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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史学家坎托洛维奇的作品今天在专业领域广为认可。他作品的巨大声誉也归功于他那由许多矛盾和断裂组成的人生经历——他是20世纪30年代在德国的犹太人。诸如此类的不一致，以及由此产生的视角转换，让我们在坎托洛维奇的传记中把握住20世纪“极端的年代”
里的理智和政治发展。他人生中的关键词由一般的历史知识、科研兴趣和神话构建起的想象组成。
所有这些使得坎托洛维奇位列最有趣和最有名望的历史学家之一。
1895年5月3日，恩斯特·坎托洛维奇（Ernst Hartwig Kantorowicz）在波兹南出生。
作为富裕市民阶层的坎托洛维奇家族在当地经营着一家大的酿酒厂：由他的祖父建立，并命名为“Hartwig Kantorowicz”烈酒和利口酒厂。这不但保证了坎托洛维奇的经济独立性，而且有助于他终生保持时髦着装。
波兹南在1815—1920年属于普鲁士的一部分。但是普鲁士人并不喜欢这个城市，不仅是因为这里的德国人和波兰人数量相当，而且两个族群因强烈的民族认同而完全区分彼此。波兹南的德国人处于一场旷日持久的文化上自我肯定的斗争之中。坎托洛维奇的一位姐姐作为一名为了解放而斗争的犹太人，在波兹南试图捍卫与波兰人对立的德意志文化。
坎托洛维奇的犹太家族也是如此，他们世世代代努力融入德国市民阶层。坎托洛维奇处于德国—波兰、犹太—德国两两针锋相对的环境中。他还有德意志民族和摩西信仰两种不同的选择，这两者也处于紧张关系中。
1913年，坎托洛维奇参加了高考（Abtiur）。1914年8月，他成为志愿军的一员，隶属1 a部队。在战争中他获得了诸多荣誉，1915年晋升为下士，并在凡尔登受伤。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他战斗的终结：首先，他保卫波兹南免遭波兰吞并，
1919年春天，他在柏林与斯巴达克斯分子作斗争，接着在慕尼黑对抗共产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对于前两个阶段的斗争，可以证实的只有坎托洛维奇的自我陈述，
而在慕尼黑的斗争却有证据表明他加入了“人民军队”（Volkswehr）。
受自己的政治观点驱动，坎托洛维奇自愿参战，当战争热情消退，他又自愿参加自由军团（Freikorps）。因此，他的德意志民族倾向
与极右思想并存。在他自己看来，德意志民族倾向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先驱。
从1919年冬季学期起坎托洛维奇在海德堡大学学习国民经济学。海德堡在当时的德国有其特殊的人文艺术氛围。那里有中世纪史学家汉普（Karl Hampe）、考古学家库齐乌斯（Ludwig Curtius）、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和社会学家韦伯兄弟（Max Weber和Alfred Weber）。
除了一个受蒙森（Theodor Momsen）训练的古代史学家多马谢夫斯基（Alfred von Domaszewski）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研讨班，
坎托洛维奇很少参加历史系的活动。1922年，坎托洛维奇在狄尔泰（Wilhelm Dilthey）的学生，国民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戈泰因（Eberhard Gothein）那里博士毕业。
到达海德堡不久后，坎托洛维奇认识了具有克里斯玛魅力的诗人格奥尔格，
很快，他就成为格奥尔格的亲密朋友。
受格奥尔格影响，他在博士毕业后为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撰写传记，
引起轰动：坎托洛维奇卷入与学院历史学家的激烈争论（主要是普鲁士国家档案馆的领导、柏林大学的讲席教授、《历史杂志》编者之一阿尔布莱特·布莱克曼）；
传记出版4年后，坎托洛维奇作为词条被收录《大布洛克豪斯百科全书》，接着在没有撰写教职论文的情况下，坎托洛维奇被法兰克福大学历史系聘任。
1931年夏季学期到1934年11月，坎托洛维奇成为历史系教员的一分子
最初是荣誉教授，1932年8月，作为施耐德斯（Fedor Schneiders）的继任者而成为正教授。1933年4月的《重设公职人员法》（
Gesetz zur Wiederherstellung des Berufsbeamtentums
）因《前线战斗员条款》（
Frontkämp ferklausel
）而对他不适用。由于学生的抵制，他在1933／34冬季学期中断了教学，把目光投向了牛津伸出的橄榄枝。
谈到牛津的邀请，有人混淆了恩斯特·坎托洛维奇和赫尔曼·坎托洛维奇。
坎托洛维奇回到德国后主动退休，从法兰克福抵达柏林著名的日耳曼历史档案馆（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在院长科赫（PaulKehr）的支持下展开个人的研究工作。
1938年水晶之夜后，坎托洛维奇旋即逃离了“祖国”，这意味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失去了故乡波兹南，又失去了第二故乡。他离开祖国受到两位朋友——伯恩斯托夫（Albrecht Graf Bernstorff）和克努普（Helmut Küpper）的帮助。前者把他藏匿了一个星期，后者提供金钱让他在旅程中得以享用牡蛎，
因为坎托洛维奇在他的朋友圈中是出了名的美食爱好者。
当坎托洛维奇成功地逃亡，他的母亲却在1942年尝试越过瑞士边境时被抓后死亡，就像他的作词人姐姐（Getrud Kantorowicz）在泰雷津的遭遇一样。
诗人、预言家和大师格奥尔格对于理解坎托洛维奇具有重要意义。坎托洛维奇的人格完全是由格奥尔格塑造的。
格奥尔格（1868—1933）是一位象征主义诗人，非常受年轻人欢迎。格奥尔格对德国现状的拒绝使得人们对他的崇拜与日俱增。在格奥尔格看来，伴随着社会的蝼蚁化，现代性是一个通过技术而丧失了灵魂的世界。格奥尔格圈子中称其为“美国化”。
为了对抗“美国化”的发展倾向，格奥尔格利用自己的诗歌艺术——他的诗歌和他的追随者共同塑造了这个“秘密德国”，
作为德国维新的出发点。针对政治现实而塑造的秘密德国的“内在”意义是什么，这非常难以解释，因为它就是“秘密的”：无论是格奥尔格的象征主义诗歌，还是他的追随者都没有给出“正式”的解释，而总是称之为“这个秘密的”。
在此语境中，这个表达意味着格奥尔格必须作为老师，在圈子里运用他的教育方法。
格奥尔格把自己塑造为一个预言家，他在自己的文学作品里向其追随者宣布这个预言。
肩负着弥赛亚式的使命意识，他遭遇了他的时代，一个巨大的整体塑形诉求（Gestaltungsanspruch）。格奥尔格人格所散发的效应或许可从下面这一点来判断：韦伯（Max Weber）从诗人那里得来的个人印象，发展出了他的“克里斯玛”和“克里斯玛式的统治”的概念。
由于圈子中形成的等级制，人们把格奥尔格称为“大师”，而把格奥尔格的追随者称为“年轻人”。
格奥尔格圈子里的精英教育是一个紧密的社会化过程，它意在塑造各自的新人格。
它开始于对“优秀青年”的选择：
一些戴眼镜的人不可能指望加入这个圈子，因为超过20岁的人难以被塑造。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坎托洛维奇加入格奥尔格圈子已经超过20岁了。加入圈子的首要前提是，追随者着迷于格奥尔格的作品，只有他们朗诵格奥尔格的作品，教育工作才得以展开。阅读格奥尔格的诗歌和自我创作是日常的“训练”。
作为引力中心的教育影响了格奥尔格自己的人格：他是否出席朗诵会，是否与人交谈，是否邀请他人去宾根（Bingen），或者在某人那里居住（当坎托洛维奇在撰写斯陶芬王朝传记时，格奥尔格在海德堡坎托洛维奇家中度过了几周）——与格奥尔格个人的亲近是决定性的标准。
坎托洛维奇曾这样描述格奥尔格对他自身人格的影响：他学会了一种新的观看方式，一种与以前不同的感知世界的方式。
格奥尔格改变了一些人，
这也是他的意图所在：他试图在一个丧失了灵魂的世界塑造“新人”，“新人”不再是孤独的蝼蚁，而是被他赋予了精神意义。从而使得自我定位和对生活的掌控得以可能。宗教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传授自我定位的知识。称格奥尔格和他的圈子为“艺术宗教”，有助于描绘格奥尔格和他圈子的特征。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格奥尔格针对德国提出的维新概念有等级制含义：一方面，维新应该以新的精神贵族（也就是圈子成员）为支撑；另一方面，如此这般的维新只能由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人格，即英雄实现。
与基督教相似，期待一个弥赛亚，从而得到拯救。
塑造新人和传授定位知识，一方面希冀一个拯救者形象，另一方面形成了艺术宗教和“领袖思想”
两块基石。其他人欣然接受格奥尔格的世界观。因此，诗人意识到且没有否认新的民族运动，即国家社会主义。
当格奥尔格清楚地表现出整体塑形诉求，他却缩小了自己的作用范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他都进行公开创作，但1918年之后他只试图影响自己的小圈子。格奥尔格的作品为年轻人确定了生命意义，他们接受了使徒的角色，致力于传播大师的思想。尤其是来自人文学术界的第三代圈子成员，致力于在他们各自专业领域传播格奥尔格的思想。
后来成为法兰克福大学私人讲师的康梅尔（Max Kommerell）在1928年写就了一部名为《诗人——德国经典中的领袖》的作品。
格奥尔格亲自指导所有出版作品，这些作品传播了他的世界观。坎托洛维奇的斯陶芬王朝传记也是如此。与其他格奥尔格思想传播者唯一不同的是，这部作品为坎托洛维奇打开了进入专业领域的大门。
在1924—1927年间写就的传记名为《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值得一提的是，弗里德里希二世作为英诺森三世的被监护人在西西里的巴勒莫长大。英诺森三世是一位世界上无出其二的主张教权优先皇权和教会的世界性力量的教皇。出于对德意志帝国冠冕的诉求，巴巴罗萨的孙子，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与皇帝奥托四世对抗。后来弗里德里希二世成为罗马皇帝。作为西西里的国王，他把从母亲那里继承过来的遗产变成了一个官僚制的“国家原型”。在教会禁止的情况下，他发动了第五次十字军东征。耶路撒冷被苏丹萨拉丁（Saladin）占领后，弗里德里希二世不是通过武力，而是为了基督徒的利益回到谈判桌上，重新夺回了耶路撒冷。他接触非基督徒，因而与教会的期望背道而驰。在坎托洛维奇笔下，弗里德里希二世据说在耶路撒冷圣墓教堂自我加冕，这是他与教皇产生激烈冲突的原因。
弗里德里希二世传记交织的意向和瞄准的受众非常多并且复杂。首先，这本书面向广大公众，它公开宣示格奥尔格的价值观，扩大了格奥尔格的智识影响。其次，坎托洛维奇以秘密的德国为导向，在历史学中传达了格奥尔格的价值观。
书写传记的难处在于，要根据现有的并且往往是片面不全的资料来栩栩如生地刻画人物。这个方法论的问题在中世纪史家那里尤其突出，因为绝大部分中世纪的统治者不识字，没有他们自己书写的材料，也就缺乏制造“自传幻觉”的基础。
这个缺乏恰恰是坎托洛维奇运用其他标准，自由处理一个时代的前提：这个空缺使得坎托洛维奇的创作欲有了必要的自由空间。他的意图再次指向他作为格奥尔格门徒的角色。
坎托洛维奇笔下的弗里德里希二世是行动者。弗里德里希二世不顾敌人的反对，获取自己应得的东西：尽管被禁止，他发动十字军东征；作为上帝的战士，他与没有信仰的人谈判；作为平信徒，他在耶路撒冷自我加冕。在坎托洛维奇的刻画中，弗里德里希二世以行动破坏了教会宣扬的上帝秩序。这个历史的建构是坎托洛维奇主观意志的结果，例如，自我加冕在坎托洛维奇的叙事里本不应该发生。
弗里德里希二世不是中世纪的，而是第一个现代人，因此也是一个新人：弗里德里希二世预示着现代人的提前到来。此外，他也是一个“提高了的此在”，
世界的惊奇。许多格奥尔格的性格特征和看法都投射在这位斯陶芬王朝皇帝身上，皇帝的宫殿是根据格奥尔格圈子的范例刻画的。
这个特殊的历史表现方式的意义和目的就是，根据尼采的纪念碑历史
去书写，不用遵循原则，历史上是可能的，那么就行之有效。因此读者应该随机应变。这么做的目的是为广大读者指明方向，也就是追寻当代伟大榜样——格奥尔格。他与建立希望有关：格奥尔格是德意志民族首屈一指的诗人。坎托洛维奇的传记服务于极端的政治信念，成了国民读物。
在这个意义上，坎托洛维奇迎合了时代精神，《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极为畅销。到1936年，该传记出了4版，卖了1．2万册，这是每个人文学者的梦想。新的掌权者对这本书也非常有兴趣：它被放在希姆莱的桌子上，被戈林献给墨索里尼，根据史莱姆（Percy Ernst Schramm）的说法，这本书希特勒曾读了两遍。
然而，这本书不仅仅面向公众，而且还指向格奥尔格圈子内部。涉及秘密德国的出版物不是相应作者的个人私事，而是“国家事务”：一个年轻人的作品——可能因为这部作品在历史中投射了大师的思想——得到格奥尔格的支持，其标志是，作品被授予“艺术之页”的图章，即一个万字符的花环。
图章的授予意味着这部作品被正式接收为秘密德国的人文经典。这部出自“艺术之页圈子”的作品确立了自我认同。
坎托洛维奇这部作品不仅得到了格奥尔格的出版许可，还加强自我认同，即内化了既定的世界观。坎托洛维奇与格奥尔格和圈子的其他成员密切合作，用了3年时间，从现在走向过去，走向那位格奥尔格心仪的英雄弗里德里希二世。他吸收了格奥尔格的价值观，把格奥尔格的诗歌“翻译”成《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
承认弗里德里希二世是中世纪的伟大人物，也就是承认格奥尔格是当下的领袖。他把格奥尔格树立为榜样，格奥尔格是这位年轻人生活世界的中心，他成为新人。他不再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孤独的蝼蚁，而是拥有一颗恒星、一种世界观、一种艺术宗教。
坎托洛维奇的传记有三重功用：首先，为坎托洛维奇赢得了新的身份；其次，它使得坎托洛维奇与格奥尔格关系“亲密无间”（reichsunmittelbare），
又一次确认了坎托洛维奇在圈子里的分量；最后，他不仅得到了公众，还得到了历史学家协会的关注。尽管这本书没有一个脚注，但他在这个专业领域找到了职位。
坎托洛维奇称自己为历史学专业的“门外汉”。
这有两层含义：一方面，直至他入职法兰克福大学前，都无职无衔；
另一方面，当时的历史科学深受19世纪的实证主义影响，试图尽可能地客观再现历史，每一个主观性的痕迹都被认为是错误的。把历史书写当作艺术再现的坎托洛维奇必然与此针锋相对。但坎托洛维奇获得了无党派、身居要职又热衷改革的普鲁士文化部长贝克尔（Carl Heinrich Becker）的鼓励。
门外汉特性和受改良派认可两点让他得以执教于法兰克福大学，遭到院系温和的反对后，1930年8月，坎托洛维奇被曾经的帝国首相霍尔维格（Bethmann Hollweg）的顾问、大学校董里茨勒（Kurt Riezler）任命为荣誉教授。
局外人和受到认可这两点对于法兰克福大学同样也适用。它的局外人角色源于其建成史。
通常，大学由政府教育部门的公务员建立。1914年建立的法兰克福大学是由市民捐助的——从中世纪的科隆大学（1388年）和埃尔福特大学（1392年）建立以来——它的存在不是上层指令的结果。
人们可以说，出于对抗普鲁士的目的，这个城市建立大学。法兰克福1866年被吞并，由此成为普鲁士的一个省。建立自己大学至少令法兰克福赢回了一些面子，因为这是法兰克福人的自决宣言。捐赠人持续对大学的组织形式施加影响，
使得大学在国家的影响下获得了一些自由。
建立大学的经费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犹太人。它首先是一所犹太人出资建立的自由大学。
大学的聘任一开始就不考虑宗教信仰，
而仅考虑申请者的同行内部评价。这使得以往普鲁士偏爱基督教私人讲师而不是犹太私人讲师的聘任政策失效。
可能要对犹太人受到的歧视加以解释，因为犹太学者在当时的研究成果非常突出：传统的科学中枢（问题、方法、研究领域等）是由德意志—基督教学者占据的，犹太学者摆脱在自己专业领域边缘的处境，开辟新的道路。
这些犹太学者带着自己的问题意识和方法开创全新的研究领域，比如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法兰克福大学的声誉、现代性同样归功于这些在各自科学领域的边缘崛起的犹太研究员们。
犹太捐赠者不但面对犹太人在学术领域遭受的歧视，而且想促进犹太人的解放：教育作为犹太人解放的阿基米德点，是法兰克福人建立大学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聘任政策使得1914—1933年法兰克福有数量巨大的犹太教授，
这些教授的理念（也就是曼海姆的价值相对主义）获得了巨大的科学、社会和政治意义。还有什么比法兰克福大学更好的地方用理智对抗极右思想的传播，也就是纳粹的上台呢？
新掌权者根据《重设公职人员法》根本改变了法兰克福的情况。接近1／3的大学教员，约100名坎托洛维奇的犹太同事于1933年被解职。
他只是理论上因为《前线战斗员条款》能够在大学待下去。此后，4月20日，他申请休假。
这是他战斗精神的体现。如前所述，尽管牛津向他抛出了橄榄枝，1933／1934冬季学期他仍继续在法兰克福的教学活动。这个学期的第一个正式演讲称为就职演讲，也就是他就职6个学期后的演讲，呈现出特别意味。演讲反映出坎托洛维奇与格奥尔格价值观的搏斗。许多圈子成员接受了新掌权者，认为国家社会主义是格奥尔格理想的实施——圈子开始分崩离析。普鲁士文化部长卢斯特（Bernhard Rust）向格奥尔格提供了一个普鲁士艺术学院的荣誉职位。
由此，秘密的德国圈子面临国家社会主义的收编。格奥尔格对此始终保持沉默：直到格奥尔格临终，他都没有明确远离新政权。
在这种情形下，坎托洛维奇想为了自己的精神存在而斗争：在他的就职演讲中，他陈述了自己关于“所有教育的最终来源和最终目的”上一如既往的观点，发表了关于秘密德国的告白。
坎托洛维奇仔细区分了格奥尔格的世界观与国家社会主义。坎托洛维奇以这种方式对抗新掌权者。坎托洛维奇不但把演讲稿打印出来，上面有万字符标志，而且想把它寄给格奥尔格。11月中旬，坎托洛维奇作了演讲，但是格奥尔格没有听到，12月初，格奥尔格死于米努西奥。
坎托洛维奇把秘密的德国与国家社会主义区分开来。演讲一开始他试图拉近与听众的关系，吁请听众同他共享“对一个永久德国及其承诺的信念”。
秘密的德国是伟大德国人的共同体、民族未来的化身和诸神之邦。
因为这个诸神之邦是一个乌托邦，所以对于坎托洛维奇来说，它不能成为现实。进一步，秘密的德国对拔尖人才进行教育，但它作为规范性的理念与现实相悖
——国家社会主义不是秘密德国的现实版本。真正的皇帝和英雄，例如歌德、荷尔德林和格奥尔格属于秘密的德国。这些英雄是美、高贵和伟大的化身。
毋庸置疑的是，在坎托洛维奇看来，这些英雄人物不等同于国家社会主义者。
关于上述内容可以补充如下：秘密的德国有着双重属性：一方面源自不朽的德国皇帝和英雄（宽泛意义上的秘密德国），另一方面指诗人和格奥尔格圈子（严格意义上的秘密德国）。
坎托洛维奇的演讲指的仅仅是宽泛意义上的秘密德国。
在就职演讲中，坎托洛维奇以格奥尔格式的思维方式，非常委婉地为宽泛意义上的秘密德国辩护，而不是为新掌权者鼓出的理想辩护。在接下来的演讲中，他反对排除那些臆想的非德国人、持异见者、（科学上富有创新精神的）思想家或者犹太人。坎托洛维奇选择了一个大学的职位，用历史科学的范例来实现政治抗议。以此种形式——就像他通过书写《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一样——确立了他在政治现实中的立场，他尝试自我肯定，在狂暴的当下进行定位和保存公开的证词。不可忽视的是，他的论证方式部分地与民族思考方式相关联，因此与他的反对者相交叠，在一封给格奥尔格的信中，他提及自己的犹太血统。对此，他不能否认也不愿意否认。
1938年，坎托洛维奇逃离德国，流亡到了一个格奥尔格憎恶的国家：对于这位大师而言，美国是去掉灵魂的现代性的缩影；美国是社会瓦解的谷底；美国是单个个体组成的国家；美国“蝼蚁”般的诸众缺乏联合的力量。初抵纽约，坎托洛维奇在曾经的法兰克福大学管理人里茨勒（Kurt Riezler）那里找到了栖息之所。具有政治意涵的斯陶芬王朝传记给他流亡生涯中的求职带来了确实的阻碍。出于同样的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在求职过程中遭到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无情的拒绝。
坎托洛维奇利用学术声望于1939—1940年间在著名的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谋得了一份差事。坎托洛维奇的犹太家庭尝试用德意志文化去对抗波兰，他自己的政治信念亲德意志民族，他的思想表露出部分的民族意识形态，而他却在伯克利教授美国士兵德国敌人的历史。
麦卡锡年代伯克利要求所有的雇员书面宣誓，既不成为共产主义者也不同情他们。1949—1950年间，坎托洛维奇教授拒绝宣誓，并警告同事宣誓带来的后果：被迫宣誓不成为共产主义者好比希特勒上台要求的效忠宣誓。
托洛维奇与共产主义的关系值得重视：迄今为止的研究表明，坎托洛维奇终生反对共产主义。他参加自由军团的反共斗争可以证明这一点。坎托洛维奇1918／1919年在柏林的反斯巴达克斯起义斗争以及在慕尼黑反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也可以证明这一点。然而，可以用晚近发现的坎托洛维奇给父母的信件反驳他严肃对待斯巴达克斯起义斗争。
坎托洛维奇在慕尼黑的自由军团故事值得怀疑，因为坎托洛维奇谈到自己不但被共产主义者扫射，而且受伤
——1919年5月他确实在医院，但动的是阑尾切除手术。
坎托洛维奇终生都不反感共产主义者，相反，法兰克福时期多霍夫（Marion Gräfin Dönhoff）带他一起去参加共产主义示威活动，1950年宣誓风波期间他试图打消顾虑，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此外，麦卡锡年代他还准备在系里接纳共产主义者。
从这个角度看，坎托洛维奇不是一名反共分子。
坎托洛维奇的第二个反对宣誓的理由是侵害学术自由。在书信中他更进一步指责大学管理层为“纳粹”。
坎托洛维奇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信念，与他的部分同事一起给出了一个公开的辩护。1951年结束了伯克利的职业生涯后，坎托洛维奇来到了普林斯顿高研院，达到了一名历史学家职业生涯的顶峰。
坎托洛维奇在美国的著作以政治神学为研究对象：1946年，他出版了研究中世纪王权欢呼起源的《君王颂》，以论及墨索里尼法西斯统治实践的一章收尾。
1957年出版了他的《国王的两个身体：中世纪政治神学研究》——一部关于从中世纪君权神授到抽象的，但仍受宗教影响的现代国家权力发展史。
坎托洛维奇充满了矛盾和断裂，他在现实世界的种种境遇称得上是德国在极端年代的化身。这里有一个对接受史的认知可能，即对坎托洛维奇的理解等同于一个对20世纪德国历史的问题
：他人生中的断裂，即从德国逃离，对于坎托洛维奇的人格和作品意味着什么？“德国的”坎托洛维奇与“美国的”坎托洛维奇相比如何？两者之间有连续性还是非连续性？坎托洛维奇在多大程度上远离了德意志思想，即“大师”格奥尔格？晚期坎托洛维奇的历史书写是否指向生活世界？如果是，如何比较受格奥尔格文化宗教影响的“德国”坎托洛维奇与书写政治神学的“美国”坎托洛维奇？
《国王的两个身体》不仅复杂，而且很大程度上是一本解释学著作。对这本书的理解取决于读者已有的知识储备、视角和认知旨趣。对它进行单一的解释，即试图给读者一个主观的解释，限制了其本身可能含有多重意义的光谱。因此，仅仅消费这个解释固然使读者处于一个舒适的位置——读者无须自己思考，也没有产生自己对作品的认识，而接受了一个陌生的解释。另一方面，对于不熟悉中世纪、近代早期历史、神学、礼拜仪式、天使学、经院哲学、法律史、莎士比亚和但丁的读者而言，《国王的两个身体》令他们无从下手。这本书有一些困难但易于理解的章节——“论连续性”和前三个“论王权”章节。但这只是产生谜团的总概念。这个导论应该给读者一把钥匙，使读者自己的理解得以可能。
这把如何去阅读《国王的两个身体》的钥匙通过坎托洛维奇自己交给读者。或许通过对标题的简短分析可以阐明这一点。大标题以史诗般的不确定性（由定冠词the开始）抛出了一个谜团。普通读者感到惊讶，专家则明白这是一个法学的拟制。因为读者不一定立即理解专业术语“国王的两个身体”，产生了这项研究语言简明易懂，不需要特定知识就能理解的期望。1927年，坎托洛维奇的早期作品《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用的是近乎诗歌的语言，然而，《国王的两个身体》的语言不是诗歌式的，语言也不遵循英美学术写作传统，面向广大公众。毋宁说此书用的是德国写作传统的语言，即尽可能地遵循事实，完全针对专业读者理性地遣词造句。副标题“中世纪政治神学研究”表明这是一部学术作品，封面上的出版社地址“普林斯顿”也表明了此书的质量。
书的献词抓住了普通读者和专家的心：因为罗马碑文式的献词（
D
．
M
...．
SACRUM
；献给逝者）由拉丁文缩写组成，所以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形式上坎托洛维奇接受古代文化传统，内容上却受教于诸多英美专家学者。这部作品据说也是为了纪念逝者美国法学家雷丁（Max Radin）。书的标题和献词互相影响。
虽然前言（区别于书的剩余部分）是用盎格鲁撒克逊方式写就的，但它的修辞却经过高度反思。第一句话就是自我指涉的文字游戏（At the beginning...
）。这证明它是一个故意为之且具有美学意味的表达。对此，在坎托洛维奇成为朋友和老师之前，他首先把自己刻画为一名学生和学习者：摆出明确的人文主义友谊姿态，坎托洛维奇仍然在“旧世界”，即欧洲的科学传统中（就像献词体现出来的一样）。同时，他也代表了“新世界”，即美国的科学传统。依照美国的习惯，《国王的两个身体》封面加上了他第二个名的首字母，署名为Ernst H．Kantorowicz。区别于此，德国出版物上署名为Ernst Kantorowicz。进一步说，坎托洛维奇的这部作品是跨越边界的，就像他在写《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和《君王颂》曾做过的那样，也像他在德国历史学家会议上的演讲那样，他把自己塑造为局外人，通过跨越边界使得创造性的重估得以可能。字斟句酌的自谦修辞婉转地表达了坎托洛维奇崇高的自我意识。这恰巧形成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与中世纪的对照：向公众摆出（基督教的）谦恭姿态，国王提高了自己的接受度。
坎托洛维奇在《国王的两个身体》前言中描述了雷丁温馨的办公室和写作这本书的缘由。他不仅解释了谜一般的标题，而且让读者瞥见了作品的创造过程。因此，读者读到书的第一句话，就身临其境。像一次弥撒，也像《君王颂》，坎托洛维奇建构了一个自己的（虚构的）现实领域，吸引读者进入线性阅读过程——因此产生了一个可以与读者一起阅读的幻觉。只要读者情不自禁地感受到作为阐释背景而展开的经验视域（dieser aufgespannte Erfahrungshorizont），这个段落就策略性地吸引读者并引导读者的思路。前言表明，坎托洛维奇知道如何勾起读者的阅读欲，知道在接下来的文本中考虑读者的反应，知道尝试通过此类手段使得读者得以理解。
因此，在《国王的两个身体》所有现存的阐释可能性意义上，人们可以字面地理解前言的意义。我们可以推断，坎托洛维奇从1945年就开始构思此书
——它也是一本纯粹“美国的”书，虽然有德国的知识储备，但已经不在这本书里面了。在此意义上，《国王的两个身体》不但是一部坎托洛维奇流亡期间献给美国的作品，而且有助于对新的祖国进行主观理解。他通过亲近美国历史赢得了一个精神上的新世界。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可信的、有代表性的和恰当的阐释可能性。
同时，从前言角度看，《国王的两个身体》的生成史是一个（纯粹的）虚构。因为这本书不是从1945年开始生成的，而是更早。这个时间点可以追溯到坎托洛维奇在格奥尔格圈子里的时候，还在法兰克福任教授的时候
：1932年，坎托洛维奇计划研究大空位（从弗里德里希二世1250年死后到1273年，鲁道夫一世，第一位哈布斯堡人被选为皇帝），这个计划应该变成了他晚期作品的核心。这记录在他的信件、讲课和报告里面。
大空位研究计划最终变成了《国王的两个身体》里的“论连续性”。
为什么《国王的两个身体》最古老的一部分没有出现在书的开头，而是恰恰在书的中间呢？因为“论连续性”包含了涉及整本书的根本问题。
毫无疑问，《国王的两个身体》的根本旨趣不是来源于坎托洛维奇所说的德国的文化与新祖国的文化产生的冲突。为了把坎托洛维奇从之前的阐释解救出来，我们必须一方面去了解坎托洛维奇在前言中沉默的、故意隐藏的问题，即从大空位研究计划的语境中去理解《国王的两个身体》；另一方面，给了第二把把他旨趣变化历程
（坎托洛维奇弃用从格奥尔格继承过来的书写方式，
越来越少地使用格奥尔格圈子习用的概念，例如Kairos概念
）的钥匙给读者。此时此刻应该突出坎托洛维奇思考问题的生成过程，1932年他考虑的问题和其认知旨趣，因为这些对于坎托洛维奇的“政治神学”非常重要。
德国新的纳粹掌权者欣赏斯陶芬王朝传记，因为坎托洛维奇描绘了那个时代统治一切的英雄弗里德里希二世。弗里德里希二世达到了中世纪皇权统治的顶点，这位罗马皇帝要求精神上的世界统治权。
坎托洛维奇在传记前言中称1920年代的德国为没有皇帝的年代。
因此，13世纪与20世纪成为鲜明的对照。
1932年，
坎托洛维奇在书信中表达了自己完成一份“合乎时代的工作”
愿望，即研究中世纪没有皇帝的时代，因为大空位与当下自己所处的时代类似。
对于坎托洛维奇而言，皇位空缺与纯粹的混乱、社会秩序的完全“解体”是一样的
：大空位是“德意志世界的完全崩溃，也就是世界的崩溃”。
在中世纪皇帝的缺席意味着“超民族的
世界
”终结。没有皇帝的时代导致“民族”的兴起，罗马帝国解体为诸多民族。
一个皇帝——那么必须说他的相反面——在坎托洛维奇心目中化身为超民族的要素，促成统一，保证了罗马帝国的存在。对“德国的”坎托洛维奇而言，皇帝的缺席意味着个体粉碎为“蝼蚁似”的动物：所有人沦为“私人的”，没有什么超越一己之私，每个人的自我来自党派和政府要员。
坎托洛维奇笔下的皇帝是制度性的统一，共同体的凝聚和社会结构的保证。坎托洛维奇思想中中世纪皇权的政治潜能不仅在于避免帝国解体为各民族，而且使得人们在世界上有秩序地生活，即社会在罗马帝国得以凝聚。
《国王的两个身体》的总体构思关键在于：去认识13世纪弗里德里希二世时期有皇帝的过去和这项20世纪的研究生成时期没有皇帝的当下的对立。这是他历史建构的基石。坎托洛维奇认为弗里德里希二世所属的时代有“一种永久德国的可能性”，大空位时期则是另一种可能性。
当罗马式的统一主导一个时代，没有皇帝的时代就是其对立面：皇帝的缺席意味着国家秩序，超民族的、罗马式的统一不复存在。根据“德国的”坎托洛维奇，秩序或者混乱，统一或者解体，超民族的世界或者诸多单个的民族，统一或者蝼蚁化的个体取决于一个皇帝的在场。从这个背景出发，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随之1871年建立的德意志帝国在凡尔赛没落，1919年屈辱的《凡尔赛条约》，到魏玛共和时期包括恶性通胀在内的失序，它是大空位。皇帝的有无，现在和过去都意味着“大空位”是历史上“永久德国的可能性”的落空。因此，20世纪的当下也需要一位皇帝。这是1932年坎托洛维奇大空位研究计划第一个重要的政治目的。
在坎托洛维奇那里，当下和过去不仅简单地对照，而且相互关联、纠缠：当下源于作为镜子的过去产生的必然行为后果。坎托洛维奇的二元论证需要一个对象，以便明确自己的位置。
也就是过去产生了现在，现在产生了过去，二者相互依赖和补充。这已经近乎于道家了。
总而言之，坎托洛维奇想呈现的大空位研究源自德国当下的问题。进一步说，这项研究准备指出空位（皇帝的缺席）及其产生的后果。接着，它导向一个必然性问题，为什么要填补这个空缺，为什么任何时代都需要一位皇帝：为了摆脱消极后果。因此，坎托洛维奇称自己的大空位研究计划为“政治史”。
诚然，坎托洛维奇模棱两可地使用的“政治史”这一标签，这是一项献给政治主题的历史书写？或者有政治的整体塑形意图，即利用历史来传达政治？答案是：两者兼而有之。
与此同时，坎托洛维奇至少给出了理解“政治史”的线索，他否认1927年出版的传记属于政治史的范畴。坎托洛维奇认为大空位研究计划有政治的整体塑形意图，并把它与《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明确区分开来。从大空位研究计划的政治目的，阐明在20世纪皇帝的必要性角度而言，其政治雄心几乎与《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没有区别。但是他的大空位研究计划有进一步政治诉求，该计划的认知旨趣更全面。
我们不仅应认识到第二种认知旨趣的真实性，而且应权衡这两种不同的政治雄心。一方面，存在对大空位主动参与方，即皇帝和诸侯的兴趣。依照从格奥尔格接受来的价值观，不应出现没有皇帝的时代，这一观点又来自尼采——总有一个英雄决定他的时代的命运——在这个意义上，大空位研究计划仍然从属于皇帝观念，即为了一个强人而书写，既然如此，在坎托洛维奇那里，应阻止大空位出现吗？此种情况下，坎托洛维奇为了皇帝或国王理念，亦即为了一个个体强有力的可能地位而推出他的大空位计划，如他在弗里德里希传记中做的那样。抑或，另一方面，作为第二种旨趣，应该阻止单个统治者的缺席造成的集体性后果，来避免世界的完全崩溃，或者说为了维持共同体的统一和秩序吗？坎托洛维奇那里的两个问题或两种认知旨趣，哪一种更影响深远、更有决定性，将有助于揭示他对政治史的理解。
但就在1932年，在大空位计划上因他持敌视态度的历史理解，一个果决的视角变换出现了，这可以从他的选言表述（一种永久德国的可能性……另一种）中看出。在传记里，坎托洛维奇把皇帝与帝国、罗马式的统一和秩序捆绑在一起。皇帝似乎（quasi）就是帝国。在大空位研究计划里，皇帝恰恰招致了混乱、失序和定位缺失。在任何时代，无论是中世纪还是魏玛，为了维护秩序和统一，虽说需要一个皇帝，却也同时（至少有此隐含之意）迫使人们将打造、维系和代表秩序的人视为危险，甚至是现存的危险。统治者的积极方面集中于《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一书（无视这位斯陶芬皇帝的权利熏心和暴虐之行），如此，大空位观念（无视戴王冠之人）则必然带来的是消极方面：一个这样的皇帝的死亡就是一个统一的共同体的解体。
对于“德国”的坎托洛维奇旨趣所在的大空位触发的消极后果，可以说，他应该以自己的斯陶芬王朝传记起到一位使徒的作用，
但是作为在世格奥尔格的使徒，坎托洛维奇必须不在他的大师的直接影响下，不在其人格魅力下也能应付得来。
对于坎托洛维奇来说，有必要抓住格奥尔格的多面吸引力
，或者，获取大师对于其人格所具有的重要性
：概括并形成一个有魅力的人物的个体经验，将情感反转为理性，“客观化”格奥尔格的大师权威及其对自己生活的积极影响。
要格奥尔格在读者那里间接地、陌生化地、历史修饰地被认识，
格奥尔格圈子里的人物传记作者们就要使他们自己远离格奥尔格的真实人格——与此同时却能以一种“真实在场”让他可视化。不过，赋予使徒的任务不仅限于对大师人格进行抽象，不只在于布道皇帝或者凯撒，来宣扬秘密德国的价值观和对格奥尔格的信奉。相反，使徒任务还包括第二个同层级的方面，即为格奥尔格招募更多的使徒，为秘密德国招募新的“公民”，以巩固他们自己的共同体——格奥尔格圈子、秘密德国，这样做时还不受身体层面的格奥尔格的影响。因此，由格奥尔格的使命所塑造的、坎托洛维奇借传记进行历史书写的自我理解，超越了对格奥尔格自然人格的思考，也就是说，不只是要传播格奥尔格的福音，还要确保其连续性。从这个视角看，坎托洛维奇并非聚焦于大空位时期的真实主角，而是聚焦于随大空位而来的后果，秩序的崩毁，说得确切些，共同体的统一。
“强人”的树立和预防共同体的消极后果两个旨趣是否对于1957年美国的坎托洛维奇具有决定性意义？由大空位招致的负面后果，可引坎托洛维奇当时自我经历的断层处为证，这些断层处使他从诸多方面体验到了非连续性的问题：1918年，不仅孕育他成长的帝国没落，而且他也失去了故乡波兹南。纳粹分子的出现导致他精神家园格奥尔格圈子分崩离析，也是因为纳粹，他在1930年代中期失去了法兰克福大学的教职，1938年，他最终不得不逃离德意志祖国。1950年，他因卷入宣誓风波而离开美国第一个栖身地伯克利。持续地失去故乡和被迫换工作表明稳定的社会关系对坎托洛维奇的意义。人们一点也不难想象，稳定（在连续性的意义上）之于大战时代的德国人和逃离纳粹德国者所具有的重要意义。除了与他那代人共有的战争经历之外，除了作为摩西信仰的后代而遭受到的排斥之外，他自己的个人经历尤其令他对这样一个连续性问题感兴趣：没有玄思的格奥尔格圈子，他应如何塑造自己的生活。这个问题不是源自1933年格奥尔格肉身之死，而是源自格奥尔格对纳粹嗜权的沉默，这好比他公共意义上的或者说社会政治意义上的死亡。因此，坎托洛维奇不再毫无保留地把格奥尔格视作精神上的“领袖”，他虽然言辞隐微，但对格奥尔格的批评溢于言表。
这就是为什么在他的人生经历里，至少从1932年到1957年，1／4个世纪都在从事“连续性”问题研究。
总而言之，与皇帝传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大空位计划到《国王的两个身体》，坎托洛维奇的认知旨趣恰恰是相反的方向。严格意义上的大空位，并非一个国王的缺席，而是大空位引起的集体后果，即不统一、无序、罗马帝国的短暂消失，这些都是1932年以来坎托洛维奇致力于研究的令人头疼的问题。为什么要避免一个没有皇帝的时代？主因不在于皇帝的缺席，而是基于它的社会性后果的考虑。因此，坎托洛维奇不是关注国王的连续性，而是关注社会秩序的连续性。
就此来看，坎托洛维奇在1932年把大空位研究计划称为“政治史”（接着1957年在《国王的两个身体》一书的副标题进行研究），而与之前的传记区分开来，澄清了之前所说的旨趣区别和旨趣权衡，即坎托洛维奇意义上的“政治史”主题思想是什么。这种历史书写当不是：集视野于一人，以学术或文学之名夹藏对皇帝、国王或英雄的凸显，而应是：其透视消失点构造出社会秩序的统一和连续性，提出如何进行公共生活的整体塑形问题，让共同体成为“英雄”。然而，尽管事实上坎托洛维奇的认知旨趣已远离了被加过冕的统治者，远离了统治权连续性的缺乏，为什么他在自己的历史书写中仍继续聚焦于国王，深入探讨令他头疼的关于统治者的问题，还将他的晚年作品取名为《国王的两个身体》呢？
当“德国的”坎托洛维奇完全地肯定自己历史书写的政治整体塑形诉求，
“美国的”坎托洛维奇的处境却完全不同。因此，借助坎托洛维奇流亡境遇中对历史的理解，可明确政治的历史书写与政治的整体塑形意图（阐明了如何进行政治定位）的关系，也就是历史和政治的关系。是否在坎托洛维奇那里政治和历史两者只有其一？
坎托洛维奇把大空位和《国王的两个身体》理解为“政治史”，但是在《国王的两个身体》前言中他否认这项研究包含政治的整体塑形意图，换言之，包含以规范性的世界观为导向的政治意志。倒不如说，《国王的两个身体》是“非政治的”。这部晚年作品不同于他早年的传记和大空位研究计划，也不同于第二部作品《君王颂》。《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和《君王颂》都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大空位计划也是出于政治意图，但根据坎托洛维奇自己的说法，《国王的两个身体》没有规范性的政治整体塑形诉求。这意味着该研究缺乏坎托洛维奇历史书写惯有的本质特征。因此，无论就认知旨趣，还是就历史理解而言，这本书使得“德国的”坎托洛维奇转向了“美国的”坎托洛维奇。
我们应该语境化《国王的两个身体》前言里的陈述。重复一下：1957年前言中的第一句话，也即这项研究应该是12年前，1945年开始着手的。
这是作者（有意的）虚假陈述，一定程度上（quasi）可以称之为“假新闻”。前言就像对读者的理解施加影响的发烟罐，令人情不自禁地追问坎托洛维奇试图掩饰其他的事情。读者的注意力便落到了如下无可争辩的陈述上：《国王的两个身体》虽然涉及政治史，但仅指向“客观的”历史，也即在布莱克曼意义上进行历史书写。《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像一个圣体光，包含改变20世纪德国历史的政治诉求；《国王的两个身体》作为其对立面出现：这项研究没有个人的政治意志，不涉及当下政治的关怀，没有任何的政治的整体塑形意图。
[1]
倘若坎托洛维奇受布莱克曼影响，强烈地否定研究的政治意图，那么前言如此陈述的原因也在于作者的人生经历。因《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蕴含的政治意图，布莱克曼否认该传记作为历史书写的地位。1929—1930年间，坎托洛维奇作为历史系的门外汉引起了轰动。现在他在普林斯顿高研院谋生，是知名的历史系教授。他的名誉当然与出于客观性的理念而建构的科学捆绑在一起。这一判断可以由进一步的生平线索证明：1939—1945年间，坎托洛维奇为谋得美国的一个职位，尤其依赖斯陶芬王朝传记。因为他的第二本著作《君王颂》出于经济原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得以出版。
诚然，传记的（继承自格奥尔格的）政治意涵被猛烈批评，但传记也给了坎托洛维奇在美国的工作机会。
因此，坎托洛维奇现在试图成为一名非政治的历史学家。1939年，他作为德国人在美国安顿下来，面临美国与德国交战的问题。很长一段时间他都被当作“敌人”。
此前，他作为犹太人在纳粹德国“里外不是人”。
如今，在流亡中他第一次试图成为一个地道的“美国”历史学家。一方面，前言中“假想的”否定打消了对其作品可靠性的怀疑；另一方面，没有什么比明确的否定更惹人注目。尽管达到了科学所要求的客观性，作为引导读者理解大师的坎托洛维奇仍然惹人怀疑，是否《国王的两个身体》深藏政治整体塑形诉求。目前为止，谈论《国王的两个身体》隐藏的政治整体塑形诉求只有理论上的可能性，但接下来仍要去追问，是否《国王的两个身体》事实上有政治整体塑形诉求，是否《国王的两个身体》与《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大空位研究计划有区别？接下来自然要追问坎托洛维奇的“动机”。
如前所述——在历史学里，也像在犯罪学里
——借助于对质可以验证动机：在何种程度上《国王的两个身体》的政治整体塑形意图可以与《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作比较。《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有三重功用，作为流亡者是否需要新的精神上的定位？坎托洛维奇写作《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时是没有皇帝的，迷失方向的年代，在这个年代，他唯格奥尔格为精神核心，坚信不渝，以格奥尔格圈子为精神家园；他传播格奥尔格价值观，维新德国；他信奉自己的“世界意义”（weltwichtigkeit）。尽管坎托洛维奇在德国引领科学风尚的海德堡所受的训练是社会化的，他却自以为（程度可谓不轻）属于社会的精英先锋，就算不能奠立什么，（退一步说）至少要去稳定已有的格奥尔格圈子，纵使他认为这是一个没有皇帝和无序的时代。若这个时代对他而言失去了方向，那么接下来在流亡中他肯定也没有方向。坎托洛维奇体验到大师的双重死亡和格奥尔格圈子的分崩离析。1931年，他的家族财富被一名罪犯经管人夺走，他进入了经济不稳定状态，成了一名为稻粱谋的历史学家。
此后，坎托洛维奇被迫解职，离开了德国。作为难民，他在一个陌生的国家很长时间没有工作，没有足够的钱，以致他要权衡用仅有的钱把母亲还是堂姐从纳粹手中解救出来。
他在新的祖国被当作“敌人”，他还被强迫宣誓——就像希特勒曾经要求的。
从坎托洛维奇这些人生经历来看，他很有可能没有改变自己的基本态度。相反，即使在战后，在流亡中，他也是深感无家可归。换言之，坎托洛维奇肯定有（可对照于《皇帝弗雷德里希二世》的）“动机”为《国王的两个身体》设定一个政治整体塑形意图——坎托洛维奇的研究是存有政治意图的，尽管他自己否认这一点，这一意图完全有希望（像《皇帝弗雷德里希二世》已表现的那样）成为解他思想整体的定位标。
那么接下来追问就要有所调整，应该追问定位如何能够落实。1927年时的解决办法是《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按格奥尔格圈子的文学模式，坎托洛维奇撰写了一个强有力的皇帝形象，其宣告的定位是人格化的恒星。读者有关定位接收到的所有拯救福音，让他们必须要做的，就是对格奥尔格说“我信”，将他视为秩序定位的恒星和精神世界的神。因此，什么带来定位、什么能成为他自己内在的精神核心，在写皇帝传记的坎托洛维奇来看，是对另一人个——诗人格奥尔格的信仰。但格奥尔格的沉默摧毁了坎托洛维奇心目中的大师形象。接着，格奥尔格的死亡即使没有完全毁灭他塑造认同的中柱，也至少令其摇摇欲坠。1935—1938年，坎托洛维奇在柏林居住，近距离感受到了领袖崇拜，对希特勒人格的信仰。
因此，坎托洛维奇认为不应过多拔高单个个体的人格。大空位计划的政治目的就显得陈腐，因为这个计划强调皇帝的重要意义。既然不突出一个强人，接下来坎托洛维奇关心什么？
要找到实现定位的一种媒介，可取的办法是将下面二者像两块拼板一样合在一起：一者是坎托洛维奇自格奥尔格沉默以来所寻求的精神支点，另一者是聚焦于社会秩序连续性的认知旨趣。随这种拼合而来的是如下观念：社会秩序或国家是否起到恒星的作用。代替“内在核心”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外骨骼。依此看来，国家便是《国王的两个身体》政治塑形意图指向的对象？这种情形下，他以社会秩序的连续性为焦点的认知旨趣，不仅是纯学术性的，也有着具体的政治本性。
一方面有充分的理由反对这种说法：不是个人，而是国家承担了寻找方向的重任，那么就必须承认在坎托洛维奇那里国家具有非凡意义。因此，在何种意义上坎托洛维奇可以用“强大的国家”替换传记中的“强人”。从坎托洛维奇生平中的断裂可以给出如下简明扼要的答案：他精神上的祖国，秘密德国解体，尽管他内心确信从格奥尔格继承的世界观，信奉一个“强人”；德国，他的祖国因“强人”希特勒而没落；美国，他的新家限制言论、思想自由，强迫他宣誓。历经重重艰辛的坎托洛维奇希冀一个强大的“国家”？难道不是加深了面对国家无能为力的个体感受？难道不与他的政治整体塑形意图矛盾吗？
另一方面存在一个相反的问题：为什么坎托洛维奇总是要研究社会秩序的连续性，这有什么意义呢？就像一颗持续闪烁的星星作为航标，持存的国家承担着寻找方向的任务：倒不如说《国王的两个身体》追问持存的国家在历史上是如何形成的。
追问政治整体塑形诉求时，把动机（寻求定位）和可能的答案（提供定位的“国家”）揭示出来。尽管作者强烈否认，《国王的两个身体》极有可能有政治雄心。“美国的”坎托洛维奇仍然在书写“政治史”。
因此，《国王的两个身体》的认知旨趣和（可能的）政治整体塑形意图都不聚焦于“国王”，现在更为紧迫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的”坎托洛维奇的历史书写仍然关注“国王”？
对于《国王的两个身体》，关键在于理解坎托洛维奇如何编排史料：对于他而言，1932年德国历史中存在着两种针锋相对的可能性，如同他用过去和现代相互对照，1957年也是如此。坎托洛维奇在书中区分了原因和问题，即国王驾崩和社会秩序的非连续性。终究他在思想上还是分开了国王和社会秩序。通过这个分析性的隔离，坎托洛维奇以他的历史理解允许的方式编排史料，在分析层面建构起统治者与社会秩序之间的结构性对抗。借助于这个对抗，他为自己的历史书写创造了一个自由的论辩空间。这个空间扩大了他历史书写的可能性光谱。通过这个空间，坎托洛维奇塑造了一种可能性，即一个工具，通过这个工具他可以去行动。对于坎托洛维奇而言，国王就是一把解决认识论问题的钥匙——一个统治者的死亡导致社会秩序的断裂。坎托洛维奇借助国王可以参透永恒国度的起源。
因此，不从国王的视角，而从读者的视角看待国王：这个人是国王，但他在一定程度上（quasi）不被考虑；他处于与问题分离的状态，他似乎（quasi）处在一个分离的领域。在这个历史想象力的虚拟空间，坎托洛维奇可以通过国王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试验”：借助“基督中心的王权”章节的论述，社会秩序的连续性就是可能的吗？借助“法中心的王权”？借助“政体中心的王权”？“国王不死”这章看起来如何？倘若“论连续性”解决了苦恼坎托洛维奇的认识论问题（“法人不死”），是这本书起承转合的关键，赋此书予灵魂？现在我们应该有了一个满意的答案？
皇帝、国王或者英雄，伟大的个体是必朽的，但是“人民”“民族”和“王国共同体”（ communitas regni ）不是必朽的 [2] ：这些形象不但永存，而且令国王变得不朽。只有被赋予这层意义的国王才能承担起社会秩序连续性的重任。在坎托洛维奇国王功能的建构里有其政治宣言和最终的目的：国王不是因自身之故不朽；相反，国王是为了社会和人民，他才能维持现有的社会秩序。只要国王是作为分析性的材料被使用，他便获得了一个功能性的作用，即出于共同体之故他被永久化。他只有借助一个陌生的，也就是人民赋予的属性，才能实现自己的作用。他成为代理人，不过不是基督的代理人，而是人民的代理人：不再是神子，而是人民成就的国王。
当“国王”只有工具属性时，在“美国的”坎托洛维奇政治（历史）理解中英雄有多么重要？根据坎托洛维奇的生平线索，他与格奥尔格的交往，国家社会主义的上台，我们可以从1930年代中期把握到他研究旨趣的变化——从国王到“人民”、“民族”，再到“王国共同体”。
对于坎托洛维奇而言，从《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途经大空位研究计划到《国王的两个身体》是180度的大转弯：坎托洛维奇不突出一个“强人”，即国王或皇帝，也不强调英雄的历史和命运，而重视集体。
单个人，他可能很伟大，但仅是社会定位、社会秩序和国家统一的工具。
如何阅读《国王的两个身体》，另一种阅读此书的方式又何以可能？只要社会秩序和国家的连续性建构了坎托洛维奇的根本认知旨趣；只要国王产生并保证这种连续性；只要国王从自身而言需要源自人民和共同体的不朽；只要坎托洛维奇刻画的国王服务于所有人和民族的福祉，而不是单个人，即国王自己的福祉。坎托洛维奇不是从国王的角度撰写《国王的两个身体》，读者也不能从这个角度来阅读。这本书既不宣扬国王及其权力，也不支持君主制。倒不如说，坎托洛维奇论述的拟制的国王两体论有助于维持国家、社会秩序和统一——利用国王，但国王同时是危险的，因为国王之死摧毁社会秩序和国家。尽管标题悖论般地使人想起一些其他的东西，坎托洛维奇写作《国王的两个身体》是为了共同体和人民，而 不是为了 单个人与日俱增的影响。
翻译：揭 玺
法兰克福大学
[1] 比较Kantorowicz，King's Two Bodies（参见注释95），viiif．：可以看到，如今所呈示的这项研究，内容之一是要尝试去理解，或者（若可能的话）去展现出，政治神学的某些原则借助哪些方式方法如何在中世纪晚期开始发展起来，这些政治神学的原则虽“历必要变更”（ mutatis mutandis ），却一直到20世纪仍为有效。不过，就此认定作者仅依据我们自己时代可怕经历而要去探究一些现代政治宗教偶像的出现，也是与作者本意相去甚远；当今国家，从最大的到最小的，皆有沦为那种最怪异之教义的牺牲品的，在这个时代，政治神学的思考成为真正的妄念执意，在许多情形下否定人类理性和政治理性的基础。当然，作者并非没有意识到近来的错乱状况；事实上，他愈是扩展和深化有关早期发展方面的知识，便愈是清醒体认到某些意识形态方面的蛛丝马迹。然而，似乎有必要强调这一事实：此种思考属于事后想法，事后想法是当下探究所产生的结果，而不是它们导致了当下探究或决定探究进程。
[2] 对于人民，比较Kantorowicz，Wandel des Zeitgefühls，A（参见注释99），9；也参见Kantorowicz，Wandel des Zeitgefühls，B（参见注释99），8，11；对于英文的“民族”和“ communitas regni ”，比较Kantorowicz，The Idea of Permanency and Progress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同上），1ff．；Kantorowicz，The Idea of Permanency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同上），2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