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希乌斯·塞涅乔，如果一个人感到他的德行在不断进步，但事实上并未消除愚昧，因为不道德的行为限制了每个阶段的进步，并恰好抵消了这些进步，好比“铅锤使渔网下坠”一样，他的道德水平不断下降，那么，有没有一种说理方式能够让人意识到自己的德行在进步呢？就拿音乐或文化素养来说，一个人如果在学习过程中没有减少对这些领域的无知，就可能无法认识到自己在这方面的进步，他的无知水平将永远保持不变。如果医疗手段未能减轻一个患者的不适或在某种程度上缓解病情，使病情得到控制和减轻，直到身体完全复原，并且通过治疗使疾病完全消失不见，患者就无法感知到病情好转。

事实上，如果人们感知不到这些领域的变化，就不会取得进步，因为进步的工具是消除抵抗人们进步的阻力（好比站在一架天平上，被一股向上的力量提起，与之前下落的运动相抗衡）。同样，在哲学上，如果一个人不能从思想上免于犯错并得到净化，反而在获得绝对至善的时刻仍然陷入于绝对至恶的混沌，就不能假设取得了进步和意识到进步。当然，智者只需片刻，一瞬间，就能从极度罪恶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尽管长期来看他的罪恶没有丝毫消除，但在这一瞬间他却完全脱离了恶习。

不过，我敢肯定你已经知晓，持这种观点的人会为自己的断言陷入极其尴尬的境地，也会给“浑然不觉的智者”带来许多麻烦。一个人实际上已经变得聪明了，但是，他自己却并不知道，在一个渐进而漫长的过程中，他丧失了某些品质，也获得了某些品质，在不知不觉中他不断进步，就像一条铺就的道路，平稳地把他引向具有美德的境地。变化的速度和规模非常之大，一个在早晨还一无是处的人到了晚上就能成为一个完美的圣徒；也可能发生这样的巨变，入睡前还是一个没用的傻瓜，醒来时却是一个圣明的智者，他的心灵中所有的谬误和缺点都被涤荡干净，他不禁惊呼：“再见吧，荒谬的梦境，你其实什么也不是！”如果这一切真是如此，谁又能意识不到这种巨大的变化，感觉不到智慧的光芒突然照耀着他呢？我宁愿相信像凯纽斯那样的人祈祷自己从女人变为男人，却未能注意到自己的转变；也不相信一个胆怯、愚蠢、懦弱的人变得坚强、睿智、勇敢，或者一种野蛮的生活变得神圣之后，他自己对这些顷刻间的变化却毫无知觉。

有种正确的说法是：人应该“修整石头对齐直线，而不是修改直线去对齐石头。”有些人不愿意根据事实去修正观点，而是强迫事实去符合自己的臆测，这是不符合自然规律的，因而产生了大量的哲学难题，其中最大的难题是：除了完美无缺的人以外，所有人都被划入不道德这一鱼龙混杂的类别。这个难题使得人们对“进步”一词讳莫如深：所谓的“进步”与极度愚蠢只差一步之遥，这种进步使得尚未摆脱各种情感和缺陷的人依然与尚未摆脱最大恶性的人一样可悲。总之，这些思想家是在自我否定。他们在演讲中将阿里斯泰德斯与法拉里斯的伤风败俗相提并论，把布拉西达斯与多伦的怯懦视同一致，甚至认为柏拉图与梅利多斯的愚昧无知也如出一辙；但他们在生活实践中，却禁戒这几组人中后者的行为，认为他们冷酷无情，追随并信任这几组人中的前者，认为他们对最重要事物方面的论述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要注意每一种罪恶都在程度上有多少之别，尤其是那些不确定、不可估量的心灵上的罪恶。同样，消除罪恶也有不同程度的进步，当理性逐渐启迪、净化灵魂时，人的不足就会像黑暗被光明击退一样向后退却。因此，对那些正在被推出深渊的人而言，我们并不认为他们认识到这些变化的看法是不合逻辑的，相反，我们认为这种认识具有明确的、可以描述的道德概念观念。

在此，无须多费周折，请首先考虑第一个道德观念。正如那些扬帆远航的人通过流逝的时间和风力的强度来计算他们航行了多远，他们根据一定风力驱使下花费的一定时间来估量他们可能完成的行程。在哲学中亦如此。一个人能够通过推理过程中取得进步的连续性和延续性，加之新的努力和动力使停顿与波折很少出现，以便能够持久地顺利、匀速向前，并利用理性确保这个过程没有障碍，从而彻底弄清楚自己的进步。“一点一点地积累并持之以恒”这个忠告不仅对于财富的积累有效，而且对一切事物都具有普世价值，特别是对于德行的进步意义重大，因为理性会因此获得许多良好习性的帮助，带来收获。

哲学研究者良莠不齐，有一些生性愚钝，他们在取得进步的道路上延误徘徊，甚至倒退，因为人一旦放弃追求、虚度光阴，恶习就会抓紧时机对他们进行伏击，进而把他们拽回并推向相反的方向。数学家告诉我们，行星若停止向前运动，就会静止，但在哲学研究中，即便停止进步，也不会出现间断、静止的情形，因为人性总是在不断变化中，好像天平上不断变化倾斜的两端，或是受好的影响向更好的方向发展，或是受坏的影响向更坏的方向发展。如果你遵守神谕“日夜与克亥人战斗”，而且你清楚要抵抗恶习，日复一日永不停休，或者至少你几乎没有放松警惕，也没有经常耽于享受、欢娱，因为它们就好像是恶习派来进行妥协谈判的特使，那么你就可以勇敢无畏、激情饱满地向未来前进。

即便一个人的哲学研究会被打断，但如果以后的研究比以前更稳定、更持久，那么这就是一个好的迹象，表明勤奋工作和不断努力能够逐渐消除懈怠。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挫折持续不断地出现，饱满的热情逐渐退却，就会出现不良现象。比如，一根芦苇开始生长，没有阻力，其成长也不被干扰，就会保持旺盛的长势，长出长而光滑的芦苇秆子；后来，似乎由于呼吸困难，它的长势变弱，甚至不再长高，因为高度被苇秆中的许多带有空心的结节给限制了，它的生命力受到了冲击。这只是一个形容哲学研究的比喻：一方面，有的人刚开始精力充沛、兴致勃勃，随后不断地遭遇大量障碍与干扰，同时看不见任何进步，最后忍受不了而无奈放弃；另一方面，有的人为哲学惠益所激发，如虎添翼，加上因取得成就而产生了动力和热情，便把种种拦路虎一样的借口横扫一边。

当你与喜欢的人在一起时，并不是幸福感使你意识到你已坠入爱河（因为并非只有爱情才会让你感到幸福），而是当你和对方分开时会感到痛苦和伤心，这才是恋爱的标志。同样，许多人被哲学所吸引，兴致勃勃地开始学习，但如果由于别的因素使他们放弃学习，他们的热情就会消退，不再关心哲学了。“一个人若是被心爱的人所伤”，他在进行哲学讨论时会表现得平静和温顺，但当他远离哲学讨论时，他会焦躁不安，对一切心怀不满；他对哲学的向往会使他变得好像失去理智，忘记了身边的朋友。关键问题是，我们对待讨论不应该像喜欢香水那样，没有香水的时候，不会到处寻找香水，不会浑身难受，而应该是当脱离哲学讨论时（不论是结婚、航海、交友，还是兵役导致这种隔离），我们能体验到一种类似于饥渴的感受，这种感受能使我们保持真正的事业进步。一个人从哲学中获益越多，离开哲学时，他的不快也会越多。

我们所说的进步与古代赫西奥德对“进步”的阐述基本相同，或者非常相似—道路不再陡峭，不再是上坡路而变为平坦大道，仿佛是不断付出的努力造就了坦途，仿佛这段旅程为哲学带来了希望和光明。在哲学中，学生在学习之初困惑迷茫，游移不定，好比水手离开他们熟知的陆地，却看不到作为目的地的陆地，因为他们放弃了正常的、熟悉的事物，却又没有获取新的知识，拥有更美好的事物，于是他们就在这一过程中原地打转，甚至经常返回原点。

罗马人沙斯提乌斯就是一个例子：为了哲学，他放弃了政治舞台上的显要位置，但是，他在哲学学习中缺乏耐心，发现学习哲学异常困难，差点想跳楼。还有一个类似的故事，讲的是西诺普的第欧根尼最初投身哲学研究的事：在雅典的一个假日，人们举行盛大宴会，在剧院上演节目，派对接二连三，狂欢通宵达旦，而此时第欧根尼蜷缩在广场的角落里试图入睡。他心烦意乱，脑子里满是自我毁灭的想法，他一直想弄清楚，在没有外力强迫的情况下，他曾经如何按照自己的自由意愿，采用了一种劳其筋骨、异于常人的生活方式，并摒弃了所有那些美好的事物。然而，就在那时（据传），一只老鼠爬了上来，不管不顾地咀嚼他掉下的面包屑。第欧根尼开动脑筋，反思自己，仿佛自我批评、自我蔑视地说：“第欧根尼，你在想什么？你吃剩的东西竟成了一只小老鼠的美食？然而你，一个堂堂的男子汉—就因为你不能躺在华丽的软椅上醉酒狂欢，就这么怨声连连、唉声叹气吗？”当那种坏心情偶有发生时，理性会很快介入，好像战败后重整旗鼓一样，帮助我们摒弃和消除坏心情，轻而易举地驱散我们心头的焦虑与不安，于是我们便可坚信我们的进步有了坚实的基础。

哲学研习者自身的弱点不是导致他们踟蹰和倒退的唯一因素，朋友们热心的忠告和批评者的冷嘲热讽也会歪曲、削弱他们的决心，甚至使一些人完全放弃哲学。因此，如果一个人能心绪平静地面对这些不利因素，听到人们提及自己的同行如何在皇宫里飞黄腾达，或是如何通过婚姻得到一大笔钱，或是如何经过民众选举进入元老院担任政法要职，而不会意志消沉或心烦意乱，这就说明他已经取得了良好的进步。对一个人来说，在此类情形下不惊慌失措或摇摆不定，这就清楚地表明他学习得法，牢牢掌握了哲学的精髓。绝大多数人赞赏的行为唯独他不去效仿是不可能的，除非这个人已经习惯于赞赏美德；即使在愤怒和疯狂的时候，人也有能力立足于人前，但是藐视被普世赞赏的行为，如果没有真正崇高的、坚定的意志，这是不可能的。

这也是人们与他人的心态相比而引以为豪的原因，如梭伦所说：“我们决不会拿我们的美德去与他们的财富作交易，因为拥有美德是恒久稳固的，而钱财却是暂时拥有的。”第欧根尼曾反复移居于科林斯与雅典，并因此以波斯王自比。波斯王春天居于苏萨，冬天居于巴比伦，夏天居于米堤亚。阿格西劳斯也曾这样评价波斯王：“他比我更伟大只是因为比我更有德。”亚里士多德在写信给安提帕特时提到亚历山大，他指出不能因为亚历山大统治着许多人，他就是唯一有权感到骄傲的人：任何人只要真正地信奉诸神，就能拥有同样的权利。当芝诺看到色奥弗拉斯托斯受到为数众多的学生景仰时，他说：“虽然他的合唱队人数更多，但我的合唱队唱得更悦耳动听。”不管怎样，将美德与外在形式对立起来，能够消除你对他人的嫉妒和猜忌，所有让哲学初学者困惑沮丧的事物也将烟消云散，这时你则可以认为这是你取得进步的明显表现。

一个人言谈中发生的变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迹象。哲学初学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倾向于能提高自己声誉的言谈方式。一些人就像飞鸟一样浅薄自大，想要一蹴而就，达到科学辉煌的顶峰；另一些人则像柏拉图所说，“如小狗一样，喜欢拖拉撕咬”，他们喜欢找人理论、诡辩以解决难题。许多初学者沉迷于哲学争论之中，并以此作为诡辩的武器。还有的人到处搜集格言和语录，就如阿拉卡雪斯曾经说道：在他看来，希腊人拥有钱财只是为了计算数额，他们会数钱却不会用钱，同样这些希腊人也只会清算他们所拥有东西的数量，而不去积累对他们有益的其他东西。

所有这一切的结果都有安提法奈斯的言论为证，并被应用到柏拉图的回环法中。安提法奈斯曾经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在某个城市，只要开口说话，话一出口就被冻成了冰，等到了夏天解冻之后，人们才听到在冬天里说的话。他指出，柏拉图对人们年轻时候所说的话，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直到很久以后，人们都已经老态龙钟，此时大部分人才意识到其中的深意。人们学习任何形式的哲学也是这样的经历，只有当人的判断合理、可靠，才开始形成能渗透到道德品质和道德范畴的原则，并开始寻找一种话语，这种话语的踪迹，借用伊索的比喻，深入人心，而不流于表面。索福克勒斯曾说，他首先减轻了埃斯库罗斯语言的厚重，接着处理他自己夸张和造作的风格，之后才开始第三步，改变语言的特点，因为语言对道德和德行最具影响力。以此类推，只有当哲学研究者停止利用争论进行卖弄和造作，转而寻找一种能表达他们的个性和内心感受的话语，他们才会开始获得真正的、谦逊的进步。

首先，你要确定自己在阅读哲学著作、聆听哲学演说时是否过于重视语言而忽略了主题，是否更在意晦涩难懂的只言片语而不是有用的、充实的、有益的文章。其次，你研究诗歌和历史的时候要多加小心，不要忽略了那些表达恰当、能促进品性、缓和情感的东西。就像西蒙尼德斯在谈到花丛中的蜜蜂时说：“（蜜蜂）专注的是琥珀色的蜂蜜。”然而别的人关注的却只是花的颜色和香气。因此，当人们为了开心娱乐而研读诗歌时，若有人靠自己的努力寻找并搜集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那么就可以认为他的习惯以及对美好和谐事物的喜爱已经使他能够欣赏诗歌中美好和谐的东西了。

例如，有些人喜欢柏拉图和色诺芬的语言，但是只专注于他们朴实的阿提卡语言风格（就好比它是鲜花雨露一般）。对这些人的唯一评价就是：他们喜欢药物的适口和芳香，却不关心甚至无法辨识药物的镇痛和通便的效用。相比之下，那些不断取得进步的人能够从所见的、所处的环境中而不是从所说、所写的字词中受益，并能获得合适的、有用的东西。

在埃斯居罗斯和其他类似的典故中可以证明这一点。例如，埃斯居罗斯在科林斯地峡运动会上观看一场拳击比赛，只要一名拳击手被击中，观众就会爆发雷鸣般的喊声，埃斯居罗斯用肘轻轻碰了下基沃斯的伊翁，对他说：“看见这训练的结果了吧？被击倒的人一声不吭，而看客却高声大叫。”布拉西达斯捡到一些干的无花果却被这些无花果里的一只老鼠咬了一口，他赶紧把它扔掉，他说道：“多么不可思议啊！不管多么弱小的生命，只要有勇气自卫，就能活下去！”第欧根尼看见有人用手喝水，就立刻从包裹里掏出自己的杯子扔掉。

这些故事都说明，只要专心致志并持续努力，就一定能从任何事物中看到并汲取其中隐含的美德。如果用理论对实践加以补充，这个结果就更易出现。不仅仅是像修昔底德说的“在险境中坚持研习”，而且要在开心愉快或争论不休的时候，在参与决策的时候，在法庭诉讼答辩和处理政务的时候，切实展示自己的信念，或是通过实践树立自己的信念。但是对于那些仍在学习的人来说，通过思考自己能从哲学中获得什么来充实自己，使自己能够在政治论坛上、年轻人的聚会上或是王宫的宴会上信手拈来，这些人并不能被称为哲学家，而是像被称为医生的江湖郎中罢了，或许更确切一点地描述这种诡辩家，就如荷马所描述的鸟一样，因为他只是反刍给自己的学生，仿佛他们是他羽翼未丰的幼鸟，如果他不对自己有利的东西进行思考或是对学到的东西进行消化吸收，那么任何他接受的东西都只是囫囵吞枣罢了。

对我们来说弄明白以下方面至关重要：首先，我们利用语言优化自我；其次，相对其他人而言，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得到虚幻的荣耀或公众的认可，而是我们想要学习和传授一些东西。我们首先得确保研究问题时，不再有竞争和争论，不再用争论武装自己，就像在拳击赛中用手套和指节套去攻击他人，为把对方打倒在地而欣喜，而是把重点放在学习和传授上。在讨论中彬彬有礼，不争先恐后，也不怒气冲冲地结束，在赢得辩论后不自鸣得意，在输掉辩论后也不怨天尤人，这些都是一个人在德行上有进步的标志。

亚里斯提卜给我们做了榜样：他在一次辩论中败北，赢得了辩论的人信心满满，这非常愚蠢、浅薄。亚里斯提卜看到那人胜出后兴高采烈、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样子，说：“我要回家了，尽管我输了，但我今晚将美美地睡上一觉，虽然你赢了，但我会睡得比你香。”

我们公开说话时，也可以估量自己的德行：出乎意料地看到有一大群人来听演讲，我们不怯场；听众寥寥无几，我们也不沮丧气馁；要求面向公众或官员讲话时，我们能够把握机会，尽管没有充分准备，也能应对自如。德摩斯提尼和亚西比德就能这样做。亚西比德善于把握演说的主题，但却对演说的表达技巧缺乏自信，结果有时把自己给绕进去，甚至是经常说到一半的时候，总是停下来搜肠刮肚地去想用一些难懂的词或短语，导致听众嘘声四起。相比之下，荷马并不发愁开始几行没有韵律，他的才能使得自己对剩下的诗歌内容信心十足。因此，我们大可以想象，那些努力为美德和优点奋斗的人会很好地利用机遇和主题，而不在意他们演讲的语言是否引起听众激昂的欢呼。

这对言谈举止同样适用，每个人应该确保自己关注的是有用的东西，而不是为了炫耀，追求的是真理，而不是为了显摆。如果对一个年轻人或女子的真爱不需要别人的见证，就算是秘密满足自己的追求也能收获快乐的果实，那些爱好美德和智慧、通过自己的举止体现美德的人，更有可能对自己内在的魅力保持沉默，而不需要有人欣赏。曾经有人在家命令自己的女佣，对她大声叫道：“看着我，迪奥尼西娅，我不再自以为是了。”与此类似，做了一些善事之后便到处对人说，很明显，他依然关注的是外界对自己的赞赏和公众对自己的认可，这也表明他并没有见识过真正的美德，他在虚幻的梦想阴影里任意表演，从未真正醒悟，还要把自己的行为示人，就像展示一幅画一样。

由此可见，在帮助朋友或熟人之后，却不到处宣扬，这就是德行进步的标志。当周围的人都堕落腐化时仍坚守诚实，拒绝向富人或权贵可耻地折腰，唾弃贿赂，在夜晚渴望喝酒时能克制不饮，像阿格西劳斯那样克制自己不与漂亮的姑娘亲吻—一个人能默默坚守这些也是德行进步的标志。像这样的人能够获得自我认可，不会被人轻视，亲眼见证了自己行善时会感到快乐满足，这表明理性已经在他内心得到滋养并在他身上扎根，如德谟克里特所说，他“正习惯于成为自己快乐的源泉”。

农民喜欢看到饱满的稻穗弯腰垂向大地，他们认为那些空瘪的昂首挺立的稻穗是些没有分量的冒牌货。立志成为哲学家的年轻人也是如此：那些没有内涵、毫无分量的人喜欢出风头，行为举止矫揉造作、趾高气扬，脸上满是鄙夷的神情，蔑视一切事物，但是当他们从学习中有了收获变得充实时，他们就会抛弃浅薄自大。正如空容器中加入液体时，里面的空气受到挤压会排出去一样，当人被真正好的东西充实时，他们的自负造作就会土崩瓦解，不再因为蓄着胡子穿着破旧的礼服而自得，而是将努力学到的东西铭记于心。他们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们改变了以前的陋习：不再以哲学的名义、以学习哲学获得好名声。相反，如果一个内心善良的年轻人被别人称为“哲学家”，他会变得惊慌不安，尴尬地笑着说：“瞧你，我不是神，为什么将我视为神呢？”正如埃斯库罗斯所说：“年轻姑娘经历了爱情，她的眼睛闪耀的光芒就会出卖她。”年轻人获得了真正哲学上的收获时，萨福的话就非常贴切：“我张口结舌，浑身激情燃烧。”尽管他的双眸无忧无虑、平静镇定，但你却渴望听他说话。

当入会仪式开始时，参加者聚集在一起，声音嘈杂，互相推搡，可当仪式开始举行时，他们立刻安静下来，全神贯注，充满敬畏。这就像是学习哲学之初，许多人站在哲学的门槛外，充斥着无序、嘈杂和自信，粗鲁地推搡着，努力获得哲学带来的名声；但是当人发现自己入门之后，沐浴着耀眼的哲学之光，仿佛神殿开启，他就会惊讶得呆住，变得安静，“用谦逊和克制去遵从”理性，就像遵循神明一样。对于这些人，墨涅德摩斯的戏言似乎形容得更加绝妙。他说，大量远渡重洋来雅典学习的人都会经过以下历程：他们一开始充满智慧，后来变成了爱智者，再后来成了哲学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又成了普通人。他们获得理性越多，就越会逐渐抛弃自负和虚荣做作。

当人们牙疼或手指受伤需要治疗时，他们会直接去看医生；发烧时，会请医生上门，请求医生为自己看病；但如果患病比较严重—得了忧郁症、脑膜炎或精神错乱，他们有时会忍受不了医生上门看病，要么将医生赶走，要么逃避看病，因为他们的病已严重到意识不到自己疾病缠身了。犯错的人也是如此：对责备、训斥自己的人恼怒生气，举止蛮横挑衅，这样的人是无可救药的，然而对那些能忍受责备，不对抗的人来说，情况要缓和得多。有些人犯了错误，但是愿意接受别人的批评，指出自己的错误，不隐藏自己的错误，不为做了错事未受惩罚而窃喜，也不为别人未辨认出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而窃喜，而是承认错误，请求别人训诫自己，这绝对表明他在进步。这也是第欧根尼之认为的为了寻求安全，人应该注意寻找一位挚友或一个劲敌，这样才能通过两种方式之一—受到责难或是受到照顾—摆脱恶习。

试想一个人的衣服上有明显的污迹或印渍，或是鞋子上有裂口，在外面却把这些当作妄自菲薄的借口，或是以自己身材矮小或驼背自嘲来展示自己的嬉皮精神。这样做无非是在掩盖自己丑陋的灵魂，隐藏他生命的缺陷，他的卑鄙猥琐、享乐主义、怨天尤人、心怀不满，就仿佛这些是脓肿，不让任何人碰触或看见它们，因为害怕受到责备，那么这样的人的进步就微乎其微了，甚至是没有进步。当然，与这些缺点战斗的人，尤其是他能够也愿意向自己展示这些缺点，并为此痛心，接着他能够也愿意接受别人的苛责，他的灵魂必将在这些磨难中得到净化，恰恰是这样的人真正地憎恶卑贱，确确实实地愿意消除卑贱。

虽然，避免受辱难堪甚至是坏名声对每个人都很重要，但是，有的人厌恶现实的罪恶更甚于卑劣的坏名声，如果目的是促进德行进步的话，那么他既不回避别人对自己的责难，也不苛责别人。例如，在一家客栈里，第欧根尼看见一个逃跑出来的年轻人，跑进这家客栈，他巧妙地说了一句：“你越往里跑，你就越会在这客栈里。”一个人对缺陷否认得越多，他就越沉沦、越被禁锢在这些缺陷里。本是穷人却要假装富有，他的虚伪只会使得他更加贫乏。希波克拉底记录下自己无法理解头骨的缝合，并公布了这一事实，为正在努力进步的年轻人树立了榜样。希波克拉底通过宣示自己的弱点去帮助别人避免重蹈覆辙；而一个致力于绝对正确的人往往不敢接受别人的谴责，或承认自己的荒谬无知。

事实上，彼翁和皮罗的主张不仅表明德行进步，而且指的是一种更美好、更完美的境界。彼翁告诉自己的朋友们，如果听到辱骂就好比听到这样的一些话：“朋友，你看起来并不邪恶，也不愚蠢，祝你健康、快乐，愿神明保佑你万事如意。”那么你就应该认为自己德行进步了。皮罗的故事是这样的：他曾经在海上航行时遭遇了风暴，身陷险境，他指着一头正津津有味地吃着漏掉的大麦的小猪，对同伴说：一个人若不想被任何事干扰，就要用理智和哲学使自己有着这猪一样的超脱。

请注意芝诺所说的—一个人的梦想应该是使自己意识到他的德行在进步，在睡眠中对可耻的事情感到不快，不纵容也不做可怕的骇人听闻的事情，相反，他就像在彻底的宁静祥和中顿悟，灵魂中的幻想和情绪被理智驱散了。柏拉图显然在芝诺之前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简要地描述天生暴戾的灵魂中幻想的非理性方面在睡眠中的所作所为：“它妄图乱伦，”对各种美食有着难以抗拒的冲动，想干伤风败俗、越轨的事，像自己所渴望的那样随心所欲，这些事情在白天因为受道德习俗约束使人感到羞耻和惧怕，在梦里就解除禁锢了。

驯服的牲畜不会想要偏离队列而走失，即使它们的主人松开了缰绳，它们也会井然有序地列队前行，保持自己的节奏，老老实实地按照路线行进。同样，人们非理性的方面已经被理性教化，变得文明后，即使是在睡梦中或是生病时，人们也不会放纵欲望伤风败俗、为所欲为。相反，人们时时注意保持理智并牢记在心，因为理智能赋予我们集中注意力的力量和能量。如果通过训练，身体的各部分能够协调一致—甚至是整个身体以及它的任一局部都能控制自如—不会因满目疮痍而泪流满面，因惊骇万状而怦然心跳，因情投意合而冲动越轨，那么，这自然增加了训练掌握灵魂中情感因素的程度，可以说，通过消除包括睡梦中的各种幻想和感官刺激，能使情感优雅有度。

有一则关于哲学家斯提尔波的故事能证实这一点。他在梦中看到海神波塞冬对他怒气冲冲，因为他没有向海神祭献一头公牛（给波塞冬的常规祭品），但是斯提尔波丝毫没有忐忑不安，他说：“波塞冬，您什么意思，难道您是因为我没有破产到让这座城市充满祭品的焦味，而是在家倾我所有向您适度进献，才会像个幼稚的孩子来此抱怨的吗？”然后他梦见波塞冬笑了，向他伸出右手说，看在斯提尔波的份上，我要让迈加拉的沙丁鱼丰产！

因此，不管怎样，那些有着愉快的、清新的、无忧无虑的美梦的人在梦里感受不到任何可怕的、恐怖的不正常之事，这是他们德行取得进步的明显特征。那些痛苦、奇异的梦境—在梦中狂热、兴奋，像懦夫一样逃避危险，经历孩童般的悲喜—犹如波涛此起彼伏，这是因为人们还不能自我掌控心灵，仍然受到世俗和规则的约束，所以当他在睡觉的时候，灵魂远离这些约束，重获自由，依然受到情感的影响。现在，请你和我一起思考，我所说的这些现象的根源是属于进步还是源自于一种建立在理智之上的心态，一种稳重、可靠的心态。

绝对的超凡脱俗是崇高而神圣的，进步之于这种境界，就好像感情的减少和节制，因此，重要的是要审视我们的情感，比较各种不同的情感，区分它们之间的不同。我们必须要将现在的情感和过去的情感相比较，看看我们现在的欲望、敬畏和激情是否没有过去那么强烈，因为我们通过理智能很快消除这些强烈和热切的情感；我们必须要将各种情感相互比较，看看我们现在的羞耻之心是否比我们的敬畏之心更锐利，更愿意与人竞争而不是妒忌他人，重名誉而轻钱财。简而言之，我们必须通过比较不同的情感，用音乐家的话说，才能知道我们是否对多利安模式过宽而对利地安模式过严，我们的生活模式是否更趋于禁欲主义而不是享乐主义，我们的行动是否变得稳重而不是冒进，我们看待论点和人物的眼光是否是惊奇而不是鄙夷。就疾病而言，当它转移到身体非致命的部位，便是健康恢复的一个好迹象；同理，就恶习而言，当正在努力进步的人用高尚的情感来审视自身的恶习，这些恶习便会逐渐被消除。弗里尼斯在七弦琴上额外加了两条琴弦，于是长官们就问他是切掉顶端的两条弦还是切掉底端的两条弦，因为通常是七根琴弦，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必须的，如果两端的琴弦都要被切掉的话，是否就是处在中间不偏不倚的位置，其次是德行进步始于我们情感的极端和强度的削减，就像索福克勒斯所说，“贪欲使人过度劳累”。

我们已经提到将想法付诸行动，别让语言只是文字游戏而要落实到行动上，这才是特别典型的德行进步的表现。首要的是，要效仿我们称道的行为，渴望去做我们钦佩的事，而不愿去做甚至不能容忍我们诟病的事。例如，米太亚德因其勇气和胆量在雅典受到广泛赞美，但是，狄米斯托克利却说米太亚德的战利品使他难以安寝甚至让他无法得到片刻休息，很明显狄米斯托克利不仅仅是在表达对米太亚德的敬仰和赞美，而且被米太亚德折服要去效仿他。因此，如果我们对成功事物的赞美流于表面，而不足以激励我们去效仿的话，那么我们取得的进步就微乎其微。

爱慕之情并不是改变一个人的力量，除非与之相随的是渴望效仿。赞誉美德如果不能激励我们，指引我们去效仿美好的事物，而是心怀嫉妒，那么这种赞美就不是热烈、有效的。亚西比德强调了心灵为贤达的话所打动而泪流满面的意义，不仅这样，真正进步的人将自己的行为与优秀的榜样相比较，意识到自己的不足而深感痛心，也因内心充满希望而欢欣鼓舞，满怀一种永不停歇的劲儿。用西摩尼得斯的话形容，就好比一匹奔跑在母马身边未断奶的马驹，因为他渴望成为完美的人。实际上，我们喜爱有些人的性格，极力模仿他们的行为，而且在自觉模仿时伴有良好的意愿，愿给予他们敬意和荣誉，这样的过程才是典型的真正的德行进步。若有人争强好胜，对比自己强的人心怀嫉妒，那他一定要意识到让自己生气的只不过是对某种名誉或能力的嫉妒，而并不是对美德的敬慕和赞赏。

因此，当我们仰慕贤达时，如柏拉图所说，我们不仅认为有责任的人是幸运的，而谁要听到这样有责任的人说的话也是幸运的。我们喜欢他们的姿势、步态、面容和微笑，渴望追随他们，紧紧相随，那么，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认为自己正在取得真正的进步。还有一种更为合情合理的情形，假如我们对完美者的仰慕并不仅仅是他们成功的一面，而是如爱人一般，即使他们口齿不清、面容苍白，也会毫不犹豫地深爱对方：尽管不幸和悲惨使潘德亚痛苦哭泣，但依然打动了阿拉斯普斯的心，同样，我们不应该因为阿里斯提德的流亡、阿拉克萨戈拉的囚禁、苏格拉底的贫穷、福基翁的获罪而退缩，因为我们坚信，即使是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美德依然是值得我们追求的。只要内心有追求我们就应该向美德靠拢，用欧里庇得斯的话说：“品格高尚的人对污秽的东西视若无物。”人若受到足够的鼓舞激励，即使面对貌似可怕的事物，也会心怀敬意，并去效仿，而不是疏离它们，那他一定永远不会脱离美好的事物。在已经成为这样的人的经历中，无论是处理事务、担任公职或是遭遇险境，都会想象过去的贤达完美之人，并且自省：“若是柏拉图在此境遇会怎样？伊帕美农达斯会如何说？吕库古斯、阿基希劳斯会怎样处理？”他以他们为镜，把自己置于镜前对照，或是调整自己的立场，或是克制自己不说卑劣的话，或是控制情感的爆发。有的人获知伊达山山神达克提尔众多的名字并不断诵读每一个名字，就好像是用来驱赶恐惧的符咒，同样，当任何情感和艰难困苦折磨那些不断取得德行进步的人时，对完美者的思念和回忆会立刻涌上心头，并让他们不断思考，这会让他们逢凶化吉，不屈不挠。因此，这也是使你能辨认出那些德行进步之人的另一种标志。

此外，当有一位因自制力强而名声在外的人出乎意料地出现在你面前时，你能够不心慌意乱，不害羞脸红，不避之唯恐不及，也不想重新调整自己的特质，能够毫无怯意地迎上去，你就能确信自己已经意识到德行的进步了。当亚历山大看到使者愉快地大步走来，并向他伸出右手时说：“我的朋友，你带来了什么消息，是荷马重新活过来了吗？”因为他觉得自己的丰功伟绩尚需一位智者的声音为自己扬名立万。一方面，不断完善性格特性、提升自我的年轻人表达爱的方式是在真正优秀的人面前如数家珍，向他们展示自己的家庭、膳食、妻子、孩子、职业，以及口、笔头的表达能力，为去世的家长或先师不能目睹他目前的情形而悲痛不已，他最诚挚地向神灵祈祷的唯一事情就是他们能复活见证他现在的生活和所为。另一方面，对自己毫不负责而把自己毁掉的人恰恰相反，他们连在梦里碰见亲人也会焦躁不安，难以镇定。

还有一个能表明德行进步的标志，可把它作为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的几点的补充。一方面，一个人不再认为自己的错误是微不足道的，而是严肃对待，密切关注。不再希望成为富有的人，每次花掉小数目的钱时，不以为然，因为他们认为积少成不了多，然而，积蓄增多越接近目标，渴望成为富人的愿望就越迫切。与德行相关的行为也是如此：那些从不姑息，以“这有什么大不了的？”“这次就这样了，下次会更好些”为托词的人会每时每刻认真对待，如果恶习以它的借口像蠕虫一样渗透到他最微小的错误中，他也会无法忍受，变得焦躁不安，这些人在这个过程中显然已为自己赢得了一定的纯洁，他不能接受以任何方式对自己的玷污。另一方面，一个人认为没有什么事情会或者可能给人带来奇耻大辱，就会对微小的事情粗心大意，若无其事。事实上，建一堵墙的时候，用一块奇特的木头或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做地基是没有区别的，如果从坟墓里掉出来的一块石碑被放进地基，这种行为就类似德行降格的人对陈旧事物的简单堆砌。那些德行在进步的人们，他们已经打好了扎实的生命基础（就像神殿或王宫的基础一样），不会不加选择地取得事物，而是以理智为标尺促使物得其所。这在我看来，就是波利克莱图斯所指出的，他说如果用黏土雕塑时到了使用手指甲的地步，那任务就极为艰巨了。 XnVhL62ricUtyW6vBEE1JKuj4M4MtOukQw9sdBfUpZB/hSq+4V9DQqIaOJ8hIea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