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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和求知的基础在于不可解之物。每一条解释，中间阶段或多或少，最终都引向这里，正如触探海底的铅锤，或深或浅，但迟早会在某个地方触到海底。对不可解事物的研究衍生了形而上学。
当智力服务于意志即实用时，只存在个别的事物；当智力醉心于艺术和科学，即因其自身而活跃时，只存在普遍观念和整体类别，以及关于事物的理式。即便雕塑家在雕刻个别物体时，他也在试图刻画理式和类别。究其原因，意志之所图所求只是个别事物，只有个别事物才具有经验意义上的真实性。相反，观念和种属只能非常间接地成为意志的对象。这就是为什么常人不懂普遍真理，而天才则忽略个别事物——对于天才来说，被迫要与实际生活中的个别事物打交道，是个不堪其负的苦差事。
哲学思考的两个基本要求是：第一，直面问题，绝不退缩；第二，不言而喻的，要清醒对待，加以质疑。最后，头脑若要进行真正的哲学探讨，必须无拘无束——它不能有特定的目的或目标，因此也就摆脱了意志的诱惑，从而彻底接受可感世界和自身意识的导引。
诗人用意象来展示自己的想象，意象来自生活、人的性格或境遇。他们调动意象，让意象尽可能占据读者的心灵。故而，虽然贤愚殊途、才具迥异，人皆受诗人吸引。相反，哲学家展示的不是生活本身，而是从生活中提取的完成了的思想，因此要求读者也能如己一般严密而深入地思考。唯其如此，哲学的读者少之又少。诗人好比示人以花朵，哲人好比示人以花香。
哲学有一个古怪而不足取的定义：纯由观念构成的科学，连康德也如此定义哲学。观念所包含的，仅是从感性知识那里乞讨和借用来的东西，感性认识才是所有洞见真正的不竭之源泉。因此，真正的哲学不能来源于纯抽象的观念，而应立足于内在和外在的观察的经验。将实验和概念相结合，也不能取得任何有价值的哲学成就，但这种做法在古代很常见，当代的诡辩家尤爱采用——我指的是费希特和谢林，黑格尔所做的尤其令人反感，施莱尔马赫在伦理学领域也是这样做的
。哲学恰如艺术和诗歌，必须根植于对世界的感知。不管大脑多想高高在上，哲学也不应该是冷冰冰的——整个人，包括大脑和心灵，自始至终都冷眼旁观，不为所动。哲学不是代数，相反，正如沃韦纳格
所说：“伟大的思想来自心灵。”
仅有敏锐，能使你成为怀疑论者，却不能让你成为哲学家。从另一个方面看，怀疑主义之于哲学，正如反对派之于议会，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怀疑主义无所不在，因为哲学无法提供数学所提供的那种证据。
我们把一些命题叫作理性的必然要求。对这些命题，我们未经审查即认其为真，我们对此深信不疑，即便想要对其认真审查也无能为力，因为那样做我们就得暂时对其存疑。我们完全听信这些命题，因为当我们刚刚说话和思考的时候，就有人不停向我们灌输这些命题，使之根深蒂固。因此，思考这些命题就像思考本身一样古老，乃至二者不可分离。
人们喋喋不休地说：自然科学成就巨大，相比之下，形而上学进展甚微。但又有哪种科学能像形而上学那样，无时无刻不受到权贵、公众、保皇党人全副武装的反对？只要人们要求形而上学去适应教条，它就不能发挥全部力量。各种各样的宗教，或在早期将教条加诸形而上学而使之僵化，或禁止、压制形而上学自由无碍的表达，从而占据了人类的形而上学倾向。因此，人类对最重要和最有趣事物的考察，对其自身存在的考察，或被间接阻碍，或因思想受制而无力实行，人最崇高的倾向乃被重重枷锁禁锢。
我们很难发现真理，最主要的原因并非事物呈现假象而导致谬误，也非直接源于推理能力的薄弱，而是由于成见和偏见——这些伪前提挡住了通往真理的道路，就像逆风将船吹离陆地，扬帆转舵均无济于事。
普遍真理之于个别真理，正如金币之于银币。普遍真理能转化成诸多相关的个别真理，正如一枚金币可以兑换成一些零钱。
从一个命题只能引出此命题所蕴含的东西，即其显义与隐义。但两个命题如构成三段论的前提，则可引出两个命题均不具有的东西，正像身体乃各部件凑合而成，但其性质则为任一部件所不具备。逻辑推论的价值正在于此。
光明之于外部的自然界，正如智力之于内部的意识界。智力关乎意志，因此也就关乎身体机能——客观看来，意志即身体机能。这种关系类似光明与可燃物及助燃的氧气的关系。可燃物产生的烟雾愈少，光明愈纯粹；同样，智力与产生它的意志脱离得愈完全，智力愈纯粹。不妨打个更宽泛的比喻：可以把人生看作燃烧的过程，智力就是此过程产生的光明。
结合解剖学发现的事实，对自身稍作客观观察，即可得出结论：智力、其物质载体大脑，以及附属的感觉器官，无非是对外部影响的强烈领受，并不构成我们本原的实在。因此，智力之于我们，并不如动力之于植物，或重力与化学力之于石头，在这些形式中只有意志存在。我们的智力无非相当于植物对外部影响的领受，对物理作用和化学作用、对促成或阻碍其生长繁茂的一切的领受。只不过，在我们身上，这种领受升至极高的强度，整个客观世界和理式世界都借此显现。因此，这也是理式世界得以客观化的原因。更形象一点，你可以想象世界上并无动物，那世上便没有可以感知世界的东西，因此世界实则根本没有客观存在。现在设想一些植物紧紧挨着破土而出，各种事物开始作用于它们：空气、风、此植物对彼植物的压力、湿度、温度、光照、电流，等等。设想植物对此类影响的领受渐次增强，将发展出感觉，以及将感觉归因的能力，最终将发展成知觉。世界因而在时间、空间和因果关系中显现。然而，知觉仍只是外部影响对植物领受能力作用的结果。这一图景很好地说明了外部世界仅是现象的存在，使之变得可解。究其原因，知觉无非来自外部影响与积极领受之间的关系，的确没人愿意断言：假定作用于植物的所有自然力，其客观、内在和本原的构成即是如此，即自在之物的世界即是如此。这一图景因此也揭示了：为什么人类智力的范围如此狭窄，正如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说的那样。
不消说，一有好的想法便应用笔记下。我们有时会忘记做过什么，因此更常忘记想过什么。不过，想法并非我们招之即来，而是遵从自己的意愿。相反，对于那些我们从外界接收来的完备的思想，我们只是学而知之的东西，我们能从书本上再次遇到的观点，最好不要记下，因为一旦记下什么，你就把它付诸遗忘。对待记忆，你得苛刻而专制，这样记忆才能俯首帖耳。例如，有时候我们记不起一行诗句或一个单词，你不应该去查书，而应数周时间不时绞尽脑汁，直到记忆履行其职责。你为某事物开动脑筋的时间越长，一旦获得它就会越牢固。
思想的质量（思想的形式价值）来自内部，来自思想的方向；思想的内容则来自外部。因此，我们某时的想法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因素的产物。正因为这样，思想的对象与头脑的关系正如琴拨和琴弦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看到同样的事物，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想法。
从以下事实即可见出，常人的智力多么琐碎和片面，人类意识又是多么含混不清：尽管人生朝生暮死、充满变数、迷雾重重，人们却都不去进行坚持不懈的哲学探索。除了极少的例外，大多数人浑浑噩噩地过此一生，与动物没有多大区别，他们与动物的最终区别只是他们能为未来几年作一些筹备。如果他们偶有思考形而上问题的需要，也有各种宗教自上而下事先提供给他们思考的结果。他们有宗教就够了，不管是什么样的宗教。
人们几乎相信，我们的思考有一半是不自觉地发生的。我们达成一个结论时，通常并未认真地思考引出此结论的前提。这明显体现在下列事实中：有时某事发生了，我们不可能预知其后果；它对我们自身会有什么影响，我们更不可能作出估计；但它却对我们的整个情绪造成了实实在在的影响，让我们由喜转悲，或由悲转喜，这只能是不自觉思考的结果。在下述事例中这一点体现得更加明显：我对一些理论问题或实践问题掌握了一些实际资料，我并没有再去想它，但几天以后，问题的答案不请自到，呈现在我的脑海中，然而，为什么会这样，对我来说，就像加数机一样，是个不解之谜。这又是一个不自觉思考的例子。几乎可以作一个大胆的生理学假设：自觉思考发生在大脑表面，不自觉思考发生在大脑内部。
生活单调沉闷，一段时间以后，人们会发现生活枯燥得难以忍受。幸好，知识和洞见不断推进，我们对事物的理解甚至变得更好、更清晰，这或是经验使然，或是因为我们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也在经历着变化，观点或多或少总在改变，因此事物向我们呈现出未知的方面。因此，虽然我们的心智能力在退化，“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仍颠扑不灭，同一事物显得新鲜和不同，带给人生常新的兴味。
我们对某事物已有一定之见，对与之相关的新观点就会采取防卫和否定的态度，这很自然。新观点像一个敌人，突破进入我们自身信条的封闭体系，打破了我们由此体系而得的心灵的平静，要求我们付出额外的努力，并宣布此前的努力作废。因此，将我们从错误中拯救出来的真理就像药水，不仅味道苦涩难忍，而且不能立竿见影，须经一段时间才发挥效力。
如果说，一个人容易抱残守缺，一群人情况则更糟。一旦人们有了某种观点，不管经历多少，无论怎样引导，均是徒劳。因此，有一些谬见极为普遍，根深蒂固，无数人每天都在心满意足地重复。我列了一个谬见的清单，其他人可以续写：
1.自杀是懦弱之举。
2.不信他人是因为自己不诚实。
3.真正的价值和才能都是朴实无华的。
4.疯子极其不快乐。
5.可以学会哲学思考，但学不会哲学（反之亦然）。
6.悲剧比喜剧好写。
7.哲学会让人远离上帝，深研哲学会让人重归上帝——自弗朗西斯·培根之后人们一直这样说。
8.知识就是力量。一派胡言！有人学识渊博，但知识没给他一点权力；也有人权势熏天，却几乎没有知识。
这些大多是鹦鹉学舌，未经深入思考，仅仅因为人们第一次听说时，觉得这些观点听起来很睿智。
智力是强度的单位，不是广度的单位，就智力而论，一人可抵千人，但一千个蠢人加起来也顶不上一个智者。
可怜的平庸之辈到处泛滥，他们缺乏两种密切相关的能力：达成判断的能力和形成自己观点的能力。但不是平庸之辈，就无从了解他们能力的缺乏，也无从了解他们生活的可悲。不过，正因为能力的缺乏，胡涂乱写才能在各国大行其道，超凡脱俗之人才命途多舛。真正的思想和艺术在某种程度上都试图将伟大的头脑置于渺小的人群之上，无怪乎此类尝试难以实现。作家要提供乐趣，须在其思考方式和读者的思考方式之间取得某种一致，两者越是一致，提供的乐趣越大。伟大的心灵只能对另一个伟大的心灵心领神会。出于同样的原因，拙劣或平庸的作家在深思的心灵中引起的是反感和厌恶。和大多数人谈话甚至也有同样的效果，每一步都感觉格格不入。
植物的生命只是简单的生存，因此植物生命的乐趣完全是主观、麻木的满足。动物有了认识，但认识仅为其动机服务，实际上服务于当前的动机。这就是为什么动物和植物一样，只要活着，活完一生，就感到心满意足。因此，它们可以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并不思考，只是观望，但并无不满或者不耐。只有极聪明的动物，如狗和猿，才会感觉无聊，才有行动的需要，因此它们喜欢游戏，因此它们盯着过路的人看，以此自娱。这方面它们很像随处可见、透过窗户盯着我们看的人，但当我们发现它们是学生，我们就会气愤不已。
只有在人身上，认识，即对他物而不仅仅是自身的意识，才达到了一个高度，并借理智上升为思想。结果，除了单纯的存在，人的生活也有了认识本身。在某种意义上，认识使他超越了自身存在，而在其他事物中获得了第二个存在。不过，人的知识也大多限于为其动机服务，虽然并非总是当下的动机。动机总的来说被称为“实用知识”。相反，受到好奇心鼓动或者需要消遣时，人通常会有自由的，即无目的的知识。不过，这种知识每个人都有，即便仅限于此。同时，当动机消歇，人的生命很大程度上只是单纯的存在，人们的交际即是明证：人们迎来送往，照章办事，主要是待在一起，他们根本不交谈，顶多言辞空洞地说上几句。事实上，大多数人即便不自觉，心底也决意“得过且过，动脑越少越好”，他们把这当作最高行为规范，当作自己的座右铭，因为思考对他们来说太过沉重和艰巨。因此，他们只想谋生糊口所必需之事，只想消遣娱乐所要求之事，这也是他们交谈和娱乐的内容，但交谈和娱乐必用最少的思考就能办到。
只有智力超出生存所需时，认识才多少成为自身的目的。智力的天职是为意志服务，仅仅体察事物之间的关系，因此，如果智力擅离职守以保持纯粹的客观，那将是相当罕见的，艺术、诗歌和哲学的起源正在于此，乃无意得之。就其本质而言，智力是劳工，意志是监工，让它从早到晚忙个不停。但如果有一天，这任务繁重的劳工利用空闲时间主动创作一件作品，出于自己的意愿，没有什么目标，只想做点什么让自己满足和开心，那他创作的必是一件真正的艺术品，推而极之，一件天才之作。
像这样纯客观地运用智力，不仅见于一切艺术、诗歌和哲学成就，总的说来也见于一切纯科学的成就。在纯科学的研究和学习中，在对任何主题的自由思索（即无关个人功利的思索）中，这样的智力运用已经出现。即便几句简单的交谈，如果主题是纯客观的，无关谈话者的利益因此也无关其意志，同样需要客观地运用智力。纯客观运用智力与主观运用智力——即为个人利益运用智力，不管多么间接——相比，如同舞蹈与走路之间的关系。像舞蹈一样，客观运用智力是多余精力的释放，没有什么目的；相反，主观运用智力显然合乎天性，因为智力就是为服务意志而产生的。在工作和个人努力中，在一切关乎个人事物和物质的谈话中，在吃喝玩乐中，在有关谋生的种种事物中，在任何一种功利的考虑中，都有智力的主观运用。的确，大多数人不能将智力用作他用，因为对他们来说，智力只是服务于意志的工具，智力全部用于这个任务，毫无保留。正因为这样，他们才变得这么乏味，这么古板，不能进行客观的交谈。从他们的脸上似乎可以看到，智力被牢牢捆在意志之上。因为这样，他们的表情常常给人目光短浅的印象，令人压抑，但这无非表明：他们整个知识储备受制于自身意志。我们可以看出，特定意志为达成其目的需要多少智力，他们就有多少智力，多一点也没有。因此，他们外表粗俗，一旦没有意志的驱使，智力就停滞不动。他们对什么都没有客观的兴趣。如果事物与他们没有直接的或者至少是可能的关系，就引不起他们的注意，更不必说触动他们的心灵。机智或幽默甚至显然都不能打动他们，需要动一点脑筋的事情他们都痛恨。低俗的滑稽顶多让他们大笑几声，除此之外，他们就是麻木的野人。凡此种种，都是因为他们只能产生主观的兴趣。这也正是打牌为什么成了最适合他们的娱乐，因为打牌赌钱和舞台剧、音乐、交谈不同，它不属于纯粹的认识，而是对意志的调动——意志是无所不在的首要因素。除此之外，他们从生到死都是商人，是天生为生活奔波的苦工。他们的一切快乐都来自感官，其他快乐他们感觉不到。和他们交谈只能谈生意，不能谈别的。和他们交往是自降身价。相反，两个能对智力进行某种纯客观运用的人，他们的交谈是自由的智力游戏，虽然他们谈话没有实质内容，只是嬉笑怒骂。这样的交谈实际上像双人舞或群舞，而另外一种交谈则像正步走：一个挨一个或一个跟一个，只为了到某个地方去。
天才喜欢对智力进行自由的因此也是超常的运用，而且他们有这个能力，这样在天才那里，知识成了整个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和目的，他自身的生存反倒退居其次，仅仅是一种手段。这样，正常的次序完全颠倒了。有了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天才不是生活在一己之内，而是生活在世界之中。他的认知能力完全向着超常的方向发展，因此他不可能把时间都花在单纯的生存及其目的上，他的头脑需要保持充实和活力。他因此不能淡然经历人生百态，像常人一样对日常生活热衷关切。一般的智能适合一般的现实生活，因此天分在常人眼中成了病态，甚至像所有超常之物一样，成了阻碍。由于智能的增强，对外部世界的直觉体认极为客观明晰，远远超过意志所需，反倒妨碍了智力为意志服务，因为他们考虑的是现象本身，为现象本身而考虑，而不去考虑现象与个人意志的关系，或现象与现象的关系，因此也就干扰和妨害了对这些关系的考虑。要服务意志，对事物作些肤浅的思考就足够了。我们只需考虑事物与目的的关系，以及目的与什么有关。因此，我们考虑的只是关系，此外的一切一概视而不见。客观充分地思考事物的本质，会削弱这种认识，使之陷入混乱。
诚然，天才与常人的智力只有量的区别，即只是程度的区别。不过，常人尽管个个不同，却都有固定的思维模式，因此常常众口一词，赞同一些实则错误的判断，乃至怀抱一些基本观念，一代代流传重复；而每个时代的伟大思想家都或公开或秘密地反对这些观念。考虑到这一点，我们难免要说：天才与常人的智力是质的区别。
在天才的头脑里，理式世界极为清晰，并鲜明地显现出来。最有分量和最深刻的思想不是通过对个别和孤立的事物苦苦观察而得的，而是要尽量全盘考虑。故而，人类有望从天才那里得到最深刻的指导。因此也可以说，天才对事物有极为清醒的认识，所以对与事物相对的人也有着清醒的认识。有能力揭示事物及人类本质的天才，人类应当崇敬。
若要赢得同时代人的感激，你要与他们步调一致，但这样你就无所建树。若有不凡的想法，你得对后代说。的确，这也许会使你在同时代人中默默无闻。你好像被迫在荒岛上度过一生，辛辛苦苦树立起纪念碑，好让后代的海员知道你曾经存在过。
能人为金钱和名誉而工作，但天才苦苦耕耘的动机却不容易确定。不是钱，因为天才很少有钱；也不是名，名誉太不确定，更深一层考虑，价值甚少。严格地说，天才工作也不是为了自己的乐趣，因为付出的大量辛劳几乎超过了获得的乐趣。不妨说，天才工作是出于某种奇特的本能，他们对其他动机并不了解，只是不得不付出长期的劳作，表达他们的所见所感。笼统而论，树木结果也出自同样的必要，它向世界索取的只是一块土壤，好让它开花结果。更深一层考虑，似乎在天才身上，生存意志像人类精神一样发觉，智力罕见地暂时明澈起来，现在它要为全人类索取明澈思想之所得——这实则也是天才的本性——以便让天才的思想之光照亮常人暗昧无知的头脑。正是这个目的驱使天才孤军奋战，不求回报、掌声和同情，甚至忽略个人安乐，更多地想着后代而不是当代，因为他的时代只会把他引入歧途。天才把他的工作当成神圣的事业，当成自己存在的真正目的，当成全人类的财产，他留下作品，为了更能理解他的后代。这成了天才最重要的目标，为此目标，他头戴荆冠，但荆冠总归会长成桂冠。他努力完成并守护着他的作品，坚定得就像守护虫卵、孵育未来族群的昆虫——虽然它看不到那一天。它把卵产在一个地方，知道那里有一天会有新的生命茁壮成长。然后，它心满意足地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