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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境内通行普通话是理所当然吧，可是出乎我意料，其实中国境外很多地方也通行中文普通话。
我从中国回日本以后，当了半年的新闻记者，而后又到加拿大多伦多念书去了。谁料到，在多伦多大学英语进修班上课的第一天，我就结识了刚从北京来的女同学，交上了好朋友。她弟弟当时念多伦多大学研究生院硕士课程，是已经在当地待了好几年的老手了。我通过他们姊弟认识了好多中国留学生、访问学者等。他们是“文化大革命”熬过来的一代，小时候没有好好读书的环境，所以邓小平一复出，高考恢复就报名，外国留学一开放，马上就想办法办护照出国。果然，那一批人的向上心和意志力都非常可观。
在多伦多，除了中国来的留学生以外，还有不少来自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地的华人学生。我跟他们也都用普通话交流，感觉上比讲英语亲切多了。记得有一个印尼华侨告诉我，印尼政府不允许华人学普通话，所以他的中文能力很有限，可是越受压迫，作为华人的身份认同越强，仍然很愿意用中文跟别人沟通。
我在加拿大待的六年半时间里，跟加拿大人讲英语，跟日本人讲日语，跟中国人、海外华人则讲普通话。曾经在东京中野寿司店后面生活的孩提时代，我连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长大以后，不仅会去比夏威夷还要远的北美东部，而且要讲三种语言愉快地过日子。学会说几种语言，我觉得是天大的福气；去不同的地方旅游、生活很方便，也可以交很多朋友。中文有句俗语说：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我觉得，多一种语言，多很多自由。中文的优点有：好听、好看、好玩、包容性高、具有世界性。但是，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是它给了我很多自由。
自由包括行动上的自由和内心的自由。先讲行动上的自由吧。在多伦多中心区，当时日本食品店只有一家“SANKO”而已，但是唐人街的食品店则多如牛毛。要买大米、豆腐、干面、酱油、咖喱块、红豆面包以及日本药品如正露丸、表飞鸣等，我都去华人开的商店买；品种比日本商店多，价钱还便宜很多。要剪头发，我都去华人开的美容院。听起来简单吧？但一般日本人是做不到的，因为语言不通，有心理障碍。其实，当年多伦多的华人老板不一定会说普通话，很多都说台山话等我听不懂的广东方言。但是，华人圈子挺有趣的，彼此的方言互不相通是司空见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所以尽管语言不通，交易照样成立，很正常，没什么问题。
我后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温哥华、美国西雅图、纽约、英国伦敦、法国巴黎、越南胡志明市等地方逛过当地唐人街，都觉得一样自如，也就是享受到行动上的自由。有一次，我去马来西亚沙捞越州古晋市，在一个大商场里的华人商店买东西。商店里有四十岁左右的母亲和十来岁的女儿。那小朋友听到我讲的华语，就小声跟母亲说，这个人说话有点不一样啊。我心里想：那可不。我万万没想到的是，那母亲对孩子回答说：马来人吧。我长得像马来人吗？这种小小的生活插曲给我过的日子增添了味道，好玩极了。
讲回在一九九〇年代初的多伦多，我因中文而感到的自由吧。就是当时当地，我开始为香港中文杂志定期写专栏，即《九十年代》月刊上的“东西方”。那是英国殖民地香港快要回归中国的日子。回归以后的前景不明了，所以好多香港人都移民去了加拿大。结果，我把在多伦多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尤其是牵涉到移民生活的种种写成文章，香港读者都看得津津有味。叫我惊喜的是，正如我最初在东京被南洋华人老师介绍看了香港杂志一样，在两万公里之外的北美加拿大，也有好多华人看香港杂志的。当时多伦多一共有五条唐人街，每条唐人街都有一两家中文书店卖香港杂志。另外，除了多伦多大学、约克大学的图书馆以外，当地几所公共图书馆也都为华人居民订阅了杂志。所以，我一个日本人住在多伦多，每个月从唐人街文具店买来原稿纸，一个字一个字地爬格子写成的文章，以航空邮件寄到香港去，半个月后在杂志上刊登出来，果然在我周围都有不少人看到。因为我的名字较少见，被“发现”的几率倒很高。比方说，在唐人街上有个朋友叫我：“新井！”旁边的陌生人马上问道：“难道你就是新井一二三吗？”
那是还没有网络的年代，搜寻信息仍依靠传统媒体如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等。当时，住在海外的日本人，看完了一份杂志都不敢随便丢弃，因为不能确定下次什么时候才买得到日本出版的杂志。这不是夸张的。我从日本去加拿大的时候，在皮箱里装了几本日文书，后来在多伦多住的六年半，不知道重复看了多少遍。虽然华人的人际网比较起来大而密，可当时在海外的华人对中文杂志，还是一样珍惜的。我很幸运，能够在人们珍惜的媒体上开始了中文作家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