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秦国的试验，是一个天才的构想。他精心建构了一个宏伟的框架，这个框架超越了时空。

公叔痤逼走了吴起，然后，又埋没了商鞅。

从魏武侯到魏惠王，几十年来，公叔痤牢牢抓着魏国的相位，一丝一毫都不肯放手。这两个人，对于他的相位都是大威胁。

魏武侯没有嫡子，不过有两个庶子，一个是公子罃（yīng），一个是公仲缓。也许是对他们都不满意，魏武侯一直没有立太子。公元前三七〇年，魏武侯去世，两个庶子为了争夺国君之位，大打出手，魏国大乱。公仲缓跑到邯郸，搬来赵国的军队。韩国看到有机可乘，也派出兵马，与赵军合军一处，向魏国进攻。魏军不是两国的对手，在浊泽被打得大败。韩、赵联军把公子罃团团围住。只差最后一击，魏国就灭亡了。

赵成侯与韩懿侯商量怎么处置魏国。

赵成侯说：“把公子罃杀了，立公仲缓为国君，割让魏国的土地之后，我们再退兵。”

韩懿侯说：“不行。杀死魏国国君，诸侯一定会谴责我们暴虐。割占他们的土地，诸侯会说我们贪婪。不如把魏国一分为二。如此一来，魏国变成两个小国，就再也不能成为我们的祸患了。”

韩懿侯的这个计策阴险毒辣，十分厉害。谁知道，赵成侯不听。他要的是眼前利益。

韩懿侯很不高兴，当夜就把韩国的军队撤走了。韩军一退，赵军孤掌难鸣，被公子罃打败。韩、赵两国的意见不合，让魏国侥幸脱离了险境。

公子罃正式成为魏国国君，多年之后，又自立为王。人们称他为魏惠王。

不过就此之后，魏国与赵、韩两国结下仇怨。公元前三六二年，魏惠王派相国公叔痤与韩、赵联军在浍（huì）水北岸又打了一仗。魏军大胜，擒获赵将乐祚（zuò），抢占了赵国的皮牢。

公叔痤得胜而回，魏惠王亲自到郊外迎接，当场吩咐，赐给公叔痤百万田地。公叔痤赶紧推辞说：“士兵们之所以勇往直前，百折不挠，这是因为当年吴起的教导。勘察地形，让将士们不迷惑，这是巴宁等人的功劳。赏罚制度得当，百姓们明白遵守，这是因为君王您的法度明确。看到敌军可以攻打，我就击鼓进军，这是我的责任。我哪有什么功绩呢？”

公叔痤的话是典型的政客辞令，把谄媚之辞说得既谦虚又动听。于是魏惠王再次加大对他的赏赐。从一百万，加到一百四十万。当然，他是完全接受的。

魏惠王、公叔痤君臣之间正在彼此恭维的时候，边疆送来急报，秦军大举进犯。于是大功臣公叔痤再次率军迎战。

魏、秦两军在西河的少梁摆下阵势。一战之下，魏军大败，主将公叔痤竟然被俘虏了。那个曾经像钉子一样钉在秦国门前的繁庞城被秦国夺了回去。四十多年前，吴起就是从这个孤城出发，如旋风一般席卷秦军，建立了壮美的西河郡。如今，繁庞一失，魏国的都城安邑，一下子暴露在秦军的兵锋之前。

魏惠王手足无措，别无他法，只有迁都。迁到哪里呢？到大梁。打不过西边的秦国，那就往东发展吧。

魏国上上下下乱成一团的时候，公叔痤回来了。秦国把他放了回来。公叔痤被俘，又气又愧，一病不起。

公叔痤躺在病床上。魏惠王来看他。

魏惠王表情沉重地说：“如果先生您不幸去世，国家可怎么办啊！”

公叔痤说：“我的中庶子公孙鞅，虽然年轻，却是天下奇才，希望您能把魏国交给他治理。”中庶子职位很低，只是一个侍奉他的高级随从。

魏惠王看着他，一言不发。

公叔痤大概也知道，此时的他，说什么也不会被魏惠王在意了。可这是魏国性命攸关的事，他必须说。

公叔痤挥挥手，让手下人全部退出去，然后低声跟魏惠王说：“您如果不肯用公孙鞅，一定要把他杀掉，千万不能让他离开魏国国境。”

魏惠王点点头，出去了，到了外面，向左右随从叹了口气说道：“悲乎！公叔痤这么贤能的人，没想到最后变得这样昏聩。他竟然让我把国政交给公孙鞅。”

等魏惠王一走，公叔痤赶紧让人把公孙鞅请来。

“我刚才向魏君推荐你为相国，看样子他不会用你。我又跟他说，如果不用你，就要杀了你。他同意了。你赶紧走。”

公孙鞅不在意地笑了笑：“他不听您的建议用我，又怎么会听您的话杀我呢？”

公叔痤死了。公孙鞅给他送完葬，开始收拾行装。对于魏国，他已经无所期待。听说秦国新继位的秦孝公，刚刚发了招贤令。那就到秦国去看看吧。

魏惠王果然忘掉了公孙鞅这个人。他对公叔痤的评价，只有“悲乎”两个字是正确的。为了保住相位，公叔痤设计逼走了吴起。吴起一走，魏国上升的国势中道而止。多年之后，公叔痤率领的部队，还是吴起的武卒。可是此时的武卒失去了名将的操练，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本来还有一个振作的良机，就是公叔痤发现了公孙鞅。可是他一直没有举荐，直到奄奄一息了，才向魏王推出这个新人。魏惠王对于公孙鞅一无所知，怎么会因他一句话，就把国政交给一个随从呢？

公叔痤其实不想早早让魏惠王知道公孙鞅。如果过早推荐，公孙鞅得到重用，他的相位就又保不住了。

为了自己的权贵，他是可以牺牲任何人的。只要相位在手，他说几句早已死去的吴起的好话，再对资历浅薄的公孙鞅表示一番赏识，都是可以的。而正因为他这种心态，让魏国失去了两位奇才，未来也被断送了。

公孙鞅与吴起都是卫国人。吴起是平民，公孙鞅的出身是贵族。他是国君的孙子，所以叫“公孙”。又因为他是卫国人，又叫“卫鞅”。他是庶子，与王室的关系比较远，已经没有特权，是个穷困的没落贵族。公孙鞅年轻时就投奔到魏国相国的门下，希望寻个出路。没想到，虽然公叔痤看到了他的才华，还是压制着他，让他一直没有出头之日。公叔痤一死，他连依靠也没有了，只好离开。

去哪里呢？

秦国新即位的秦孝公向天下发出了招贤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那就去秦国看看吧。

秦国的历史，可以上溯到黄帝。黄帝的孙子颛顼，有一个后代叫女修。有一天，女修正在织布，飞来一只燕子，留下了一只蛋。女修不小心吃了，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名为大业。这里面有着浓烈的神话色彩。不过后来秦真的把燕子作为自己的图腾了。

大业的儿子叫大费，就是帮助大禹治水的伯益。夏朝末年，伯益的后代费昌做了商汤的“御”，帮助他打败了夏桀。费昌的后代蜚廉善于奔跑。蜚廉的儿子恶来是个大力士。这两人都是商纣王的宠臣。恶来在周武王伐纣时被杀死了。

恶来有个后人叫非子，住在犬丘，因为善于养马，周孝王让他在这里修筑了秦邑。这才有了一个小小的秦国。周平王东迁时，秦襄公曾派兵护送。周平王封他为诸侯，同时把岐山西边已经被戎狄占领的土地，当作有名无实的人情赠送给他。于是秦国就一直与戎狄作战，几乎与中原诸侯断绝了联系。过了一百多年，到了秦穆公即位，秦国迅速崛起，向东与诸侯争雄，向西横扫戎狄，拓地千里，才成为一个大国。

可是后来两百多年间，秦国又变得默默无闻，偶尔与中原诸侯争锋，也是败多胜少。一直到秦献公，秦国才重又有了起色。

秦献公初即位，就废除了野蛮的殉葬制度。后来两次大败魏国，引起天下诸侯的震动。周天子甚至送来帝王穿的礼服黼黻（fǔ fú）以表祝贺。

公元前三六一年，试图振兴秦国的秦献公去世，二十一岁的秦孝公即位。年轻的秦孝公，将是秦国命运的转折点，也是天下诸侯命运的转折点。而这个转折点上最为关键的人物，就是公孙鞅。此刻，他正走在通往秦国的路上。

他已经来到秦国。可是，他见不到秦孝公。

公孙鞅不想再像在魏国那样，投靠一个德高望重的君子，耐心地等待举荐。这一次，他直接去见了景监。《史记》上说景监是秦孝公的宠臣。景监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人们对他的称呼，一个含着贬义的称呼。景是姓，表明他来自楚国。监，是宦官。他是秦孝公的男宠。后来，有人讥笑公孙鞅，说他为了出人头地，竟然投身于一个男宠的门下，真是不顾名誉。然而就是这位景监，竭尽全力帮助了公孙鞅。

公孙鞅终于见到了秦孝公。

公孙鞅在魏国的这些年，虽然没有得到重用，可是在学问上却是大有收获。自从魏文侯礼贤养贤之后，魏国学者云集，数十年来，成为天下人才汇集之地。如今盛况不再，可是余热尚存。特别是李悝的法学与吴起的兵学，在魏国的影响极大。公孙鞅钻研李悝的《法经》，熟读吴起的兵法，并且进行实地考察，他对于法家与兵家，已经极有心得。然后，他还拜了一位老师。这就是杂家的代表人物尸佼。

有人说尸佼是鲁国人，有人说是魏国人。他晚年住在蜀地，留下了一部《尸子》，里面二十篇文章，其中十九篇讲道德仁义，一篇介绍九州的河流山川，颇似儒学。可是刘向说：“尸子非先王之法，不循孔氏之术。”又说他是反儒家的。钱穆先生认为这本书散佚很多，已经不是《尸子》的原貌。事实上尸佼的学问兼有儒家、墨家、法家、道家、名家等，而又与各家不同，所以把他归为杂家。公孙鞅年轻时就跟从他学习，后来两人又一起来到秦国。直到公孙鞅被害，他都是以尸佼为师。公孙鞅从尸佼那里学了满腹经纶，对诸子学派无所不知，可秦孝公认可的治国之策是什么呢？

公孙鞅不知道。他要试探。

公孙鞅滔滔不绝地向秦孝公推销理念。秦孝公越听越困倦，竟然打起了瞌睡。等公孙鞅一走，秦孝公召来景监，狠狠一顿训斥：“你推荐了一个什么人？大言炎炎，只会空谈，什么用也没有。”

景监回到家，责怪公孙鞅。公孙鞅点点头说：“我向君主推行的是帝道，他不开悟。请您再帮我安排一次见面吧。”

过了五天，秦孝公再次召见公孙鞅。

这一次，两人谈话的情况稍好一点，秦孝公总算没有打瞌睡，可是对公孙鞅的话，依然提不起兴趣。

回来之后，景监埋怨公孙鞅说，为了你，主君又把我责怪了一番。公孙鞅说：“我这次跟他说的是王道，他又没听进去。请您再安排一次见面。”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如果就此作罢，也会影响君主对自己的信任。景监又硬着头皮，请求秦孝公给予接见。

公孙鞅再次见到秦孝公。秦孝公听他说完了，点点头，让他回去。

景监回到家，对公孙鞅说：“君主这次对你的评价不错。可是他与你谈谈还可以，任用还不行。”

公孙鞅说：“这一次，我跟他谈的是霸道，他已经有了兴趣。现在我知道他要什么了，请您再帮我求见。”

一而再，再而三得到秦孝公的接见，也许，只有景监才能做到。这一次，刚听了公孙鞅几句话，秦孝公就精神大振，听着听着，他情不自禁地膝行靠近公孙鞅。两人一连谈了好几天，秦孝公又欢喜、又兴奋，决定重用公孙鞅。

“帝道”，是五帝治国的理念，又称“黄帝之学”，是道家推崇的学说。它讲究顺其自然，与民休养，不劳民，不扰民，理想是打造一个“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社会。显然，这种学说，秦孝公一个字也不想听。

“王道”，是夏、商、周的三王之道，也是儒家推崇的治国之道。以仁德治国，君臣百姓，上下有序，各居其位，各行其事。在礼乐之下，人人彬彬有礼，过着一种恬静美好的小康生活。

“霸道”，则是春秋之时霸主的政治手段，也是法家主张的治国之道。其核心是通过种种管控手段，发展自身的力量。在强大之后，以武力与诸侯争霸，仁德只是辅助手段。

实行霸道几乎是秦孝公想要的了。他的梦想就是恢复秦穆公称霸的荣光。这个荣光，已经离秦国很远了。所以，听公孙鞅说到霸道时，他的眼睛一亮。公孙鞅也就明白了他的心思。

公孙鞅知道，要真正打动他，还要走得更远。于是他提出了“强国之术”，其实就是“兵精粮足”。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放弃仁德，突破所有人性的底线。这只是一个术，已经不能称之为道了。帝道、王道、霸道，都要花上数十、上百年，才能名显天下，成为荣耀的帝王，时间虽然长，却会让国家保持长远，泽及子孙后代。可是秦孝公等不得，他要在有生之年就能看到成果。想要得到重用，就要投其所好。现在，只能实行急进之策了。公孙鞅感慨道：“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他即将打造出来的秦国，那就比不上商朝和周朝了。可是秦国发展的方向，是秦孝公希望的方向，公孙鞅只是把自己绑上了这驾战车而已。

秦孝公的选择，决定了公孙鞅的命运，也决定了秦国的命运。

战车启动了。

公元前三五六年，秦孝公任命公孙鞅为左庶长。公孙鞅开始了第一次变法。

变法的目的就是一个：兵精粮足。

粮足，就需要更多的农民去耕种。于是制定法律，让商人、佣人、寄生于大家庭中的贵族和富家子弟，一律转业为农。家里有两个男丁的，要分家，把劳动力最大限度地挖掘出来。如此一来，农民的数量就多了。秦国地广人稀，农民多没关系，土地有的是，努力去开垦就行了。

农民不愿意努力劳动怎么办？

不努力劳动的，就把妻子子女罚为官府的奴婢。努力劳动的，可以免除徭役，让他更加努力地生产粮食。另外还进行市场管制，不准私自贩卖粮食。农民本人更不得购买粮食，必须自食其力。所以，不耕种，就饿死。如果想逃跑，也不行。公孙鞅的《垦令》上明白记载：推行户口登记，“使民无得擅徙”，把农民都像钉子一样钉在土地上。

农民不服从怎么办？

《史记》上记载：“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把百姓五家一伍、十家一什地编排起来，互相监督。一家有罪，九家连坐。告密的人重赏。知情不报的腰斩。藏匿罪人的，后果就更严重了，不仅是本人问斩，全部家产也充公。这个网一织，大家裹挟其中，人人是惊弓之鸟，个个动弹不得。

仅仅这样还不行，还要让他们打心眼里就不要产生反抗意识。首先，要隔绝他们与外界的交流，“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没有见闻，还要无知无识，所以还不能让他们读书。《韩非子》上说，公孙鞅把书烧掉，“燔（fán）《诗》《书》而明法令”。这样一来，百姓就成为“愚农”，也就安安心心地在土地上耕种了。

那么百姓是不是除了当农民就没出路呢？有，去打仗。

部队之中，五个人设一个屯长，一百人设一个将。一场仗打下来，如果屯长和将没有获得敌人的首级，就斩首。

在战斗中取得敌人首级的，就重赏，赐爵、赐田、赐宅。如果将官死在战斗中，他手下的兵卒就要受到处罚。那些牺牲者，按照他们的爵位，在墓上植树。爵位越高，植的树越多。

可是，如果仍然有人不肯服从呢？既不想种地，也不愿意上战场，想过游手好闲、自由自在的日子怎么办？

逃无可逃，甚至没有旅馆可以住。所有住店的客人，都要出示官府给的凭证。逃跑被抓回来要处“黥（qíng）刑”，在脸上刺字，再涂上黑墨。

公孙鞅主张轻罪重罚，认为这样可以迫使百姓轻罪不敢犯，重罪更不敢犯。他说，这叫“以刑去刑”。

百姓如果把燃烧后的灰烬倒在道路上，要处以黥刑。盗窃牛马的，处死刑。甚至偷采别人的桑叶，不满一钱，也要罚处徭役三十天。

那么对公孙鞅的变法，百姓的意见怎样呢？《史记》上说：“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你觉得好和不好，都不能说，不许议论。谁议论，就发配边疆。

据记载，变法之初，犯法的人数不胜数，公孙鞅某一天在渭河边上一下杀了七百余人，“渭河水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在他的铁腕镇压下，“道不拾遗，山无盗贼”。这本是对太平美好景象的描绘，实际上却是一幅被恐怖笼罩的画图。对于这画图，秦孝公是满意的，因为他终于实现了兵精粮足。他很高兴没有看错公孙鞅这个人才，把他从左庶长提升为大良造。

左庶长是秦国第十等的爵位，大良造是第十六等。大良造相当于别国的相国，公孙鞅终于登上了他人生的顶峰。有了这个好位置，他更要放手一搏了。于是，公孙鞅开始了第二场变法。

公孙鞅第一场变法，是暴虐百姓而独利秦君，使得后世之人对他充满非议，甚至进行了猛烈攻击。而第二场变法，则显示出公孙鞅世所罕见的高瞻远瞩。他进行的已经不只秦国一国国运的改革，而是关乎整个中国未来的走向。他为一个泱泱大国，建立了框架。他的目光已经越过秦国，甚至越过了当时，望向千年之后的未来。人们也因此把他当成法家最著名的代表，称他为变法第一人。

公孙鞅首先破除了实行了几百年的井田制，“开阡陌封疆”。阡陌是每亩田间的小田界，封疆是百亩田间的大田界。把这些田界废除，重新划分土地。百姓可以自由买卖土地，土地也成为个人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私自移动田界的人，就是盗，要判处“耐刑”。所谓“耐刑”就是剃去鬓发。如此一来，劳动力终于得到充分的释放，当然，官府的税收也大幅增加了。土地私有，将点燃千百年来农民对土地的强烈渴求。而土地，也成为引起社会动荡的最大根源。

其次是推行县制。公孙鞅把许多乡、邑聚合并为县，建置了四十一个县。每个县设立县令、县丞和县尉。县令是一县之长，统管全局。县丞管民政，县尉管军事。他们都是朝廷管理天下的工具，朝廷给以俸禄，随时可以撤换。如此一来，全国的政权与兵权，就集中掌握到朝廷手中。中央集权就此形成。这个国家框架，将被后来的政权一代代保存。其后的国家形式，几乎都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只是有所发展，有所丰富。可以说，是公孙鞅架构起后来延续了两千年的国家格局。

三是迁都咸阳。公孙鞅把秦国的都城从栎（yuè）阳迁到了咸阳。咸阳南临渭水，身处秦岭怀抱；沿渭水而下，直达黄河，俯视中原诸侯。“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自此之后，咸阳成为秦国征讨天下的发动机。后来秦兵就是由此横扫六合，一统天下。而公孙鞅选择建都的这片土地，后来又一次次催生出庞大的中华帝国。

四是统一度量衡。公孙鞅为秦国立法，“平斗桶、权衡、丈尺”。斗桶是计算容积的，权衡是计算重量的，丈尺是计算长度的。商鞅把这些都制定了统一的标准。作为度量衡统一的物证，二百零二点一五立方厘米的“商鞅方升”，如今还完好地收藏在上海博物馆。除此而外，据《战国策》记载，公孙鞅还给货币制定了标准。这些变革，都是为了打造一个统一、完整、有序的国家。正因为有了公孙鞅的制度，后来才有了秦始皇的“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才有了后来中国大一统的向心力。

除此之外，还有诸如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禁止私斗、镇压盗贼、按人口征收军赋等。这些措施，都是希望把一个野蛮落后的国家文明化、现代化。经过第二次变法，秦国这才真正地走到了其他国家的前头。

公孙鞅的心中有一幅蓝图，他一步步把它变为现实。现在这个国家已经初具雏形，他要试一试这个新型国家的能量。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他就像在打造一乘雄伟的战车，而检验它的最好方法，是让它到战场上去驰骋。

战车第一个冲击的，就是一直高悬在秦国头顶的那支利剑——魏国。

公元前三五四年，秦军攻取了西河重镇少梁。

公元前三五二年，公孙鞅率军再次大败魏军，一举攻克魏国的旧都安邑。第二年，又攻下固阳，收复了一大片当年被吴起占领的西河之地。

公元前三四一年，齐国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在马陵大败魏军，俘虏了魏太子申，射死了魏国大将庞涓。魏国从此一蹶不振，从一流国家一下子跌到了二流国家。

公孙鞅又乘机向虚弱的魏国发动攻击。

战争发生在公元前三四〇年。魏国已经没有能统兵的大将，魏惠王让他的儿子公子卬（áng）率军迎战。公孙鞅在魏国时，与公子卬颇有交情。公孙鞅就派人给公子卬送了一封信，信上说：“我之所以出游并想得到显贵，都是为了您的缘故。现在我为秦将，您为魏将，难道忍心互相进攻吗？请您向您的君主报告，我向我的君主报告，两家罢兵吧。”此时魏国被齐、赵、秦三国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罢兵正是求之不得。公子卬当然同意。于是双方准备回师。这时候，公孙鞅又送来一封信：“这一分别，恐怕再无相见之日。希望能与公子您见一见再离别。”

公子卬同意了。他手下的将官劝他不要去，公子卬想到公孙鞅待他一片深情厚谊，执意要去。

两人相见，奏乐饮酒，相互叙说当年往事。公子卬很快就醉意蒙眬。忽然伏兵四起，把公子卬捆绑起来。公孙鞅击鼓传令，全军出击。魏军毫无准备，主将又被擒捉，群龙无首，乱成一团。这几乎不是一场战争，而是一面倒的屠杀。魏军一败涂地。魏惠王只得割让西河的土地向秦国求和。

公孙鞅得胜而回。秦孝公论功行赏，把有十五个邑的商地封给了公孙鞅。自此之后，公孙鞅成为商君，又称商鞅。

商鞅的变法，得罪的人太多了，连太子都与他对抗。商鞅毫不手软。不可以对储君下手，于是命令把太子的老师公孙贾处以黥刑，另一个老师公子虔处以割鼻的劓（yì）刑。公子虔羞愤之下，整整八年没有迈出家门一步。

这一天，突然有一个人来拜访商鞅。来人名叫赵良，是来劝说商鞅归还封地，退隐田园的。

他说：“从前五羖（gǔ）大夫百里奚在秦国为相，教化秦国，施德诸侯，戎狄来服。他谦恭自省，累了也不在车上坐着，天气再热也不在车上张伞。在国中行车的时候，后面没有护从，也不用士兵警卫。而他去世之后，秦国男男女女都痛哭流涕，孩子都满怀悲伤而不唱歌谣，舂米的人都不喊号子，他的德行被后代一直传颂。而您呢？杀人无数，积怨深重。您出行的时候，后面都要跟着十多辆满是兵甲的车，身旁站着强壮的卫士，两旁还要有拿着矛和戟的人护卫着。我看您已经像早晨的露水那样危险了。如果秦君一死，你的灭亡也就‘翘足而待’了。”

为自己的梦已经奋斗二十多年的商鞅，哪会因听他一番话就放弃呢。司马迁写道：“商君弗从。”

五个月后，秦孝公死了。太子驷继位，为秦惠文君，后来惠文君称王，于是又称秦惠文王。

到了这时候，商鞅才看出情形不对，于是向惠文王告老退休。可是怀恨已久的惠文王就要对他下手了。他已经退无可退。

此时，惠文王原先的老师公子虔终于走出了家门。他对惠文王说：“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为主，大王更为臣也。且夫商君，大王之仇雠（chóu）也，愿大王图之。”

这番话，没有什么实际内容。商君之法，不就是秦国之法吗？里面只有一句话是事实：商鞅是惠文王的仇敌。

秦惠文王希望商鞅死，要证据太容易了。立即就有人告发商鞅谋反，其中一个证据居然是他在与魏国公子卬交战时曾有密谋。

商鞅闻讯，带着母亲往东逃命，一路仓仓皇皇，终于来到边关。他想找一家旅舍歇宿，可是没有一家肯收留，因为他没有官府发放的文书。这个法，是他亲自立的。商鞅仰面长叹：“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这时候，他才发现严苛法律的可怕之处。

商鞅继续逃亡，终于来到魏国的邺。邺的守令是襄疵。商鞅用欺诈的手段打败魏军。魏人对他既不屑，又恨之入骨。襄疵指着商鞅说：“你对公子卬这样的知心好友都能欺骗，我无法理解你。”他挥一挥手，命令士兵把商鞅驱逐出去。

商鞅万般无奈，只好回到他的封地商邑，聚集士兵，进行反抗。小小商邑怎是秦兵的对手？商鞅在郑地的渑（miǎn）池被秦兵擒获，然后，被送到咸阳，处以车裂之刑。商鞅死了，全族被灭。

这一年，是公元前三三八年。秦孝公为君二十四年，也是商鞅从布衣到卿相，活得轰轰烈烈的最好时光。可是没有了秦孝公，他将一无所有。他只是孝公的一个影子。

商鞅是个大才士，胸怀多家治国之道。秦孝公要的是专制，于是商鞅就给他量身定做了一件利器，一件只属于他个人的利器。这件利器锋利无比，甚至伤及太子。太子继位后，处死了商鞅。可是他并没有废掉商鞅的法。因为这个利器，现在成了他的利器。后来的君主们知道它的厉害，也喜欢它的称手，而天下百姓都将在这利器之下战战兢兢。

对于天下的病症，墨子的诊断是“不爱”，所以要“兼爱”。吴起的诊断是“不公”，所以要“廉平”。商鞅的诊断是“不强”，所以发明了“强国之术”。为了强大，他不择手段，铁血无情。所以，对商鞅的死，《战国策》上说“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没有人可怜他。《盐铁论》上说，商鞅“无恩于百姓，无信于诸侯”。司马迁说：“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也许，商鞅并不是天资如此。他只是在用强国之术改变秦国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商鞅的变革，在让秦国变得强大的同时，又向其中注入了一种凶残暴虐之气。损天下之人成就一人，必然会造就独夫民贼。因为用重刑作为立国的根基，所以到秦二世秦国就灭亡了。

商鞅在秦国变法之前，李悝在魏国变法，公仲连在赵国变法，吴起在楚国变法。在商鞅变法的同时，申不害在韩国变法，邹忌在齐国变法。战国七雄，除了偏处北方的燕国，家家变法，个个图新。所有这些变法，商鞅之变最为猛烈，其下场也最为悲惨。商鞅铺下了秦国崛起的基石，却被秦国灭族。而这只是秦国杀害功臣的开始。在此之后，穰侯忧惧而死，白起被逼自杀，吕不韦服毒而亡，李斯被腰斩于咸阳。而他们每一个，都是秦国攀登帝国巅峰过程中不可缺失的台阶。

到底是秦国造就了商鞅，还是商鞅造就了秦国？如果当时秦孝公选择的是“帝道”“王道”或者“霸道”，那么，商鞅会不会是另一个结局？历史会不会又是另外一种走向？中国的今天，又会是怎样一个形态？虽然历史不可假设，可是历史的意义，就在于以其不可假设给后人种种提示。

如果换一个角度，我们又会看到商鞅变法雄壮有力的另一面。他改变了传统的家庭结构，改变了社会关系，改变了国家的运转方式，改变了政权体系。把目光从秦国身上离开，从历史的上空俯瞰商鞅，我们就能看到，他是一个巨人。对于人类的未来而言，他在秦国的试验是一个天才的构想。他精心构建了一个宏伟的框架，这个框架超越了时空，充满着巨大的能量。他希望以此牢牢守护起一片广阔的土地，支撑起一个能够经历风雨的庞大国家。如果剥去层层的修缮和装饰，我们会看到，直到今天，这个框架依然有力地矗立着。 q+evaH7ZWheY2nh1ARuiGObq/ujVrBIrV6YMQfbAI1JcchuOjZNv9BunZrpGup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