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把惩罚一些人作为对其他人的警告,这是我们维护正义的一贯做法。因为就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为已做错的事而惩罚人总是愚蠢之举:做过的事不可能更改。其意图是不让他们重蹈覆辙或者使其他人避免犯他们犯过的错误。 我们不想改变我们将要绞死的人;而想通过他改变其他人。我也是这样做的。我身上的毛病习惯成自然,而且无药可医,可因为好绅士就得成为公众仿效的楷模,所以我可能起到的是切勿仿效的模范带头作用:
你可知道阿不思儿子过得多悲惨
巴鲁斯又多可怜,这难道你不知?
这是一次珍惜遗产的极好教训呀。
2.惩罚和指责我自己的不足之处可能教某人担心自己犯错误。(我自己最难能可贵的才能,与其说是来自于自我夸耀,倒不如说是源于自我批评)这就是我常常回顾这一点并且乐此不疲的原因之所在。然而,在漫无边际的交谈中,你在谈论自己时并非没有失误:指责自己将使你始终为人所相信;赞扬自己则令你永远不为人所相信。
3.可能有一些跟我性格一样的人,他们通过避免反面例子而不是学习正面榜样而变得更好。这是大加图说到下一句话时正思考的教训,他曾说智者从愚人那学到的东西比愚人从智者那学到的东西来得多; 也正如帕乌撒尼亚斯所说,古代七弦琴表演家常要学生去听一些生活在马路边的表演者演奏,以便学会厌恶不和谐的乐音和错误的节奏。 比起曾经吸引过我的仁慈的事例,我对残忍行为的憎恶更深切地激励我做人要仁慈。要让我在马鞍上笔直地坐着,优秀的侍从武官可能力不胜任;可是看到一个律师或一个威尼斯人在户外骑马时,我就会坐得笔直。错误的说法比正确的说法能更好地纠正自己。每天我都会从某人愚笨的行为举止中得到告诫和建议。打击你的东西比取悦你的东西更多地影响到你,并且让你清醒。我们只能通过诸如倒退和冲突而不是和谐,通过变成不一样的而不是成为相同的来提升自己。在从正面实例中几乎学不到什么后,我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反面实例,我看到别人令人生厌,就力求自己易于相处;看到别人软弱,让自己坚强;看到别人强硬,让自己温和。我还给自己设定了不做到就不罢休的目标。
4.在我看来,谈话是我们的思想最富成效也最为自然的运用。我发现练习谈话是生活中最妙趣横生的活动。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我现在被迫作出选择,我想我宁可失明也不可丧失说话能力或者听力。在他们的学院里,雅典人,甚至更多的罗马人,以极大的热情坚持这项练习。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意大利人保留着这项练习的某些活动——这对他们颇有益处,这一点从他们与我们的智慧的比较中就能看出。研究书本是一项缺乏活力的迟缓的活动,而谈话则既提供学问又提供练习。如果我正与一个功底扎实的强手辩论,那么他一定会从侧面抨击我,左右开攻展开话锋;他的思想将大大提升我的思想。对抗、竞争和荣耀将推动我更上一层楼。在谈话中,最令人痛苦的地方就在于意见完美的和谐一致。
5.正如我们的思想通过与充满朝气、条理清晰的思想接触得以加强那样,无论如何夸大与卑贱而糟糕的思想不断交流和接触会给我们的思想造成的损失和危害都不为过。没有传染病像它那样具有传染性。经历让我懂得其价值究竟几何。我喜欢争论和讨论,不过只与几个人争论和讨论,并且是为了个人的目的:因为我认为,把争论和讨论当作一场大型的公开展示,炫耀你的智慧和措词,这对令人敬仰的人而言是一种有失身份的交易。
6.愚昧是一种不良的品性:而不能容忍愚昧还被闹得气急败坏(就像发生在我身上一样),这就成了另一种几乎更为粗鄙的愚昧了。而这就是现在我想自责的地方。
7.我轻松自在地开展讨论和争论。既然意见并未在我内心找到准备生根发芽的土壤,那就没有什么令我感到可怕的建议,也没有什么使我受伤的信条,无论这些意见与我的想法有多大差异。人类大脑适时产生的如此轻佻的奇思怪想无不发生在我身上。那些剥夺了我们对话语权判断的人,对奇怪的观点看上去很温和;我们也许不能把我们的赞许借给他们,可是我们确实可以把我们的耳朵借给他们。当天平上的一边小盘空空如也时,我将让另一边小盘由一个老太婆的梦来摇摆:如果我宁愿挑奇数而不挑偶数,或者挑星期四而不挑星期五;如果我宁愿桌位是十二号或十四号,而不愿是十三号;如果我宁愿在旅游中看到野兔绕开我走的路,而不愿看到它们横穿过去,并且让我的左脚先穿靴子,然后才是右脚,我认为这些都是可以原谅的。所有这些古怪的行为(在我们当中确有其例)至少值得一听。对我来说,它们只比一边空盘重,可它们确实也只比一边空盘重。同样,流行的无根无据的意见自然存在一定的分量,它总比没有意见要来得有分量。一个不愿意做更多思考的人或许会为了避开迷信的沼泽而跌入顽固的泥潭。
8.那么,相互矛盾的评价既不冒犯我,也不激怒我:它们只不过让我清醒,并给我提供锻炼的机会。我们通常回避别人的指正,可我们应该自告奋勇地接受别人的指正,尤其是当这种指正来自谈话而非来自演讲的时候。每当我们遇上对立面,我们期待的不是想了解这种对立,而是不论对错怎样才能摆脱这种对立面。对于对立面,我们不是伸出欢迎的双臂,而是指指点点。我能容忍朋友粗暴地对待我:“你是白痴!你在胡言乱语!”在绅士当中,我喜欢人们真诚表达自己的意见,言为心声。我们切不该觉得忠言逆耳。我喜欢一种强韧的、亲密的、大丈夫之间的伙伴关系,这种友谊因为尖锐的充满活力的交流而感到喜悦,就好比因为爱而导致流血的啃咬和抓挠而感到欢欣一样。如果谈话一味讲究礼貌和艺术,不具有争论性,那么这种谈话既不够激烈,也不够宽宏大量;“不可能存在没有辩驳的争论”。
9.当我处于矛盾之中时,矛盾引发我的注意力而不激起我的愤怒。我会接近跟我闹矛盾的人:他马上就会指正我。因为真理的目标对我们二者来讲都是共同的。——他的回答会是什么呢?愤怒的感情已经影响了他的判断。紊乱的思绪已经赶在理智之前夺取了他的判断。——如果我们不得不在解决争论的问题上打赌,那么谈话肯定是个好主意;如果我们的失败有一种物质作标记让我们能在上面留个记录,我的仆人就能说:“去年您的无知和顽固20次就让您支付了100克朗。”
10.我迎接真理,抚弄真理,不论真理在谁的手上,我都会找到它;我雀跃地向真理投降,只要我一看到真理从遥远处向我靠近时,我就伸出被征服的双臂迎接它。假如人们不是用专横跋扈的态度并迂腐地皱起眉头去抨击它,我将用我的肩膀顶住车轮去帮助人们一起对我的作品开展批评:对我的作品,我经常更多出于礼貌的缘故作修改,而不是为了达到合理修改的目的,我宁愿通过我随时的让步来鼓励人们自由地批评我——是的,即使是在让我付出某种代价的时候。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要诱导人这样做可是一件难事。他们没有肚量去纠正别人,正是由于他们没有肚量容忍别人的纠正,彼此面对面谈话时总是遮遮掩掩。
11.我是如此乐于由别人来评价自己并认识自己,所以不论采取两种形式中的哪一种,对我而言都是道德中立的。我的想法经常如此自相矛盾并且自我指摘,因此如果有人驳斥我的思想,我只会乐于给予他们驳斥我的权力,对我来说那些驳斥就跟自我驳斥没什么两样。但是,我会与任何太专横的人争吵,如同我认识的一个人,如果你不接受他的意见,他就不高兴;如果你羞于遵从他的意见,他就会将之当作一种侮辱。
12.苏格拉底始终对他的论点所引发的争议笑脸相迎。可以说,因为他的论点比较坚实,所以占优的一方总是他,他把他们作为新的胜利来欢迎:可恰恰相反,我们发现,没有什么会比下列事实让我们更容易受影响:确信自己的卓然不凡,确信我们对对手的轻蔑,确信弱者理所当然应该心甘情愿地接受修正他们错误的驳斥。
13.我常常诚挚地向那些粗暴待我的人而不是怕我的人求教。不得不应付钦佩我们和服从我们的人是一种无聊且有害的乐趣。安提斯泰尼命令他的儿子们决不要向任何赞扬他们的人表达谢意或表示感激。 在白热化的争论中,当我在对手强大的理性能力面前作出让步时,我为超越自己而感到非常骄傲,这种骄傲胜过我通过他的弱点取胜而得到过的满足。简而言之,我接受和认可任何攻击,不管它们多么微弱,只要它们来得坦荡直接,可我向来对以不当方式进行的攻击很不耐烦。我很少担心我们正讨论的内容;所有的意见对我来说都是相同的,而哪个提议获胜对我而言无关紧要。如果辩论以得当方式进行的话,我可以整天平静地进行争辩。我并不希望那么强有力和微妙的辩论成为我们的秩序——那种每天在牧羊人和营业员当中辩论都能找到的秩序从未在我们当中出现。如果他们误入歧途,则是由于这种辩论缺乏谦恭。我们同样也会误入歧途。不过,他们强烈的偏狭并没有使他们迷失方向,离题万里:他们的争论继续进行,彼此插嘴,互相攻击,但是切中要点。依我看,答中要点就算回答得很好。可当讨论变得一片混乱并且缺乏秩序时,我就会放弃论题,暴躁而浅薄地坚持形式,顽固、扭曲、专横地辩论——为此我事后不能不感到害臊。
14.带着善意去与傻瓜辩论是不可能的。这样,不只是我的判断会毁在这样一位粗暴的主人手里,一同受损的还有我明辨是非的能力。我们的争论应该被禁止,并且像其他文字罪一样受到处罚。因为争论总是受到愤怒的支配和控制,还有什么恶行不是他们在相互之间唤醒并层层堆积起来的吗?首先,我们感觉到针对争论的敌意;然后,我们感觉到针对人的敌意。在辩论之中,我们如果只被教会如何驳斥论点,我们一方反驳另一方的辩论,结果就是消灭真理,废除真理。这就是为什么柏拉图在他的《论共和国》中禁止不适宜参与辩论的愚钝之人进行这项练习。
15.你在探索什么?你究竟为什么准备与既无步调又无风格的人走这条路呢?如果我们撇开论题以便检验处理论题的方式,我们并没有做错——我不是指一种学院派装模作样的方式,而是一种以健全智力为基础的自然方式。可最后发生了什么呢?一个向东一个向西;他们在一大堆细枝末节的混乱中遗失了基本要点。混乱时刻过去之后,他们再也不明白自己在寻找什么。一个人差一点说到要害,另一个高谈阔论得太离谱,而再一个人则低调得太离谱。一个人紧扣一个词或一个对比不放;而另一个人则再也听不到对手的论点,却过多受到自己思路的限制:他想跟进的是自己的论点,而不是你的论点。另一个人意识到自己腰杆子太软了,害怕一切,否认一切,并且从一开始就混淆论点,或者就在辩论达到高潮时,他一反常态变得完全沉默、装模作样,这些都出于一种郁闷的无知、一种傲慢的蔑视,或是一种想要避免冲突的荒谬的谦虚。还有一个人并不在乎他要卸下多少防卫,只要他能击中你论说的要害。还有人字字必较,并且相信每个字都像理智那样有分量。这种人只不过是在发挥自己嗓音和肺部的超凡力量。然后,有人违心地总结经验;而有人则以毫无用处的介绍和离题的方式让你不愿听下去。还有人用纯粹的辱骂武装自己,选择一种毫无根据的“德国式争论”,以便让自己从带给他重压的与有识之士的交往和谈话中解脱出来。
16.最后还有一个人,除在辩证结论与逻辑公式的樊篱中使你受围攻外,他没有理智。当人们反思我们所利用的专业技能的用处时,谁不开始怀疑这些专业技能,并且怀疑我们是否能从中得到什么生活中实实在在看得见的好处呢?“这样的博学无药可救。” 曾有人以逻辑获得智慧吗?逻辑的美丽诺言实现在哪儿?逻辑既不教人如何更好地过日子,也不教人怎样恰如其分地辩论。嘴臭女人的咯咯声比逻辑教授的公开辩论更聒噪。我宁愿我的儿子在小酒馆而不是大学这个聒噪的地方里学习说话。
17.带一个艺术教师来,并与他交谈吧。为何他没能使我们感觉到他“艺术”的高超呢?为何他也没能使妇女以及我们这些愚人为其坚实可靠的论点及其编排有序的修辞而心醉神迷呢?为何他无法以其意志征服并影响我们呢?为何一个出色掌握着知识和风格的人会将其尖锐的不加选择的论点与种种侮辱,以及愤怒混为一谈呢?让他脱掉他的学术头巾、他的长袍,也别讲拉丁语了!让他停止生硬地滥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撞击我们的耳朵吧!嗨!更糟的是,你总把他误认为我们当中的一员。语言上造成混淆不清的绕弯子使我想起变戏法的种种伎俩:他们那巧妙的花招冲击了我们的感官,可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除了表演这样的杂耍之外,除了得到某种低劣平庸的东西之外,他们一无所获。他们也许更为人所知,可他们的荒谬可笑却丝毫没有减弱。
18.我像博学的人那样喜欢和尊敬学问。当学识利用得恰如其分时,它就会变成人类最高尚、最丰硕的收获。但是,有一类人(并且他们多得不计其数)使博学成了他们体现价值与成就的资本,他们为了记忆而放弃理解,“躲藏在别人的影子后面”, 离开了书本他们就一事无成。与其说我对愚昧厌恶,倒不如说我对这类人的博学(我敢说博学吗?)更厌恶。
19.在我的国家,在我有生之年,学校的知识已给人带来滚滚的财源,却难得改变人们的灵魂。如果知识遇上的灵魂都已变得愚钝,那么它就像一大块未加工、未消化的硬块,并使灵魂窒息;如果灵魂未受到束缚的话,知识趋于净化灵魂,剔除并荡涤灵魂的杂质。博学是一样东西,其特性几乎不好也不坏:它对极有天赋的人来说是一件非常有用的附属品;而对其余的人而言却极其有害;更准确地说,博学这样东西,在使用时有很大的价值,可它容不得自身被廉价获取:一方面博学是一根高贵的权杖;另一方面博学又是愚人的装饰品。
20.继续我们的话题:除开让敌人知道根本不能与你匹敌之外,你还想要取得什么更大的胜利吗?用你的论点去引他进步吧,真理才是胜利者;以你的秩序和风格去这样做,你就会成为胜利者!
21.我相信,在柏拉图和色诺芬的眼里,苏格拉底与其说为了辩论而辩论,倒不如说是为了辩论家而辩论;与其说是为了教育欧西德莫斯和普罗泰戈拉他们辩术的不当,倒不如说是为了教育他们自身的不当。苏格拉底把握住手中的第一个主题,就树立一个实用的目标,不是把内容讲明白;即启迪他打算训练和培养的才智之士的思想。我们所捕捉的猎物只不过是狩猎的乐趣:如果我们的追捕拙劣又愚笨,我们就是不可原谅的:但如果我们只是没能杀死猎物,这又是另一回事了。因为我们生来就是要去追求真理:占有真理就是拥有更大的力量。真理并非(如德谟克利特所说)隐藏在万丈深渊:更准确地说,真理是在认识上帝的过程中不断升华。
22.这个世界只不过是一所调查研究的学校。问题并不是谁来敲钟,而是谁向校钟发起最精彩的冲锋。说什么是真理的人如同说什么不是真理的人一样都表现得很愚蠢:我们所在意的是你怎么说,而不是你说什么。我对形式和内容并重,给什么样的案子找什么样的律师,就像亚尔西巴德跟我们说过的那样。每天我都花时间阅读作家的作品,我不是关心他们的学问,也不是寻找他们的论题,而是看看他们如何处理论题,就像我力求与著名才智之士进行讨论一样,不是为了从论题中学到什么,而是为了达到明白论题的意图。
23.任何人都会说真心话:可极少人会把话说得有条理,说得很明智,说得很恰当。因此出于无知的错误并不会得罪我:谬论才会得罪我。由于与我打交道者的无理要求,我时常中断讨论买卖的事,即便是有利于我的买卖。那些对我毕恭毕敬的人,就算他们有过失,我一年到头对他们也发不了一次的脾气,可当他们的观点成了愚昧的论述,或成了固执己见的荒谬借口和粗鄙自辩时,我们每天都会唇枪舌剑。尽管他们既不明白为什么也不理解他们所听到的,可是他们还是照答不误。这足以使你感到绝望。只有当我的脑袋猛撞在另一个人的脑袋上时,我才觉得头上撞出一块大肿块:比起我仆人们的轻率、无礼和直率的愚蠢,我会更容易原谅他们的疏忽大意。哪怕他们能做某事,还是让他们少做点!你满怀希望他们能热情高涨地投入工作:可在一个笨蛋身上一无所获,也没什么好指望的。
24.说是这样说,可如果我换一种态度对待这事,那又怎样呢?这或许很好:首先,这说明为什么我责备自己无法容忍这件事,认为它在对与错的人身上同样是缺点,因为在无法容忍有别自己的个性中,总有粗暴的坏脾气。其次,被世上的愚蠢所挑拨和激怒,是最愚蠢和最忍无可忍的事——并且不存在什么更稀奇古怪的事。因为这大概使你从原则上令自己懊恼,所以如果先哲专注于自己的话,他从来就不乏给自己流泪的机会。 七圣之一的迈森原来幽默得就跟提蒙和德谟克利特一样:当有人问到他自己一个人正在笑什么时,他回答说:“我在嘲笑自己一个人在笑这件事。”
25.每天我都要作不知多少的说明和答复,这些以我的标准来判断是愚蠢的——要是以他人的标准,一定是更经常这样做!如果我闭口不谈这些,那么别人又该怎么做呢?!总而言之,我们不得不在生活中过日子,那就让河水在桥下流淌而别为之担心吧!或者至少我们不要为此感到难受!的确,为何我们遇到驼背的残疾人能不发怒,却因不能容忍神经错乱的人而勃然大怒呢? 这样的冷酷是有害的,因为它出于吹毛求疵的心态,而不出于那人过错。让我们始终牢牢记住柏拉图的格言:“如果我觉得什么事出了毛病,那会不会因为我自己出了毛病呢?难道错的不会是我吗?我自己的批评难道不会反而指责的是自己?”智者和受鼓励者都会制止处罚人类最普遍常见的错误。处罚不仅是我们彼此的指责,它常常会变成针对我们自己的指责,而且在存有争议的事件中也成为我们的理由和论点:我们用自己的剑刺穿自己。正如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独到明智地写下的那样:“每个人觉得自己的大便闻起来气味都很香。”
26.我们的眼睛看不到我们背后的任何东西。当我们一天百次嘲弄我们的邻居时,我们实际上在嘲弄自己;我们时常憎恨别人身上的毛病,可那些毛病在自己身上最为明显,而且由于令人难以置信地缺乏羞耻感和敏锐力,我们被身上这些毛病吓了一大跳。在昨天我就亲眼目睹了一个聪明的贵族在开玩笑,实际上那些笑话很中肯,是关于另一个贵族以愚蠢的方式向每个人大肆宣扬他的家庭结构和家族联盟,那些家族联盟一半以上是假的,当自己的出身越令人存疑的时候,这种人越倾向于编造这类蠢话:他也是,可如果他退后一步看看自己,那么他也许已经发现,他在乱传消息时没少放肆的言行,在着重炫耀妻子家族地位时没少令人讨厌。看到妻子被自己这样的丈夫捧得傲慢起来,如此傲慢多么危险啊!如果他们懂得拉丁文的话,我们应该对这样的人说:
这就是!如果她自己不够疯狂,那就怂恿她!
27.我的意思不是说人就不该提出批评,除非人完美无缺;如果事情果真如此,那就没人提出批评。我的意思是,当我们对某件后来存疑的事情的评价而使某人遭到指控时,我们就不该免于内部法庭的质询。一个人无法克服自身的缺点,然而他自己却仍然试图除去长在别人身上的也许没那么恶毒和顽固的小嫩芽,对他来说这就是一件仁慈的善事。如果有人提醒我有某个缺点,我却回答说他也有同样的缺点,这个回答在我看来绝不恰当。那样做会带来什么不同呢?警告仍然是真实的、有益的。如果我们有健康的鼻孔,那么我们的排泄物应该更是臭气冲天。苏格拉底相信,如果有一个人发现儿子及陌生人在一起犯暴力罪或伤害罪,那么这个人首先应该去投案自首,由法官判决后到刽子手那儿请求赎罪;其次应该把儿子供出;最后再把那个陌生人供出。 如果这条训诫要求太高的话,至少儿子的父亲应该在自己良心上谴责自己。
28.我们最初的评价严格地说就是我们的种种感觉,这些感觉只通过外部偶然感知东西。怪不得在一切有助于我们社会的要素中,表面现象和外表礼节就这么持久普遍地增加,其结果是,管理制度最完好最有效的部分就在于此。我们始终在与人打交道,人的本性又有惊人的物质特性。近年来,有些人希望为我们发起一场沉思的非物质崇拜运动,那些人不该感到惊讶,如果有人认为,要是非物质崇拜在我们当中不是作为一种门派或派系的标记和手段加以保留,而只是留存它自身,那么它肯定已从他们手中溜走,化为乌有。
29.这在讨论中也是一样的:发言人的庄重、学术礼服和级别,这些常常给空虚无聊的论点增添可信度。谁会相信有如此众多随行人员、如此不怒自威的君主其内在没有某种超凡脱俗的才能呢!谁又会相信一个肩负国家如此重大使命和职责的人,一个如此轻蔑如此自大的人,并不比一个从老远处就向他鞠躬、没有官衔的人来得聪明呢!这种人说出的话及其扭曲的嘴脸都受到人们的注视和揣摩,每个人力求赋予他们某种永恒美好的意义。如果他屈尊参加一般讨论,并且你向他表现出除赞同和敬畏之外的什么东西,那么他就会以经验的权威使你一败涂地:他听过这样的事;见过这样的事;也做过这样的事:他用种种事例让你彻底被打败。我想告诉这种人,外科医生的经验之果不在于详述其各种手术,也不在于提醒我们他治过4个瘟疫患者、3个痛风病人,除非他懂得如何从中提取素材以形成自己的判断,除非他懂得如何让我们相信其医学技能的实践已使其变得更聪明。所以在各种乐器的交响中,我们听不到诗琴、小竖琴和笛子的乐音,而听到整体的和声——这种和声效果是整个乐团不同乐器齐奏产生的。
30.如果他们的使命和旅行已使他们得到提高,那么这应当体现在他们理解的结果中。讲述我们的种种经验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掂量经验,将经验归类;我们肯定还消化了经验并提取了经验,以便吸取它们所蕴含的道理并加以总结。从来就没有如此之多的书本经验!听一听经验之谈总是好处多多,收益多多,因为来自他们记忆宝库的经验为我们提供充分的指导,这种指导妙不可言,值得称赞:这必然在帮助我们生活方面具有极大的价值。可那不是此时此刻我们正寻求的:史料叙述者与搜集者并不值得称赞。
31.我厌恶言语和行动上的一切专制,我喜欢防范那些通过我们的各种感官欺骗我们的判断的微小事情;通过对特别社会阶层的人保持警惕的眼光,我已发现他们大多数人就像我们中的其他人一样:
在这高台上普通的感官绝非够用。
32.或许我们尊重他们,并且对他们的认知比他们实际的情况要少,因为他们着手做得越多,暴露得也越多。搬运工的力量必须比其搬运的重担更大。尚未用尽浑身力量的人让你猜想是否他有所保留,还是已经达到了极限:屈服于重担之下的人暴露其局限性以及肩膀的虚弱。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有学问的人比别人更能被看出缺乏足够的灵魂。他们可以当好农夫、好商人、好工匠:他们也就生而具有适合此类工作的力量。知识是一件很有分量的东西:他们埋头钻研知识。他们的精神器官既没有足够的能量也没有足够的技巧来展示这种高贵的物质,分配其力量,使用其力量,并使其力量有助于他们。知识只能驻扎在强大的天赋中:这种天赋十分罕见。苏格拉底说:当软弱无力的才智之士们处理哲学问题时,他们会有损哲学的尊严;当哲学覆盖在一张破罩子上时,似乎变得毫无价值,颇有瑕疵。
33.这就是他们如何变得腐烂、迷糊:
戴上猩猩脸的假面具,
穿真丝袍男孩真逗趣,
留下裸露出的光屁股,
逗得桌上宾客乐呵呵。
34.那些人统治我们,发号施令,将世界握在自己手中,而对那些人来说一样的是:它不足以让他们拥有普通的智慧,也不足以能获得我们所能获得的东西。如果他们不是远在我们之上,那么他们就远在我们之下。因为他们许诺得越多,也就亏欠得越多;这就是为何在他们这种情况下保持沉默不仅是一种彬彬有礼、严肃庄重的举止,而且常常还是一种有益的举动。当美伽巴佐斯去阿贝勒斯的工作室看他时,他长时间保持沉默。可当他开始谈论艺术作品时,却受到粗鲁无礼的非难:“当你保持沉默时,由于你办公室的锁链和你的随行人员,你似乎是一个伟大人物,可现在一听你说话,连学徒也看不起你。” 那些华丽的装饰和显赫的财产既无法容忍他平民百姓般的无知,也无法容忍他对绘画不得体的评论:他应当一直保持这种表面上所具有的鉴赏力,因为在我所处的时代,多少人以冷酷少语的姿态令他们愚蠢的灵魂看上去像是充满智慧和能力。
35.尊严和职责必然更多是依靠运气而非才干来获得,人们常常为此错误地责备君主们。相反,他们有如此的好运气是一个奇迹,实际上他们很难得有各种方式去享受这份运气。
对君主而言,其主要功绩就在于了解其臣民, 因为大自然并没赋予他们一双能够纵观天下芸芸众生的眼睛,这双眼睛既能明辨是非,又能洞察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内心是我们认识意志和良好品质的栖息地。他们挑选我们时,不得不借助于摸索猜测:按我们的家族、财富、学问以及人们的意见——最无力的论据。要是有人能发现人们能运用公正评价与合理选择的手段,这样的人总能一举确立共和国的完美形式。
36.“是的。可他使这一大事得以圆满完成。”——这意味深长,可还是不够充分,因为我们正确地接受这样一条准则,准则写道:计划不必通过结果来评价。甚至在首领中腐败的辩护律师已令人高兴地改邪归正时,迦太基人还是惩罚了他们。古罗马人往往拒绝记载战绩辉煌的胜利,因为胜利不是靠指挥官的优秀品质,而是靠其好运。我们时常注意到,在这世上的活动中运气和品德相匹敌:运气向我们展示出其所具有的压倒一切的力量;因为无法使不称职者聪明起来,所以运气乐于用让他们走运的方式推翻我们的自以为是。运气喜欢来捣乱,同时支持那些进程完全与其步调一致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天都能看到我们当中最普通的人给最伟大的公共事业和个人事业带来胜利的果实。
37.波斯人西拉马尼斯回答了那些惊愕于他的事业如此糟糕、同时明白他的计划又是如此英明的人,其回答是,他只是其计划的主人,而运气才是成就事业的女主人:这话也能对相反情形的解释作出同样的回答。
38.这世上大多数事都是本身偶然发生:
运气找到出路。
39.这样的结果常常给大多数无能的领袖增加威信。我们的干涉其实不过是一种习惯,是传统和范例的结果,而不是理性的结果。曾经有一次大冒险让我十分震惊;然后,我从那些冒险的成功者身上懂得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以及他们所使用的方法:除一般观念外,我什么也没找到。
40.实际上,如果不是为了炫耀的话,大多数的一般观念在实践中恐怕也是最可靠也最适合。如果大多数谦逊的理性都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那会如何呢?如果最卑贱的、最松懈的、最守旧的做法最适合我们所关切的事,那又会如何呢?如果我们要捍卫枢密院权威的话,我们就无须俗人参与枢密院,也不想高瞻远瞩以逾越最初的障碍。如果我们想维护枢密院的声誉,那么就得把它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
41.我想暂时概述这件事,稍微讲述其最初的方面,然后我通常把主要细节的任务留给上帝。
将其余的事托付给上帝。
在我看来,好运与歹运是两种至高无上的力量。智慧在命运的角色扮演游戏中没有出场的机会。如果一个人认为能够把握原因与结果,并且自作主张亲自引导行动的进展,那么他所从事的事业必将徒劳无功,在战争的部署中尤为如此。从来就没有比我有时看到的实际情况更加谨慎的军事状况:或许因为我们惧怕会在途中迷失方向,所以为了迎接决战行动的高潮将自己留在预备队中!
42.我还想说,我们真正的智慧和成熟的反思多半是偶然发生的。我的意志和推理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激发的。他们的许多运动控制他们自己,而不受我控制。我的理性天天都屈从于机遇的刺激和鼓动:
他们心中的思想永远转动,
他们胸中的感情四处流动,
它们就像风前面的云一样。
43.你看来会明白在我们的城市谁掌握最多的权力,谁把工作做得最好。你会发现他们通常并不聪明过人。妇女、儿童、疯子跟才华横溢的君主一样统治过国家,这样的例子不是没有。修昔底德说过:粗放的人更常在这类事务中取得成功,比精细的人做得更好。 我们常常把他们走好运的行为归因于他们的智慧。
每个出类拔萃的人由其好运得以升迁;
然后我们就说他聪明。
44.这就是为何我坚决主张,我们一切活动的结果为我们的价值和能力所提供的证据少之又少。
45.现在我要说,这只够我们看出一个人青云直上,身居要职;即使在他离官卸职前三天我们才认识他,可他高尚和天才的观点不知不觉融入了我们的评价,并且我们让自己相信,通过气势与声誉的渐长,他在才能方面有所加强。我们对他的评价并不是以其价值为基础,而是(就像有一把算盘有多个计数器的情况一样)以其等级标志为基础。让他再碰一碰霉运,再摔一摔跤,并且再次淹没在人群中,然后我们大家感到惊奇:究竟什么使得他一飞冲天!我们便会问:“这个人还是原来的那个人吗?当他高高在上时,他不知道更多这方面的问题吗?君主会对这一点点东西感到满意吗?”我们得到命运很好的眷顾,的确如此!
46.这就是我在我自己的时代多次见到的一些事。
47.什么!甚至是在戏剧中大人物的面具也有点影响了我们,蒙蔽了我们。我对君主最钦佩的就是那群崇拜者。一切都要卑躬屈从于我们的君主——除了我们的智慧。我的理智不是为卑躬屈从而造,虽然我的膝盖是。
48.当美兰提欧斯被问到他是如何看待狄阿尼索斯的悲剧时,他回答:“我从来就不明白这件事,因为人们把它说得面目全非了!”那么,这也太过分了吧!在那些评价伟人言语的人中,大多数都会回答:“我从未听过他说的话:他的形象被尊严、伟大和崇高给模糊了。”
49.有一天,当安提斯泰尼鼓动雅典人下令要像用马一样用驴犁田时,他被告知驴生来就不是干犁田这样的活。他反驳道:“这有什么关系。这件事完全取决于你们发布的命令:你们大多数人在指挥作战时所投入的无知无能者,无不突然变得百依百顺,被指挥得服服贴贴,因为正是你们才雇佣了他们呀!”
50.与此相关的习惯是,如此众多的人尊崇他们当中选出来的君主。他们并不满足于尊敬他们:他们需要崇拜他们。一旦墨西哥人完成了国王登基大典,他们就不敢看国王的脸一眼,可虽然他们已将国王奉为王国的神明,但他们要国王发誓不仅得保留他们的宗教、他们的法律和他们的自由,得勇敢、公正以及和蔼,而且还得让太阳明亮地转动并且发出人们习惯的光芒,让云团在适当的季节消散,让河流在河道中流动,让土地长出人们所需的一切东西。
51.我反对这种广为流传的风尚。当我看到一个人的能力伴随高官厚禄受公众喝彩时,我就非常怀疑这种能力。我们应该记住能力对一个人意味着:当他要说时就能说;能相机行事;能以主人的权力中断讨论或转换主题;能在毕恭毕敬、战战兢兢的朝臣面前,以摇头、微笑或以沉默的方式捍卫自己,挡回反对意见。
52.当某件琐事在餐桌上成为轻松讨论的话题时,一个富豪参与讨论,他以这样的一句话开场:“任何另有说法的人不是无知者就是说谎者。”还说了些诸如此类的话。你最好握紧你手中的匕首对该话题的哲学要点追根究底!
53.另有一条我感觉十分受用的告诫:在辩论和讨论中,我们觉得正确的话不一定立即被人接受。大多数人靠拾人牙慧致富。或许事情正是这样:某某人作了一番好评论,或给了一个好回答,或发表了一次简明扼要的言论,把话说出来了却没有意识到它的力量。(我们抓不住我们所借用的东西,毫无疑问,这在我自己身上可以得到证实。)我们不应该一味地让步,不管它可能蕴涵什么美好的东西或真理。我们应该不是严厉地攻击它,就是在假装不了解它的情况下做点让步,以便彻底弄清,并发现它是如何在其作者身上栖息落脚的。我们可能正在帮他的利剑刺向其不可及之处,同时我们迎头撞上。有好几回,在唇枪舌剑的必然压力下,我已经作出了反击,这种反击意外切中目标。我以数量体现分量,让他们接受了。
54.在与一个能言善辩者辩论时,我喜欢抢先说出他的结论,省去他进行自我辩解的麻烦;当他的想法尚未成熟或正在形成时,我就先发制人对它们进行分析(他一旦思维形成条理就告诫我,并且威胁到我)。同样我还讲,我和我先前提过的那些人的做法截然不同:除他们所解释的之外,我们必须不作任何假设,也不理解任何东西。如果他们的判断是得当的但却是以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式表述出来——“这是好的,那是坏的”——那么就找出它的正确是否是因为运气。给他们的定论一些条件限制:“它为什么好?它怎么好?”那些普遍的论断(我感觉很普通)一点名堂也没有。他们就像那些称赞一堆人或一群人的人;那些真正认识他们的人直呼其名,一个个评价他们。然而,这只是偶一为之的事。这解释了为什么:平均一天一次以上,我见过脑子愚钝的人试着通过指出他们正在阅读的书里某个绝妙的细节来扮聪明,可他们选错了重点,这是他们所心仪的地方,可是这没有表现出作家的出色,而是揭示了他们自己的无知。
55.当刚听了一整页关于维吉尔的内容时,你确实会拍案叫绝:“刚才这页写得真美啊!”狡猾的人就用这种方式。但是,为了保证能着手回顾优秀作家的细节描写,为了尝试准确地指出精选例子显示其自身的高超,通过接二连三的词汇斟酌、独特措辞、素材的选择以说明他情绪激昂之处,并不是很多人试着那样做。“我们不仅应该检验每个人说什么,而且还应该检验他的观点,以及他为什么这么说”。 我天天都听到愚蠢的人口中蹦出并不愚蠢的话。他们甚至说出一些动听的话;让我们看一看他们是如何深刻理解这些话的吧!也让我们看一看他们从何处掌握这些话的吧!
56.此刻,如果你来为他们阐明并强化格言,那么他们立刻就会利用你的解释,并从你的身上抢走它:“这就是我所要说的,”或“这就是我对它的理解,恰如其分,”或“之所以我不这样说出格言,是因为我无法找到恰当的词汇。”——继续狂吹吧!我们甚至应该利用狡猾来惩罚这种狂妄自大的愚蠢。
57.赫格西亚斯的原则是我们既不该憎恨也不该非难而应该指引,这在其他地方是对的,可在这儿却不然。 要是一个人不知如何利用别人的帮助,根本不值得你的帮助,那么在帮助这种人的过程中既没有正义也没有善意可言。我喜欢让这种人在泥潭里陷得更深,甚至动弹不得——让他们陷得如此之深,以致有可能的话最终让他们意识到需要别人的帮助!
58.你不能靠一次警告治愈愚蠢和不理性的病症。关于这种治疗法,我们可适当提及赛勒斯对那个敦促他作战时给部队鼓舞士气的人所回答的话:一次精彩的长篇大论不可能使人在战场上变成英勇无畏的战士,这跟靠听一首优美的歌曲你就能成为一个好音乐家一样不可能。 学徒生涯必须经历,在出师独当一面之前,定要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学习。
59.只是对我们自己的亲人我们才有义务认真地纠正和指导;但是,给第一个过路人说教,或对我们遇上的第一个人宣读关于愚昧无知的演讲稿,这可是我厌恶的做法。在我参与的讨论中我很少这样做;我宁愿放弃这一切做法,而不愿借助如此冷淡又装模作样的演讲。在演讲和写作中,我的性情并不合适那些正在初学原理的人。但是,不管我在交往中或当着第三者的面把事情评价成多么错误或荒唐,我从不暴跳如雷地用话语或手势来打断他们。
60.同时,讲理的人对自己感到满意可以说是合乎情理,要是愚蠢的人不讲理的人来得更为洋洋自得,那么没有哪种愚蠢更让我气愤了。要是智慧不准你自满自足,并且总是以不满和害怕为由把你撵走,而固执和鲁莽却让它们的主人充满快乐和自信,那可是一大灾难啊。就是人们当中最不聪明的人才看不起比他们强的人,总是从充满荣耀和快乐的争吵中凯旋。往往他们傲慢的话语和欢乐的神情为他们从旁观者眼中赢得胜利,那些路人通常不知如何判断也不能识别真正的优胜。动物般愚蠢最确凿的依据就是蛮横的固执己见。还有什么会比一头驴更肯定、更果断、更轻蔑、更深沉、更庄重、更严肃呢?
61.也许我们可以把那些短暂的有针对性的交流列入谈话和讨论这一类,在那当中朋友们之间洋溢着快乐和亲密,他们时而愉快地一起开玩笑,时而尖锐地彼此嘲讽。这是我乐观天性决定的相当适合我的一项运动;如果这项运动不像我刚描述的其他运动那样紧张严肃,那么它依旧热烈而巧妙,在莱库格斯看来也依旧有用。在我关注的地方,我贡献出更多的是自由氛围,而不是智慧,因而我在这里比在寻找素材的过程中来得更加幸福;可我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因为不仅在激烈尖锐的时候,而且甚至在粗鲁无礼的时候,我都能容忍反击而不生气。当我突然受到攻击时,如果我无法立刻找到一个巧妙的应答,我不是浪费时间近于顽固地用含糊不清的无聊争论对攻击穷追不舍,而是随它去,愉快地掩住两耳,等待更好的反击机会。要知道,没有一个小贩能在每次讨价还价中都占到便宜。
62.当辩论失败时,大多数人会改变声音和措辞,他们不是在为自己挽回颓势,而是气急败坏地暴露自己的缺点和脆弱。在玩笑的刺激下,我们有时会掐断那些拴着对方缺点的秘密之弦,我们冷静时如果没人招惹,我们绝不会去拨弄这一根根弦;我们彼此提醒对方失误不是没有益处的。有些别的身体运动,如法国式鲁莽野蛮的运动,我恨之入骨。对这样的运动我很敏感:在我一生中,我见过两个王室血统的王储就因为这些运动而命丧黄泉。它是一项为乐趣而战的丑陋运动。
63.此外,当我要评价一个人时,我会问他到什么程度他自己会感到满意;对自己所说或所写的东西他会满意到什么程度。我请他不要找那些美妙的借口:例如“我原来说话写作只是玩玩而已”——
它只是半成品就从铁砧上拿掉。
“在它身上我只花了一个小时;从那以后我再也没看它”——我说:“好吧,把这些东西都搁一边儿去。给我展示一下确实完全代表你的某种东西,就是某种你高兴拿来给人评价的东西。”然后我说:“你认为你作品最美的地方在哪里?是这种特征还是那种特征呢?是其优雅的风格、论题、你对素材的发现、你的评价、还是你的博学呢?”
64.我通常发现,之所以一些人在评价自己的作品跟评价别人的作品时同样有误,不仅是因为他们的感情使然,还因为他们对作品缺乏理解能力和分析能力。作品本身借由它的要素和运气,能以超出作者自己的理解和研究的范围的程度使作者受惠;作品能跑在作者之前。没有什么比起让我评价自己作品令我更无法拿捏:我给论文排名次——十分犹豫不决,几乎没有信心——时而信心全无,时而信心十足。
65.许多书由于论题而成为有用的书,书的作者并不引以为荣。就好作品而言,有些好书对其作者来说是一种耻辱。我可以写关于我们的宴请方式,关于我们的服装——而且我还能把它们写得非常优美;我能出版当朝执政君主的敕令和御函;我能出一本好书的节本(而且每部好书的节本都是一部愚蠢的节本),书籍本身可以偶然丢失。事情都像这样。子孙后代从这样的著述中得到的奇特帮助。可除了感到幸运,我还能从这样的作品中获得什么荣誉呢?一大批名著就属于此类。
66.几年前,在拜读菲利普·德·康明斯——他肯定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家——的著作时,我注意到如下这条不同寻常的格言:“我们应该小心翼翼地为主人提供殷勤的服务,免得他无法公正地赏你。”我该赞扬的不是他,而是他这句话的主题。不久前,我在塔西佗的作品中偶然看到这句话:“帮助只有在它们似乎可报答时才使人愉快。而太多帮忙让我们只能报以憎恶而非感激。”塞内加更激烈:“对无法报答感到耻辱的人会要他的恩人去死。”奎因图斯·西塞罗用一个更为轻松婉转的短语写道:“无法偿还欠你债务的人绝不可能爱你。”
67.作家的主题适当的时候能显示出他是有学问的人还是记性好的人,可如果你想评价其内在什么品质最真实地体现他,什么品质最可敬(我的意思是他的内在力量和心灵美),那么你就必须知道什么真正是他的,什么肯定不是他的;在不属于他的这种特质中,在他作出的贡献中有多少我们得归因于他的选择、处理、修饰及其文学才能。假使他已经用了别人的东西,那么他将破坏自己的文风,这样的事太常发生了!当我们从一位现代诗人那儿偶然发现某个精彩绝伦的例子,或从一位布道者那儿碰巧遇上某次激烈的辩论时,像我们这样几乎没怎么看过书的人就会感到困难重重。在我们从一个学者那儿得知这个东西是他们原创的还是他们从别人那儿信手拈来的之前,我们不敢对他们妄加赞扬。可就算我知道了,我还是心存疑虑。
68.我刚刚一口气读完塔西佗的《历史》(这对我来说可是件稀罕事:我一次花一整个小时读一本书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我这样做,只是出于一个贵族的推荐,这个贵族在法国因其自身德行、长久以来的才气以及被认为与其许多兄弟同甘共苦的善心而德高望重)。我不知道有什么作家,能把公众事件的记述与如此多对个人道德偏见的反思结合起来。并且在我看来(与他的看法恰恰相反)因为他有特别任务:关注当代君主(那些人性格各异却都相当古怪且极端)的生涯,及其在臣民中主要因其残酷而引人瞩目的功绩,所以比起他报道战役和世界革命,他就有一个更引人关注、更妙趣横生的演说话题。因此,当他下笔仓促刻画那些干净的、高贵的死亡,好像害怕冗长啰嗦的报道会让我们厌倦时,我发现他无利可图。
69.这种历史态度颇有益处。公共事件的展开更多取决于命运的舵手,而个人事件的展开则取决于我们自己。塔西佗的作品与其说是对历史事件的陈述,不如说是对历史事件的评价;与其说其中包含报道,不如说其中蕴涵告诫。它不是一本用来阅读的书,而是一本用来研究和学习的书。该书富含大量箴言,以至于无论对与错它们都无处不在。它是伦理和政论的温床,用以供给在这个世界中身居统治高位的那些人,并对他们加以粉饰。他用实在而有力的道理为自己申辩,在警句般精巧的文体中,遵循他那个年代做作的文风。(他们十分喜欢一种高级文体,结果是当发现论题中缺乏机警或巧妙的成分时,他们便求助于富于机智、精细微妙的语句。)他与塞内加大同小异,可塞内加更尖锐,而塔西佗身上似乎更多人情味。塔西佗适合服务于一个病态不安的国家,像我们现在自己的国家一样:你往往会相信我们原来是他叙述和痛骂的主题。那些对他的善良和真诚抱怀疑的人,无疑暴露出对他的怨恨出自偏见。在处理罗马事务中,他颇有见地,并倾向于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我的确感到遗憾,除了更神秘之外,塔西佗把庞培写得同马略和斯库拉一样不好,但比起与他生活并对付他的人在其裁定中所提到的,塔西佗对他的评价更为冷酷。 真的,为力求控制局势,庞培既抱有野心,也希望复仇:甚至他的朋友担心胜利可能使他冲昏头脑,可他还不至于到了另外那两个人那种精神错乱的极端程度。他人生中没有什么东西向我们暗示专制和残酷的恐怖行径确实存在。此外,我们决不应该无端怀疑,而应该更重证据。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并不相信塔西佗。
70.他所写的那些确实是简单朴实、直截了当的报道,这些报道或许可能因为它们与他最终的评价并不完全相符这一事实引起争辩,因为这种种评价是他所采取的不公平态度所导致;那些报道常常是他所无法加以证实的——他几乎拿不出有独到见解的证据。依据赋予他这样做的法律,他无须对清规戒律唯命是从,而且也无须为不了解宗教而辩解。这是他的不幸,而不是他的过错。
71.我一直在着重研究对他的评价:并不完全都清楚。例如,从寄给老迈体弱的底波里斯人组成的参议院那封信,我摘出这几句话:“阁下,怎么啦?我应该写信给您,此刻我不应该写些什么给您吗?我知道,我每天都在接近死亡;假如我懂得写些什么的话,诸位男神和女神或许会让我的下场更可悲。”我无法明白为什么他把这些话如此确定运用于折磨底波里斯人良心的悔恨上。至少我看到这里时,我没发现是怎么回事。
72.依我看,他似乎还有点委屈,当他被迫提及他曾经在罗马当过荣耀的地方官吏这件事时,他继续解释说,他没有提及地方官吏是不想为此自吹自擂。在我看来,这做法对一个像他那样的人来说似乎相当不真实:不敢全面谈论你自己就暴露出思想的一个缺陷。一个有正直而睿智的头脑能够作出肯定的和真实的评价,在各种情况下既引用别人身上的例子也引用自身的例子,直率地引用第三方也引用自己做见证人。为了支持真理和自由,我们应该逾越那些陈规陋习。我不仅敢于谈论自己,而且还敢于谈论自己以外的任何东西。当我写到别的什么东西时,我就会离题,让我的主题逃脱我。我不喜欢自己如此缺乏专注,我也不如此作茧自缚,以至于我无法剥离自己,像思考一个邻居或一棵树那样分隔开来思考自己。如果你无法看到自己的价值局限所在,或者如果你说的比看到的东西多,其中的错误是一样的。我们欠上帝的爱比欠自己更多。我们对他知之甚少,却不停讨论他,还要多谈。
73.如果塔西佗的作品将他个性的一切向我们和盘托出,那么他就是一个非常伟大、正直、勇敢的人,他的德行就不具有迷信的色彩,而具有哲学的味道和宽宏大量的品质。你会发现他的一些证言相当轻率;例如他坚持认为当一个士兵的双手在搬一堆木头过程中由于寒冷而变得僵硬时,脱离其手臂,然后插在那儿麻木了。 在类似的例子中,我习惯对如此伟大见证人的威信心悦诚服。他还说,塞拉皮斯神赐下神力,维斯西巴安在亚历山大治愈一个双目失明的妇女,他用他的唾液涂在她的双眼上,同时施加其他魔法,他遵照记载重大事件的著名史学家的忠实榜样这样写,流行的谣传和看法都存在于民事之中。其任务在于对大众的信仰作复述,而不作解释。阐释它们的角色由作为良心导师的神学家和哲学家来担当。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史学家同仁,作为当时的伟人,极其明智地说:“我传递给别人的东西比我自己相信的多。我无法为我所怀疑的东西担保,我也无法忽略传统所告诉我的东西。”而另一个说:“这些东西既不可确认也不可否认:我们必须坚持传统。” 塔西佗在对神迹的信仰逐渐衰落期间写道,他希望自己能给那些神迹提供一个立足点,所以在他的《编年史》中包罗许多如此尊古怀旧的体面人士所能接受的古老的内容。
74.这话说得多好。让他们将他们的历史传递给我们,是根据他们搜罗到的东西,而不是根据他们自己的估计。我是主题的主宰者,我处理主题,可我不为主题对任何人负责,也不对那些相信我所说的一切的人负责。有时我的思想表示出怀疑似是而非的论点,文字上的细微差别令我摇头叹息;但是,我写出来让他们碰碰运气。我知道一些人做这事获得好名声。我并不能一人评价他们。我全方位地描写自己,从起床到睡觉,从正面到反面,从右边到左边,包括我所有与生倶来的复杂性。甚至一直很强大的思想在它们工作运转和甄别分辨时也不总是管用。
75.这是通过我的记忆含含糊糊地呈现的塔西佗。对他的所有评价既不严密又有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