，认为作为好友，他们有权好逸恶劳：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给他们一些误解的空间和自由会好得多——这样我们就可以对他们大加嘲笑；——或者索性摆脱掉这些好友，而仍然保持欢笑！

5.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最难传递的莫过于风格的节奏感，它源自于种族的个性，用生理学上的话说，就是“新陈代谢”的平均速度。有一些以忠实于原文为初衷的翻译，结果不自觉地将原文庸俗化，几乎成为歪曲，就是因为要同时翻译出勇敢而欢快的节奏（它跳跃着将一切事物和词语中暗含的危险抛在身后）是不可能的。德国人几乎无法用自己的语言快速说话，由此可以推断，他们对于表达自由、无拘无束的思想中那些最大胆、愉悦的情绪也大多无能为力。例如歌剧中的滑稽男低音和戏剧中的“羊人”，无论是在形体还是道德上都会令德国人感到陌生，所以阿里斯托芬 和佩特罗尼乌斯 对他们来说是不可翻译的。一切以静止、慵懒、肃穆、冗长和乏味为特征的风格，在德国蓬勃发展——请原谅我指出，即便是歌德的散文，融合了优雅与生硬，也不例外。它是其所属的那个“辉煌年代”的映象，是对“德国趣味”尚存的年代的一种德国式的表达：即道德和艺术上的洛可可式风格。莱辛是个例外，这要归功于他的历史性，他博古通今并且在很多方面造诣很高：他成为贝尔的译者并非偶然，他喜欢狄德罗和伏尔泰，更喜爱罗马喜剧家——在节奏感方面，莱辛崇尚无拘无束，竭力摆脱德国式的拘谨。但即便在他的散文中，德语也无法模仿马基雅维里的节奏感，后者的《君主论》让我们呼吸到佛罗伦萨的干爽空气，并且忍不住要将最严肃的事用最活泼、最轻快的方式表达。其中或许不无居心叵测的艺术家对反差效果的追求——一边是冗长、艰深、危险的思想，一边是飞驰的节奏和恣意的欢娱。谁会冒险用德文翻译佩特罗尼乌斯呢，他在创作、理念、词汇方面比迄今的任何一位音乐家都更深谙快板的精髓——如果我们能拥有他那风一样的轻盈步履，那样的气流和呼吸，那种风的解放性的藐视，以及风的那种让一切奔跑起来而获得健康的力量，所有那些邪恶病态世界中的沼泽，甚至“古代世界”中的沼泽又算得了什么？至于阿里斯托芬，由于他的贡献和补充，我们可以原谅希腊的存在（假定我们非常清楚需要原谅和改观的是什么）。临终前的柏拉图，枕下放的既不是《圣经》，也不是任何一本埃及的书，更不是毕达哥拉斯或柏拉图自己的著作，而是一本阿里斯托芬喜剧。没有什么比这个流传的轶事更能激发我对柏拉图那讳莫如深的行为方式和他那斯芬克斯式个性的思考。如果没有阿里斯托芬，即便是柏拉图，也无法忍受他的人生——那被他否定的希腊式人生！

6.适合独立的人寥寥无几——那是强者的特权。任何人，即便有充分的理由，只要不是迫于无奈而主动尝试独立，就证明他不但是个强者，而且大胆到近乎莽撞的地步。他会从此踏进一座迷宫，在这里，生活本身的危险被放大了一千倍，没有人清楚他是怎样和在哪里迷了路，变得孑然一身，最后被良心的牛头怪 撕成碎片。假使这样的人被摧毁，人们将难以理解、无法感受也不会寄予同情——而他则再也回不去！甚至连人们的怜悯也得不到！

7.当我们最了不起的见解，未经允许就出现在不喜欢它们和不适合听到它们的人的耳朵里时，听上去肯定会像是疯话，甚至是罪恶。哲学家们曾在希腊人、波斯人和穆斯林中分别进行“显白教诲”和“隐微教诲”，发现只要人们信仰等级秩序而非权利平等，二者的区分并不在于“显白教诲”是从外部而非内部观察、评价、估量和判断。其根本区别在于，“显白教诲”是从下面看事物，而“隐微教诲”是从上面看事物！在灵魂的某些高度上，连悲剧看起来也不可悲；即便集合世上所有的惨状，谁又敢确定它们一定会令我们心生怜悯，从而分外悲伤？……在高层次的人看来是营养品的东西，对于低层次和全然不同的人来说可能是毒药。普通人的美德在哲学家身上可能恰恰意味着恶习和缺陷；一个高层次的人可能只有在堕落和毁灭时，才会获得某些令俗世尊奉他为圣人的属性。同样的书，对于不同层次人的灵魂和健康，作用可能正好相反，要看读者究竟是低层次、生命力暗弱的人，还是高层次、生命力强悍的人。在前一种情形下，这些书是危险的，有可能导致人的崩溃和毁灭；在后一种情形下，它们会成为先驱的号角，激励勇者鼓起他们的勇气。给所有人读的书总是令人掩鼻：因为有渺小者的气味吸附在上面。凡是众人吃喝乃至敬拜的地方，都有臭味。谁要想呼吸纯净的空气，就不要去教堂。

8.人年轻时，无论是崇拜还是鄙视，都缺乏分寸，善于掌握分寸是生命最大的奖赏。我们必须为自己用简单的对错来评判人和事付出高昂的代价，也只有这样才算公平。在这段时期，最差的品位，即对于绝对的偏好，总是被残忍地滥用，出尽洋相，直到我们学会在感情中加入一点艺术，甚至冒险尝试一些刻意的东西：就像真正的生活艺术家做的那样。年轻人高涨的愤怒和虔敬，似乎一定要把人和事伪造成他们情感的宣泄对象方才罢休——在这一点上，年轻意味着伪造和欺骗。待年轻的灵魂被失望磨折，最终将怀疑的矛头指向自己，那处于自我怀疑和良心拷问中的自己，依然血性而野蛮。现在它是多么地痛恨自己，它是那么不耐烦地撕扯自己，它要为长期以来的自我欺骗狠狠地报复自己，仿佛这是有预谋的自我蒙蔽！在这一转变中，我们通过不信任自己的感情来惩罚自己；我们用怀疑来折磨自己的热情；事实上，连问心无愧也会被感到是种危险，仿佛这也是一种自我蒙蔽，是正义感开始变得倦怠的标志。最重要的是，我们开始划分阵营，并从原则上与年轻为敌。——十年以后，我们才知道，所有这些仍然是年轻的举动。

9.在人类历史中最漫长的一段时期——即所谓的史前时期——一件行为是否有价值，由它的结果来决定。行为本身及其动机并不在人们的考虑范围之内，就像在中国，儿女的荣辱直接反映到父母身上，人们通过追溯成败的根源来对行为作出肯定或否定的评价。让我们把这个时期叫作人类的道德前期：那时“了解你自己！”这句训诫尚不为人知。另一方面，地球上的某些地方在过去一万年中逐步改变认识，认为决定行为价值的不再是结果而是动机。总体上，这是一件大事，是视野和标准上精进的结果，体现了处于统治地位的贵族价值观和血统迷信所带来的影响，它标志着狭义上的道德时期的到来：这是人们自我认知的初步尝试。人们不再考虑结果而是动机：多么伟大的视角转换！这是在经历了长期挣扎和游移之后才取得的！当然，一种灾难性的新迷信，即狭隘的诠释从此成为主导：一件行为的动机被明确地诠释为意图的动机。人们达成共识，认为行为的价值即存在于其背后的意图的价值。意图被看作是行为的全部动机和背景——正是在这种偏见的左右下，人们进行道德上的褒贬、裁夺和哲学式推究直至今日。可是，伴随着人类新一轮自省和见解的深化，我们今天难道不是有必要再次作出价值颠覆和翻转的决定？我们难道不是应该站在一个被称为超道德时期（这个叫法起初有点贬义）的起点？今天，至少在我们这些“非道德者”中间，出现了一种猜测，即决定性的行为价值恰恰存在于它的非意图部分；而所有意图部分，所有可以被看见、了解和“感知”的部分，仍然停留于它的表层和皮毛——像所有的皮毛那样，它泄露出一些秘密，但隐藏的更多。简言之，我们认为意图只是一种有待诠释的符号，由于表征的对象太过丰富而致使本意丧失。传统意义上的道德，即意图的道德，是一种偏见，一种仓促、苟且之举，类似天文学、炼金术，无论如何都必须被征服。征服道德，某种意义上也是道德的自我征服，就让它作为灵魂的试金石，成为最敏锐、最诚挚和最恶毒的良心长期秘密劳作的代名词。

10.全心奉献、为他人牺牲自己，整套关于无私的伦理都缺乏确凿的论据支持，必须受到严厉的诘问和审判；同样还有宣扬“视角公正”的美学，它被今日的艺术解放运动用来装点门面，以令其心安理得。在“舍己为人”这类情感中存有太多的糖分和妖术，让人不得不起双倍的戒心，自问：“这些会不会是诱饵？”确实，这类情感能够取悦拥有这类情感的人、从中获益的人以及观众，但这并不能提供于其有利的论据，反而提醒我们要戒备。所以还是让我们小心些吧！

11.无论今日我们在哲学上采取何种立场，从任何角度看，这个世界的错误性是我们能见到的最确定无疑的东西——层出不穷的解释诱使我们认为“事物本质”就具有欺骗性。而自觉或不自觉的“上帝代言人”，认为我们的思考本身，即“理性”，要为世界的虚假性负责，这是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选择的体面出路。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包括空间、时间、结构、运动在内的一切，都是一种错误的推断。这样的人有充分的理由对思考产生怀疑：不正是思考本身让我们蒙受更大的欺骗吗？谁能保证思考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说实在的，思想者们的天真令人感动并心生敬意，今天他们依然会走上前去请求意识给予他们诚实的回答，比如它是否是“真的”，比如为什么它坚决拒外部世界于千里之外，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对于“直接的确定性”的信仰是一种道德上的天真，是我们哲学家的光荣：但是，我们不应成为“仅仅是道德的”人！除去道德的层面，这种信仰是一种蠢行，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荣耀！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有人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会被看作是“不良个性”的表现，因此是不明智的。而我们这些人，既然超越了世俗世界及其是非评判，为什么不可以冒昧地说：哲学家，作为目前为止世上受骗最多的生物，有权拥有这个“不良个性”——他有义务抱持怀疑态度，从每个怀疑的深渊狞笑着向外窥探。——请大家务必原谅我用这副幽默的嘴脸来进行表述：长期以来，在对待欺骗和被欺骗的问题上，我学会采取与以往不同的方式进行思考和评判；对于某些盲目抗拒被欺骗的哲学家，我也准备了几句友善的提醒。为什么不呢？认为“真相比表象更有价值”，不过是道德上的偏见，甚至是世界上论证得最差的假定。让我们至少承认：如果没有全面的评估和表象作为基础，根本不会有生命；如果我们像某些哲学家那样，仅凭一腔热情就笨拙地想要废止整个“表象世界”，好吧，假设你可以这么做——但你的“真相”也会化为乌有！说实在的，是什么让我们认为在“真”与“假”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不同？难道承认存在清晰程度上的不同还不够吗，就好比外观上不同程度的深浅和色调，用画家的术语来说就是不同的值？为什么我们的世界不能是虚构的？有人反对道：可是所有虚构的东西都有作者。对此，我们何不简单地反问：为什么？这种“都有”不也是一种虚构吗？现在我们不可以对主语，也像对谓语和宾语那样感到一丝讽刺吗？难道哲学家不应当凌驾于对语法的信仰之上吗？家庭教师们请恕我冒昧，可是现在，不正是哲学同家庭教师们的信仰，决裂的时候了吗？

12.噢，伏尔泰！噢，人性！噢，愚钝！“真相”和关于真相的寻求需要注意。如果一个人以太人性的方式来寻求——“他找寻真相只是为了行善”——我敢打赌，他什么也找不到！

13.假设除我们的欲望和情感世界以外，没有东西“生来”是真的，假设我们不可能上升或下降到除了冲动以外的任何其他“现实”——因为思维只是这些冲动之间的相互联系。是不是可以尝试着这样提问：这种“生来”的东西是否足以提供对所谓客观（或者“物质”）世界的理解？我不是指贝克莱 、叔本华 口中的假象、“表象”或者“观念”，而是和我们的情感拥有相同真实程度的——一种形式更为原始的情感世界，这个世界中的一切仍然处于高度的统一中，然后在有机过程中实现分化和发展（自然也变得更脆弱和敏感），作为一种本能的生命，它的全部有机功能诸如自我调节、同化、吸收、排泄和新陈代谢，仍然被综合绑定在一起——犹如生命的早期形式？——最终，这个实验不仅被允许，而且受到方法的道义的驱策。不要设想有几种因果律，只要拿一种因果律进行尝试的实验还没有被推至极端（到荒唐的地步，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那是一种我们现在无法驳斥的方法的道义——它由“定义”而来，像数学家说的那样。最后，问题变成我们是否真的认为意志是有效的，我们是否相信意志的因果律。如果我们相信——从根本上说，对这一点的相信正是对因果律本身的相信——那么我们就必须试着假设意志的因果律为唯一的因果律。“意志”当然只能作用于“意志”——而不能作用于“物质”（不能作用于“神经”，比如说）。总而言之，我们必须冒险试一下那个假设，即只要发现“效果”的地方，意志就正在作用于意志——而一切机械现象，只要有力活跃于其中，都是意志的力量，意志的效果。——假设最终我们成功地将我们整个本能的生命解释为意志一种基本形式的发展和衍生——即我所提出的强力意志；——假设我们可以从一切有机过程中追溯到这个强力意志，并且能够在其中找到繁殖和营养问题——它们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我们就有权将一切有效力量毫不含糊地定义为：强力意志。从内部观察到的世界，根据其“悟性”描述和定义的世界——只能是“强力意志”而非任何别的东西。

14.“什么？说难听点不就是：上帝被驳倒了，而魔鬼没有？”正相反！正相反，我的朋友！见鬼，谁让你说得那么难听！

15.在我们这个时代发生的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可怕的闹剧，从近处审视则会发现完全是多余的。然而全欧洲高尚而热情的观众，却远隔千里，长久而富于激情地用自己的义愤和狂喜诠释着这场革命，以至于文本在诠释之下消失了。这样，高尚的后代就可以再次误读整个过去，或许只有这样，历史的样貌才可以被忍受。还是说：这一切已经发生？我们自己是否就是那“高尚的后代”？根据我们的理解，这个过程岂不是在此刻已经完成？

16.没有人会因为一个学说仅仅有助于改善人的心情和品德，就认为它是真理。或许可爱的“理想主义者们”除外，这些人为一切真善美的事物激动不已，让各种五颜六色的一厢情愿在他们的池塘里游来游去。快乐和美德并不能令人信服。不过即便思维缜密的人也倾向于忘记，不快和邪恶同样是站不住脚的抗辩。有些事尽管极为有害和危险，却可能蕴含着真相。事实上，这或许是存在的基本特性，即获得关于它的全部真相，会毁掉一个人——因此，一个人精神力量的大小可以通过他所能接受的“真相”的多少来衡量，或者说，他需要“真相”在多大程度上被稀释、遮掩、粉饰、钝化和篡改。无疑，对于某些真相的发现，邪恶而不快乐的人处于更为有利的位置，成功的可能性更大。更不用说那些邪恶并快乐的人——对于这类人，道德学家们只能保持缄默。也许严酷和狡猾的个性在造就坚强、独立的人格和哲学家方面更有优势，而温和亲切、谦恭礼让、举重若轻这些品质在学者身上更受珍视，也更有意义。假设“哲学家”这个概念并不局限于写书的哲学家——或者更糟，就自己的哲学写书的哲学家！——司汤达为具有自由精神的哲学家的形象添上了这最后一笔，鉴于德国趣味，我不得不进行强调——因为它同德国趣味背道而驰。这位最后的伟大的心理学家说：要成为好的哲学家，必须眼光犀利透彻，不受幻象所左右。一个发迹的银行家，具有进行哲学发现的一个必备特质，那就是甄别事物本质的能力。

17.所有深刻的东西都喜欢面具。最深刻的东西甚至憎恶映像和比喻。难道上帝掩饰其羞耻的伪装不正应是某种同羞耻截然相反的东西吗？这是一个可疑的疑问，如果某些神秘主义者没有思考过这些事，反而是奇怪的。有些事情表述起来如此微妙，我们宁可粗鲁地进行掩饰，使其面目全非。有时在富于爱和慷慨的举动后，最明智的做法莫过于拿起棍棒，把目击者一顿好揍，以混淆其记忆。有些人懂得如何混淆和虐待自己的记忆，这样至少可以报复这个唯一的知情者——羞辱感是富于创造力的。令我们最感羞耻的并非是最糟糕的事：面具背后不只有欺瞒——狡猾中有诸多良善。我能想象有珍贵、脆弱之物需要守护的人，在生活中可能表现得粗枝大叶，好像一只陈旧、发绿，上着厚厚铁箍的酒桶——他精致的羞耻感使他不得不如此。一个有着深刻羞耻感的人，他与命运狭路相逢的地方人迹罕至，这种地方连他的至交和邻人也一无所知。他不让他们看到自己的致命之处，以及他重新获得的对生命的把握。这样一个深藏不露的人，本能地用言语掩饰沉默和隐瞒，想方设法规避交流，他需要一个面具代替他进入朋友的大脑和内心游荡，并确保它切实有效。假设有一天他不想再要这个面具，但他会发现面具已经在那儿了——而这是一件好事。每个深刻的人都需要一个面具：不但如此，在深刻思想的周围，面具会不断扩大，这要感谢那不停编织着的谎言，即对于他所说的每个词，走过的每一步，给出的每一个生命迹象的肤浅诠释。

18.我们必须考验自己是否适合独立和掌控；而且必须在合适的时间这样做。我们不应该规避这项考验，虽然它是一个人可能碰到的最危险的游戏，并且我们自己才是最终唯一的裁判。不要成为他人的附庸，即便是你最心爱的人——每个人都是监狱，也是庇护所；不要成为祖国的附庸，即便它正在遭受苦难，亟待援助——既然胜利的祖国很少令人牵挂；不要成为怜悯的附庸，即便怜悯的对象是大人物，我们只是碰巧撞见了他少有的磨难和无助；不要成为一门科学的附庸，即便它用最珍贵的发现作为诱饵，并且看似专为我们而预备；不要成为超脱的附庸，那种鸟类的超然绝尘，为了视野更开阔而越飞越高——这是飞行者的危险；不要变成自身美德的附庸，成为我们某个部分的牺牲品，比如“好客”的牺牲品，这是富有而高尚的人面临的危险中的危险，他们出手阔绰，几乎无动于衷，将慷慨这一美德推至不道德的境地。我们必须知道如何保重自己：这就是独立人格最严苛的考验。

19.一类新的哲学家正在出现：我冒昧地给这类哲学家起个不无危险的名字。根据我对他们的猜测，以及他们允许别人对他们的猜测——他们在本性上希望保留某些方面的神秘——这些未来的哲学家可以被正确地，但也许是错误地，描述为尝试者。这个名字本身也仅仅是个尝试，或者是个引诱，如果你愿意的话。

20.这些未来的哲学家是“真理”的新朋友吗？很可能是：因为迄今为止所有的哲学家都爱他们的真理。不过当然，他们不会成为独断论者。如果他们的真理成为所有人的真理，这对他们的骄傲和品味来说是个侮辱，而这恰恰是迄今为止所有独断论者的隐秘欲望和潜台词。“我的判断是我个人的判断：别人不能轻易拥有它”——一位未来的哲学家可能会这样说。我们必须改掉希望和多数人意见一致的坏毛病。当“善”从你邻居的口中说出时，“善”将不再是善。怎么可能存在一种“共同的善”？这个表述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共同的东西从来就少有价值。最终还是和现在以及过去一直以来的情形一样：伟大的人收获伟大，深刻的人窥见深刻，讲究的人得到战栗和精致。总而言之，罕见的人得到罕见的东西。

21.说了上述这些话后，我觉得没必要再说明，这些未来的哲学家也会成为自由、非常自由的精灵——同样可以肯定，他们将超越自由精灵本身，变得更加高贵、伟大、卓尔不群，根本不会被误认为是任何别的东西。不过这么说了以后，我感到自己有责任——不仅对他们也对作为他们的前驱和先行者的我们，我们这些自由的精灵——从我们所有人身上消除一种古老而愚蠢的偏见和误解，长久以来它像雾霭一样遮蔽了“自由精神”这个概念。在现今的欧洲各国和美国，这个名词遭到一类非常狭隘、封闭和奴性的人滥用，他们想要的东西和我们的意图乃至本能截然相反——更不用说对于初露头角的新型哲学家们，他们就好比关上的窗、插上的门。简言之，他们令人遗憾地属于平均主义者，这些被错误地定名为“自由精灵”的人——是民主趣味及其“现代理念”伶牙俐齿、笔耕不辍的奴隶，这些人都没有孤独，没有属于自己的孤独，他们好心而笨拙，既不缺乏勇气也不缺乏令人尊敬的体面，只是他们不自由，肤浅得可笑，尤其是他们试图在现存的社会形态中找到所有人类失败和不幸的症结的固有倾向：而这正好颠倒了事实真相！他们努力奋斗的目标是绿色牧场上羊群的普遍幸福，即每个人都拥有稳定、放心、舒适和安逸的生活。他们最经常挂在嘴边的两句口号是“权利平等”和“同情一切受苦受难的人”——他们认为受苦本身是需要被废止的。我们，作为这一观点的反对者，在“人”这种植物究竟在哪里和怎样才能生长得最茁壮这个问题上，已经茅塞顿开。我们认为个人的成长总是发生在相反的情形下，他所处的境遇必须变得异常艰险，他的创造力和掩饰力（也就是他的“精神”）必须在长期的压力和约束下演化成精明和大胆，他的生命意志必须被强化为无条件的强力意志——我们认为街道上和内心里都存在的严酷、力量、奴性、危险，以及各色伪装、禁欲主义，实验艺术，各种恶行，人身上所有的邪恶、可怕、暴戾、凶残和恶毒的东西，都能像它们的反面一样，起到提升人类的作用——即便说了这么多，我们也没有说得完全。不管怎样，在我们就这一点发表和未发表的言论中，我们都站在所有现代意识形态和羊群急需品的另一端：或许与之截然对立？难怪我们这些“自由精灵”并不一定是最健谈的人，我们不想透露一丁点儿关于自由精灵享受的自由和受到的制约。至于那句危险的惯用语“超越善恶”，我们用它来避免自己的意思被曲解：我们是和这些可敬的“现代理念”代言人自称的“自由思想者”，或者诸如此类的称谓，不同的人。我们以自由精神的国度为家，或至少曾在那里做客；我们一次次逃离那些散发着霉味的舒适的庇护所；我们曾因偏好、偏见、年轻、出身、邂逅的人、读过的书，甚至流浪的疲惫而羁留于此。对于荣誉、金钱、地位、感官享受中的奴性诱惑，我们充满憎恶；对于悲苦和变化无常的疾病，我们心存感激，因为它们总能将我们从某些规则及其“偏见”中解放出来；我们对身体里的上帝、魔鬼、绵羊和蛀虫同样感念，我们好奇到堕落的地步，穷根究底到残忍的地步，拥有捉住难以捉摸事物的大胆手指，消化不易消化事物的牙齿和肠胃；多亏了“自由意志”的丰盈，我们作好准备从事一切要求敏锐洞察力的工作，以及参与一切冒险。我们拥有正、反两面灵魂，没有人能够轻易参透我们的最终意图，我们拥有前、后双重背景，没有人能穷尽它的边缘；藏在灯罩背后的我们是征服者，尽管我们一天到晚看上去像是继承人、浪荡子、收藏家和经办人，是自家财宝和橱柜的守财奴，在学习与遗忘之间精打细算，在设想上敢于创新，有时为各类数据洋洋自得，有时显得迂腐，有时甚至勤勉得像大白天里的夜猫子。是的，如果有必要，我们还是稻草人——而现在就有这个必要：我们生来就是自身最深沉、最黑暗、最明亮的孤独那宣了誓的、富于妒忌心的朋友——我们这些自由精灵，就是这样一类人！也许你们这些后来者，你们这些新型哲学家，也会有些类似之处？ EUmCOPLEtgN6kHNmx+sMe3omeAOCFTDYC7OgwW/2Y74nwNaSSnF63BogQPO0Si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