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斐尔：乌托邦岛屿中部最宽，约达二百英里。全岛大部分都与此宽度差不了太多，只是两端逐渐尖削呈圆弧形，就像是用圆规画出来的一样，从一头到另一头周围五百英里。因此，你可以将该岛画为新月形状，两角间有长约十一英里的海峡。海水通过这个海峡流入，然后展开成的一个大湖——尽管它看上去像一个巨大的平静水塘，因为它被陆地环绕，完全不受风的侵袭，水面平静，波澜不惊。这样，整个岛国的内部几乎成为一个港口，航船可以驶向四面八方，这对每个人都有用。

港口甚为险要，布满浅滩和暗礁。几乎就在入口中间，有一岩石矗立水面之上，因为高出水面，所以对航行没有危险，其上建有堡垒，常年驻扎守军。但其他岩石都是暗礁，极其危险。仅有乌托邦人才知道哪里的水道安全，因此，没有乌托邦人领航，外国船只实际上不可能进入海湾。即使是本地居民，如果没有岸上的明显标志作为指引，也足够危险的——这些标志一经移位，不管有多少敌军战舰，都将被诱趋于灭亡。当然，在岛的另一边也有许多港湾，但是它们到处都防御极佳，有天然的或人工的防御工程，少数守兵就可轻易阻止强军近岸。

据说，或许你自己实际上也能看得出，乌托邦最初并不是一个岛屿而只是半岛。尽管如此，他被某个名为乌托普的人所征服——由他给这个岛起了个名字——而它过去的名字为萨斯库劳铁——乌托普也负责将岛上未开化的淳朴居民培养成为现在这样，或许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度。他一登上岛屿并控制了这个国家后，立即在本岛连接大陆的一面掘开连接乌托邦和大陆的十五英里的地峡，这样海水就环绕了小岛。担心如果他让当地居民将这样的工程完全干完可能产生怨恨，就让所有士兵也都参与了进去。有了这么多劳力参与，任务完成得异常快速，使大陆一边的人们惊讶失色，他们当初还在嘲笑整个设想呢。

岛上有五十四座壮丽的大城市，语言、法律、习俗和机构设置都一样。它们依据同样的计划来建造，只要地势许可的话，它们都建得看上去完全相同。两地之间的最小距离是二十四英里，最大距离也不超过一天的步行路程。

每个城市每年有三名富有经验的老年公民到艾尔卡索集会商讨该岛的一般事宜。艾尔卡索被看作首都，因为它地处全国中心，全国各地都容易抵达。土地这样安排，每个城市每一个方向都至少有十二英里长的区域，而较远的一面更远些，即两地间能达到的最大距离。每个城都没有丝毫去拓展疆域的欲望，因为它们认为自己是土地的耕种者，而不是占有者。

农村中到处是间隔适宜的农场住宅，配有农具，市民依次到这里居住。每个农户至少居住四十个成年人，外加长期依附的农奴二人，由一对德高望重的老年夫妇经营，每三十户由一名管片员负责。每户每年有在农村住满两年的二十人返回城市，其空额由城市来的另外二十人填补。这些新来者从已经在这儿住过一年因而较熟悉耕作的人接受训练。一年之后，这些受训者又变成了施训者，如此循环。这一制度减少了缺乏粮食的危险。如果大家都是不懂农业生产的新来者，就可能出现缺粮危机。

一般是在农村干两年，这样任何人都不会被迫从事颇为艰苦的工作时间太久，但对那些喜欢农村生活的人——很多人都喜欢农村的生活——可以获得特别许可多几年。农业人员的职责是负责耕地、养殖牲畜、砍伐木材，视方便而定或经陆路或经水路把木材运往城里。他们用巧妙的方法大规模养鸡。母鸡不用孵蛋，人们用同样的温度一次性地大量孵化——结果呢，小鸡一破壳，就把饲养员当作妈妈，跟着他到处跑。

他们养的马不多，也不是真正驯化的，这些马用来供作骑马训练。犁地和拉车都用牛，他们承认牛不如马跑得快，但是乌托邦人说马野性而很少得病。牛养起来省事、费用也少，并且它们超过服役年龄，还可供食用。

谷物仅用来制作面包，因为他们不喝啤酒，仅喝葡萄酒、苹果或梨子酿造的酒，或只喝水。有时喝水时喜欢加上些当地盛产的蜂蜜和甘草。每个城市当局对整个地区每年消耗的食品数量虽然心中有数，但却总是生产出远远超出所需的谷物和牲畜。因此，他们还可有许多剩余为邻市居民分享。

农村里没有的任何物品，都可以在城里得到，因为每个月都有一天假期，很多人都可去城里。你只要要求城里的官员提供你所需要的东西，他就会发给你，不需要任何付款。

收获季节之前，管片员通知城市当局应派遣下乡的人数。这批收获大军就可以如期到达，如果天气晴朗，就可在二十四小时内收割完毕。

但是，我必须再讲述一下有关这些城市的情况。你只要看过一个城市，你就看到过所有的城市了，因为只要当地地形允许的话，它们都建设的一样。因此，这里我就给你举一个例子，以哪一个城市为例都无关紧要。尽管如此，显然要选择艾尔卡索，因为国会在此开会的事实使得它特别受到重视，而且也是我最为熟悉的一个城市，我在那里住过五年时间。

艾尔卡索建在一个不太陡的山坡上，呈现正方形。它从邻近山顶处往下延伸到乌水河，河宽两英里，沿河部分延伸稍长些。

乌水河源头是八十英里上游的一小股水，但由于汇入了若干支流，其中两个支流很大，因此，当它到达艾尔卡索的时候，河水宽度已经达到半英里宽。然后，河面继续加宽，直到抵达六十英里以外的大海。就在城的上边，甚至到城几英里外的上游，每隔六小时有一次潮涨潮落。涨潮时，海水灌入河水达三十英里，充满河床，河水被迫后退。这时，连远至三十英里之外的河水都是咸的，再往上游，咸味逐渐消失，流经艾尔卡索城的河水绝对是淡水。退潮时，河水又流往大海，保持清澈而无污染，直到河口。

该城由一座很好的拱桥与河的另一岸连接，桥基不是用木桩而是用巨大的石头建成。这座桥位于距海最远的地方，因此，并不妨碍船只沿城通航。还有另一条小河，它不太大，但却是宜人的平静和舒缓。它发源于艾尔卡索城所在的那座山，穿过城的中部流入乌水河。这条河的源头就在城外，人们便在外围筑有城墙，以便在外敌入侵时，河水不至于被截断、改道或被放毒污染供水。从水流出的地方到城的较低处，水都由瓦管系统流下来。在不适宜使用瓦管的地方，他们设有容积巨大的雨水池，也一样便利。

城周围建有很厚的高墙，按一定间隔筑有瞭望塔和堡垒。城的三面均有壕沟，没有水，但很宽很深，其中荆棘丛生，难以越过。剩下的一面就是那条河作为护城河。街道布局很好，有利于交通和避免风害。建筑物美观，平台屋顶，面对面建造，整条街上的房屋一字排开。房屋前面有一条宽二十英尺的大路将两边隔开。房屋后面是一个大花园，也和街道一样长，并且完全被另一条街的后面所隔开。每家房屋有一个前门通往街道，和一个后门通往花园。两个门都是双折门，便于推开和之后自动关闭。任何人都可以进去，因为没有一样东西是私有的。这些房子都是抽签分配的，大约十年调换一次。

他们特别喜欢这些花园。他们在花园里栽种果树，包括葡萄树，也有花草。他们栽培得法，事实上，我从来也没有见过如此漂亮而多产的花园。艾尔卡索人热衷于搞好花园，不仅是因为他们喜欢而且是因为街道之间有竞争最好花园的比赛。当然，很难找到任何城市特征能比这给公众带来快乐和实惠的了——这使得我想到园艺就是这座城的建立者特别感兴趣的一件事。

建立者我是指乌托普国王本人，据说是他从一开始就设计了整座城的规划。尽管如此，他将修饰和加工留给了后人去完成，因为他意识到一个人穷毕生精力也不可能完成。根据他们的历史记载，从征服之日起的一千七百六十年都写得非常翔实，最初的房子仅仅是棚舍或者是小屋，使用手头现成的木材草草建造。房子都是泥墙，屋顶呈脊状，由茅草覆盖。但是现在每个房子都很气派，为三层的楼房。墙壁用坚石或涂上泥灰，也有砖砌的，里面填以碎石。坡面的屋顶也抬升为平顶，使用一种特制水泥，虽然极为便宜但却可以比铅板还能抵抗坏天气，也能防火。他们使用玻璃窗防风，玻璃在那里使用很广泛；也有时使用涂有透明油料或琥珀的细麻布代替玻璃装窗。这样，窗子既透明又能起到密封的作用。

现在讲述他们当地的政府体系。人口按每三十户分为一组，每组每年选出一位官员，叫作斯蒂沃德。斯蒂沃德是旧的乌托邦头衔——现在称之为管片员。每十个斯蒂沃德及其所代表的住户设有一个贲慈特，或称之为高级管片员。

每个城市有两百个斯蒂沃德，他们承担选举市长的责任。他们经过严格的宣誓对认为最为合适的人秘密投票。市长必须是从所有选民所推举的四个候选人当中产生。因为全城四个区，每个区提交一个候选人名单给贲慈特议事会。市长为终身制，除非因为他有阴谋想建立暴政而遭废黜。贲慈特每年都要选举，但他们通常不更换。其他所有的任命官员都是一年一选。

如果需要，贲慈特每三天与市长开一次会，商量公务并迅速解决任何私人纠纷，尽管这些纠纷是很罕见的。他们总是邀请两位贲慈特，每天是不同的两位，来参加会议。并且有一个规定，就是任何涉及国家事务的问题，不经过三天的讨论，就不得最后作出决定。在议事会外或在大会外议论公事，就是死罪。很显然，这种措施不鼓励市长和贲慈特共谋对人民专制压迫和变革国家的宪法。正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凡是重要的事情都要提交贲慈特议事会，由贲慈特通知各人所管理的住户，在住户之间开展讨论，然后将其观点报告议事会。偶尔也有事情提交国会。

议事会还有一个规定，当天提交的问题不得在当天讨论决议。所有的讨论都必须推迟到下次参会人数多的会议。否则的话，某人就会未经思考就信口讨论，往往为自己的话辩论而不是为了公众的利益。那种人是以自己的名声来牺牲公众的利益。正是因为尽管听起来荒唐，但碍于面子不愿承认自己的主张可能是错误的——他一开始就应该先想好了再发表意见。

现在讲讲他们的工作状况。他们不分性别，都做一种工作，就是务农。他们从小学农。他们在学校学习农业理论，在附近城市农庄进行实习旅行。他们在那里不仅观看农活是如何做的，还亲自参与做一些农活，作为一种训练形式。

除了我所说的农活作为每个人的工作之外，每个人还得学习一门专项手艺。学织毛衣或织麻布，或者成为泥水匠、铁匠或木匠。那些就是所能用得上劳力的所有手艺。他们既没有水手，也没有裁缝，因为这个岛上的每一个人都身着同类衣服，只按照性别和婚否稍加区别，款式绝不改变。这些衣服看上去很舒服，穿上行动便捷，适合于冷暖天气变化——最重要的是，这些衣服都是自己做的。因此，每个人都学会一种我所提到的手艺，我所说的每个人指的是包括妇女和男子。尽管妇女因体弱给予的工作较轻，像毛织和麻纺，而男子干较重的活。

多数孩子长大都是子承父业，因为他们一般都有这种自然情感倾向。但如果一个孩子对其他某一手艺感兴趣，他就寄养在操他所喜爱的手艺的这个家庭里。当然，他的父亲或是地方当局，都关心替他找一个体面可敬的户主。当你学好一门手艺之后——如果你愿意的话，还可以准许学习另一门手艺。当你两门手艺都学好时，你可以根据你的偏好选择工作，除非另一种手艺对公众更为重要。

贲慈特的最主要事务，其实也是他们唯一的事务，就是要做到没有一个闲员，而且每个人都在从事自己的工作。但也不至于从早到晚从事劳作而筋疲力尽，累得像牛马一般。那只是奴隶的生活——然而这也如同世界上其他各地劳动人民的生活一样。乌托邦人民每天工作六个小时——上午三个小时，然后吃午饭，之后休息两个小时，下午再工作三个小时，接着吃晚饭。他们晚上八点睡觉，睡眠时间为八个小时。一天中的其他时间都随自己支配——不在偷懒和自我放纵方面浪费时间，而是很好地利用时间从事一些适宜的活动。大多数人将这些自由时间花在进修方面，因为每天上午的第一件事是有很多公共演讲。参与听讲的人出于自愿，除非挑选出来从事学术培训的人必须参加。但所有各界人士，无论男女，都挤着去听讲。我的意思是说，不同人去听不同的演讲，正是一种精神鼓舞着他们。尽管如此，如果你想这样做的话，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你将额外的时间花在你的手艺上。许多人就是这样的情况，他们没有做智力活的能力，他们搞自己的手艺还令人羡慕，因为这是符合公共精神的行为。

晚饭后有一小时娱乐时间，或者是在花园中，或者是在公共食堂。根据一年中的时间而定。有的人演奏音乐，有的人只是聊天。他们从来也没有听说过像玩骰子如此愚蠢和令人泄气的游戏了，但是他们有两种游戏，很像象棋。第一种是一类斗数，一个数“吃掉”另一个数。第二种是罪恶和美德之间的战斗，它极为巧妙地显示出罪恶之间彼此倾轧，继而又联合对抗美德。它也显示罪恶反对美德，罪恶如何聚焦力量直接对抗美德，采取什么迂回策略，美德需要什么帮助来战胜罪恶，用什么样的最好方法来阻止罪恶的袭击，以及最后通过什么来决定一方战胜另一方。

但是，为了避免你产生误会，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既然他们每天只需工作六个小时，你可能会认为势必导致货物短缺。相反，那六个小时足够了，能够生产出舒适生活所需的一切，而且还绰绰有余。如果你考虑一下在其他国家完全不干活的人口所占的比例有多大，你就会理解为何会是这样。

首先是所有的妇女，她们占全民的一半。在一些妇女有活干的国家，男子往往闲荡不干活。而且，那伙牧师和大量的所谓宗教信徒，他们干多少活呢？再加上所有的富人，特别是那些称之为贵族和绅士的地主。包括他们家的雇员——我指的前面所提到的那帮武装的恶棍们。最后，再加上那些身强力壮的乞丐，他们假装有病，找借口乞讨。把这些人都算在一起，你一定会惊奇地发现那些为人类生产消费品的人数极少。

现在再想想，在少数劳动者中那些从事必要工作的人又是多少——因为在那里金钱是唯一衡量价值的标准，人们从事数十种不必要的行业，仅仅提供奢侈品和娱乐。即使现有的劳力分配到为满足适宜生活的少数几个行业中，也将出现产品过剩，并使得物价下降，从而使得工人难以靠干活维持生计。但是，如果你让这些所有参与无益劳动的人，和那些所有不工作的懒汉（他们每个人所消耗的别人的劳动的成果就等于两个工人所消耗的数量）都去参加做有益的事情的话，你就很快发现只需要多么少的工作时间便足以生产出生活上需要与便利所必不可少的一切，甚至于也会增加真正又自然的享乐。

乌托邦的事实也说明问题了。这里，每一座城和附近的地区中，凡是身体适于劳动的男女都要参加普通劳动，只有不到五百人免于劳动。这包括斯蒂沃德，他们尽管法律上规定免于劳动，但却自愿劳动以树立榜样。也包括哪些永久免于其他义务的人，以便能够集中精力于学术研究。这一特权自由只有经过教士的推荐以及斯蒂沃德以秘密投票的形式确认后才能获得。并且如果任何做学问的人辜负了人民的希望，他就调回去从事做工。另一方面，往往也会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工人在业余时间辛勤钻研学问，并取得很大进步，他就可以不再从事自己的手艺，提升为学者从事学问研究。

他们正是从这些人当中选出了自己的外交使节、牧师、贲慈特以及市长。过去他们把市长叫作巴桑，现在他通常被称之为侬皮袍。几乎其他所有居民如果都从事工作，而且又都是从事有益工作的话，你就可想而知他们将在不多的几个小时干很多工作了。他们的劳力问题也会减少，因为他们使用比我们更为经济的手段来应对必要的工作。例如，之所以房屋的建设工作通常吸引那么多劳力，是因为人们建起了房子，而不知爱惜财力的后人任其毁掉。因此，下一代人又得再重新建设，这要比保持原有的房子花费的代价肯定要高。事实上，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甲建了一座很昂贵的房子，但随后就不再满足乙的挑剔口味。因此，乙就不把它看在眼里，结果它很快被毁掉了，然后在别处花钱再建一所同样昂贵的房子，但在乌托邦，一切都有国家控制，房子很少建筑在完全新的地方。房子该修的时候，哪怕不能提前维修，也会马上进行维修。这样，他们以最小的劳动代价使房子达到最大使用期限。这就意味着，建设者有时实际上无事可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回到家里锯好木板，准备好石头，以便一旦有房子要建设，可以更快地建起来。

接着我们再来看看他们在衣服上省多少钱吧。他们的工作服都是粗布服装，这种衣服可以至少用上七年。当他们出入公共场合时，他们披上外套遮上工作服；衣服的颜色都一样，都是羊毛的自然色。这样，他们不仅消耗的毛绒世界上最少，而且这种材料的生产成本也最低。因为亚麻布更容易生产，所以也较多使用，但是只要亚麻是白色的和羊毛是干净的就行，他们不在乎纤维精致与否。在其他国家，一个人不会满足于不到五六件丝绸背心，而挑剔的人每人都要十多件。而在乌托邦，一人有一件就很满足了，一件一般都能穿上两年时间。他为何要更多件呢？衣服多了既不能使他更暖和，也不会使他更漂亮。

由于每个人都做有益的工作，工作量就减少到最低限度，因此，他们就不时地积累了大量的物品，可以腾出大量劳力去修补道路。如果没任何事情可干，当局通常就宣布更短的工作时间。他们从来也不强迫人们从事不必要的工作，因为整个经济的主要目的就是给每个人充裕的时间，免于体力劳动，只要是社会所允许。这样，他们就可以培养思维能力，他们认为这是幸福生活的秘诀。

现在，我最好来解释一下他们的社会安排——即社会是如何组织的，他们彼此间如何交往，以及货物如何分配等。社会的最小单位是家庭，它实际上是家的同义词。女孩子长大之后结婚，就嫁到丈夫家，但男孩子每一代都在自己家，并听从于最年长男性家长——除非他年事已高，有年纪第二大的家长接替他。

除了郊区外，每个城市都有六千个家庭。并且为了保持人口的稳定，法律规定每个家庭都不得少于十名或多于十六名成年人，因为他们不好固定孩子的数量。这一法律容易遵行，他们只要把一家中过多的成年人转到较少的一家就行了。如果一座城市的人口过多，多出的人就转到相对人口少的城市去。如果整个岛屿人口过多的话，他们就从每座城市分派出一定数量的人去附近大陆开辟聚居区，那里有很大区域当地居民还没有开垦。这样的聚居区由乌托邦人管理，但如果当地人愿意参与管理也是允许的。当地人参与管理的时候，当地人和移居者联合起来，融为一体，形成共同的生活方式，这对双方都有好处。因为在乌托邦人的管理下，那些过去被认为不能生产出够一方人所消耗的产品的土地，现在很多人都能够生产出足以供两方人使用的产品了。

如果当地人不愿意按照所要求的去做，他们就被从乌托邦人圈定的土地上逐出。如果他们反抗的话，乌托邦人便宣战——因为当一个国家否定另一国家从任何土地上获得营养的自然权利，而原来的所有者自己不使用这些土地，仅仅作为无价值的地产让其荒芜，乌托邦人认为战争是完全正义的。

一旦乌托邦任何城市人口减少，不能从岛上其他地方取得补充而不使其他市的人口减少到最低限度之下（据说历史上这种情况出现过两次，每次都是因为瘟疫流行），他们就把移居出去的人调回来充实。他们的原则就是宁愿丢失新的聚居区，也不愿意丢失乌托邦自身的任何部分。

现在我们再回到他们的社会组织上。正如我前面所说，每一个家庭都由最长的男性当家。妻子从属于丈夫，孩子从属于父母，一般来说，年轻人照顾老年人。每个市都划分为四个大小一样的区，每个区中心有自己的购物中心。任何一户的产品都存放在仓库中，然后根据不同商店的类型分发。当户主自己或家庭需要物资时，他就到其中的一个商店去领。无论他要什么，都允许他拿走货物而不需任何形式的付款，既不付现金，也不需要其他补偿。究竟有什么理由不允许给予他所需的物品呢？一切货物都有充足的供应，因此无须担心有人所求超出自己的所需。一个人知道绝对不会出现物资短缺时，还有什么理由想要储存呢？没有天生贪婪的生物，除非是担心供应短缺。或者就人类而言，贪婪是出自虚荣心，也就是你能够显示一下占有的东西超过他人就比他人好。但这类事情在乌托邦不存在。

这些购物中心包括食品市场，运到这儿的有肉和鱼，也有面包、水果和蔬菜。市外有专门的地方，在那里首先将所有的血迹和污染用流水清洗干净。牲畜的屠宰和尸体的清洗由奴隶来做。他们不让普通人屠宰动物，因为他们认为这会逐渐毁掉人性的恻隐之心。并禁止将不干净的东西或不健康的东西带进城里，因为担心污染了环境而导致疾病。

你沿着一条街走下去经常会走到一个巨大的建筑物，它有自己专有的名字。那就是斯蒂沃德住的地方，他所管理的三十户，左右两方各十五户，在此就餐。负责这些餐厅的伙食人员每天按时到食品市场去，在那里报告注册人数，并适当领取食品。

但是，医院病人最为优先。噢，对了，城区共有四家医院，就在城墙外边。每家医院大约有一个小镇那么大。这样的目的是避免过于拥挤，并有利于传染病例的隔离。这些医院管理的很好，配备有完善的各类医疗设备，护士们很体贴人也很负责，经常有很多有经验的医生，不过没有人是被迫住进医院的，实际上每个人生病时都乐于离家而住院治疗。

尽管如此，一旦医院伙食员拿到医生的订单，所有领取的最好食物都根据注册人数比例平均分配给各个餐厅。只有某些人员给予特殊照顾，如市长、主教、贲慈特和外交使节。对外国人的供应也是相同的——外国人并不多见；但是，当确实有外国人时，则为他们专门提供住宿。

在午餐和晚餐时响起喇叭声，除了那些有病待在医院或者待在家里的人外，整个斯蒂沃德居民在餐厅集合。然而，餐厅开始供应后，你也相当自由地可以从市场上带回食物。因为大家都知道除非你没办法要不你不愿意这样做。我的意思是说，尽管没有规定反对，但没有人愿意在家吃饭。一方面，在家吃饭被认为是很不好的一种形式。另一方面，就在街道旁边的餐厅中既然饭菜如此精美丰盛，一个人却自找麻烦去从事质量差的烹饪，显得也太傻了。

在这些餐厅中，所有粗活和脏活都由奴隶来干，但是食物的准备、烹调、菜单的安排都完全有值班的家庭妇女承担，因为不同的家庭有责任每天提供饭菜。其他成年人根据他们的人数在三桌或更多桌前进餐，男的背靠墙而坐，女的坐在外边，因此如果后来者感到突然不适（如孕妇经常这样），她们可以起身离开到保姆室，而不至于打扰其他人。

我说的保姆室就是留出照料母亲和婴儿的房屋。那里总是生着火并提供充足的清洁用水。还设有许多吊床，因此妈妈可以将婴儿放在床上，或者如果乐意的话，也可以解开婴儿襁褓，让其在火前面玩耍。婴儿总是由其母亲哺育，母亲死亡或生病的除外。万一母亲死亡或生病，斯蒂沃德的夫人就很快找到一个保姆。这件事并不困难，因为任何能胜任这一事情的妇女都乐意做这件事。这种慈善得到人们的普遍赞扬，孩子也总将她看作自己的亲生母亲。

保姆室也是五岁以下孩子吃饭的地方。其他孩子，那些不到结婚年龄的男女，就在餐厅内的餐桌旁等候。如果他们太年幼，就安静地站在那里。以上两种情况下，他们都没有单独的就餐时间，他们都是从成年人的餐桌上获得饭菜。

高桌正中间是一个荣光的位置，它位于大厅尽头的平台上，这里可以看到全体进餐的人。这一桌就餐的是斯蒂沃德和他的妻子，另外还有两个年龄最长的居民，因为就餐总是四人一桌。如果在斯蒂沃德区域刚好设有教堂，牧师夫妇就自然就座于斯蒂沃德席。两旁餐桌都是四位年轻人使用，接下去一桌又是四位老年人使用，整个大厅就是这样安排的。换句话说，年龄相同的人一桌，而又与不同年龄组的人交叉。他们告诉我这样安排，尊重上一辈老年人可以防止年轻人之间的言行失检，因为这些年轻人的一言一行都能够被旁边的老年人看到。

端上食物时，不是从这一头的桌子到另一头的桌子依次提供。他们首先端给那些有明显标记的老年人餐桌，然后再端给其他餐桌。尽管如此，如果某种美味不够全体享用，老年人认为合适的话可以与邻桌的其他人分享其美味食物。这样，老年人受到理所应得的尊重，而每个人最终也都有所得。

午餐和晚餐开始前有一段文学作品朗诵，但内容简短，不至于让听者厌烦。接着老年人以开朗的和略带风趣的方式讨论严肃的问题。但老年人并不是整个席间都自己长篇大论。相反，他们爱听年轻人发言，并故意引出他们的话，以便他们能够考验每一个年轻人的性格与才华，因为在这样一种宽松而又非正式的氛围中年轻人容易显示自己。

午餐时间很短，因为午餐后要接着工作，而晚餐时间倒可以放开些，因为晚餐后接着的是一整夜的就寝，他们认为一整夜的就寝有助于胃肠消化。晚餐时总有音乐，最后提供各类甜点和水果。他们燃香并喷洒香水。事实上，他们尽力使得每一位就餐者过得愉快，因为他们十分相信所有无害的乐趣都是完全合法的。

这就是城市里的生活。在农村，因为大家住处彼此相距较远，每个人都在家中用餐。当然，他们的食物与城里的一样好，因为城里人吃的东西都是由农村生产的。

现在讲述一下旅游设施。如果你想拜访一些其他城市的朋友，或者只是想看看城市本身，你通过申请很容易就会得到你们斯蒂沃德和贲慈特准许，除非你急需待在家里。你将同一批出游者一起出发，持有市长签发的集体护照，上写着你回来的日期。你可以领到一种交通工具，一名赶车驾牛的奴隶照看牛和车。但是，除非旅伴中有妇女，他们多数是不要车的，认为有车反而更加麻烦。你不必带行李，因为你无论到哪里，都和家一样，你想要啥都有。如果你在一个地方超过二十四小时，会要求你去干你那一行，这将受到当地同行的热烈欢迎。

如果你没有护照并擅自越过自己本城辖区而被逮住的话，你就会被不光彩地遣返回家，并将被作为逃亡者给予严厉的惩罚。第二次重犯将被贬为奴隶。尽管如此，如果你急于想到本城郊区游览的话，只要你父亲允许，妻子不反对的话，就不会禁止你。当然，无论在哪里，只有你做过上午或下午的活，才能受到伙食款待。但除此之外，你可以在本城辖区内自由活动。正如你待在家里一样，你正是社会中有用的一员。

你可以看出，不管在哪儿，你总是需要工作。绝没有任何借口可以偷懒。也没有酒店、没有妓院、没有诱惑的机会、没有秘密幽会之处。每个人都看着你，你实际上只好被迫干好自己的工作，并正当地利用好你的业余时间。

在这种制度下，所有的东西都必须丰富，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全体居民平均分配，很显然不可能有任何穷人或乞丐。记住，每一座城市都会派三个代表参加一年一度在艾尔卡索举行的滥套客（Lietalk）会议，或者叫议会。会上他们收集当年的生产详细情况，弄清楚哪个地区的商品生产充足和哪个地区的供应不足，就马上安排一系列调拨以平衡地区供应。这些调拨是单向的交易，不需要回报补偿。但实际上，甲城免费给予乙城的礼物由免费从丙城获得的礼物所平衡。因此，整个岛就像一个大家庭。

他们只有储备有够一年使用的物资时，才认为已经做到了能满足他们自身之需，随后一年会发生什么情况就无所谓了，其余的都出口海外。出口物有大量谷物、蜂蜜、羊毛、亚麻、木材、大红和紫色布料、生皮、黄蜡、油脂、皮革以及牲口。他们把全部出口商品的七分之一送给这些国家的穷人，其他部分则以合理价格出售。这种对外贸易不仅购买了基本进口产品，通常只是铁器，而且还可带回大量金钱。实际上，通过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逐渐积累了大量的金银，多到令人难以置信。因此，他们现在并不介意是售货得到现款，还是用赊欠的办法。其实，他们几乎所有的售货都是使用赊欠的办法。可是他们对于赊欠，并不满足于私人的保证，而是必须由进口地当局签订合法合同，并密封和传递过来。付款日期一到，当局就从所涉及的私人债户收齐欠款存入公库，在提取之前可以作为资金使用。实际上，他们从来也没这样使用过，因为他们认为一个人用不着，而其他人确有用，将钱从别人处取出是不公平的。

然而，如果他们觉得有必要将这批资产的一部分借给另一个国家，他们就收回债款，因此在战时也是这样做的，因为在他们心目中战争是一件积累所有财富的事情。你知道，在任何重要危机和紧急之时，这能够起到保护他们的作用。

这些钱的主要作用就是用来为招募外国雇佣兵提供巨额资金。他们宁可使用这些人上阵冒险，也不愿使用自己人。他们深知有大量钱币也可以收买和出卖敌人，或者使其互怀鬼胎或公开动武而互相残杀。而这就是他们储存大量贵金属的唯一原因，但是他们却不视之为宝贝。事实上说出来有些难为情，担心你们难以置信——我这样担心也有一定的原因，若非亲眼所见，我也不会轻易相信。这在所难免，越是不符合我们思维习惯的事物，就越难令我们相信。正如同他们其他的制度和我们存在极大的差异，他们对待金银有不同的标准也就不足为奇了。乌托邦人自己不用钱，而是储存起来用以应付可能发生也可能永远不会发生的突发事件。

同时，他们只按作为金钱原料的金银本身的真实性质对待它们，不会超过其本身应得的价值——众所周知，金银远不及铁有用。人们没有了铁，就好比没有了火和水，将难以生存。但如果我们没有物以稀为贵的愚蠢概念，没有金银，仍能够轻松生活。然而，自然犹如仁慈而宽容的母亲，已经赐予我们一切最有用的东西，像空气、水以及我们眼前的大地，将空虚无益的东西与人类隔离开来。

倘若金银锁藏在乌托邦一间封闭安全的密室，一般人会胡猜乱想——你知道的，他们在这方面总具有一些天赋——他们会疑心这是市长及议事会的骗人伎俩，企图自己从中取利。当然，乌托邦人也可以将金银制成饮器或其他工艺品。但是，如果将其全部熔毁用作支付军饷，他们知道老百姓是不愿让出这些曾经心爱的东西的。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乌托邦人想出了一种符合他们习惯规范的制度办法，和我们对待金银的态度截然不同——他们并非视黄金为珍宝。除非你亲眼所见，否则无法相信。这个制度规定乌托邦人的饮食用陶器及玻璃器之类制作精美而价格低廉的器皿。然而，金银也是常规材料，无论是公共厅馆还是私人住宅，主要制成粪桶溺盆之类的用具。再则套在奴隶身上的链铐也是取材于坚固的金银。因犯罪而成为可耻的人需要戴着金耳环、金戒指、金项圈以及一顶金冠。事实上，乌托邦人就是这样千方百计使金银成为可耻的标志。也就是说，一旦拿走他们身上的金银，没有人会感到有所损失，而不是像其他民族失去金银会万分悲痛，心惊胆战。

乌托邦人对待珠宝也是同样的态度。他们在海滨捡珍珠，在某些崖壁上采翠玉钻石——但他们从不刻意寻找这种东西。但是，如果他们偶然碰到，会将它们捡回去打磨加工一番，给孩子们做装饰品。刚开始，幼小的儿童会颇为得意拥有此类珠宝，等他们长大以后会明白这些东西只是托儿所的玩物，便将其扔掉，这种行为不是出于父母的劝告，而纯粹是由于自尊心——就如同我国的儿童一旦成人也扔掉洋娃娃、弹球以及护身符。乌托邦特别的制度也产生了相应奇妙的结果，浮莱图安外交使节的例子令我印象深刻。

这些外交使节到达艾尔卡索时，我正在那儿，因为他们有重要的事情前来商谈，所以乌托邦每座城市已派有三位议会代表在此等待会见。曾经到过这里的使节都很了解乌托邦的风俗习惯，知道华服盛装不受重视，穿戴丝绸会受到鄙视，黄金是可耻的标志，所以这些外交官来时总是穿得合乎场合地朴素。可是浮莱图安人住在遥远的地方，和乌托邦人平时很少来往。他们只听说过在乌托邦大家穿着一样的衣服，而且料子粗陋——便认定乌托邦所不用的东西是因为乌托邦人没有这些东西。所以这些高傲的人决心用豪华的装束把自己打扮成天神一般，让穷酸的乌托邦人在珠光宝气的装扮前眼花缭乱。

当使节团到达乌托邦，虽然只有三位使者，却跟随了一百名随从，无不穿着艳丽，大部分用丝绸制成。三位使节本人在自己的国家是身份显贵的，所以穿的金锻，戴着重金项圈及金耳环，手上还有金戒指。他们的帽子上装饰着成串的珍珠及宝石。事实上，他们装扮自己的全部饰品恰恰是乌托邦人用来处罚奴隶，污辱罪犯，以及逗孩童开心的东西。

当然，任何细节我都不会错过。这三位使节把自己身上的华丽盛装和涌到街头看他们走过的乌托邦人的衣服相比时，更洋洋得意起来。但实际情况并非他们所预料的那样受重视，反而令他们很失望。在乌托邦人看来，除了那些少数因事出过国的以外，这种华丽的排场是丢脸的。因此他们把使团中最下等的仆从当作主人来敬礼，却完全无视使节本人，把使节们当成了戴着金链的奴隶。

是呀，你还可以发现，那些已经扔掉珍珠宝石的稍大一些的孩童看见这些使节帽子上镶有珍珠宝石，都轻推他们的母亲。低声说道：

“快看呀，妈妈，多么大了还戴珍珠宝石，怎么像个小孩子呀！”

母亲们非常严肃地回答道：“小声点，孩子！我猜他可能是外国使节身边的小丑吧。”

许多乌托邦人对那些金链子很不满。

“我看那些金链子不好用，”有人说道，“看上去太细了，很容易就被奴隶挣断了，而且太松了，奴隶可以随时挣脱逃跑呀！”

这些使节在乌托邦住上一两天后，发现情况有些不对劲。乌托邦金银无数，毫不值钱，被看作极其卑贱的标志，与他们自己珍视金银的情形恰恰相反。他们看到了一个逃亡的奴隶身上所戴的金银链铐比他们三个使节一起佩戴的金子还要多。因此，他们不再炫耀，并对自己感到羞愧万分，脱下自己傲慢华丽的服饰，尤其是和乌托邦人亲切交谈后，他们更加了解那里的风俗和见解了。比如，乌托邦人很不理解，一个人可以仰视天空中群星乃至太阳，为何仍喜欢小小石头的闪闪微光。他们也不明白为何有人因为自己身上穿的是细线羊毛衣，就料想自己比其他人更加高贵。毕竟不管羊毛质地多么细，起初都是出自羊身上，且他们认为这东西再好也不过就是一只羊。

同样，乌托邦人也不理解本身毫无用处的黄金何以在世界各地目前如此受重视，甚至比活生生的人还要珍贵，而黄金的价值是由人创造，黄金本身也只是供人使用的。结果是一个木头脑袋的傻子，不正直，不懂事，只因为他拥有非常多的金币，就可以奴役大批聪明人和善良的人。同样，如果由于时运不济或是某种法律骗局（这种骗局如运气一样易使贵者贱者角色互换），之前的黄金从其主人手中转到他全家最卑微的杂役手中，这个主人无疑不久会去伺候他的旧仆人，似乎他是金钱的附属品，成为了自己仆人的仆人。但是更让乌托邦人感到惊奇而且也憎恨的是，某些人疯狂地崇拜富人，并非因为他们自己欠富人的债，或受富人的权力掌控，却仅仅因为他们富有而崇拜，尽管他们很清楚富人吝啬小气，只要还活在世上一天也不会分给他们一分钱。

乌托邦人形成这些见解一方面来自于他们成长的社会制度，因为完全不同于上面说的那种愚昧无知，也来自他们的阅读和教育。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学生都可免除其余一切工作全日学习，只有每个城市极少数从小天资聪颖爱好学问的人可以专门从事学术工作。然而所有孩子都接受基础教育，大部分公民，无分男女，都可以利用上文提到的体力劳动后的剩余时间进行学习。他们用本国语言学习各科知识，这种语言既拥有丰富的词汇，发音也悦耳动听，又极富表现力。在这个小世界的每个角落，人们都说着相同的语言，只是在其他各地或多或少运用不同程度的形式而已。

我们来到乌托邦以前，他们对任何欧洲著名的哲学家一无所知。但是在音乐、逻辑、算术以及几何各个领域，他们发现的原理就几乎赶上了我们早期的哲学家。然而尽管他们在其他多数学科方面可以和古人相提并论，但他们远不如我们现在的逻辑学家成就斐然。比如，我们的儿童在《逻辑入门》这一科中普遍要学习了限制、扩大、假定等我们独创出的各条规则，但乌托邦人还未发现其中的任何一条。关于“再概念”乌托邦人也未曾思考，甚至都无从认出人本身作为一般化的概念。现在如你所知，这样的人比任何巨人还更巨大，虽然我们解释的非常清楚，但他们还是无法理解。

另一方面，乌托邦人是天文学方面的专家，发明了多种仪器，可以精确测定日月以及他们所在半球能见到的各种天体的位置及运行。而对于占星学的星辰相生相克和根据星辰占人或所有的骗人把戏，他们视为怪诞胡说，做梦也没有想过去研究。

他们从长期实践总结的确切征兆，可以预测风雨及其他一切天气变化。如上述各种现象的起因，潮汐何以形成，海水何以含盐，总之，关于天体和宇宙的起源及本质，他们的论点和我们古代哲学家的论点大致相同。和我们古代哲学家相互之间有一定程度分歧一样，他们之间对问题的理解也存在分歧，共同创建全新的理论的学者，彼此也会秉持不同的意见。

在道德层面上，他们的争论和我们相同。他们区分了心理、生理以及环境这三类“善”。他们同样疑惑“善”这个名称是指这三者呢，还是仅仅是心理的特性。他们讨论美德及快乐，但主要的争论的是人类幸福的本质依赖于一个因素还是多个因素？关于这个问题，他们似乎过分倾向于享乐主义的观点，认为快乐是构成人类全部幸福或主要幸福的因素。尤其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竟援引宗教为这种放纵的学说作辩护，而他们的宗教原则即使不冷酷无情，也是认真严肃的。可以看出他们所讨论的幸福问题总是与哲学的理性和宗教的原则相关联，否则理性本身就无法定义真正的幸福。

这些原则首先认为每一个灵魂都是不灭的，是上帝创造的，灵魂生来注定享有幸福。其次，我们行善修德，在另一个世界将有所回报；我们为非作恶，死后将受到惩罚。这些固然是属于宗教的原则，然而乌托邦人主张，人们承认这些原则是出于理性。一旦你不遵守这些原则将会怎样？乌托邦人便毫不迟疑告诉你，无论多么愚笨的人都知道该如何做。你应当全力追求自己的快乐，不必顾虑对错。只不过你须力求不要贪图小的快乐而妨碍大的快乐，也不要贪图会招致痛苦后果的快乐。如果没有渴望得到的事物，何需追求严峻艰苦的德行，放弃人生的甜蜜，刻意忍受痛苦呢？乌托邦人认为这是极不明智的行为。如果没有任何好处，死后未能得到补偿，又何必一生过不快乐、悲惨的日子呢？

乌托邦人并不把每一种快乐都视为幸福——只有更高层次的快乐才能称为真正的幸福。他们也不把拥有美德视为幸福的源泉——除非这种思想与众不同。通常人们认为美德促使我们的自然本性走向幸福，正如走向至善一样，即遵循人的本性，上帝创造我们就是要我们这样生活。但是，这包括遵循人的天性，在自己的喜恶方面服从理性。而理性也教导我们，首先是人们要对全能的上帝有爱意和尊敬，因为是上帝创造了我们并使得我们能享受幸福。其次，理性劝告人们尽量过舒适快乐的生活，并帮助其他同伴也过上这样的生活。

事实上，就算是最严厉的修道者对快乐的指责也会有某些矛盾的地方。他虽然叫人经历充满苦役、睡眠不足和不够舒适的生活，但同时也劝导人尽力减轻他人的痛苦和贫困。他把改善人们生活处境的努力视为值得赞扬的人道主义行为，因为没有什么比减轻他人的痛苦，结束他们的悲哀并使他们重获生活的乐趣即追求快乐的资格，更加符合人性或更加符合自然。因此，为什么我们不遵循自然同样对待自己呢？

或者，享受生活即体验快乐是坏事，那么你不应该帮助别人追求这样的生活，而应该尽量将所有人从这种可怕的命运中解救出来——抑或，享受生活对别人来说是好事，且不只是你的专权，而应该使别人也能够享受生活，既然如此为什么自己不首先享受生活呢？毕竟，你不仅仅要对你身边的人负责，还要对自己负责，而且，大自然要你善待他人的同时并不会转过头来要你苛待自己。所以乌托邦人认为享受生活——即快乐——是大自然指示人们追求的目标，乌托邦人认为美德就是遵循自然规律。然而，大自然还要我们在追求快乐的生活时互相帮助，这样做的理由非常充分，因为没有谁能成为大自然唯一眷顾的对象，大自然对所有人都是一视同仁的。因此，大自然告诫我们，追求自身利益不能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代价。

在这个原则的基础上，乌托邦人认为不仅要遵守私人之间的合约，还应该遵守有关生活物资——即获得快乐的物质的分配的公共法令——这些法令或是由贤明的当政者正式颁布的，或是由未遭受任何形式的暴政和欺骗的人民一致通过的。他们认为，在法令允许的范围内追求个人利益才是明智的，另外，还要照顾公共利益，那是道德上的责任。为了使自己快乐而剥夺他人的快乐是不公平的，而将自己的快乐分加给他人是一种人道主义行为，这样做你得到的快乐将比你失去的要更多。一方面，对方通常会将利益回报给你。另一方面，由于做了好事帮助他人得到他人的喜爱和善意所产生的精神上的满足感远比失去的那一点点物质上的快乐要多得多。最后——信仰宗教的人很容易接受的观点是——上帝会给予我们永恒的大快乐来奖励我们放弃短暂快乐的作出的小小牺牲。因此，他们认为，归根结底，快乐是人类所追求的最根本的幸福，甚至包括道德行为在内。

乌托邦人认为快乐就是一种自然而然感到愉悦的身心状态或活动。在这里关键词是“自然而然”。他们认为，我们的理性和本能都驱使我们通过自然的途径享受快乐，这种快乐不会伤害他人，也不会妨碍更大的快乐或造成不良后果。然而人类却愚蠢地将本不是快乐的事物称之为快乐——好似改变定义就能轻易地改变事实一样。现在乌托邦人认为，这种事物不但不能带来快乐，反而使快乐成为不可能得到的事物——因为，一旦你适应了这种所谓的快乐，你将无法追求真正的快乐，而只是沉迷在虚幻的快乐中。这些事物本身通常并不能带来快乐，事实上大多数只会带来不愉快。可是由于不良诱惑的驱使，这些事物不仅成为了生活中最重要的快乐，甚至成为了生活的主要原因。

在追求虚假快乐的人当中，乌托邦人把我先前提及的那类人也包括在内，他们自以为穿了比别人更高级的衣服就高人一等。事实上他们在认为自己的衣服高级和自己高级这两方面都错了。从实用的观点来看，为什么穿着细毛线就比粗毛线好呢？但他们却认为细毛线当然更加高级，穿上这样高级的衣服他们就身价倍增。因而他们觉得自己有资格享有原本穿着不甚考究时所不敢觊觎的尊敬，倘若受到怠慢，他们就会愤怒不已。

谈到尊敬，看重空虚无益的尊敬不也是非常愚蠢么？别人对你脱帽下跪能给你带来什么真正的快乐呢？这能够治好你膝盖上的风湿病或者减轻你的头疼吗？当然，很多相信这种虚假快乐的人都认为自己很“高贵”并非常自负。而现今，那仅仅意味着他们有幸出生在世代富有的家庭而已，尤其是富有地产的家庭。但即使他们未曾继承到上述遗产，或早已将所继承的财产挥霍一空，他们仍然认为自己很“高贵”。

还有另一种我先前提到的人，他们贪爱珠宝，如果他得到某种稀世珍宝，尤其是当时在他的国家最值钱的珠宝，他们就会快乐似神仙——因为同样的宝石在不同的地方和时代具有不同的价值。但是他们唯恐被表象所蒙蔽，所以不取下所有镶金的外壳仔细检察宝石的本色他们是绝不会购买的。而且还必须要珠宝商郑重地保证并写下书面担保，确认宝石是正品才肯购买。但是我亲爱的先生，如果你无法辨别真假，那么假货何以无法像真货一样给你带来快乐呢？就好像对一个瞎子来说——真货和假货对你来说没有任何区别！

而现在，那些以聚集多余的财富为乐，不为别的只为欣赏的人又如何呢？他们的快乐是真正的快乐还只是虚假的快乐呢？另一种疯狂的人，他们把金子埋藏起来，永不使用，并且可能永远都不再过目。实际上，在他们担心失去这些金子的时候却刻意地使自己失掉了这些金子——因为这些金子埋在地下之后，既对金子的主人没有任何益处，也不可能对别人有任何好处，这样一来不是失去又是什么呢？然而，他却以收藏金子为乐。因为这样他似乎就不必为丢失财物而担心了。但是，假如那些财物被盗，而财物的主人十年后在不知财物被盗的情况下去世了，在财物丢失的这十年期间他照样活得好好的，那么在这十年当中这些钱财在与不在对他来说又有什么分别呢？这些钱对他来说毫无用处。

乌托邦人认为，沉迷于这类愚蠢的快乐的人还包括赌博——这是一种乌托邦人听说过但从未实践过的愚蠢行为，以及打猎和鹰猎。乌托邦人不明白，在桌子上掷色子有什么乐趣？而且，即使一开始有乐趣，那么整天玩也总该厌烦了吧？而听到一群猎狗狂吠大叫，除了令人反感外，又有什么乐趣可言呢？为何看见狗追兔比看见狗追狗更让人开心呢？

如果奔跑能使你开心的话，那么这两者的本质是一样的。但是如果你真正的乐趣在于杀戮并眼看一只动物在你面前被撕碎，那么，看到一只弱小无辜的小兔子被一只凶残的狗吞食不是应该让你感到同情才对吗？

所以，乌托邦人认为打猎有损自由人民的尊严，并将所有的打猎活动交给屠夫，我在前面说过，屠夫是奴隶。在他们看来，打猎是屠宰工作中最卑贱的一部分，因为屠夫的其他工作比打猎更实用更值得尊敬。普通的屠夫比猎人更加有节制地宰杀牲畜，他们只在必要的时候才宰杀，而猎人却以残杀可怜的小动物为乐。乌托邦人认为，除非生性残忍或者由于经常干这种野蛮的事而变得残忍，否则即使在动物之间也不会有如此血腥的杀戮。

有许许多多类似的事情通常都被当作快乐，但是乌托邦人却深信这些算不上真正的快乐，因为这些事物的本质上没有令人快乐之处。很多人的确从这些事情上获得了享受，而享受似乎就意味着感官上的快乐，但是这个争论动摇不了乌托邦人的信念。他们认为这只是坏习惯导致的主观反应，这种坏习惯使得人把不快乐的事当成快乐的，就好比孕妇有时口味坏了，会觉得板油或松节油比蜂蜜还甜。然而无论坏习惯或病态对人的判断力影响有多坏，都改变不了快乐的本质，就如同改变不了其他任何事物的本质一样。

他们把真正的快乐分为两类，精神上的快乐和肉体上的快乐。精神上的快乐包括获取知识和追求真理所获得的满足感，还包括对美好生活的回忆和对未来幸福的展望。肉体上的快乐又分为两种。第一种能让人充分感受到快感。这种快感可能是由身体消耗掉的自然热能得到补充替换所带来的，比如当我们吃饭或喝水时感到的快乐；也可能是由排泄体内一些过剩物质所带来的，例如大便、性交或任何能够减轻疼痛的摩擦或抓挠。然而，还有一种快乐，它既不来自于满足器官的需求，也不来自于减轻先前提到的不适。它以一种神秘的却又明显的方式直接触动我们的感官，占据人们的感应。这就是音乐带来的快乐。

第二种身体的快乐来自于身体的平静和协调的运作——即不受任何疾病干扰的健康的身体状态所带来的快乐。即使没有外部引发的快乐，没有精神上的不适就能给人愉悦的感觉。当然，和吃喝所带来的原始的快感相比，这种快乐并不那么明显，也不会给人以强烈的感受，尽管如此，这种快乐常常被认为是生活中最大的快乐。几乎所有的乌托邦人认为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快乐，因为，健康是其他一切快乐的基础。只要有健康，就能享受快乐的生活，如果没有健康，就谈不上其他快乐。然而，失去了健康但不觉得痛苦的人，乌托邦人认为他们并不是快乐，而是麻木。

一些思想家通常主张，和谐平静的健康状态不能称为快乐，因为只有在与它的对立面相比较时才能够察觉它的存在——是的，他们对这个问题作了彻底的研究。但这个理论已经是陈旧的观点了，而现在，几乎所有人都赞同健康确实是一种快乐的观点。有这样一种争论——疾病带来痛苦，痛苦是快乐的大敌，而疾病是健康的大敌，所以健康带来快乐。他们认为不论你说疾病就是痛苦还是说疾病带来痛苦都不重要。两者的结果是一样的。同样，不论你认为健康就是快乐，或者健康带来快乐，就如同火必然带来热一样，所得出的合理的结论就是：拥有健康体魄的人才能享受快乐！

此外，他们还说，我们吃东西时，是这么回事。我们衰退的健康借助食物的力量打败饥饿。渐渐地，健康开始获胜，并且身体在这个过程中恢复了元气，并感受到使我们神清气爽的愉悦。现在，既然健康享受这种战斗之乐，那它能不为胜利而喜悦吗？或者我们设想，当健康最终恢复了固有的活力——它一直为之战斗的目标——难道它就立刻昏迷，对自己的胜利毫无意识或不加利用吗？对于除非通过它的对立面，否则健康就无法被感觉到的观点，乌托邦人认为这种说法是完全不实的。每个人都能很好地意识到健康，除非他麻木不仁或已病入膏肓。即使最迟钝最冷漠的人也会承认健康的愉悦——愉悦不就是快乐的同义词吗？

乌托邦人尤其喜欢精神的快乐，他们认为那是最重要的，并将这种快乐归因于良好的品行和问心无愧。他们最为推崇的肉体上的快乐是健康。当然，他们主张吃饭、喝水以及诸如此类的享受，但这些享受都只是为了促进健康，因为就这些享受本身而言没什么快乐——只是这些是抵御疾病侵袭的方法而已。他们认为，一个明智的人宁愿保持健康而不愿寻医问药；宁愿感受快乐，而不愿寻求安慰。同样，与其沉溺于这种快乐，还不如不要这样的快乐。因为，如果你认为这类事物能使你快乐，那你就得承认你所认为的非常幸福的生活就是不断地饥饿、口渴、发痒，然后不断地吃、喝、擦和挠——这显然会是最不愉快、最令人厌恶的生活。毫无疑问，这些快乐是最低级的快乐，因为它们非常不纯。例如，吃饭的快乐总是伴随着饥饿的痛苦，且两者比例也不平衡——因为痛苦更加强烈也更加持久。它产生于快乐之前，直到快乐和它一同消失它才停止。

所以，除非必要，乌托邦人并不过多追求这类快乐。然而他们也还是享受这种快乐，并对大自然母亲充满感激，因为她鼓励她的孩子成就了日常生活所需的一切美好的事物。试想假使我们每天用来治疗饥渴的东西，就像治疗疾病的苦药一样，生活该多么乏味！

乌托邦人珍视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特殊礼物，诸如美丽、强壮以及敏捷。他们也喜欢视觉、听觉和嗅觉上的快乐，这些是人类所特有的——因为其他任何生物都无法领略世界的美好，除寻找食物之外无法闻到任何气味，也不能区别和谐与纷争。他们认为这些是生活的调味品。

然而，他们在这一切事物中遵守这样的规定，不因小快乐而妨碍大快乐，且不因快乐而引起痛苦——他们认为不道德的快乐必然招致痛苦。但是，他们从来不去想象轻视自己的美，损耗自己的体力，把敏捷的身体变得迟钝，用绝食来损坏自己的体魄，毁掉自己的健康，或摒弃大自然的其他任何礼物，除非他们这么做是为了给他人或社会谋福利，期望上帝回报他更大的快乐。因为他们认为以虚假的名声折磨自己是非常荒谬的，这种虚假的名声不能给任何人带来好处，或者是为了锻炼自己，使自己能够抵御永远不会到来的灾难。他们认为这样的行为纯粹是一种自我毁灭，也是对大自然忘恩负义的表现——犹如，拒绝大自然的恩赐是因为不屑于从大自然获得任何东西。

好了，以上就是乌托邦人的道德观，并且，他们认为如果没有神明的启示，人类理智不可能想出更正确的观点。我们没有时间去探究他们的观点正确与否——事实上也没必要去探究，因为我的任务就是描述他们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为其辩护。

但有一件事我确信无疑。不管你们对他们的观点抱有什么样的看法，世上再也找不出比他们更繁荣的国家或更优秀的民族。身体上，他们非常敏捷，充满活力，比他们的体型所显示的更加强壮——而你不能说他们个子并不矮小。他们的土地并不很肥沃，而且气候也并不是非常好，但通过平衡的饮食，他们建立起了对恶劣气候状况的抵御机制，并通过精心耕作改善土质。其结果是，乌托邦人打破了粮食和牲畜产量的所有纪录，他们是世界上寿命预期值最高，且发病率最低的。因此，通过科学方法，他们在原本贫瘠的一个国家中创造出了奇迹。他们的才能不仅仅局限在耕作上。你还会发现他们将整座森林连根拔起然后种植到别处，这不是为了增加产量，而是通过将树林种植在靠近海、或河流、或城市，方便木材的运输——因为通过陆路运木材比运粮食更加费劲。那里的人既亲切又聪明，富有幽默感。虽然他们喜欢轻松的生活，但必要时，他们也能参加辛苦的体力劳动。除非他们不怎么喜欢这种劳动——但他们对用脑子的活从不感到厌倦。

我向他们谈起希腊文学和哲学时——由于我不认为拉丁语中有什么让他们特别喜欢的东西——他们非常渴望在我的讲解下学习原作。于是我开始给他们上课，起初只是因为我本不愿拒绝，并没有期望能取得什么成效。但很快我便意识到，有如此勤奋刻苦的学生，我的努力不会白费。他们在字母和发音的学习上毫无困难，记忆东西如此之快，背诵的如此流利，如果不是我知道自愿学习课程的学员都是通过议会批准的成熟的优秀学者，我会觉得这简直是一大奇迹。所以，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他们精通了希腊文，并且，他们能毫不费劲地阅读任何名家的作品，除非原文中有错误。

我推测希腊文和他们的语言有某种相通的地方，所以他们觉得希腊文很容易掌握。要知道，我不禁在想他们肯定是希腊人出身，因为尽管他们的语言更像波斯语，但其中的地名和官名都保留有希腊文的痕迹。我赠送给他们一些希腊书籍——因为在我第四次出航时，我打算长期不返航，也许干脆再也不返航了，所以，我在船上装了满满一大箱子的书，而没装出售的货物。我给了他们许多柏拉图的著作，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更多，还有西俄夫拉斯塔斯的关于植物的书——但遗憾的是，这本书被严重损坏了，由于我在航海途中疏于保管，被一只猴子发现，它将书拿去玩耍，东扯掉一页，西扯掉一页，并将它们撕碎了。我带给他们的唯一一本语法书是拉斯卡里斯的，因为我并没有把狄奥多的书带来，而词典我也只给他们带了黑西基阿斯和代俄斯科里提斯的。他们也读普卢塔克的作品，这是他们最喜爱的作家，同时，他们也发现琉善的作品妙趣横生。诗歌方面有以亚里士多芬、荷马、和幼里披底斯为代表的作品——对了，还有索福克里斯的作品——用小号阿尔德排版的，历史方面，有修西得底斯和希罗多德的作品，更不消说赫罗提安的作品了。

我的朋友汤米罗德也带来了一些医学方面的书，有希波格拉底一些短文以及伽林的《小技艺》。乌托邦人很重视这些书，因为，虽然在世界各国中，乌托邦对医药的需求最少，但乌托邦人最尊重医药。他们认为医学是最有意思也是最重要学科中的一种——而且，在他们看来，对自然的探索不仅是一个愉快的过程，更是博得造物主赞许的最佳方式。因为他们设想，造物主就如艺术家一样，将宇宙不可思议的系统呈现在人类面前让人去观察——因为只有人类才有能力理解它——想必造物主一定特别喜欢仔细观察并赞赏他杰作的人，而不是那种对他的杰作视而不见，像低等动物一样在令人惊叹的奇观面前无动于衷的人。

他们通过将经过锻炼的智力运用到各学科，变得非常善于发明各种运用在日常生活中的物品。但是，有两种发明他们还得感谢我们——虽然大部分还是要归功于他们自己。因为当我们给他们看阿尔德用纸张印刷的书，并谈起一些有关印刷和造纸时——由于我们对这两门技术也知之甚少，我们没法对这些做很正确的解释——他们立刻非常聪明地推测出这些是怎么完成的。在那之前，他们只会制造皮革、树皮、或纸草手本，但现在他们立即开始造纸和印刷样本了。一开始他们并不太成功，但经过反复试验之后，他们很快便完全掌握了这两门技术，如果不是缺少原著，他们恐怕早已拥有所有的希腊书籍。实际上，他们只有我刚才提到的那些书，可是他们已经将这些书印刷出版了好几千册。

对于外国游客，如果他们才智出众，或游历过许多不同的国家见多识广，定会受到乌托邦人的热情欢迎。这就是他们如此乐意见到我们的原因，因为他们对世界其他各地所发生的事喜闻乐见。但很少有商人造访乌托邦，因为除了铁之外，乌托邦人没有什么需要进口的，而金银则是商人要从这里带回家的。至于他们自己的出口贸易，他们更愿意自己来运输而不是让外人来取，因为这样能使他们获得更多关于外部世界的经历，同时多锻炼自己的航海技术。

顺便提一下，我偶尔提到的奴隶并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他们不是战俘、不是天生的奴隶或者从别国奴隶市场买来的。乌托邦的奴隶要么是本国犯人，要么更多的是被判刑的外国犯人，他们获得了大批这样的奴隶，有时候是花少量的钱买来的，但通常都是免费要来的。虽然乌托邦的奴隶比外国奴隶受到更严厉的处罚，但这两种奴隶都要戴着镣铐辛苦地劳作。他们的观点是这样的，如果一个受到最优越的教育和非常优秀的道德教育的人仍然要成为罪犯，这是尤其可悲的事——所以理应受到更加严厉的处罚。

另一种奴隶是外国的工人，他们自愿到乌托邦来当奴隶也不愿在自己的国家过悲惨贫困的日子。这些人受到人们的尊重，并和乌托邦的公民享受同等的待遇，只是他们工作辛苦一些，因为他们早已习惯了干重活。如果他们想要离开乌托邦，这种情况不常发生，他们完全有自由离开，还会收到乌托邦人的一件小赠品。

就如我告诉过你们的那样，如果有人生病了，他们会受到最周到的照料，并得到能够帮助恢复健康的各种药物或特殊食物。对于那些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护士会与他们促膝交谈来减轻他们的痛苦，并想尽一切办法来缓解他们的病症。但是，如果病痛不但无药可治，还会使病人受尽病痛的折磨，一些教士和政府官员会去看望病人，并对他们说：

“让我们面对现实吧，你已经无法过正常的生活了。你已成为别人的麻烦和自己的负担——实际上你的存在早已过了死亡期限。这样的话为什么还要让病菌存活下去呢？既然活着对你来说如此痛苦，为什么还要在死亡面前犹豫？你就像被囚禁在酷刑室里一样——为什么你不挣脱并逃到另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去呢？或者你可以提出要求，我们帮助你得到解脱。这样做是要减轻你的痛苦。这也是听从教士的劝诫的虔诚的行为，因为教士代表上帝的意志。”

如果病人听从这些劝诫，他或者会绝食而死，或者吃点安眠药毫无痛苦地结束他悲惨的生命。但这必须是完全自愿的，而且，如果病人宁愿继续活着，所有人都会一如既往地悉心照料他。官方认可的安乐死被认为是一种光荣的死亡——但是如果你为了教士和议员都认为不够充分的理由而自杀，那么你就没有权利得到安葬或火化，并且你的尸体会被随意抛弃进水塘。

女子在十八岁之前不允许结婚——男子则还要等四年。任何男女在婚前私通都会受到严厉的处罚，而且以后永远没有资格结婚，除非他们得到市长的宽恕。在发生这种事情的家庭里，管事的男女户主也会蒙受耻辱，因为他们没有尽好自己的职责。乌托邦人对这种罪行处罚非常严厉，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不认真防止婚前性行为，那么很少会有人愿意结婚——结婚意味着和另一半共同生活一辈子，并忍受婚姻生活中的各种麻烦。

当他们考虑结婚时，他们的做法在我们看来非常荒谬，但他们非常严肃的遵循这种做法。不管准新娘是未婚还是寡妇，都会全身裸露，由一位受人尊敬的已婚妇女带到准新郎的面前，同样，新郎也是全身赤裸，由一位适合的男伴带到新娘面前。当我们笑话这样的制度，认为这太愚蠢时，乌托邦人会立刻反过来笑话我们。

他们说：“让我们觉得太奇怪的是其他国家的愚蠢的做法。你在买一匹马时，这件事其实无关紧要，只是需要花点钱而已，你尚且谨慎小心。虽然这只动物几乎是赤裸的，但你仍要取下马鞍和所有挽具确定下面没有任何烂疮才肯付钱。但是在挑选妻子，一个不管怎么样都将陪伴你一生的人时，你却那么不仔细。你甚至连包装都懒得拆开。仅仅从几平方英寸大的脸来评价一个女子的全部，你能看到的就只是她的脸，然后就决定娶她——冒着当你看见真实的她时发现根本就不是你所喜欢的人的风险。如果你只注重美德那当然就不用担心了——但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明智，而且就算是明智的男人有时也发现，结婚之后，一个美丽的身体可以是对一个美丽灵魂的最有效补充。那些包装确实能够轻易掩盖足以毁掉丈夫对妻子感情的丑陋，但这时候要分开已经来不及了。当然，如果妻子是在婚后才变丑的，丈夫就只能认命——但是人的确需要法律的保护以防在婚姻问题上受骗。”

根据他们的情况，这种预防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与他们的邻国不同的是，乌托邦人实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对于大多数已婚夫妇而言，只有死亡才会导致他们分离，除非发生通奸行为或者有令对方无法忍受的恶劣行为，这种情况下受害的一方会得到议会的许可另行择偶——有过错的一方则会蒙受耻辱并被罚永远单身。但是如果妻子没有过失，只是身体状况恶化，丈夫不能以此为由离弃妻子。在一个人最需要安慰的时候将其抛弃是非常残忍的，乌托邦人认为，如果允许这种事情的发生，那么人到老年将没有任何安全感，因为年老不仅会导致许多疾病，且年老本身就是一种疾病。

可是，有时候夫妻双方因感情不和，在丈夫和妻子都找到能够使他们幸福的伴侣时，允许他们在双方一致同意的情况下离婚。但是这种情况需要获得特别批准，只有在经过议员和他们的妻子的严格调查之后才能获得批准。即使理由充分且经过了严格的调查，他们也很不愿意批准离婚，因为他们认为，没有什么比轻易离婚更不利于巩固婚姻关系。

通奸者要判苦役。假使双方都已经结婚，那么他们的受害者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获得批准离婚并相互结合，或者和自己选择的其他任何人结婚。但是，倘若受害者仍然爱着不值得他们爱的配偶，只要受害者愿意和充当奴隶的配偶一起干活，那么他们就可以继续维持婚姻关系。这种情况下，市长有时会被有罪一方的懊悔和无辜一方的忠贞所感动并让他们都重获自由。但是如果再犯，他将会被处死刑。

在其他罪行方面，法律并没有规定明确的处罚——议会根据每个案件的情况来处以适当的判决。除非是罪行严重到不得不由官方处理，以便于促进社会道德，一般情况下，丈夫有责任惩罚妻子，父母有责任惩罚孩子。对于重罪的处罚通常是充当奴隶。他们认为对于犯人来说，充当奴隶与判处死刑同样可怕，且把他们罚为奴隶比把他们立刻消灭更有利于社会，因为活着的劳力比死了的犯人更有社会价值，并能起到更长久遏制犯罪的作用。然而，如果罪犯胆敢反抗这样的处罚，且不服从任何形式的监狱惩罚，那么他们就会像野兽一般被杀死。那些接受惩罚的人的出路也不是没有任何希望。如果经过多年的艰苦劳作的驯服，他们能够表现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真心忏悔而不是为自己感到遗憾，那么或者通过市长的指令，或者全民公决，就可以减轻或完全取消对他们的惩罚。

企图诱奸会受到和实际诱奸同样的处罚。这同样适用于其他任何罪行——任何蓄意犯罪者在法律上都被认定为犯有该罪。乌托邦人认为，蓄意犯罪者并不是由于主观意愿而没有实现犯罪，因此，为何要因为他犯罪未遂而不加追究呢？

乌托邦人很喜欢弱智者，虽然侮辱他们被看作是不合礼貌的举止，但是人们可以从他们愚蠢的行为中获得乐趣。事实上，这被认为是对弱智者更加有益的，因为，如果你没有幽默细胞，欣赏不了他们的言行，那么你显然不适合观赏他们的表演。我的意思是，他们唯一有益的就是娱乐大众，如果你没有把他们当作一种娱乐，你就不可能友善对待他们。

否则你讥笑别人的丑陋或残疾，人们反而会讥笑你。因为如果你认为人们要因自己无能为力的事情受到责备的话，那么你自己就成为了一个十足的蠢人——因为虽然不好好保养天生的美貌被认为是非常懒散的，但是乌托邦人非常不赞同化妆。事实上，经验使乌托邦人发现，比起美丽的外表，丈夫更需要妻子贤淑端庄并对自己恭敬顺从。漂亮的脸蛋或许能够吸引一个男人，但是要得到他的心还需要良好的品性和温顺的脾气。

乌托邦的体制不仅阻止犯罪，而且还以公共荣誉来激励良好的品行。例如，他们在广场上给为社会作出突出贡献的伟人建立雕像，一方面纪念他们的丰功伟绩，另一方面通过对前人荣誉的景仰来激励后代更加奋发上进。但如果有人设法谋取公职，那么他将永远失去资格。乌托邦的社会关系总是和谐友好，因为官员的态度从不傲慢或令人畏惧。百姓通常称官员为“父”，而官员也确实尽到了父母官的职责。人人都尊敬他们，但没有人是被迫这样做的。甚至市长的衣着也极为普通，也没有任何特殊的头饰。唯一显示他是官员的标志是他携带的一束谷穗——就像主教总是拿着一只小蜡烛一样。

他们的法律很少，因为对于他们的社会制度来说，只需要很少的法律就足够了。实际上，他们对于其他国家的最大的抱怨就是，虽然他们已经有了种种法律以及释文，却永远都不够用。因为乌托邦人认为，用普通公民无法通读的冗长而又晦涩的法律条款来约束人们是极不公正的。而且，他们也没有操纵案情、曲解法律的律师。他们认为最好每个人为自己辩护，并直接向法官陈述他本要告知律师的事由。这样一来，问题就不易被掩盖，也更容易找出事实的真相——因为假如没人学律师那样满口谎言，法官就能运用他的聪明才智权衡案件的真相，帮助保护淳朴的人免受狡猾之人肆无忌惮的攻击。

这种制度在其他国家无法实行，因为他们有大量的复杂的法律要处理。但在乌托邦，人人都是法律专家，理由很简单，就像我前面说的，因为他们只有极少的法律，并且他们认为对法律最简洁的解释就是最正确的解释。他们认为法律的唯一目的就是提醒人们应尽的义务，因此，对法律的解释越深奥，法律的作用就越小，因为只有少数人才能理解——然而意思简洁而明了的法律人人都能一目了然。对普通民众来说，即对社会中人数最多且最需要启发的人来说，最好就不要制定法律，因为制定法律之后还要经过一系列巧妙的争辩之后才能得出对法律的解释——对于每天忙于生计的普通百姓来说，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来做这样的研究。

由于乌托邦人拥有如此多的美德，许多邻国邀请他们前往担任政府官员，任期一年或五年。当然，这只能发生在人民能够自己当家作主的国家——但乌托邦早已帮助周边的大部分国家摆脱了独裁统治。当这些官员任职期满，他们载誉回国，然后会有其他乌托邦人接替他们的工作。这些国家的举措当然是非常明智的，因为一个国家的安宁完全取决于行政官的品质，而乌托邦人显然是最适合这项工作的。他们不可能收受贿赂徇私枉法，因为他们不久就会回国，金钱对他们来说毫无用处。再者由于他们也不熟悉当地居民，他们也不会受个人喜好影响而作出错误的决定。这些品质对于法官来说尤为重要，因为偏见和贪财是影响法庭公正的两大罪恶，一旦这两种罪恶控制了人的思想，他们就会摧毁公正，破坏社会秩序。

乌托邦人把那些请求他们派遣官员的国家称为“盟邦”，而那些他们曾经以其他形式帮助的国家称为“友邦”。其他国家频繁制定、破坏、又重订条约，但乌托邦人从不签订这样的条约。他们问道，条约有什么用处呢？人类本身不就已经联系在一起了吗？且如果人有意忽视这样的本质上的联系，那么他可能会重视形式上的承诺吗？他们持这种观点主要是因为，在他们这部分世界，国王们并不会谨慎遵守契约和协议。在欧洲，当然，尤其是在基督教盛行的地方，条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方面因为国王贤明公正，另一方面大家都非常敬重教皇。众所周知，这些教皇不仅自己虔诚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而且要求其他所有的统治者无论如何都要遵守诺言，违抗者会受到教会严厉的处罚。显然，他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如果连所谓的“忠实信徒”都不信守条约，那是极其恶劣的。

然而在他们那部分世界，不论是社会风俗和道德伦理还是地理位置都与我们这里的世界完全相反的地方，条约根本没有效力。订约越是严肃庄重，毁约也就越快，他们只需找出措辞上的漏洞就能轻易撕毁条约。实际上，这些漏洞通常是故意加在原始条约中，这样一来，不管他们的承诺多么有约束力，他们总是能够设法逃避条约的约束，从而破坏条约，背信弃义。事实是，这种外交手段完全是一直欺诈。如果那些怂恿统治者使用这种欺骗伎俩并引以为傲的人，发现同样的伎俩出现在私人合同中，他们会第一个跳出来尖锐地、自以为是地指责这是亵渎神明、罪该万死的。这似乎意味着，诚实只是平民百姓的美德，远在王权的威严之下——或者说，至少有两种诚实。一种适用于普通民众，一匹蹒跚的驽马，套着牢固的拴绳以防它翻越任何栅栏。另一种，是属于国王的，那是一种比驽马高贵得多的动物，享有比驽马更多的自由——因为它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

总之，这就是那里国王们的所作所为，正如我说的，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乌托邦人从不订立条约。也许如果他们住在欧洲的话可能会改变他们的想法——虽然事实上他们不赞成签订条约，但他们却严格遵守约定。他们说条约使得人们视彼此为天敌。住在同一座小山的两侧或同一条河两岸的人似乎就被割断了所有联系，使两个国家毁灭对方的企图正当化，除非有特别的条约禁止。而且即使有这样的条约，也不意味着他们能友好相处，如果条约起草者一时疏忽没有把相关规定纳入条约中，他们就仍会互相掠夺。而乌托邦人的观点恰恰相反。他们认为不应该把从没对你造成伤害的人视为敌人，人性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条约，人类的善良能比条约更有效地团结在一起，情感比文字更有效。

谈到战争，乌托邦人非常讨厌战争。他们认为战争是不适合人类的活动，虽然人类比任何低等动物都更沉迷于战事。事实上，乌托邦人几乎是世界上唯一不把战争中的任何事情看成荣耀的人。当然，乌托邦的男男女女都要定期参加军事训练，以防一旦需要打仗时无法作战。但他们不会轻易交战，除非需要自卫、击退友邦的侵略者、或者解放独裁统治的受害者——他们这么做是出于人道主义精神，仅仅因为同情他们。然而，乌托邦不但为友邦的自卫战争提供军事援助，也参加反击侵略的讨伐战争。这通常都要事先征得乌托邦人的同意，在他们觉得开战的理由充足，而提出的索赔遭到拒绝，且战争完全由乌托邦人控制的条件下才参战。他们认为，充足的开战理由不仅仅包括军事掠夺。他们甚至采取更强有力的行动来保护在外国受到不公正待遇商人的利益，这些不公正或者由于不公正的法律，或者由于对公正法律的故意曲解。

这就是前不久他们与柏林兰之间的战争的起因。乌托邦人给予格罗迪人军事援助，原因是一些格罗迪商人在柏林兰受到某种法律欺骗——乌托邦人大概这么认为。不论谁对谁错，结果引发了一场大战，由于周边各国的介入，加剧了原本的冲突所带来的怨恨。到战事结束时，一些强国被削弱，其他国家也损失惨重。至于柏林兰人，经历一系列灾难后，他们终于投降了。乌托邦人没有从中获得任何战利品——他们的动机自始至终都是公正无私的——但是柏林兰人沦为了格罗迪人的奴隶，过去格罗迪人的实力根本无法与柏林兰人相提并论。

如你所见，乌托邦人是如何很快就为他们的朋友所受的伤害进行报复的，哪怕只是涉及金钱的问题。但他们对自己所受的伤害却更加容忍。如果乌托邦商人被骗去了货物，但是没有受到人身伤害，那么他们采取的最强硬的行动也只是与该国停止贸易往来，直到他们得到补偿为止。他们这么做不是因为他们更不关心本国人民的利益——只是其他国家的人民更易受到欺骗的伤害，因为那意味着他们损失的是他们自己的私有财产，而乌托邦人在同样的情况下什么个人损失也没有，损失由国家承担。此外，丢失的货物都是国内需求过剩的物资，否则的话他们是绝不会出口的。所以没有人会为这点损失感到难过——而且，他们认为为了一些对任何一个乌托邦人的生命或生活毫无影响的损失去进行报复而杀害许多生命是非常残忍的。但如果致使他们的公民身体残废或丧命，不管是因为外国政府还是因为外国个人，他们的立场就完全不同了。他们一旦通过外交渠道获得这种事故的消息，便会立即宣战。任何形式的让步都不可能息事宁人，除非对方交出为该事件负责的罪犯——这种情况下，罪犯会被处以死刑或被贬为奴隶。

他们不喜欢沾满血腥的胜利——事实上他们觉得那是非常可耻的，因为他们认为花过高的代价去购买任何东西都是很愚蠢的，不论这样东西有多么贵重。他们真正引以为豪的是用智慧战胜敌人。他们用胜利游行来庆祝这样的胜利，并树立胜利纪念碑，为英雄行为记功。你瞧，他们认为了不起的人就是要以人类特有的方式取得胜利，即运用智慧的力量取胜。他们说任何动物都可以靠身体去搏斗——熊、狮子、野猪、狼、狗都能用身体对付敌人，而且这些野兽大多数比人类更加强壮更加凶猛——但是人类的理性和智慧使人类比野兽更高级。

他们发动战争只是为了达到用和平手段无法达到的目的——或者，既然非作战不可，他们就要严厉处罚侵犯者，使任何人不敢再犯。他们用速战速决来达到这些目的——但是一切以自身安全第一，国家声望第二为原则。一经宣战，他们通过特工人员在敌人境内一些显眼的地方同时张贴大量公告。这些公告上盖有乌托邦政府的公章，对杀死敌国国王者有重赏。他们对杀死公告名单中其他人员也提供了次等但也很可观的大笔奖金，因为他们是仅次于国王的反乌托邦政策的主要支持者。活捉这些人的奖金是杀死他们的一倍——若是被捕的人员反过来对付自己的伙伴，乌托邦也向他们提供同样丰厚的奖金，并给他们自由。

这样做的直接结果就是名单里提到的每个人都变得草木皆兵，他们互相猜疑，互不信任。他们长期处在恐惧状态中，这完全是事出有因的——因为听说所有的敌人，包括国王自己也被身边最信任的人出卖。事实上，有钱能使鬼推磨，而乌托邦人准备的金钱是没有限数的。考虑到反水者的风险，乌托邦人会谨慎地给予他们相应的利益作为补偿。所以，除了大量的黄金之外，乌托邦人还允诺在安全友好的邻邦给予价值不菲的房产——且乌托邦人向来信守承诺。

这种贿赂买通敌人的方法通常被认为卑鄙而残忍的，但乌托邦人认为这是值得夸耀的。他们认为能够不费一兵一卒而解决这样一场大战是非常明智的，且牺牲少数有罪之人来拯救数以千计的无辜生命也是最为仁慈的。他们为所有可能战死沙场的士兵着想，即考虑自己这一方，也考虑对方——因为他们既同情本国的人民，也同样同情敌方的人民。他们认识到如果不是被他们的统治者的疯狂所迫，他们是绝不会投入战争的。

如果这种方法失败，乌托邦人就会通过鼓动国王的兄弟或其他王亲贵族觊觎王位而使敌人内部产生不和。如果内部不和有消失的迹象，他们就翻出某些陈年旧账，国王们从不缺乏此类劣迹，进而引发一些邻国的敌意。他们承诺在战争中对倒戈者给予支持，并提供充足的金钱和少许人力——因为他们彼此非常珍爱，不愿意牺牲任何一个乌托邦公民，即使用一个公民去换敌国的国王，他们也不干。但他们更乐意把黄金白银拿出来，因为储存金银就是为了应战，且他们知道即使他们把金银都花光也丝毫不会影响他们的生活水平。此外，除了国内的资金外，他们还拥有大量国外资产，因为，正如我上面所说，很多国家都欠他们债。

因此，乌托邦的大多数战争都是由雇佣兵去打。他们从世界各地招募雇佣兵，特别是从一个叫维纳利亚的地方，这是个离乌托邦东面五百英里的地方。维纳利亚人非常野蛮而又凶残——他们喜欢他们生长的原始森林和险峻的山地。他们身强体壮，耐热耐寒且不怕身体上的劳苦。他们完全不知道快乐为何物，从来不会耕作，且对衣着和住房也同样随意。除了寻找战事之外，他们多以打猎和偷窃为生。事实上，他们似乎天生合适打仗。他们总是寻求打仗的机会，当他们找到了机会，只要提供微薄报酬，他们就成千上万的去为任何一个需要士兵的国家服务。因为杀戮是他们唯一懂得的谋生方法。

他们对雇主忠心耿耿，但不能保证他们会持续多久。他们加入你第二天就可能加入你的敌人一方，只要对方出更高的佣金，假如给得价钱更高一点，再过一天他们又会回来。在许多战争中，你都会发现双方的士兵中有许多都是维纳利亚人。因此你能想象到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同一个家庭的两个成员应征在同一军队。他们忽而是最要好的朋友——忽而又互相敌对并像死敌一样对峙。他们忘记所有的血缘亲情和友谊并拼命互相残杀。他们互相消灭的唯一动机就是不同的国王付给他们的一点点金钱——金钱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因此一天多给半便士就足以使他们倒戈相向。但虽然他们很快便贪婪成性，却没得到半点好处，因为他们把流血杀生挣来的钱立刻投入堕落肮脏的生活。

这些人愿意为乌托邦对抗世界上任何国家，因为世上再没有谁愿意付这么多钱给他们。你瞧，乌托邦人既善于雇用好人，也热衷于发掘并利用坏人。所以必要时他们就用丰厚的赏金来引诱维纳利亚人去从事疯狂的事情，去做这样的事情的人多数都再也没命回来索要他们的酬劳。但那些完成任务的人都能领取到全部酬金，这样他们会觉得值得因而将来会再次冒险。因为乌托邦人不在乎有多少维纳利亚人为他们送命。他们说，要是他们能够将那些肮脏的糟粕从地球上完全清除掉，他们就能给人类带来一个很好的转变。

乌托邦的第二人力来源于他们为维护其利益而作战的国家。其次就是其他友邦，最后是乌托邦自己的公民，并从自己的公民中选出一位经过考验的有能力者指挥联合军队。他们还在指挥官身边安排另外两人，在指挥官一切安好时，他们没有什么特殊职责。但如果指挥官被杀或被俘，这两人中之一就继任指挥官的职位——且，如果情况需要，另一个人再接替。这就可以在战场发生偶然变化，即使将军遇到什么情况，都能确保不会使整个军队陷入无组织的混乱状态。

乌托邦分遣队是由各个城市的志愿者组成的——因为没有人会被招募到国外去服役。他们认为胆怯的人不仅不可能成为好士兵，还可能削弱身边同伴的士气。但是，如果有入侵，只要身体强健，这些胆怯的人也会被编入海军在可靠的人员身边，或者安排他们在城墙上服役，这样他们就没有机会逃跑。当他们真的与敌人交锋，他们碍于公众舆论，加上无路可逃，通常会战胜自己的恐惧并在绝境中像英雄一样战斗。

但是没有人会被强迫去海外参战，同样，妻子如果愿意跟随丈夫到前线，也不会被迫待在家中。相反，这样的事是受到鼓励和赞扬的。这些妻子会立即被安排在她们在战场上的丈夫身边，孩子和其他亲戚也都会安排在他身边。他们认为，那些有最强烈本能互相帮助的人会紧密团结在一起并能够渡过难关。如果丈夫回来失去了妻子，或妻子回来失去了丈夫，又或是孩子回来失去了父母，都会是极大的耻辱。这意味着一旦上了战场，如果敌人有意负隅顽抗，他们就要战斗到底。只要能够用雇佣军作战，乌托邦人就尽量避免本国公民参战，但如果最终被迫战斗，他们的勇猛也不亚于他们之前的谨慎。

他们不是一开战就猛烈战斗，但是渐渐地，随着战事的发展，他们会变得越来越坚决，宁死也寸土不让。他们知道不必为家人的生计担心，也不用为孩子的未来担忧——这两项担忧往往会瓦解战士的斗志——这使得他们斗志高昂，志在必胜。他们接受的军事训练也大大增加了他们的信心。最后，从小受他们的教育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所禀受的坚定信念也增强了他们的勇气。这确保了他们会珍惜生命，不会轻率地牺牲自己，但应该放弃生命时也不会苟且偷生。

在战事激烈时，会有一群经过精心选拔并发誓团结一致的青年设法消灭敌军首领。他们不断尝试各种方法干掉他——正面攻击，埋伏突袭，远程射击，近身搏斗。他们从远处冲向他不停地以楔形队形攻击，在点上的人不断更换，这样就会不断有新人来替代精疲力竭的人。这样一来，对方的首领不是被杀就是被捕——除非他能逃跑保命。

如果乌托邦人打了胜仗，他们不会大肆屠杀。他们宁可俘虏败兵也不会残杀逃兵。他们还定下了这样的规则，除非他们至少有一列队伍保有战斗队形，否则绝不追击。他们在一方面非常严格，假如在援军到达之前他们没能打胜仗，他们宁可让整个敌军都逃脱也不会开先例为追击而打乱队列。你知道，他们仍然记得自己多次用过的策略。每当乌托邦的主力军被击败，敌军得意扬扬地四处追赶掉队散兵时，这时候整个战局就会被事先埋伏好的少数乌托邦战士所扭转。他们寻找机会对四散的敌军突然袭击，由于敌军这时以为自己是安全的，所以毫无防备。因此，很多次胜利都是从敌人手中强夺过来的，从而反败为胜。

很难说是他们的攻击策略巧妙，还是他们的防御策略更巧妙。你可能以为他们要撤退，但这却是他们最后才考虑的事——当他们真正要撤退时，你可能想都没有想到他们会这么做。当他们觉得兵力严重不足或地势对他们不利时，他们会在夜间悄无声息地撤退或用其他方法迷惑敌军。不然他们就在白天撤军，但撤退时，他们秩序井然，且保持着完美的队列，在撤退时攻击他们和在行进时攻击他们一样危险。

他们的战营总是防御森严，用又深又宽的壕沟来加强防御，用壕沟里挖出的土从内侧筑起壁垒。他们不会用奴隶来做这项工作，而是士兵自己来做，军队中除了少数在壁垒前站岗以防突发状况的哨兵之外，所有的士兵共同完成。由于人手充足，他们高效完成如此巨大的防御工程，速度之快令人难以置信。

他们的盔甲非常的坚固，足以提供充分的保护，但是又适合身体的各种活动。这种盔甲甚至还能穿着游泳——事实上他们从军事训练起始期就接受了身着盔甲游泳的训练。他们所使用的远程武器是箭，骑兵和步兵都是训练有素，挽弓有力，射箭精准的好手。打近身战时，他们不用刀剑，而是用战斧，因为这种战斧沉重而又锋利，用来砍杀和刺杀都同样具有杀伤力。他们还发明和制造了具有独创性的机械武器，且在使用之前绝对保密——否则如果这些武器可能被看作笑话而降低了使用效果。在研发这些设备时，他们特别考虑设备携带方便和易于操作。

他们一旦签订了休战协议，无论别人如何煽动，也从不破坏协议。他们从不蹂躏敌国的领土，或烧毁他们土地上的谷物——因为他们把这些谷物视为对自己有益的事物，所以他们尽力确保这些谷物不被他们的骑兵或步兵践踏。他们从不伤害手无寸铁的民众，除非他是间谍。他们对任何投降的城市都加以保护，即使是他们攻占的城市，也不洗劫。他们只处死那些反对投降的头目，而剩下的守卫则贬为奴隶。对所有的民众则毫发不动。如果得知任何人曾建议投降，他们就会将被判死刑或贬为奴隶的人的财产分一部分给这些人。其余的就赠送给盟军——因为乌托邦没有任何一个人分取战利品。

战争结束后，他们不要求使他们破费的友邦支付费用，而是要求战败国来支付。他们要求支付一部分现金，留作下一次战争的储备，一部分索要敌国境内具有自由保有权的不动产。因此他们在很多不同的国家都获得了财产，由此获得的收入，由各种来源逐渐组成的收入已经多达每季度三十二万七千英镑。他们派出一些乌托邦公民到这些国家去充当收租人，但实际上是去过豪华的生活并成为当地的显贵。但仍有充足的资金充盈国库，除非他们愿借给所在的国家，他们经常借给这些国家，在他们自己需要用钱的时候——即使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也很少全部要回。他们将这些财产中的一部分送给那些曾经被他们劝服去做我之前提过的实施冒险之举的人。

如果有哪个国王想交战，企图侵占乌托邦的领土，他们会派出大量军力将他拦截在境外——因为如果可以，他们从不在自己的土地上开战，而且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会允许盟军进驻本岛。

最后，我想给你们说说他们的宗教思想。岛上有几种不同的宗教，事实上，每个城镇的宗教都不同。有人崇拜日神，有人崇拜月神，还有人崇拜其他各种星辰。有人不仅把一些伟大的或优秀的先贤奉为神明，甚至尊为至高无上的神。然而，绝大多数人的观念更加理智，他们认为只有某一个单一的神，这个神是未知的、永恒的、无限的、奥妙无穷的、人类智慧无法理解的，他以一种威力而不是以物质的形式存在于整个宇宙之中。他们称这种力量为“万物之父”。他们将万物的起源与结束、生长、发展和演变都归功于他。除了他，乌托邦人不承认任何形式的神明。

在这一点上，诚然，所有不同的教派都意见一致——即只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他是宇宙的创造者和主宰者，且用乌托邦的语言中他们一致称它为“密特拉”（Mythras）。他们所不一致的就是密特拉是谁。有人说是这个，有些人又说是那个——但所有人都坚称自己的至高无上的神明就是大自然，所有的民族都承认它的伟大力量是万事万物的唯一起源。然而，乌托邦人在所有的低等信仰上有渐行渐远的趋势，并一致接受了最合理的一种信仰。且毫无疑问，若不是人们用迷信来解释厄运，其他信仰本来早就消失了，当有人考虑更换信仰时遭到厄运，他们不认为这是巧合，而把这当作是遭到天谴——仿佛是被放弃的神明在惩罚他们的不忠。

但当我们给他们讲述基督，基督的教义，他的品行，他的奇迹，以及同样令人惊叹的殉道者的奉献，他们甘愿流血牺牲，使得许多国家皈依基督教，你想象不到使他们皈依基督教竟也如此容易。也许他们下意识地受到了某些神秘灵感的感召，又或许是基督教和他们自己的宗教原则颇为相似——虽然我应该想到他们是知道基督规定他的门徒共同生活的故事，且这种生活方式在那些最虔诚的基督教国家仍在实行，这使他们受到了很大影响。无论如何，不管作何解释，很多乌托邦人接受了我们的宗教信仰，并接受了洗礼。

可惜我们四个人中没有一个是教士——是的，只有我们四个人幸存——其他两人已经死去。所以，虽然他们已经履行了其他所有的宗教仪式，但我们的皈依者还未能接受只有教士才能主持的圣礼。但他们已经了解了有关教士的事宜，并希望由他们来实行圣礼，这比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急迫。事实上，眼下他们正在热烈讨论在未派来基督教主教来主持仪式的情况下，是否可以从他们中间选出一个人任命为教士。看来他们肯定要推选出一名候选人来担任这项职务，虽然在我们离开之前他们还没有选出来。

当然，有许多乌托邦人拒绝接受基督教，但即使这样，他们并不阻止别人接受这一信仰，也不会侵犯已经皈依基督的人——我在当地的时候，却有一名我们公理会的成员因此陷入了麻烦。他刚接受洗礼，尽管我们劝诫过他，他仍公开发表有关基督教义的演说，他的狂热超过了谨慎。最后他情绪太过激动，不但声称基督教是最好的宗教，甚至还谴责其他宗教。他不断高声咆哮，说其他宗教都是邪恶的迷信，而信仰这些宗教的人是亵渎神明的怪物，将永远在地狱中受火刑。由于他多次这样做，最后终于被捕并遭到控告，控告理由不是亵渎神明，而是制造骚乱扰乱和平。他被证明有罪并处以流放——因为乌托邦最古老的法律原则之一就是宗教自由。

这条原则要追溯到当年诺曼人征服英国的时候。那时一直为宗教争吵不休，且各个冲突的教派无法联合起来保卫他们的国家。乌托普得知他们这样之后，认识到他之所以能够征服他们所有人的原因所在。所以他取得胜利之后就立刻制定了法律，规定每个人都能够自由信仰他喜欢的宗教，也可以规劝别人皈依自己的宗教，但是要求温和礼貌的方式通过合理的劝说使其皈依。如果他劝说失败，绝不允许对其他的宗教进行尖刻的攻击，也不能使用暴力或谩骂他人。在宗教问题上争斗过于激烈的人，通常会受到流放或贬为奴隶的处罚。

乌托普制定这样的法律，不仅为了维护和平，防止无休止的争辩和不可调和的斗争将和平破坏殆尽，而且还因为他认为这对宗教本身也是有利的。他不断言哪种信条是正确的。显然他认为或许上帝使不同的人信仰不同的事物，因为上帝希望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崇拜他。但他非常确信，强迫人人接受自己的信条是非常愚蠢又傲慢的。但他明显非常确定，即使只有一种宗教是真理，其他宗教都没有什么意思，真理最终会靠自身的力量战胜一切——只要能用温和理性的方式来讨论问题。但如果是由暴力解决问题，即使是最好最神圣的宗教也会沦为最愚蠢的迷信，就像谷物容易生长过旺于灌木和荆棘之中——因为最坏的人往往总是最顽固不化的。

因此乌托普将信仰选择作为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让人民根据自己的意志决定自己的信仰——除了他严格而又庄重地禁止他们的人民相信任何违背人尊严的事物，例如相信灵魂随肉体消亡的信条，和宇宙是无目的运行且不受神意志支配的信条。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确信人死之后会有因果报应。在他们看来，任何持不同观点的人都将丧失作为人的资格，因为他将自己不朽的灵魂降低到和动物的躯体同一水平。他们更不把这种人看作是乌托邦的公民。他们说这样的人对乌托邦的生活方式毫不在乎——只是他们不敢这样说。理所当然地，如果一个人除了法律对任何事物都无所忌惮，且对死后也没有任何期盼，他就会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逃避或践踏国家的法律。所以任何怀有这样的信条的人都不允许获得任何公众荣誉，担任任何公职或为任何公共机关服务。事实上，这样的人通常都被视为极其卑劣的。

但这些人不管怎样都不会受到处罚，因为没有人会因为信仰受到处罚。他们也不会被威胁隐瞒自己的观点，因为乌托邦人完全不能容忍虚伪，他们认为虚伪就等同于欺骗。无可否认，任何人争辩维护自己的信仰都是违法的，但也只是在公共场合才违法。但是在与教士或其他严肃人物的私下讨论中允许甚至积极鼓励他为自己的观点申辩，因为大家坚信，这种谬见最终要为理性让步。

甚至有些乌托邦人——实际上有不少人——远远偏离了唯物主义，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当然，没有法律禁止他们，因为他们的观点也有一定的道理，且这些人本身也都非常正派。这些人认为动物也有不朽的灵魂，虽然动物的灵魂比人类的灵魂要低级得多，且注定只能得到比人类更低等的幸福。几乎人人都深信，人类在另一个世界会得到无尽的幸福，虽然他们总是为伤病感到遗憾，但他们从不哀悼死亡——除非死者显然非常不安和不愿意离开人世。他们认为这是非常不祥之兆。似乎暗示着这个人的灵魂意识到了自己的罪恶，且因预感到即将到来的惩罚而沮丧——所以对死亡感到恐惧。此外，他们认为如果一个人不是欣然从命听从上帝的召唤，而是极不情愿地被迫来到上帝面前，上帝未必会乐意见到他。所以，他们害怕见到这样的死亡，并在悲伤中默默地举行葬礼。他们只是说“愿上帝宽恕他的灵魂，原谅他的软弱”，然后他们就埋葬他的尸体。

但是当有人在高高兴兴而又乐观的气氛中死去，没有人会为他哀悼。他们在他的葬礼上欢快地歌唱，并满怀爱意地将他的灵魂交托给上帝。最后，更多的是怀着敬意而不是悲伤，他们将尸体火化，并在死者的坟前立碑，在碑上刻上墓志铭。然后他们回到家后，讲述死者的品质和事迹，但他们最乐于谈论的还是他临死前的怡然从容的精神状态。他们认为，以这种方式纪念死者良好品行，不仅是鼓励生者效仿其美德的最好的方法，也是死者最乐于接受的敬意——因为人们谈论死者时，死者就与他们同在，虽然肉眼看不见他。毕竟，享受天堂之乐的灵魂意味着拥有绝对的行动自由，且任何有感情的人都不会不想在死后回来看望他的好友，如果他在生前与他们有过真挚的友谊。反之，乌托邦人认为一个善良的人友爱的能力犹如他身上其他美好的品质一样，在死后不会消失反而会增强。所以，乌托邦人认为死者会自由自在地存在于生者当中，目睹生者的一言一行。其实乌托邦人几乎认为死者是守护天使，这使得他们在处理问题时更具信心。而且，由于觉得他们的祖先在身边，他们也就不敢私下做任何亏心事。

他们不关心预兆、占卜，或在其他国家相当盛行的任何迷信活动。事实上他们把这些迷信当笑话看待。但他们非常崇拜那些不是由自然原因引起的奇迹，因为他们将这些奇迹看作上帝显灵和能力的证明。他们说乌托邦常有这样的奇迹发生。甚至，在危急关头，举国上下都会祈求发生奇迹，且他们的信念如此强烈，有时还真有求必应。

大部分乌托邦人觉得通过研究自然世界，赞美上帝的杰作，就能够取悦上帝。但一大部分人由于宗教的引导，他们并不追求知识。他们对科学不感兴趣——他们只是没有工夫去研究这些事，因为他们认为要在死后获得幸福就必须用一辈子去行善。他们有的照顾老弱病残，而其他人有的修路，有的清理沟渠，有的改造桥梁，有的挖除杂草砂石，有的砍树劈柴，或者将柴粮等物资运送到城镇去。总之，他们做事像仆人一样卖力，且工作比奴隶还要更加辛苦，不仅为公家干活是这样，给私人干活也是这样。他们欣然接受所有粗活、脏活和各种苦差事，一般人对这些活都避之不及，或者觉得过于劳累，或者因为厌恶这些工作，或者觉得根本无法完成。因此他们不停地劳作，让别人享受清闲——而他们却不以此居功。他们从不贬低别人的生活方式或夸耀自己的生活方式。因此他们越是像奴隶一般劳作，就越受到人们的尊敬。

这类人分为两派，其中一派是独身主义。他们都是绝对的禁欲主义者，不仅戒除性行为，还戒除肉食，且在某些情况下戒除所有的动物性食品。他们放弃所有的生活乐趣，因为他们认为那是有罪的，而只向往来世。为了来世的快乐，他们辛苦流汗，日夜劳作——但这样的来世即将到来的希望使得他们生活得热忱而又积极。另一派人，虽然同样热衷于辛勤劳作，但他们赞成婚姻，因为他们不轻视婚姻带来的安乐。且他们认为生殖繁育是对自然也是对国家应尽的责任。他们不反对享乐，只要不影响工作就行。在这一原则上，他们大量的吃肉，因为他们认为吃肉能使他们更有力气干辛苦的工作。乌托邦人认为这类人更加睿智，而另一类人则更加虔诚。当然，如果第一派人以理性为由为他们的行为辩护，他们只会遭到嘲笑。但既然他们承认他们是出于宗教的动机而不是理性使然，乌托邦人则会对他们充满敬意——因为乌托邦人总是小心翼翼，从不在宗教问题上妄下论断。这一派人在他们的语言中被称为考帕森（Cowparson），可粗略译为笃信宗教的世俗同胞。

乌托邦人的教士都是极其虔诚的，这意味着他们中只有极少数的人——通常每个城镇十三个，或每个教会一个。但在战时，这十三名教士中的七名要随军出征，而由另外七名教士暂时代替他们的职位。出征的牧师回来后，就恢复了原来职位，而临时教士就任主教的侍从——因为原来十三名教士中就有一名任这一职务——直到原任在职主教身故他们才能一个一个的继任空缺职位。

教士是由全民选举出来的。就像所有的公职一样，选举采取无记名投票的形式，以防结党营私，选举胜出的候选人会由他的同僚授予圣职。教士的职责是主持教会事务、组织宗教活动、监察社会道德。被教会法庭传唤或因行为恶劣被教士训斥被看作是奇耻大辱。当然，对罪行真正的镇压和惩罚是市长和其他政府机构的职责。教士只是进行劝诫和警告——虽然他们可以将屡犯开除教籍，几乎没有什么惩罚比这让人害怕。你瞧，被开除教籍的人不仅颜面尽失，内心也会受到害怕圣神复仇的折磨。他的人身安全也会受到威胁，因为除非他能尽快使教士相信他已经悔改，否则将以不虔诚的罪名被议会逮捕并受到惩罚。

教士还负责教育儿童和青少年，这种教育不仅注重知识的培养，同样也注重道德的培养。他们尽量确保在孩子易受影响的阶段向他们传输正确的观点——这种观点最有利于维护他们的社会结构。如果这些观念能够在儿童时期被完全接受，那么这些观念将会伴随他们一生，从而极大地促进社会安定，没有什么比错误的观点引发的道德缺陷更加严重威胁社会安定。

男教士允许结婚——因为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女性成为教士，虽然很少有女性当选这个职务，且只有年长的寡妇才有资格。事实上，教士的妻子是全国最优秀的女性，因为没有什么公众人物比教士更受人尊敬。人们如此尊敬教士，以至于即使教士犯了罪，他也可能不会被控告。人们只是将他交由上帝和他自己的良心来裁决，因为，乌托邦人认为，不论教士做了什么，都不应由人类逮捕他，因为他已经将自己献给上帝了。乌托邦人发现这项规则很容易遵守，因为教士人数很少，且都是经过非常慎重才选出来的。毕竟，一个从优秀的候选人当中选拔出来的人，且他所任命的职位也是完全因为他高尚的道德品质，这样的人会突然堕落腐化是不太可能的。即使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可能性——人性是如此的不可预测，极少数毫无实权的人几乎不能对社会构成任何严重危害。他们减少教士的数量，以免由于享有这份荣誉的人数泛滥而降低他们任职的崇高声望——尤其是如他们所说，要物色很多适合这个职位的人并非易事，因为这个职位要求有高尚道德而不是有普通修养就行。

乌托邦教士在国外的声望和在国内一样高。我想从战场上发生的事中能够找到这样的例证和原因。当战争正在进行，教士跪在不远处，身披法衣，伸出双手朝天。他们首先祈求和平，然后祈求在不流血的情况下乌托邦能取得胜利——双方都不流血的情况下。当乌托邦军队占了上风，教士就会立刻赶到战场阻止任何滥杀无辜的行为。如果教士出现在战场，敌军只要向他呼救就能保住性命，如果他能触摸到教士飘扬的法衣，不仅能够保住性命，还能使他的财产也免受战争摧毁。这使得教士在各个国家都赢得了尊重，且获具有真正的威严，他们往往既能够保护本国的士兵又能保护敌国的士兵。有时，当乌托邦士兵全线溃退，而敌军又紧追不舍，要对他们进行屠杀和洗劫时，教士介入就避免一场杀戮，他将战士分离开来，从而得以签署公正的和约。所有的国家，且即使是最野蛮最残暴的民族都将乌托邦的教士视为神圣而不可侵犯的。

乌托邦在每月和每年的第一天和最后一天定为宗教节日——顺便说一下，他们的日历是根据太阳年，划分阴历月。在他们的语言中他们将每月的第一天称为多格德，每月的最后一天称为特德斯——换句话说，就是开始的节日和结束的节日。

他们的教堂最令人印象深刻，不仅仅因为它们建得如此美轮美奂，还因为雄伟壮观。你知道，由于教堂并不多，他们必需能够容纳许多人才行。但是，它们光线不足，他们告诉我这并不是建筑失误，而是有意为之。因为教士认为太多的光线会分散人们的注意力，昏暗的光线能够使人集中精力并促进虔诚。乌托邦不止一种宗教，虽然他们的方式各不相同，但目标却是一致的，即崇拜神明。因此他们的教堂内没有与各种宗教相冲突的事物。任何独特的宗教仪式都在家中举行，而公共场合的礼拜也井然有序，绝不会与各个宗教相抵触。

在这一原则下，他们的教堂中不设神像，因此人人都能根据自己最喜欢的宗教，随意将其想象成他所选择的任何形态。他们也没有对神有什么特殊的称呼。只是称之为密特拉，一个人们普遍称呼神明的称谓，不论是什么神。同样，没有什么祈祷文会损害教会中某些人的特殊信仰。

在结束的节日，他们整日斋戒，夜晚他们聚集在教堂，感谢神让他们幸运度过这一年或这一个月。第二天，即开始的节日，他们清早聚集在教堂，祈祷在新的一年或新的月份里能幸福繁荣。但是在结束的节日，他们赶赴教堂之前，在家中，妻子会跪在丈夫面前，孩子会跪在父母面前，为自己所有的疏忽和过错忏悔并祈求原谅。这样一来，就能够消除弥漫在家庭中小小的怨恨，这样，人人都能带着绝对纯净的心灵参加祭礼。因为心中带着烦闷参加祭礼被认为是亵渎神明的。所以，任何人如果明显对别人感到愤怒或怨恨，在参加祭礼之前必须和那人言归于好，并使自己不愉快的情绪得到净化，以免立即遭到严厉的惩罚。

他们进入教堂后，男人转向右边，女人转向左边，座位都安排得井然有序，每家每户的男性都坐在他们的父亲前面，而母亲也坐在女子的后面。这样就确保了在家管束子女的家长在公共场合也能监督子女的行为。他们也特别注意，年轻人必须和年长的坐在一起——因为孩子们待在一起定会嬉戏打闹，但这时应该是他们对神敬畏的时刻，即使不是唯一的时机，也是激发他们良好德行的最佳时机。

他们从不宰杀动物来献祭，因为他们认为，仁慈的上帝不会喜欢看到杀戮和流血的。他们说上帝给了万物生命，是因为上帝有好生之德。但他们供奉一些烧祭品——焚香或其他芳香物品，并点燃许多蜡烛。他们当然很清楚，神并不需要这些香烛，但他们认为这种献祭方式并无害处，且他们觉得这些芳香和烛光以及其他仪式能够不可思议地提高人的思想境界，使他们更加虔诚膜拜神明。

人们身着白衣参加圣会，而教士则穿着彩色的法衣，做工细致，设计精美，但是由廉价的布料制作——既不是金线织成，也没有镶嵌宝石，是用各种鸟羽装饰。另一方面，这些法衣作为艺术品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世界上最值钱的材料。此外，这些羽毛编织成象征着神圣真理的特殊图案，且教士对这些象形文字的意义作详细的解说，因为他们要让人们想起上帝对他们的恩泽，以及他们对上帝和彼此的职责。

身着这样法衣的教士从圣堂出来时，所有人都恭敬地跪在地上，整个教堂鸦雀无声。这种气氛令人敬畏，人们似乎能够感觉到神明显灵。不一会儿，教士指示他们起立。然后他们就伴随着乐器演奏的音乐唱起赞美诗，他们的乐器与我们的大不相同。大部分乐器的旋律比我们的更加悦耳，虽然有些乐器无法与欧洲的乐器相提并论。但是在某一点上，毫无疑问他们远胜过我们。他们所有的音乐，不论是声乐还是乐器，都很好表达出自然的情感。演奏出的音乐都能很好适应现场气氛，无论是祈祷还是庆祝，激动还是平静，悲伤还是愤怒，它们的旋律都能恰如其分地表达出适当的情感。因而能够深深打动听众的心灵，使人们的内心受到极大鼓舞。

仪式以教士和教众一起朗诵祈祷文而结束。祈祷的经文措辞使得一起朗诵的每一个人都能将其应用到自己的身上。祈祷经文大致是这样：

神啊，你是我的创造者，我的主宰，是一切美好事物的源泉。感谢神的恩泽，尤其感谢神让我生在世上最幸福的国度，并信仰最虔诚的宗教。如果是我弄错了，如果还有其他更好的宗教或社会制度是神更加赞许的，请求神让我知道，因为我愿意跟随神的引导。但如果我们的制度的确是最好的，我所信仰的宗教也是最虔诚的，那么请让我对它们忠贞不移，并让其他所有人也过和我一样的生活，拥有同样的信仰——除非现存各种不同的信仰时神难以捉摸的意志。请求神让我轻松的离世，向神皈依。我不敢奢求这样的解脱来得早还是晚。但如果是神的旨意，我宁愿以最痛苦的方式解脱以便早日向神皈依，也不愿过最快乐的世俗生活而离神如此遥远。

念完这些祈祷文之后，他们再次跪拜片刻，之后才起身走开用餐。这一天剩余的时间就用于娱乐和军事训练。

好了，我已经力求准确地向你们描述了乌托邦理想国了。在我看来，它不仅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而且是唯一有资格被称为理想国的国度。在别的国家，虽然人们总是谈论公共利益，但所有人关心的都只是个人利益。在乌托邦，不存在私有财产，人们都认真履行公共义务。而这两种情形都合情合理。在其他“共和国”，几乎人人都知道，如果人不为自己打算，他就会活活饿死，无论他的国家是多么繁荣。因此他会将自己的私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也就是放在别人的利益之上。但是在乌托邦，一切都是公共所有，只要公共仓库充盈，就没有人会担心缺少什么。人人都能得到公平的分配，因而从来都没有穷人或乞丐。人人都一无所有，但人人又都很富裕——因为有什么财富能比得上愉快、平静的心灵和无忧无虑的生活？不被衣食之忧所困扰，也不被妻子的苦苦哀求所烦扰，不怕儿子会贫困，不用为女儿的嫁妆发愁，乌托邦人有绝对的把握，他、他的妻子、他的孩子、他的孙子、他的曾孙、他的玄孙，以及无穷无尽的后代都能过上丰衣足食、幸福无忧的生活。人们另外还想到，那些上了年纪因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也应受到和劳动者同样的待遇。

现在，有人敢将乌托邦的公平制度和其他国家所谓的公平作个比较吗？——如果我能看到一丝一毫的公正和公平就真是活见鬼了。这算什么公正呢？贵族、金匠或高利贷者要么无所事事，要么做些毫无必要的事，对这种人的懒惰和无益之功却报以豪华奢侈的生活。而像驽马一样不停地辛勤工作的劳动者、车夫、木匠、农场工人，他们从事如此重要的工作，假使他们罢工，用不了一年，任何国家都会停止运转——他们又是什么境遇呢？他们食不果腹，过着悲惨的生活，甚至连牛马都不如。然而，至少牛马还不用工作这么长时间，吃的也还不错，味道也更可口，也不用为未来担心。实际上，他们不仅现在不得不一无所获地劳累受苦，也不禁为受贫困潦倒的老年而发愁——因为他们的日薪连一天的开支都无法维持，更谈不上存钱养老了。

在所谓的贵族、金匠这些游手好闲或只会从事奢侈和娱乐之事的人身上浪费大量金钱，而对社会存在和发展不可或缺的农场工人、矿工、劳动者、车夫或木匠却没有这样的待遇，这样的社会有何公平和感恩可言？当这些人又老又病，穷困潦倒时，这种忘恩负义简直达到了极点。在利用完他们的大好青春之后，社会却忘记他们不眠不休的服务，对他们所作的重要贡献的回报就是任由他们悲惨死去。不仅如此，富人还要剥削穷人微薄的收入，不仅用私下欺诈的方式，还利用公共法令巧取豪夺。似乎为社会贡献最多的人就理所应当得到最少的回报，他们甚至更加恶劣，还制定法律把不公平冠以公平之名。

事实上，我在细想当今世界上所有盛行的社会制度时，我敢断言，我所见到的都是富人在管理社会的名义下牟取私利的阴谋。他们想出各种诡计和托词，首先是保存自己的不义之财，然后就用最廉价的工钱榨取穷人的劳动。一旦富人决定这些诡计和托词应该正式得到社会的认可——包括穷人和富人——这些诡计和托词就成了法律。因此，一些少数不择手段的人在贪得无厌的欲望的驱使下将本足以满足整个社会需求的物资占为己有。而这些人又能比乌托邦人幸福多少呢？在那里，随着金钱和对钱的欲望同时消失，解决了多少社会问题，又根除了多少罪恶啊！因为，显然金钱终结意味着每日的惩罚都无法阻止的所有罪行的终结：欺诈、偷盗、抢劫、争吵、暴乱、骚乱、叛乱、凶杀、谋反，以及巫术。且随着金钱的消亡，人们的恐惧、不安、焦虑、劳累过度，以及不眠之夜都会随之消失。咳，甚至连贫困，这个似乎只有金钱才能解决的问题，也会立即随金钱的终止而消失。

让我把这一点解释得更清楚一些。回想收成最差的一年，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饥荒。那么，我敢打赌如果你在歉收的年末调查所有富人的谷仓，你会发现那里有足够挽救所有因营养不良或疾病而失去的生命的粮食，也能防止人们受天气和土壤影响而受罪。如果不是金钱这个该死的东西，人人都能丰衣足食。这个伟大的发明本来是为了使我们更容易获得食物，但实际上恰恰是金钱妨碍了食物的获得。

我敢肯定，连富人也一定意识到了这一点，也认识到与其占有太多，不如知足常乐——与其被巨大的财富所包围，不如一起从危险地带撤退。同样毫无疑问，不管是自身利益，还是救世主基督的威严——基督是如此明智，他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有利的，基督又是如此仁慈，任何事情他都会劝诫我们——如果不是因为狂妄这个万恶之源，基督早就应该引导全世界采用乌托邦的制度了。因为狂妄衡量成功的标准不是自己得到了什么，而是其他人得不到什么。狂妄甚至不愿意踏入天堂，如果她觉得天堂没有可以任她凌辱和使唤的可怜虫——如果没有谁的痛苦能够衬托她的幸福，或如果炫耀她的财富不能使别人的贫困更难以忍受。狂妄，就像凶恶的毒蛇盘绕在人们心头——或者，我们可以说，犹如一条紧拽着国家这艘船的大鱼？——它总是把我们往后拽，阻碍我们向更美好的生活进发。

但由于这样的错误在人性中已经扎根太深，所以不易根除，我很高兴看到至少有一个国家致力于建立我希望全世界都能够采取的制度。乌托邦的生活方式不仅为文明社会奠定了幸福的基础，而且很有可能能够永远持续下去。他们消除了野心、政治冲突和其他类似罪恶的根源。所以没有发生内部纠纷的危险，这曾经摧毁了许多无法征服的城市。只要国内团结一致并管理健全，不论邻国国王多么嫉妒，他们也无法动摇或破坏乌托邦政权。他们过去曾多次来犯，但终究都败退了。

拉斐尔在为我们讲述这一切时，我心中不断产生许多异议。这个国家的法律和风俗，在许多情况下对我来说都荒谬至极。更何况他们的军事战术、宗教和礼拜仪式，他们整个社会的基础即没有资金流通的共产主义，尤为荒谬。单凭这一点就意味着高贵的终结，进而是尊严、显赫以及权威尽失，这些都是任何国家真正引以为荣的。

然而，我看得出拉斐尔说了这么多已经累了，而我也不是很确定他是否能容忍任何反对意见——尤其是我记得他曾经讽刺过那些如果不对他人的观点吹毛求疵就生怕被人当作傻瓜的人。所以我很客气地评价了乌托邦的制度，并感谢了他有趣的谈话——之后我挽着他的胳膊带他一起去晚餐，我告诉他：

“好的，我会好好考虑这个问题，或许以后我们还能再见，到时候还能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我当然希望有朝一日这能够实现。同时，虽然他具有渊博的学识且见多识广，但我不能同意他所说的一切。但我坦率地承认，乌托邦共和国的许多特征——我希望欧洲也能采用——可是我很难指望这能够实现。 tt1js+IskAs139uKNCKBy5Uq6wKGQ1ew4AVhrCEQ2Lg14xc8u5KxMeYXL81Yot6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