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穆巴拉克治理埃及30年，形成了一整套自己的政治方略。具体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纳赛尔时期是一党制，萨达特开启多党制，但仍不稳固。穆巴拉克执政后，继续推动多党制向前发展，他称之为“宪政民主”。
在穆巴拉克时期，埃及的政党由5个增加到24个，反对党成为埃及政治生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穆巴拉克非常重视反对派的作用。1981年10月，他一上台就宣布凡国家重大事情要同反对党磋商。穆巴拉克在总统府会见了31名政治犯。他说：“局势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严重得多，现在的一切都被破坏了，要不是《紧急状态法》，法律和宪法一切都没有了。大家的生活遭到破坏，包括你们在座的各位。过去那么对民主的追求是有价值的。但我们需要的是正常的民主，而不是那种挑逗式的民主和充满火药味的民主。”
他还说：“我是所有埃及人的总统。在我和任何人之间，没有任何不快和麻烦。我在总统府接见政治犯，就明确地表明：埃及政权属于大家，反对派也是政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民主的道路上，我们将和我们的人民，无论他是政府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一同前进。”
他把反对派视为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称“执政者并不是神仙，不犯错误，不需要批评……我有正确的地方，也会有错的地方，希望人民给予监督”。
此后，穆巴拉克多次阐述反对党的重要性。1982年1月23日，他在接受《消息报》采访时指出：“他们在成为反对派之前，首先是埃及人。埃及的利益是反对党所重视的。反对党的奋斗目标是实现埃及的最高利益，而并不是为了狭隘的党派利益或个人利益。国家大事应该由我们大家共同探讨，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
1995年1月25日，他在警察节讲话中又指出：“反对党对国家的作用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反对党，民主体系就是不完善的，这是因为我们明白，真理不可能被某一个人垄断，而是不同观点之间自由对话和建设性交流的结果。只有通过对话和交流，我们才能接近真理。我们相信，反对党和政府有着共同的命运，共同形成了完善的制度。对于合法的、纠正错误、按照人民的最高利益选择道路、崇尚国家团结的反对党，我们绝不歧视；但对于那些打着言论自由和旗号掩盖起真实意图的反对党，他们是在搞破坏，是在蛊惑人心。”
穆巴拉克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与反对派和解。他下令释放在1981年9月大逮捕中被关押的1000名政治犯，释放了大批被萨达特监禁的记者、大学师生和宗教人士，恢复了反对党的合法权利，同意其重新出版报刊。1984年2月，埃及国务会议恢复了被排斥出埃及政治生活的新华夫脱党主席福阿德·萨拉杰丁和总书记易卜拉欣·法拉杰的权利。穆巴拉克还听取反对党的一些意见。如他接受反对派议员凯迈勒·哈立德的建议，对白色奶酪这一民族工业予以保护。在首次访美后，他召集反对党领袖，向他们通报访问成果。穆巴拉克的举动赢得反对派的善意回应，在20世纪80年代，埃及当局与反对派关系缓和。从90年代起，随着反对党对穆巴拉克政权的抨击及要求政治改革，扩大政治权利，埃及当局开始加紧对反对党的控制和打压。但整体来说，埃及的多党制还是得以维持。到2005年，反对党还获得了参选总统的权利。
穆巴拉克时期比较活跃的反对党有新华夫脱党、民族进步统一集团党和明日党等。新华夫脱党系宪政时代首屈一指的议会政党华夫脱党的政治延伸，曾经被萨达特称作“从博物馆里逃出的木乃伊”。
成立于1978年，曾被萨达特解散，后又根据法院判决成立。20世纪80年代，新华夫脱党是世俗反对派阵营的中坚力量，也是议会最大的反对派政党，倡导民主制、私有化、民族性和世俗原则。进入90年代，该党内部出现政见分歧，政治影响力逐渐下降。2005年，新华夫脱党领导人努曼·古玛参加埃及历史上首次总统竞选，赢得2.6%的选票。
民族进步统一集团党脱胎于萨达特执政期间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左翼论坛，1977年成立，支持者大多来自国有企业雇员、工会联盟和乡村农民，主张抑制不断加剧的贫富分化和捍卫社会公正，具有纳赛尔主义的政治倾向。该党致力于参与议会选举，1984年赢得4%的选票，1987年赢得2%的选票，皆无缘进入议会。自90年代开始，该党在历届议会选举中均赢得席位，成为议会少数党。
明日党由艾曼·努尔2004年创建。艾曼·努尔原为新华夫脱党成员，曾于1995年和2000年两次当选议员，因与新华夫脱党领导人政见不和，自居为宪政时代华夫脱党的真正继承者，标榜自由主义和世俗主义，致力于争取非政府组织的支持和扩大社会基础，进而成为在世俗领域挑战执政党的新兴政治势力。艾曼·努尔参加了2005年总统竞选，赢得7%的选票，成为政坛新秀。
简言之，埃及政党制度的特点是坚持世俗化。埃及法律禁止基于宗教成立政党。埃及无法忍受由科普特或伊斯兰的宗教实体、机构或运动来扮演任何独立政治角色，因为这些宗教实体、机构或运动建立的基础在于声称自己是非民主性质，且有必要保持公共领域内宗教与公民的分离。
在埃及的政治话语中，经常强调埃及人的世俗性，以此警告穆斯林兄弟会的危险和建立宗教国家的负面影响。穆巴拉克曾将穆斯林兄弟会夺取政权的灾难性后果比作“埃及的与世隔绝”（Egypt isolation），他曾说过：“我们支持一个公民可以享受民事权利的世俗国家。”
穆巴拉克就任总统时，国内形势十分严峻。为扭转局势，他提出了“民主、稳定、团结”的方针。他表示无意垄断国家权力和谋求延长总统任期：“我深信，民主制是事关未来最好的保证……我反对中央集权，也无意垄断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因为国家属于全体人民，我们都应该对她负责。”
穆巴拉克认为，民主是从团结愿望出发的民主，不是相互斗争的民主，不是一部分人压倒另一部分人的民主。充分发扬民主，大家都是胜利者；没有了民主，大家都是失败者。
然而，随着权力和地位的逐渐巩固，他于1986年告诫民众：“我们正在提供的民主的分量与我们吸收它的能力相符合……我们正在努力，但我们也需要时间来促进民主的全面发展。”
不断加强民主也是穆巴拉克为埃及设定的政治改革方向。他说：“政治改革首先是一切社会阶层，其中包括政党、公民社会、民间团体和私有部门参与其中的社会进程……为了加强民主的基础，扩大政党和政治生活的参与，民族民主党及其政府在政治改革的道路上迈出了正确的步伐：加强对公共自由的尊重、巩固言论和表达自由、尊重人权，扩大政治参与的范围，强化民主理念……通过一定的途径，传播民主文化，鼓励公民进行对话以表达其意见和思想，接受不同意见，尊重其他意见，加强对话以发展政党和政治工作的组织基础，巩固更为自由与民主的代议制生活与政治的基础。”他进一步指出，必须打开与一切社会阶层对话的大门，其中包括其他政党，他们构成了埃及代议制政治生活的基础。
穆巴拉克强调民主必须坚持法治。他指出：“无论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我们在权利和义务方面都是平等的公民，我们每个人只能做有益的工作。任何人在锐利的法律之剑面前都没有保护伞。无论弱者还是强者，无论穷人还是富人，无论亲者还是疏者，每个公民都应获得平等的权利，并毫无保留地履行自己应该履行的义务。”
他认为自由、法律和民主是相互统一的：“自由，就是法律保证他人的自由；民主，就是尊重法律。如果自由离开了保证他人的自由，如果民主偏离了对法律的尊重，人民就会命令我们采取果敢的措施加以反对，以庄严的决定加以反对。我宣布，向一切玩火者、无视人民生命和自由的人宣布：人民之火最伟大！法治，首先要尊重法律。人民的决定无情，任何人都逃不出锐利的法律之剑和彻底的清算。伟大的、忠实的人民和来自我们的法律，是安定的盾甲。法律是安全、稳定的利剑，是自由和民主的堡垒。”
穆巴拉克当局推动以法治国，自身执政也遵照法制。如根据宪法法院判决，穆巴拉克两次提前解散议会，重新举行人民议会选举。根据法院裁决，埃及当局允许自己本来已拒绝的组织建立政党。
穆巴拉克时期，埃及政治参与扩大。1983年修改选举法时，穆巴拉克政权改变了以前所采用的绝对代表制方法，决定采用比例代表制，还提议把进入人民议会的门槛由10%降低到8%，以利于反对派小党获得议席。1986年修改选举法时，又规定无党派人士也可以参与人民议会选举，拓宽了无党派人士参政的渠道。2005年宪法修正案，使反对党获得参选总统的权利。2005年11月6日，法院赋予有关公民社会组织正式监督大选的权力，反对派第一次实现了在选举中不避讳要求国际监督的愿望。此后埃及成立了议会选举高级委员会，负责监督选举活动，特别是非政府组织指派监督员参与选举监督，选举程序的公正性和透明度有所提高。埃及还多次修改选举法，对妇女、科普特人等特定群体的席位予以保证。为扩大执政基础，穆巴拉克大力吸纳专业人士入阁。穆巴拉克时期，专业人士入阁的比例大幅度增加。他任命的总理多为专业人士，如卡迈勒·詹祖里就是美国密歇根大学经济学博士、经济学专家；奥贝德为工商管理专家，大学教授；纳齐夫为电脑工程专家，曾获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电脑工程博士学位等。专业人士出任部长则非常普遍。
此外，穆巴拉克还重视舆论监督的作用，视其为民主的一部分。他恢复了萨达特时期被停刊的反对派报纸《人民报》和《国民报》。他甚至还邀请反对派人士随同出访世界各国，加强相互沟通。穆巴拉克1995年4月曾说：“我们有新闻自由，与说政府好话的报纸相比，批评政府的报纸则多得多。”
埃及绝大多数居民为逊尼派穆斯林。虽然埃及不是政教合一的国家，但统治者高举伊斯兰旗帜，以伊斯兰教维护其统治。1961年后，埃及最高的伊斯兰教法权威——共和国穆夫提由政府任命，最高伊斯兰权威——爱资哈尔大教长，也由政府任命，爱资哈尔隶属宗教基金部。穆夫提、爱资哈尔大教长及宗教基金部隶属的国有清真寺，构成官方宗教体系。萨达特时期，大力支持伊斯兰势力，但最终导致穆斯林兄弟会等民间伊斯兰势力大增，伊斯兰极端势力活跃，形成尾大不掉之势。
穆巴拉克继任后，对伊斯兰势力采取了灵活策略：利用官方宗教机构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对穆斯林兄弟会既利用又限制，对伊斯兰极端组织严厉打击。
埃及人民议会1972年曾通过法案，规定凡建造祈祷场所须经有关部门批准。遗憾的是这一法令未能付诸实施，致使90%以上的小清真寺和少数规模较大的清真寺为民间所有。其中一部分为伊斯兰主义者所有或把持，成了传播伊斯兰极端思想或非法活动的庇护所。自1989年后，政府赋予宗教基金部对公共清真寺的控制权和对私人清真寺的接管权。到2004年，宗教基金部已控制全国大小清真寺9.25万座。
穆巴拉克当局要求“官方伊斯兰”的乌里玛不断按照官方需要重新解释伊斯兰教，为国家实施各项政策和重大举措提供合法性。埃及当局还动员官方伊斯兰的教长在周五讲道和在新闻媒介中谴责宗教极端主义。同时电台每周有一个节目让乌里玛与穆斯林辩论，按照官方意图回答和解释当前重大问题。埃及政府还资助宣教人员培训和分发清真寺宣教指南以对宣教内容施加影响，设法传播能够促进民众服从国家权威的伊斯兰教形象。宗教基金部负责选派合格的阿訇和宣教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人不得登上清真寺讲坛布道说教。
“9·11”事件后，穆巴拉克不失时机地提出“发展宗教演讲”的号召。他深切感到现有的宗教演讲内容陈旧，需不断更新，以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提高公民觉悟，纠正他们头脑中种种有损于伊斯兰教、阻碍国家发展的错误思想。2003年，宗教基金部部长对阿訇和宣教师提出了三点新要求：关心国家的命运前途；关注现代科技发展，用开放的心态和完整的知识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吸取温和的现代宗教观，使群众深刻领会，自觉接受。为此，在各地开设培训营地，分期分批地对现有阿訇和宣教师进行有计划的系统培训。宗教基金部还制订了加强民众宗教觉悟计划。各省成立了以省长为首的宗教觉悟委员会，以保证该计划的贯彻实施。
为强化对官方伊斯兰机构的控制，穆巴拉克倾向于从隶属于执政党民族民主党的宗教人物中挑选爱资哈尔长老。1996年，他任命曾是民族民主党宗教分支的主要成员之一的坦塔维为爱资哈尔长老。2010年挑选爱资哈尔新长老时，被穆巴拉克选中的塔伊卜当时就是民族民主党政策委员会成员。
穆巴拉克当局还积极改善伊斯兰宗教上层人士的工作和生活条件。20世纪末，埃及当局投入5000万埃镑修建改善宗教上层人士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新谢赫楼”，穆巴拉克出席竣工剪彩仪式，受到爱资哈尔大教长等宗教人士的欢迎。
对穆斯林兄弟会，穆巴拉克当局的态度是容忍、限制，允许其成员以个人身份参政，但不允许完全合法化，坚决反对其建党。1982年，埃及当局释放了因涉嫌萨达特遇刺而被关押的174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穆斯林兄弟会成员或与其他政党结盟，或以个人身份参选，参加了多届人民议会选举，成功进入人民议会，成为伊斯兰势力的代言人。埃及当局以种种手段限制穆斯林兄弟会的发展。如1993年，人民议会通过法律，限制专业协会中批准医生、律师、工程师和教师的选举程序，以削弱穆斯林兄弟会对这些协会的控制。穆巴拉克政权坚决反对穆斯林兄弟会成为政党。1996年，穆斯林兄弟会正式要求组建中间党，遭到政党事务委员会拒绝，后又提出建立埃及中间党，也被拒绝。直到穆巴拉克下台，穆斯林兄弟会始终没有获得合法地位，没有获准组建政党。警方还多次在选举前逮捕穆斯林兄弟会成员，以阻止其进入人民议会。如2001年4月和5月，协商会议选举前夕，不少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因其与选举相关的非暴力活动而被拘押。根据穆斯林兄弟会的说法，穆斯林兄弟会训导委员会委员每两三个月就会遭到当局的一次逮捕，进而加以监禁，然后释放，循环往复。
穆巴拉克时期，埃及活跃着诸多伊斯兰极端组织，如赎罪与迁徙组织、圣战组织、伊斯兰集团（圣战组织与伊斯兰集团曾于1981年合并，1984年又分道扬镳）。这些极端组织屡屡制造爆炸、抢劫甚至发动暴乱，是埃及当局的心头大患。对这些组织，埃及以铁拳镇压。穆巴拉克当局将圣战组织和伊斯兰集团的所有领导人捉拿归案，伊斯兰极端分子受到军法审判并被执行死刑。在严厉打击下，埃及的伊斯兰极端组织于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转入低谷。但到1987年后，特别是90年代初至中期，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暴力活动再度频发，甚至企图刺杀埃及领导人。穆巴拉克政权再次严厉镇压，伊斯兰暴力又走向低落，狱中的伊斯兰集团领导人发生转变，表示放弃军事行动，对过去自己制造的暴力事件表示歉意。
穆巴拉克时期，埃及恐怖主义事件频发。如1997年11月27日，发生了卢克索惨案。2004年10月7日晚，在塔巴发生了主要针对以色列游客的3起连环爆炸袭击事件。2005年4月30日，开罗发生了2起针对外国游客的自杀性爆炸事件。2005年7月23日在沙姆沙伊赫发生了3起连环爆炸袭击事件。2006年4月24日和26日，西奈半岛在48小时内发生了5起自杀式爆炸袭击事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就连穆巴拉克本人多次遭遇袭击或袭击未遂事件，一些政府高官被刺身亡。
不时发生的恐怖主义事件严重危害埃及国家安全和国家形象，对穆巴拉克政权的稳定造成严重威胁。特别是针对外国游客的袭击，对埃及旅游业影响巨大。
对此，穆巴拉克政权采取两手策略。一是严厉打击。穆巴拉克指出：“血腥的恐怖决不会在我们美好的土地上和我们安全的社会现实中实现它的罪恶目标，因为我们的人民忠实于宗教的使命。”
2006年4月27日，他在开罗国际会议中心发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讲话时强调：“埃及的稳定至高无上，确保国家的稳定是埃及人民的共同愿望，埃及将依靠法律的威力，强有力地打击极端恐怖分子和粉碎他们的罪恶企图。”
埃及屡屡展开对恐怖分子的打击行动。在清查刺杀萨达特案件中，埃及政府逮捕了宗教狂热分子700多人，清剿了他们在各省的老巢。
1981年10月到1997年8月，约有2万名犯罪嫌疑人被捕
。埃及还注重以法制途径对付恐怖主义。1992年7月，埃及修正“刑法和诉讼法”，增加了“反恐怖条款”。同年，穆巴拉克下令被控从事极端主义暴力活动的被告在军事法庭审判。1993年，埃及又制定了规定死刑的反恐怖活动法，旨在严厉打击恐怖活动。极端组织在军队的全力围剿下损失惨重，数以千计的极端组织成员、支持者和同情者被捕。
二是采用分化、瓦解和教育的手段。穆巴拉克指出，应该努力了解产生恐怖组织的文化、社会和政治环境，消除产生极端分子的种子，他指示对参加极端组织的一般青年要以教育为主，既往不咎，鼓励其悔过自新。
埃及政府从更深层次来阻遏极端思想的渗入，下令重新审定中小学宗教教科书。教育部长指出，教科书除包括宗教礼仪和祈祷外，重点在人际交往和道德方面。一些不合适的内容已被删除。爱资哈尔大学宗教学院也修订了教学大纲，强调学生必须接受正确的伊斯兰教宗教遗产教育，免受不良思想的侵袭。教育部还改组了穆斯林兄弟会等伊斯兰组织在一些省份创办的伊斯兰学校，特别是西部省的所谓“穆斯林一代学校”，任命一批新的校长和教员，规定任何人不得取消或更改教育部审定的宗教教科书。
穆巴拉克注意把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区分开来，呼吁国际合作反对恐怖主义。他指出，恐怖分子是在利用伊斯兰教，那些犯下滔天罪行的人根本不懂得伊斯兰教。他还主张必须区分恐怖主义和身处占领中的人民的抵抗，加强国际合作反恐。2002年1月，他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专访时指出：“埃及深受恐怖主义危害，长期以来，我们国家发生了许多暗杀或爆炸等情况。当然，这些事情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也同样会有。因此，打击恐怖主义至关重要，但需要国际合作，需要国际组织之间的有效合作，例如交换情报和引渡罪犯等方面的合作。我借此机会再次向你们重申，恐怖活动不是一国现象，而是遍布全球的国际公害。国际社会必须携手反恐，而且是当务之急。我认为，应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召开国际反恐大会，确定行之有效的、大家都能接受的纲领和章程。为此，国家不论强弱大小，都应加入反恐阵线，因为未来的国际反恐斗争已成为全球性的问题了。”
实际上，埃及在1996年3月就倡议召开了沙姆沙伊赫国际反恐怖紧急大会，有3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与会。
当然，从总体上看，穆巴拉克当局应对恐怖主义的策略效果不佳，恐怖事件依然层出不穷，直至现在，恐怖主义依然是埃及面临的严峻问题。
此外，穆巴拉克在执政之初也对腐败开刀。穆巴拉克一上任，就废除了前总统享用的休养所，拆除了一些豪华别墅。穆巴拉克还下令逮捕法办了以萨达特的兄弟、亲戚为首的50多起经济案件，关闭了18家从事外汇投机的银行，没收了1000多名富商的非法收入，解除了一批贪污受贿的政府高级官员和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职务。
这些行动缓解了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当然，穆巴拉克当局的反腐没有坚持下去，其政权没有逃脱腐败的宿命。随着执政的延续，穆巴拉克也丢弃了起初的清廉、低调，他本人及其家属、统治集团也贪污腐化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