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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可分为流星、行星和恒星三种。第一种效果短暂，你抬头凝望，叫声“看啊”，它们就永远消失了。第二种是行星，持续的时间要长得多。因为离得近，它们往往要比恒星更亮，无知的人误以为它们就是恒星。但它们必定也会迅速退场，何况它们的光亮是借来的，它们的影响仅限于同行者（同时代的人）。只有第三种始终不变，牢踞天宇，靠自身发亮，影响遍及各个时代。由于没有视差，它们的外观不会随着我们视角的改变而改变。与其他星体不同，它们不仅仅属于一个系统（国家），而是属于整个宇宙。正因为太高，它们的光线才需要那么多年才能到达地球人的眼睛。
作家总共分两种：一种不得不写，一种为写而写。前者有一些想法和经验，自觉需要与人分享；后者缺钱，他们写作的目的就是赚钱。他们思考是为了写作。你可以根据以下特点认出他们：他们竭尽全力把观点拖长，他们的观点半真半假、暧昧不清、做作多变，他们通常更爱暮色沉沉，以便蒙混过关。正因为这样，他们的作品既不精确也不清晰。你很快就会发现：他们写作仅仅是为了用字把纸填满。一旦看清这一点，你就会把他们的书扔到一边，因为时间宝贵。稿酬和版权实际上害了文学。只有不得不写，才能写出有价值的作品。金钱好像带有某种诅咒，只要一为报酬写作，任何作家都写不出好作品。最伟大的作家创作最杰出的作品时，都没有报酬或报酬极少。西班牙的一句谚语说得很妙：荣誉和金钱装不进同一个口袋。
大众有一种愚蠢的愿望——只读印出来的东西，一大群拙劣的作家以此为生，他们叫作报刊作家。真是个好名字！英语中“报刊作家”的意思就是“日工”。
作家也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作家写作但不思考，他们的写作素材取自记忆、回忆录，甚至直接取自别人的著作，此类作家人数最众。第二类作家边写作边思考，他们为了写作而思考，这样的作家很常见。第三种作家动笔之前先已思考，他们写作只是因为之前的思考，此类作家很罕见。
即便那些动笔之前已认真思考的少数作家，思考主题本身的人也少之又少，其他人思考的都是书，都是他人对主题说过什么。也就是说，得有他人的想法在旁边用力推一下，他们才能思考。于是这些想法成了他们直接的话题，因此他们总受别人影响，也就永远不能有创见。相反，上述少之又少的作家，他们思考是受到主题本身的触动，因此他们的思考紧紧围绕着主题。只有在他们当中才能找到生命力长久乃至不朽的作家。
作家所写直接出自自己的头脑，他的书才值得一读。
书无非是作者思想的记录。这些思想的价值或在质料，或在形式。质料是指作者的思考建立在什么之上，形式是指作者处理质料的方法，即对质料的思考是什么。
思考所由建立的质料多种多样，这是它赋予书籍的优点。一切经验的素材，即狭义或广义上符合历史或自然规律的事物，都属此类。质料的特征在于客体，因此一本书可以很重要而无论其作者为谁。
至于对质料的思考，其特征则在于主体。所写题目可能所有人都懂，所有人都熟悉，但这里带来价值的是理解质料所采取的形式，是思想的内容，这取决于主体。因此，这样的书如果值得称道、卓尔不群，其作者也是如此。因为这个原因，一个值得一读的作家得益于质料越少，甚或质料越为人熟知，越被广泛采用，该作家便越是伟大。因此，古希腊三大悲剧家都采用同样的质料。
一本书出名以后，你应该分清楚是因为其质料还是形式。
大众对质料远比对形式感兴趣。这种倾向表现在对待诗歌作品的荒诞态度上。他们费尽心机，四处搜罗触发作品创作的真实事件或个人经历，是的，他们对这些东西比对作品本身更感兴趣。因此，他们更多的是在读歌德其人而非其书，他们付出更多辛苦研究浮士德的传说而不是浮士德这个人物。毕尔格曾说：“他们会一本正经地研究莱诺蕾到底是谁。”
我们看到，这句话再次在歌德身上应验了。重质料而轻形式，这就好比一个人看到美丽的伊特鲁里亚古瓮，只为对颜料和黏土作化学分析，对其造型和图案视而不见。
思想一经说出即丧失其实际生命，变为化石，就此死去，但也不可朽坏，就像史前动植物化石。一旦我们的思想付诸言辞，思想便不再代表我们的想法，或者说实际上变得不再重要。当思想开始为别人而存在，它就不再存于我们内心，就像婴儿有了自己的生命就脱离母体。
文学期刊应是一道水坝，挡住胡乱草就、汹涌而上、有害无益的当代书籍。期刊的判断应正直、明智、苛刻，应该无情地鞭挞一切无能之辈的拼凑之作，一切头脑空空、钱袋空空、凑字赚钱的行为——百分之九十的书都是这样写出来的。期刊应因此反对无病呻吟、欺世盗名，这是其职责所在。但恰恰相反，期刊却在助长这一切，对此听之任之，反倒与作者、出版商结成同盟，占有公众的时间和金钱。期刊撰稿人一般为教授或文人，他们工资不高或报酬微薄，因为目标一致，利益一致，他们联合起来，互相帮衬，彼此吹捧，这就是为什么文学期刊对坏书一片赞誉之声。他们的人生格言是：让自己活，也得让别人活！
匿名写作是一切文学无赖行为的保护伞，必须废除。文学期刊引入匿名写作的背景是，它能保护正直的批评家不被作者及其保护人的怒火所伤。但百倍于此的是，它的作用只是让评论家完全不负责任。若没有匿名写作，评论家将不能为自己的言行开脱。有些腐化堕落的评论家向公众推荐坏书，换取出版商的一点好处，这种可耻行径也就无所遁形。匿名写作仅仅掩盖评论家的含糊其辞、平庸少才和言之无物。一旦他们知道自己可以躲在暗处匿名写作而没有危险，他们就会变得难以置信的无耻和无赖。
卢梭曾在《新爱洛绮丝》的序言中写道：“正直的人都会在作品上写下自己的名字。”一切正话均可反说。评论常为论战之作，情况要糟糕不知多少倍。
风格是思想的脸，比身体更少欺骗性。模仿他人的风格好比戴了面具，面具不管有多美，它都没有生命，很快就变得索然寡味，难以忍受。因此，最丑陋的活人的脸也胜过面具。
矫揉造作的风格好比做鬼脸。
要对一个作家的价值暂作评价，不必了解他思考了什么，以及他的思考建立在什么之上，因为那样就得读遍他所有的作品。第一步，了解他怎样思考就够了。作家的风格提供了一个确切的参照，可以了解他是怎样思考的，他思考的内在本质和总体风格是什么。因为风格解释了一个人全部思想的形式特点，不管他思考什么，思考建立在什么之上，形式特点都始终不变，这就好比塑造的人物虽然各异，但用来塑造的泥团却都是一样的。当有人问奥伊伦斯皮格尔
到下一个镇子还需要多长时间时，他的回答显然莫名其妙：“走走看！”意思是说，要从提问人的步伐确定他在一定时间内能走多远。因此我读几页某位作家的书，就已多少知道我能从中得到什么。
好的风格的第一个标志是言之有物，实际上这也足以构成好的风格。
庸常之人言语乏味，也许是因为他们说话时不够清醒，也就是说，不真正理解用词的意义，因为这些用语他们通盘照搬，所以他们组织在一起的是惯用语（老生常谈）而非一个个词语。正因为这样，他们的作品明显缺乏清晰的观点，因为他们的作品里没有构成清晰观点的东西，即明晰的个人思考。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一大堆含糊不清的词，现成的短语，陈腐的表达，还有时髦的措辞。这种暧昧的作品因此好比铅字磨损的印版。
从以上关于作品乏味的讨论可以推见，乏味总体而言有两种：客观的和主观的。客观上的乏味是因为没有提出问题，作者没有明确的观点或信息需要表达。因为如果有的话，他就会直接说出，从而处处给出清晰无误的概念，既不模棱两可，也不莫衷一是，更不含糊其辞，因此也就不会乏味。即便他的主导思想是错的，仍经过清楚的思考和审慎的考虑，即至少形式上是正确的，他的作品因此仍具有一定价值。相反，出于同样的原因，客观上乏味的作品一无是处。主观上的乏味则仅是相对的，其原因在于读者对论题缺少兴趣，当然这源于读者的局限。因此，最值得称道的作品从主观角度看可能是乏味的，即此读者或彼读者认为它乏味；相反，最差的作品从主观角度看可能是有趣的，因为此读者或彼读者对论题或作者感兴趣。
矫揉造作的作家好比一个人装扮起来，以免混同于大众，而绅士不管如何衣衫褴褛也不愿冒此风险。正像过分花哨、华而不实的着装暴露了普通人的身份，矫揉造作的风格也暴露了平庸的头脑。
不过，想让写作和说话一模一样，未免误入歧途。每种写作风格都应略带雅训，雅训实乃一切写作之源。说话像写文章，则显卖弄、晦涩；写文章像说话，一样遭人唾弃。
不论何时何地，晦涩和含混均是大敌，因为言语的含混绝大多数源自思想的含混，而思想的含混又来自思想本身的冲突和矛盾，进一步来自思想的虚假。头脑中如果有了真实的想法，头脑就会力求明晰，并能很快达到这个目标：经过清晰考虑的思想很容易找到适当的语言。一个人所能想的，总能用清晰易懂、明白晓畅的语言表达出来。措辞艰深、混乱暧昧的人并不真正知道自己要说什么，他们对要说的只有点朦胧的意识，还算不上一个想法。不过，他们也想对自己、对他人隐瞒他无话可说的事实。
真理是最为赤裸裸的，其表述越简洁，影响越深远。例如，关于人生之虚无，滔滔雄辩也没有约伯的话更有力量：“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
正因为此，歌德的质朴之诗远高于席勒的雕琢之作，这也是很多民歌影响巨大的原因所在。凡属冗余，皆为有害。
从事文学的男女，九成以上除了报纸什么也不读，因此他们的拼写、语法、文风完全取法报纸。因为报纸文字的简洁，他们甚至把报纸对语言的戕害视为短小精悍、措辞文雅、新奇精巧。事实上，才学不足的文学青年总的说来把报纸视为权威，仅仅因为报纸是印刷出来的东西。因此，国家应采取有力措施，确保报纸绝无文字差错。应该设立审查官，他不应领取工资，而应按挑出的错误取酬：发现一个草率使用或风格可憎的词，一个语法或句法错误，或者一个用错的介词，都领一个金路易；发现一处严重违反文风语法的地方，领三个金路易；若发现重复犯的错误，则报酬翻倍。所获报酬应由始作俑者承担。德语难道可以是随便什么人的玩物？甚至粪堆都受法律保护，难道德语就不应该？何其目光短浅！如果每个三流文人和报刊作家都可以任意妄为，不加节制，德语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
文学在衰落，古代语言被人淡忘，一种风格上的缺陷变得越来越普通，但只有在德国才大行其道，这便是主观性。作家认为，他的意思只要自己明白就行了，任由读者自生自灭。作者对读者的困难不予理会，自行其是，仿佛自说自话。而真正该有的是对话，甚至，说者因听不到听者的问题，须将自己的意思表述得更加清楚。出于这个原因，风格不应是主观的，而应是客观的。客观的风格是，词语的组织让读者只能被迫和作者进行完全一样的思考。但要实现这一点，作者须时刻牢记：思想也遵循重力法则——思想从头脑传递到纸上，要比从纸上传递到头脑容易得多，因此为了保证后一种传递，我们得为思想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如若实现，词语将呈现纯客观的状态，就像一幅完成了的油画；而主观的风格其影响力无非像墙上的斑斑污点，仅当想象力碰巧被激发时，人们才能从污点中看出形状和图案，其他情况下它们只是污点而已。我们所讨论的这种区别适用于整体叙述模式，但通常也体现在个别段落。例如，我刚在一本新书中读到：“我写作，不是为了让世上的书再多一本。”这和作家的意图完全相反，而且毫无意义。
草率动笔等于坦承作者并不看重自己的思想。只有坚信自己思想的分量和真实性，作家才能产生热情，才有不屈不挠的意念，去探索如何将思想表达得尽量精巧、有力和动人，就像我们只为圣物或无价艺术品使用金银制成的匣子。
像建筑师盖房那样写作的人少之又少。建筑师要事先画图纸，考虑到最小的细节；大多数人写作则像玩多米诺骨牌，他们把句子像骨牌一样一个个摆在一起，一半有意为之，一半无心使然。
写作艺术的基本原则是：一心不可二用；因此不能要求作家同时思考——更不必说同时表达——两个念头。但割裂句子，加上插入语，就是要求作家一心二用，这种做法导致不必要且荒谬的混乱。德国作家在这方面表现最差，原因可能是德语比其他语言更容易割裂，但这并不值得称道。没有一种语言读起来像法语那样悦耳晓畅，因为法语通常没有这样的缺陷。法国作家注意写下自己的想法，排列顺序最为合理、自然，因此读者对每个想法都心无旁骛。相反，德国作家让想法彼此交错，句子套句子再套句子，因为他们坚持要一下子说六件事，而不是逐一把六件事说完。
德国人真正的民族性格是蠢重
，清楚地表现在他们的步态、行为、语言、言辞、叙述方式、理解方式和思考方式上，尤其表现在写作风格上，表现为乐此不疲地使用笨重复杂的长句，读者得花足足五分钟记住这些句子，得在孤立无援时保持耐心，直到句子结尾才真相大白。这就是德国人欣赏的东西，如果文章同时矫揉造作、夸大其词，作者就会喜不自胜。但上天站在读者一边。
一个想法与另一个想法像十字架一样交叉，这样做明显有悖常理，但作家就是这么做的：一件事刚起头便，立刻打断，在句子中间又说迥然不同的另一件事，留下没有意义的半个句子让读者思量，直到下半句出现，这就好像递给客人一个空盘子，让他去猜盘子里会出现什么。
这种大煞风景的造句方式的登峰造极之处在于，有时插入语并非句子的有机部分，而是生硬嵌入，造成刺目的断裂。如果说打断别人说话是失礼，那打断自己说话也同样失礼。出现这种遣词造句的方式已有多年。现在，所有胡涂乱写、一心想着报酬的作家每一页都要打断自己六次，并以此为乐。理无例不明——他们的做法就是拆散一个短语，以便插入另一个短语。他们这样做不仅出于懒惰，也由于愚蠢，他们以为这样可以使文笔生动、摇曳生姿。除极个别的例外，这种做法不可原谅。
读作家的作品，并不能学会任何文学手法，如说服力强、想象丰富、譬喻巧妙、文笔流畅、文风峻厉、言辞简明、优美雅致、表现力强、机智风趣、对比鲜明、惜字如金、朴实稚拙。但若你已掌握这些手法，已有此倾向和潜质，通过阅读，使已有的手法得以加强，我们知道如何运用，更愿乃至更有勇气调动这些手法，评价其得失，因而学会如何正确运用。这时我们才真正掌握这些手法。这是通过阅读学习写作的唯一方法，借此我们知道我们如何利用自己的天赋。如果我们不具备这些素养，我们从阅读中学到的只有冰冷僵死的套路，成为肤浅的模仿者。
地层中保留着过去时代的生物谱系，同样，图书馆的书架上也保留着过去时代的谬误谱系及其说明。像古生物一样，这些谬误曾一度光鲜，名噪一时，但现在已僵化固定，只有古生物学家才加以关注。
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薛西斯一世看到自己的大军，想到众人当中没有一个能活过一百年，不禁落泪。看到汗牛充栋的书籍，没有一本能活过十年，谁又能不潸然泪下？
不读书的诀窍十分重要，要点在于，对那些红极一时的书要不去理会。有些宣扬政治或宗教的小册子，或者小说和诗歌，造成很大的轰动，这时应该记住：为蠢人写作总不乏读者。读书的前提是读好书，不读坏书，因为人生苦短。
买书是件好事，如果同时能买到读书时间的话。但人们通常误以为，买了书就等于拥有了书的内容。
就世界史而言，50年是相当长的时间，因为世界的质料一直在变，总有新事发生。就文学史而言，50年微不足道，因为什么也没发生，事情还是50年前的样子。
与事物的这种状态相适应，科学、文学和艺术的时代风气大约每30年就瓦解一次，因为期间谬误发展壮大，愈益荒谬，时代风气终于不堪其负；与此同时，相反意见也因谬误而加强。于是乃有突变，但继之而来的常为相反的错误。展现事物状态的阶段性重复应是文学史真正应该研究的内容。
我希望有一天有人尝试写一部文学的悲剧性历史，表现各国在其引以为荣的伟大作家和艺术家尚在人世时是如何对待他们的。这部文学史中，作者应该呈现给我们的是：任何国家，任何时代，善与真如何忍受恶与假的统治；每一位真正开启人类心智的人，每一个艺术大师，几乎都成了殉难者；除了极少例外，他们饱受折磨，贫穷凄惨，不被承认，无人同情，无人追随，无能之辈却名利双收；他们的命运就像《圣经》中的以扫，在出门狩猎、为父亲打野味时被雅各骗走了长子的继承权；尽管如此，他们对事业的热爱支撑他们继续艰苦的斗争，直到教导人类的使命终于完成，永不凋谢的桂冠向他们伸手召唤，钟声敲响，宣布光荣的时刻：
沉重的铠甲变作孩童的轻装，
痛苦短暂，欢乐绵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