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存在于世的这份幸运,它的独特之处或许在于它的死亡。用一个谜语来表述,那便是:如果我是我的父亲,我已经死去;如果我是我的母亲,则我依然活着,且已老迈年高。生与死,乃是生命的两极,分布在生命云梯的两端,一端最高,一端最低;一端已然颓废,一端还在延伸。如果还有什么中庸的方式可以借用,或者在生命的终极问题上仍有选择的余地,我会说:正是这个中庸、这个余地成就了鄙人,将我同其他所有人区别开来。对于生命的上升与衰落,我比常人更加敏感。我深谙于此,因为二者我都了解,也是它们造就了我。
我的父亲谢世之际,不过三十六岁而已。他纤细羸弱、讨人喜欢、疾病缠身,似乎注定成为这个世界的匆匆过客——与其说那是生命,不如说那只是对生命友善的提示罢了。也是在我三十六岁的那一年——就是父亲谢世的年龄,我跌落到了人生的最低谷,但我依然活着,只是连离我三步之遥的地方都看不清。那是在1879年,我辞去了巴塞尔大学的教授职务,在圣莫里茨度过了那一年的夏天,又在瑙姆堡度过了随后的冬天,那是我人生中最灰暗的时光,过着幽灵一般的生活,《彷徨者和他的独居生活》 便是这一时期的著述。毋庸置疑,在那些日子里我饱尝了独居的滋味……
第二年冬天,是我在意大利热那亚度过的第一个冬天——温和而甜蜜,超凡而脱俗。其实,这一切都是我撰写《黎明》所付出的心血带来的必然结果。《黎明》的问世,带给我光明和兴奋,甚至带给我生机勃勃的精神力量。在我看来,这一切恰恰是生理上的极度亏欠,乃至精神上的无限痛楚所换来的补偿。在经历那些痛苦的过程中,我遭受了连续三天三夜的头痛,同时遭遇了难以忍受的痰喘折磨。然而,这一时期,我却多有超常的辩证能力,处理问题坚决果断,毫不迟疑。相反,在我健康状况稍好的时候,我却不够野心勃勃,不够缜密,不够客观。或许,只有我的那些读者们才知道我是如何将辩证法视为颓废的征兆,最有说服力的情形莫过于对待苏格拉底的那个例子了。至于,那些原本影响智力的病魔,乃至由发烧引起的半昏迷状态,为什么足以引起我思维的神奇变化——所有这些,对我来说至今仍然是个“谜”。为了弄清那些病魔的性质及其发生的规律,我首度求诸于学究的方法。
我的心脏,总是跳动得很慢。因而从来没有医生诊断出我发高烧的病症来。有位大夫,甚至一度将我当作精神病人来对待,可临了,他却说:“不!不是你的精神出了问题,而是我的神经出了差错!”其实,身体局部的任何病变都可能失去其症状的。比如,过度疲劳,就会引起消化功能的极度衰退,从而引起胃部的病变,但是却不至于会有什么生理器官表现出胃病的症状来。有时,眼睛的症状会严重到接近失明的地步,但是这不过是病变的过程而已,并非病变的原因所在。因此,一旦其他生命指数得以提高,视力就会随之恢复。
对我而言,康复过程简直像一条经久不断的锁链一样,其中很不幸地伴随着旧病复发和病情恶化,这是一段很颓废的时期。至此,我所亲身遭遇的颓废情节,还需要更多的补充吗?我以为,我已经彻彻底底地交代清楚了。而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整体把握事物的微妙技术到通过直觉发现细微差别的能力,从“明察秋毫”的心理战术到所有决定我性格特质的生理规律,都是我在这一时期里学来的。换言之,正是在这一时期,我的一切——观察能力及其感觉系统,都变得更加敏感、精微和周到。所有这些,都是这一特殊时期所赋予我的特异禀赋。如果从病理学的视角上考察这些相对健康的价值和观念,同时又从相反的视角上将充裕而有保障的富人生活看作是人类本能颓废的秘密所在,那么,这些就是我着力最多的地方,也是我阅历独到的特殊领域。在这个特殊的领域中,我是大师。我现在已经具备扭转观点的知识和技巧,这也是我认为于我而言“重估价值”或许完全可行的原因之一。
暂不论我颓废的一面,我也有积极的一面。对此,别的不说,这里的证据是,在同病魔抗争时,我总会本能地选择对自己有益的方式,而在同样的情况下,对于颓废者来说,他们总会选择对自己有害的方式。总体而言,我是健康的;局部而论,我又是虚弱的。从自己习惯的生活环境中绝对地脱离出来,并且坚持不再接受照顾、伺候和家庭医生的护理——这样就脱离了对本能的无条件依赖,从而懂得了什么才是当时最需要的。由于对自身了如指掌,即便在颓废之际,我也能够让自己健康起来。做到这一点的先决条件——任何生理学家都不会排斥的——便是你的身体基本上是健康的。一个通常多病的身体是健康不起来的,自然也就难以再使自己健康起来了;相反,对于一个通常健康的身体,生病反而会成为他生命的兴奋剂,使其生命力更加旺盛。事实上,我那一段长时期的病情,对自己的健康来说似乎正是如此:我发现自己的生活新鲜了许多,甚至连自身的状态也改变了许多。我用他人难得的方式品味着生活中所有美好的事物乃至无足轻重的小事,凭借的无非是向往健康的意愿,无非是憧憬生命的意志——一言以蔽之,无非是我生命哲学的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那些生命处于最低潮的岁月里,我摒弃了悲观厌世的情绪,才没有沿着这个路子滑下去。对我而言,正是自我恢复的本能使我的生活信念免于向贫乏而悲观的方向滑落……那么,一个人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一个成功人士给我们的感觉是舒服的——他,好似一块神奇的木材,整体雕琢而成,看上去坚硬、雅致、香气扑鼻;他,只品读对身心有益的事物。一旦什么地方对身心的益处超越了限度,他的喜悦和兴趣便会停止;总为治病疗伤而预言,常化恶遇劣境为契机——只要不被恶劣的境遇所击溃,他便会十足地坚强。在所见、所闻和所历中,他本能地汇集了如下的结论:他有自己取舍的原则,他能抵御许多事物。无论是在阅览书籍,还是在游历盛景,或者在审度人群,他永远与己为伴。凡是他选择的、承认的和信任的,他都予以尊重。
对外界刺激的反应,他总是迟钝的。正是这种反应的迟钝,造成了他性格上的过于谨慎和妄自尊大——当刺激向他袭来时,他总是先要间接地试探,从来不会迎上去直接面对。他从不相信“厄运”和“罪孽”;相反,他懂得如何忘却那些负面的东西。然而,只要是对他发展有益的事物,他总会毫不迟疑地勇敢面对。足见,他绝非什么颓废之人;相反,他总是站在颓废的对立面——好吧,我是与颓废相对立的人:因为我描述的正是本人。
我以为,能有这样一位父亲,乃是我得天独厚的特权:父亲在奥登堡宅邸生活了几年之后,做了牧师,那是在他生命中最后几年里的事情。听他布道的农民们说,天使应该就是父亲那个样子。由此,我便开始了种族问题的探究。原来,鄙人乃是波兰的贵族出身,且没有半点的混血成分,压根儿就不是什么德意志人。而当我寻找与我完全对立的东西,那些数不尽的卑劣天性时,我总可以在母亲和妹妹身上找到。和她们有血缘关系,这一点对我圣洁的血统简直是一种亵渎。时至今日,我想起母亲和姐姐是如何待我时,心中仍然充满了说不出的恐惧。在我身体最脆弱、最需要静养的时候,总觉得什么地方就好像偏偏安放了一台魔鬼般的机器准确无误地工作着。每每在这样的场合,我总得使出全身的力气,就像抵御毒蛇的侵入一般……或许,这种高度失衡的不和谐现象得从生理学的视角上去介入,才可能解释得清楚……不过,我对“永久轮回”的深恶痛绝,是我打从地狱中走过之后才得来的真实感觉,不过,这些全都是拜母亲和姐姐所赐了。然而,即使作为一个波兰人,我的出生也是一个异乎寻常的返祖现象。不过,要弄清这个地球上曾经有过的、顶级高贵的种族的原始天性,何以达到我所描述的人一般的巅峰水准,或许人们还得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才能实现。
同当下一切贵族阶层的观念背道而驰,鄙人总有一个感觉,这个感觉至高无上而又与众不同——当今年轻的德意志皇帝,连做鄙人的马车夫都是一种“荣誉”,还得看鄙人愿不愿授予他呢。不过,也有一个例外,我会感激我的同仁——我深怀感恩之心,也深谙此间之理。瓦格纳夫人科茜玛,无疑是出身最高贵的人。于是,我不能不多说几句了,理查德·瓦格纳绝对是同我关系最密切的人,没有人可以跟他相提并论。在一个不可超越的意义上,一切流行的亲疏远近理念,在生理学上都是无稽之谈。可谁知道,罗马教皇如今仍然在经营这种子虚乌有的理念。人类是同父母关系最为疏远的动物,于是,认为同父母关系接近的观念,便沦为了最极端、最庸俗的表现。越是高级的种族,越是需要追溯其起源,这样她便会集合更多的优点,保留更好的传统,储备更大的能量。最伟大的群体是最古老的种族,虽然我并不完全知晓,但是古罗马尤利乌斯·恺撒,或许就是鄙人的祖先,或许,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那个狄俄尼索斯酒神的化身,也跟我有关……不信你瞧——就在我写作的时候,邮递员给我送来了一封印有狄俄尼索斯头像的信件。
给自己树敌,这种玩意儿,鄙人从来不懂——即便在非常必要的情况下,鄙人也不会为自己树敌的。毫无疑问,这一点也得归功于我的父亲。虽然我看上去不大像基督的信徒,但是鄙人怎么也不会干出伤害自己的事情。人们可以任意设想鄙人的生活,但却很难(其实,只有一次)发现什么人对鄙人抱有恶意。不仅如此,或许人们还会表现出良多的善意呢……甚至,根据鄙人的经验,每一个人都会毫无例外地有过为个人利益辩护的经历。鄙人能够驯服每一只狗熊,甚至还能让小丑们检点自己的行为。在巴塞尔文法学校任教的七年里,鄙人教授过(古)希腊语中最难理解的语法现象。即便如此,鄙人也从未惩罚过那里的学生。只要在我班里学习过的学生,再懒的也能勤奋起来。平日里,总得经常处理一些意料之外的事情——如果只顾教书而不闻窗外之事,那么面对突如其来的事情,常常会令人措手不及。乐器毕竟是乐器,如果跑了调子,那一定是演奏乐器的人跑了调。如此,我真的该生一场病,便可避免跑调的问题,自然也省得那声音不堪入耳了。我常常听到“乐器们”抱怨,说什么从来没有哪个器乐师能从它们身上弹出过最美妙的音乐来……要说最好的器乐师,那非海因里希·冯·斯坦因莫属了,遗憾的是,他英年早逝。海因里希·冯·斯坦因,曾难得获此允准,在锡尔斯—玛利亚逗留过三天——他自称,并非为上恩加丁河谷而来。就在那短短的三天里,这位难得的高人,以他普鲁士容克贵族的全部冲动和毫无掩饰的激情,深深地走进了瓦格纳风格的神秘世界,涉入了杜林音乐的精神天地而情不自拔,恰似凭借着狂风一般的威力,其乐音的余韵在天空中自由地翱翔,他本人也如虎添翼,一瞬间便飞黄腾达。不过,鄙人还得不断地提醒他,这只是清爽空气的微妙功效,谁都会有同样的感觉,你不能高居于拜罗伊特六千英尺以外的天空而无视这个事实。然而,他偏偏就不信这个“邪”……如此也罢,因为我知道:即便大大小小的不端行为全都冲我而来,那也不是故意而来,至少不是恶意所致。相反,值得我抱怨的倒是许许多多的“善意”,我已谈及许多,却招致我生命中不少的“厄运”。鄙人的阅历足以令人怀疑一切所谓无私的动机,怀疑一切言行中的“博爱”。在我看来,那便是一种软弱的表现,一种无力接受刺激的表现——只有在颓废者之间,怜悯才被唤作美德。对于那些施舍怜悯的人士,我的非难是:羞辱和敬畏,后者在距离上的微妙感觉最容易迷惑他们,怜悯总有乌合之众的味道,因而就会像粗俗的行为一样为他们所误解。而在某种情况下,施舍怜悯的手甚至会以直接侵入的方式葬送一个伟大的命运,破坏一个疗伤人独处的空间,剥夺一个人自责的权力。鄙人以为,在高贵的德行中绝不应该包容怜悯的行为,在“扎拉图斯拉的诱惑”一节中,我创设了这样一个情节:由于痛苦的折磨他大声呼叫,“怜悯”就像终极的罪孽侵袭着他,引诱他走向堕落,背叛自我。于是,为了坚守自我,坚守崇高的使命,必须摆脱所谓无私行为中诸多低劣而短视的行为。这些行为的表现非常活跃,因而要摆脱其恶劣的影响,对扎拉图斯拉来说乃是一个必经的考验。或许,是终极的考验。自然,这也是对其真实能力的最好证明了。
其实,从另一个视角上看,我不过是父亲的翻版,不过是父亲过早谢世的生命延续而已。就像人们从来没有生活在平等的群体中一般,对他们而言,“补偿”就像权利平等一样遥不可及。因此,在大大小小冒犯自身权益的愚蠢行为发生在身边时,鄙人一概不采取什么反抗的手段,或者保护的措施,即便鄙人是有理的,也绝不以所谓正当防卫一类的行为进行反击。鄙人所谓的补救办法是:在愚蠢行为发生之后,尽早作出睿智的样子,这样,周围的人们或许还会高看你一眼。打个比方说吧,假若我狼吞虎咽地吃下一瓶果酱,我会说是为了驱除胃里酸味之类的东西……于是,你便树立了自信——随他们去吧,反正鄙人总可以“补偿”的。只要抓着机会,鄙人总会感谢那些“冒犯者”的,乃至于有时简直就是因为冒犯本身而感谢,或者还可以找机会求助于“冒犯者”。这样,总比反过来帮他们的忙更体面一些吧……而且,在鄙人看来,即便是最粗俗的言辞、最鄙陋的信件也要比沉默寡言善解人意一些,实诚一些,因为那些喜欢沉默寡言的人常常是缺乏敏锐之见和礼貌之心的人。沉默便是反抗,而且将本该一吐为快的东西再吞噬下去,养成了坏的习性,乃至于损坏了好端端的胃口。难怪,凡是沉默寡言的人都有消化不良的毛病。人们总会发现的,我不想“粗鲁”的价值被看低,因为这是迄今为止,在处理冲突上最为仁义的方式了。于是,即便在当今优雅的举止中,“粗鲁”——也当数最佳德行之一了。要知道,对于一个足够富裕的人而言,犯错或者被人冤枉一类的事情,甚至是一种幸运。上帝光临人间,难免会犯错误,毕竟上帝的形象就是:承担罪过而不承担惩罚。
试图摆脱怨恨,却总是得益于怨恨——谁知道,这也是鄙人那些痼疾所带来的效应,乃至于鄙人终生都得感激涕零!然而,事情却并非那么简单:为了这个效应,你必须经历由至盛到至衰的生命历程。不管你得了什么样的疾病——只要在同病势、弱势相悖而行的情况下,体内原有的抗体,其抵御或者抵抗病情的能力就会减弱。你会浑身疼痛难忍,却不知何以摆脱痛楚、应付痛楚、击退痛楚。总之,病魔缠身,无以脱体,以至于病入膏肓,连记忆力也会严重减退。体弱多病,原本就是一种怨恨。对付它,患者唯有良药一剂——俄罗斯之宿命论。须知,本宿命论是不由反抗的,一个信奉它的俄国士兵,一旦在战役中支撑不住,便会倒在雪中,不吃不喝,不受外物,不汲取任何养料。自然,最终便不再有生命的迹象……这种宿命论最大的合理性在于,它不仅不会直接摧残人的意志,而且即便在你生命垂危之际,仍然能够延续你的生命。然而,这种宿命论的危害却在于,它仅仅通过降低人的新陈代谢功能,使之缓慢运作,最终麻醉人的意志。在逻辑上,如果给以上流程再加上几个步骤,那么,人们就完全可以推测出:即便你被送进了坟墓,你仍然可以再睡上几个礼拜……因为,人如果处处都得作出快速的反应,其生命就会枯竭,最终便会完全丧失肌体的反应能力,这便是宿命论的逻辑。其实,没有什么东西比怨恨更能消耗生命的火焰了。恼怒、对病魔的敏感、无力复仇的抱怨、欲望的失落、复仇的怒火、任何意义上的造孽——这些,对一个精疲力竭的人来说,无疑是对其反应最具副作用的因素,比如,它足以招致神经能量的快速消耗,同时导致病人排泄量增大,入胃胆汁多。怨恨,乃是患者的禁忌,患者的魔鬼;可悲的是,怨恨又是患者难以克制的情绪。深谙此道者,莫过于那位渊博的生理学家——佛陀释迦牟尼,他紧紧地抓住了人性的这个弱点。释迦的“宗教”,以消弭怨恨而著称,不如叫作“系统的卫生术”便妥了,也省得人家将其同以怜悯著称的基督教混为一谈,为求心灵之自由,必得先求躯体之健康,这是不言而喻的。“以怨报怨,怨重怨;以德报怨,怨消怨”,这是释迦“卫生术”的第一条教义,它不是道德的说教,而是生理学的原理。怨恨的天性是脆弱,因而到头来伤害最大的不是别人,而是意志薄弱、怨天尤人者本人。相反,富裕的天性则是预设,而试图成为这种预设的主宰者,却几乎是所有富人的特征。其实,这是一种自作多情的表现。主张向复仇心理和报复行为作斗争,乃至于向“自由意志”论宣战,乃是鄙人全部的哲学逻辑,而反对基督教的斗争只是其中一次特殊的战役而已。只要懂得这一思想严肃性的人,便会明白正是在这些问题上,表现着我个人的社会承担和我人性哲学的实践意义。然而,在那些颓废的日子里,鄙人只能将所有这些,视若有害的东西而不得远离了它们;而生活变得充裕并值得骄傲的时候,我又将它们置于脑后而暂时忘却它们。多年来,所谓“俄罗斯宿命论”之于鄙人,总是一旦抓住机会就紧紧地纠缠着我,而且,年复一年地,几乎总是在痛楚难熬的时间和地点,总是在疼痛难忍的住所里和人群中发生。还好,不必改变它们,也不必为它们所改变,更不必固执地反抗它们……奇怪得很,在那些日子里,时而自己好似已被宿命论所击败,时而又似乎还在宿命论的包围中挣扎,并企图拼命地苏醒过来。谁知道,每一次这样的试探,都是一件冒着生命危险的事情。认命,不再奢望自身的“改变”——这里,正是理性本身的力量。
至于战争,却是另一码事。鄙人,天性好战,本能好攻。能够与人为敌,成为他人的敌人——或许,是需要某种与生倶来的天性作为其强悍的支撑的。换言之,强悍的天性在任何情况下,都足以成为“与人为敌”的必要条件。强悍的天性需要耐力的支持,因此必须培养耐力。好战心的必要性之于强者,恰如报复与复仇心理之于弱者,这是自不待言的。比如,女人的报复心理,是以其柔弱的生理条件为前提的,正如她们对别人的同情心是以其心理上的敏感性为条件一样。同样,一个好攻的强者必定以力量为前提,而且必须达到一定的标准。每一次力量的增强都意味着就对手或者问题的一次挑战。对一个好战的哲学家来说,有一个挑战的问题,才能与劲敌决斗。决斗即便征服了对手,也绝非单凭耐力便可以奏效,需要以全部的力量、坚韧的毅力以及驾驭武器的能力通览全局,才足以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克敌制胜……而一场势均力敌的决斗,其先决条件是,它必须是一场正当的决斗。若一个人鄙视对手,他就不能向他挑战;若一个人发号施令或期待某些东西不如自己时,他也不能发起挑战。根据鄙人的经验,提出如下四条战略建议。首先,鄙人主张只攻击战绩显赫的目标,在特殊情况下,还可以待到对方战绩显赫时再进行攻击。其次,鄙人主张只攻击孤立的或者尚未结成同盟的目标,以便各个解决。一旦招致失败,还可以进退两便,决不在敌众我寡、敌勇我疲的情况下作战,这便是鄙人的作战原则。再次,鄙人决不主张实行个人攻击——对于个人,鄙人只将他们用作放大镜一般的工具,以便探知那些难以察明、难以接触的丑恶。那便是鄙人击败大卫·斯特劳斯的战术,准确地说那便是鄙人取胜于德意志老年修养术的诀窍——正是鄙人当场揭穿了那种修养术的秘密……那也是鄙人取胜于瓦格纳的秘诀,准确地说那便是鄙人揭穿我们“文化”之虚伪乃至将精明与富裕、后期与伟大混为一谈之混血天性的妙方。最后,鄙人主张只抨击那些抛开不良背景不谈、排除个性区别不论的事与物。其实,就鄙人而言,攻击是为了求证善意,在特殊情况下,乃是为了表达感恩。只要将鄙人的名字同一个人、一件事联系在一起,鄙人都会引以为荣,都会倍觉骄傲——无论这个人是志同道合之辈还是离经叛道之流,我完全不在乎。果真向基督教宣战,鄙人是有这个权利的,因为在反对基督教义的征途上鄙人从未经历过失意的事情,即便是最虔诚的基督徒,也能同鄙人和平相处。于是,作为基督强制教义的敌对者,鄙人绝不会因世纪的命运问题,而对一个特定的个体 怀恨在心。
这里,还得冒昧介绍鄙人性格上的最后一个特点,因为正是这一点造成了鄙人同他人交往中不小的麻烦。好洁净,乃鄙人与生倶来之脾性,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非常离奇的癖好,这让我的生理感觉——嗅觉——近似于……或是……怎么说呢?对于人体内部的各类构件——内脏的每一个细微部分,鄙人均能借助于这个敏感的生理触觉,深入并且探知其每一个角落的秘密:所有隐藏在灵魂深处的丑陋东西——无论是先天血统的遗传或是后天教育的禀赋,只要通过一次直接的接触,鄙人几乎都可以准确地觉察出来。如果这些觉察是正确的,洁癖的嗅觉就会对其所觉察到的东西产生本能的抵触,而相应的大脑器官则会小心翼翼地对其作出厌恶的反应,于是,它们绝不会错误地发出扑鼻的香气来……就这样,习惯养成自然。一个对环境苛刻的要求便成了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元件,舍此,在一个肮脏的环境中,我便无法生存。足见,鄙人只能在清澈的水中,或是在近乎透明、发光的自然环境中游弋、沐浴和嬉戏。由于这一癖好,在同他人相处时,鄙人务必持有极大的耐性,于是,鄙人的博爱,便不仅要表现在宽容地同他人相处,还得表现在耐心地同别人交流……博爱,简直是一个对鄙人长期自持能力的考验。好在,鄙人常常需要与世隔绝,换言之——鄙人得恢复健康,回归自我,还得呼吸一点儿自由、轻松而愉悦的空气……整部《扎拉图斯拉的独白》,就是一首关于独居生活或是对“与世隔绝”的赞歌或是狂想曲什么的,或者不如直接说,《扎拉图斯拉的独白》就是一首关于“洁癖的赞美诗”。但愿它绝不是在赞美白痴。只要不是色盲的人,都能辨别得出,它是一颗璀璨钻石。见不得人类,见不得“乌合之众”,乃是鄙人人性中最大的弱点。因为,它会招来人生最大的危险……如此,您还愿意倾听《扎拉图斯拉的独白》,以资赎回那些“见不得”的代价?
我,怎么了?怎么才能摆脱那“见不得”的窠臼?谁,足以使我双眼复明?怎么才能飞往那理想的高度?那里,“乌合之众”不再坐上辩护人的席位。
诸多的“见不得”,可曾为我插上飞翔的翅膀?可曾为我增添潜水的能量?没错,我得飞至巅峰,以便再一次找至欢乐的源泉。
哦,我找到啦,我的兄弟们!这里就是巅峰!瞧,欢乐的泉水,正向我涌来!生命的泉水,没有乌合之众与我共饮。
欢乐的泉水啊,您不必过于性急!因为,越是急着倒满,越容易全部洒出。
我,小心翼翼地向您靠近:心,依然向您飞去,不过,也显得过于性急。
我的心,像火热的夏天,短暂、滚烫、忧郁而过于乐观;我的心,像炎热的夏天,渴望那泉水带来的清凉!
春天里,缠绵的苦恼,随和风而离去!六月里,多情的怨恨,像雪花一样飘去!我,全然地来到了夏天——炎热的仲夏。
巅峰的夏日,伴之以清凉的泉水,随之以天堂的静谧。来吧,朋友!静谧将带来良多的福分!
这里是我们的巅峰,这里是我们的家园。在这里,我们超然物外,让宵小之辈望尘莫及。
朋友,快将你纯洁的目光投向这欢乐的源泉!别担心,它闪烁的光华不会黯然失色!否则,它纯洁的秉性会嘲笑你胆量不足。
在未来的大树上,我们将筑好自己的“家”,孤独时,雄鹰必定会衔着食物飞来!
不错,宵小之辈哪能享得了这种福分?因为吃了这里“火”,便会烧坏了他们的胃。
不错,我们没有在这里为宵小之辈们预留他们的“窝”!我们的福窝,便是他们的冰窖,必定会冻坏了他们的“灵”与“肉”。
让我们像疾风一般,傲居在宵小之辈的头顶之上。以雄鹰为伴,以冰雪为邻,在阳光的沐浴中生活,那便是疾风生命的轨迹。
像疾风一般——总有一天,我会穿梭于宵小之辈的腰间与背上,用我的精神窒息他们灵魂的呼吸。总有一天,我会实现自己的夙愿。
不错,《扎拉图斯拉的独白》就是一股强劲的疾风,它将吹遍地球上所有的角落;它将告诫对手及其所有以唾沫伤人的人:尔等小心为妙,不得迎风而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