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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11日，执政长达30年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宣布辞职，穆巴拉克时代就此画上句号，穆巴拉克本人也成为历史的过客。
有记者这样概括穆巴拉克的人生历程：“曾经，他是埃及人眼中的低调英雄；之后，他蜕变成务实的强人；终了，他成了恋栈的总统，不得不在民众的抗议声中黯然离开掌控三十年的政治舞台。”
在30多年时间里，人们对穆巴拉克的看法前后判若两人。1973年十月战争中，作为空军司令的他被誉为民族英雄。1975年4月被任命为副总统时，他被誉为“埃及最高指挥部中新一代的代表”。
出任总统后，外国舆论称他具有“稳重”“耐心”“坚定”“实干”的作风
。前埃及驻华大使穆罕默德·阿拉姆称他为“尼罗河的儿子”。
在穆巴拉克统治晚年，他成了恋栈的人，埃及内政部更有官员称“穆巴拉克时代将作为窃贼的时代被载于埃及历史”。
从众人交口称赞的民族英雄到众矢之的，从国王般的总统到黯然下台乃至屡屡受审，穆巴拉克的命运可谓跌宕起伏。那么，穆巴拉克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究竟如何看待穆巴拉克时期的埃及？这成为当代埃及研究中难以回避的问题。
1928年5月10日，穆罕默德·胡斯尼·穆巴拉克出生于埃及曼努菲亚省的一个村庄里。小时候，穆巴拉克进入私塾学习背诵《古兰经》和阿拉伯语法。正式上学后，他每天要穿过田间小道，步行往返几公里去学校。穆巴拉克的父亲曾希望他读完高中后报考师范学院，学成后回村里当一名小学教师。但穆巴拉克高中毕业后却考入开罗军事学院。1949年2月，他从开罗军事学院毕业，到埃及机械步兵第二旅任职。不久，他又进入比勒拜斯空军学院。1950年3月，他结束了空军学员生活，被派往西奈半岛的阿里什机场工作。1951～1959年，穆巴拉克在比勒拜斯空军学院任教，先后担任参谋、助教等职，其间曾去苏联学习飞行技术。当时空军司令对他的评语是：“作为空军学院的参谋和空军上尉，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对行政工作很有建树，具有很强的管理才能，尤其是严守纪律。”1961年，穆巴拉克再次被派往苏联军事院校进修。1965年7月至1966年6月，穆巴拉克被调任开罗西部空军基地代理指挥官。空军司令给他的鉴定是：“在飞行和管理方面尽了最大的努力，是一名出色的军官。”
1967年，穆巴拉克第三次赴苏联军事院校进修，回国后担任空军学院院长。1969年6月22日，穆巴拉克被提前晋升为准将，并被任命为空军参谋长。
1956年，在比勒拜斯空军学院负责招生工作的穆巴拉克曾拒绝了自称纳赛尔总统之弟的报名，纳赛尔对此大加赞赏。穆巴拉克刚从空军学院结业时曾见过萨达特，萨达特的日记中对穆巴拉克的评价是“聪明的青年，活跃、爱国”。
1972年4月，穆巴拉克被萨达特任命为空军司令。1973年十月战争中，穆巴拉克被提升为中将，并因指挥作战有功被授予共和国勋章。他在制订作战计划和指挥实施计划过程中表现出的魄力使其深得萨达特的信任。1975年4月14日，穆巴拉克被任命为副总统。
萨达特挑选穆巴拉克为副总统颇有喜剧色彩。他将国防部长穆罕默德·吉米斯元帅请到办公室说：“我想从十月战争的将领中挑选一位副总统。”吉米斯元帅是十月战争中资格最老的将领之一，他认为自己任副总统理所当然。谁知道萨达特接着说：“你给我挑选5个人，但不要有你的名字。”吉米斯元帅无奈地提出了5个候选人的名字，其中就有穆巴拉克。萨达特当即拍板：“就是穆巴拉克！”
萨达特后称：“我选择他为副总统不是因为他是飞行员或者空军司令，或者是十月战争的领导人之一，而是因为他是勇敢、有才华、有经验的埃及战士，他是十月战争一代的代表。”
穆巴拉克对萨达特非常尊敬，称萨达特是一位“战争的武士”和“和平英雄”，认为萨达特是“一所大学”，他自谦为“学生”。
萨达特对穆巴拉克委以重任，改变了过去副总统的礼仪性角色。穆巴拉克主持军工生产和购买武器装备事务，掌管着5000人的总统府卫队。1978年9月，萨达特决定建立民族民主党，穆巴拉克任副主席。1980年5月，穆巴拉克兼任该党总书记。萨达特晚年，穆巴拉克经常主持党的高层会议，还出席许多省市的党的一些重要会议。在萨达特出国期间，穆巴拉克多次代理总统职务。萨达特多次委托穆巴拉克主持内阁会议，穆巴拉克经常陪同萨达特会见重要外宾。他还肩负萨达特委托的外交使命，走访了美洲、欧洲、亚洲、非洲的许多国家。就任副总统后的穆巴拉克依然相当低调。有一次，穆巴拉克陪同萨达特会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会谈期间，穆巴拉克一言未发，只是默默地做着记录，基辛格竟误以为他是普通工作人员。
1981年10月6日，萨达特被刺，穆巴拉克继任总统，后多次连任，直到2011年2月11日被迫辞职。军旅生涯造就了穆巴拉克的性格，他的同事们称他为“推土机式的人物”，“只要他认定了一个目标他就会毫不动摇地去做”。他们说：“穆巴拉克必须在看到驾驶舱里一切仪器的显示信号完全准确无误时，才使飞机起飞，去从事某一项任务。”因此，不少埃及人用飞机驾驶员信守操作规程来形容他办事的沉稳风格。
穆巴拉克之妻苏珊·穆巴拉克出生于上埃及一个中产家庭，父亲是医生，母亲是护士，威尔士人。1958年，两人成婚，育有两子。穆巴拉克任总统后，苏珊·穆巴拉克主要从事与妇女、儿童有关的工作，经常代表埃及参加有关妇女、儿童及环境事务的国际活动，曾获多项国际大奖或荣誉。但也有一些人称苏珊·穆巴拉克一直谋求维护家族权力，热衷谋略、精于弄权，可能曾是埃及的“幕后”掌控者，尤其是在穆巴拉克执政的最后几年里。
穆巴拉克被推翻后，苏珊·穆巴拉克成为家族中唯一未遭牢狱之灾的人。
穆巴拉克领导埃及30年，使埃及这期间的变迁深深地打上了他的印记。虽然最终黯然下台，但也应客观评价他的历史作用，客观评判这一时期埃及的发展。
穆巴拉克是在萨达特遇刺的紧急情况下走马上任的，时逢埃及多事之秋。在萨达特晚期，埃及党派纷争不断，政局动荡，社会矛盾重重，伊斯兰势力崛起，特别是极端势力猖獗，萨达特以强力手段压制，又导致各种矛盾更加激化。可以说，萨达特的被刺，虽是偶然事件，但实际上是埃及社会危机的总爆发。面对危机，穆巴拉克释放了大批被萨达特监禁的记者、大学师生和宗教人士，恢复反对党的合法权利，同意其重新出版报刊，还会见反对党领导人并与其对话，以缓和与反对党的关系。穆巴拉克释放了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与成员，恢复科普特教皇职位，改善与宗教阶层的关系。此外，穆巴拉克还严惩腐败，公审了前议员拉夏德·奥斯曼、萨达特的兄弟等腐败分子。简言之，穆巴拉克以柔软手段、灵活措施使埃及政局迅速得以稳定，社会趋于稳定，其政权也得以巩固。
在掌控局面后，为实现埃及政治和社会稳定，穆巴拉克实施了多种政策。一是推行多党制民主，扩大政治参与。萨达特建立了多党制，但很不稳固，穆巴拉克坚持多党制。他将反对党纳入统治体系之中，使反对党成为埃及政治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1981年到2007年，埃及的政党数量由5个增加到24个。选举是多党制民主的重要体现。在穆巴拉克时期，总统、人民议会均实行了定期选举。共进行了1987年、1993年、1999年、2005年四次总统选举和1984年、1987年、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七次人民议会选举，其中2005年总统选举是首次多党制直接选举，1987年、1990年人民议会选举是法院判决前届人民议会违法之后进行的。在选举产生的七届人民议会中，尽管不时有反对党抵制选举，但均有反对党议员，2005年产生的议会中反对派占96席。穆巴拉克政府还注意妇女、科普特人等特定群体的政治参与。1993年穆巴拉克连任总统后，埃及首次有两名妇女进入内阁。2009年，埃及内阁中共有三位女部长。科普特人也被任命为部长，最著名的要数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穆巴拉克还动用总统权力，任命妇女、科普特人为人民议会或协商会议议员。对穆斯林兄弟会，穆巴拉克当局的政策是坚决反对其建党，但允许其成员以个人身份参政。在1987年、2005年人民议会选举中，穆斯林兄弟会取得了重大突破，特别是2005年选举中获得了88席。这为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活动提供了平台，该组织也转变了敌视政府的政策，转而寻求在体制内发展。
二是加强军方势力，使军方成为其统治支柱。身为军方的一员，穆巴拉克处处维护军方的利益。为了淡化军人政权的色彩，穆巴拉克时期军人或有军方背景者出任总理、部长的人数减少，但大量退役军官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中出任要职。如在穆巴拉克时期总共任命的156名省长中，就有63名是退役军官，占40%。
在政府各部内的司局级官员、副省长、市长以及区长、国有公司负责人、外交官中，退役军官更是不计其数。埃及军方的经济活动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萨达特时期开始建立起经济帝国，在穆巴拉克时代，埃及军方大规模涉猎经济领域，形成“经济帝国”。穆巴拉克时期鼓励军方从事商业活动，其经济帝国登峰造极。军方企业生产的民用产品种类繁多，大到豪华吉普车、电视机、燃气罐、婴儿恒温箱，小到瓶装水、罐装食品、塑料管、塑料桌布；涉及行业从兴办公共工程，如办学校、铺电缆、架桥梁，到开发房地产、开发度假区；开办场所从电影院、俱乐部、宾馆，到加油站、老年日间护理中心。军方还介入交通、物流、港口、铁路等重要领域，可以说，军方企业的触角遍及埃及社会各个角落。美国埃及军队专家乔舒亚·斯塔彻（Joshua Stacher）认为埃及1/3的经济处于军队的控制之下。
为换取高级军官的效忠，穆巴拉克庇护高级军官的腐败行为，不惜牺牲国家利益，他甚至直接挪用国家经费充当“效忠津贴”。在穆巴拉克时期，军方已成为埃及的特殊利益集团，与穆巴拉克政权形成互惠关系，军方支持穆巴拉克政权，而穆巴拉克政权为军方提供庇护。穆巴拉克时期埃及政局长期稳定，军方的大力支持是基石。
三是强有力的控制。为确保政权的稳定，穆巴拉克采取了一些强硬措施。如《紧急状态法》的长期实施就是一例。萨达特遇刺后，埃及重新出台《紧急状态法》，此后每三年就重新启动一次，直到2012年6月1日才终止。根据这部法律，埃及内政部的警察在紧急状态下被赋予了巨大权力，而公民的宪法权利则被暂时终止。如政府有权对包括言论和集会等活动进行审查，允许政府有权检查、扣押或没收包括信笺、报纸、通讯，以及其他一切有关言论表达和传播的方式，政府可以对那些不遵守秩序的人士立即予以逮捕。这一针对极端状态的法律被执政当局滥用，逐步成为执政党管理国家的常态化模式和钳制反对派发展的有效手段。对伊斯兰极端组织，穆巴拉克政府予以严厉打击。在清查刺杀萨达特案件中，埃及政府逮捕了宗教狂热分子700多人，清剿了他们在各省的老巢。
1981年10月到1997年8月，约有2万名犯罪嫌疑人被捕。
90年代后，埃及实施《反恐怖法》，加大了对极端分子的打击力度。
可以说，尽管不时有暴力事件发生，也有民众的抗议行动，除了2011年初的动荡，穆巴拉克时期的埃及总体上应该说是政治稳定，没有出现剧烈的社会动荡。1981～～ 2006年，共有8人先后担任总理之职，组阁13次，内阁平均寿命23.23个月；而1923～1952年埃及共组阁40次，内阁平均寿命9个月；纳赛尔时期共组阁18次，内阁平均寿命14个月；萨达特时期共组阁16次，内阁平均寿命7个月。
除了穆巴拉克时期初期和下台前这个时段外，埃及的总理任职时间普遍比较长，如西德基三次担任总理，长达10年，是1923年以来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理。纳齐夫也任总理近7年之久。1986年以后，埃及的内阁高度稳定，部长们大多连任，变动极小。《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称：“穆巴拉克先生的角色是造就安宁、稳定和团结，最初，他做到了。”
此外，埃及国家安全环境良好，没有与他国发生战争、武装冲突。
谈及穆巴拉克对埃及政治与社会稳定所做的贡献，他的主动辞职也值得一提。此举使埃及有效避免了如突尼斯、利比亚、叙利亚那样陷入严重的政治社会危机之中，为后穆巴拉克时期埃及的政治重建与社会稳定提供了条件。
萨达特时期，埃及推行开放政策，吸引外资，发展私有经济，埃及经济发展比较快，但也出现了国民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物价飞涨、贫富不均、巨额外债等问题。在穆巴拉克接任总统时，他面对的是经济困难重重的埃及，预算赤字达到26%，通货膨胀率为33%，外债占国家总收入的50%。
特别是普通民众生活艰难，贫富分化加剧，整个社会充满不稳定情绪。
总体上讲，穆巴拉克当局还是重视发展经济的，主要推行了以下三大经济发展战略。
埃及经济在萨达特时期就开始走上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穆巴拉克政府延续了这一发展战略，并做出新的调整。主要举措有三。
一是继续重点发展石油、侨汇、苏伊士运河和旅游四大创汇产业。这四大产业在萨达特时期就是埃及的主要创汇产业。1980/1981年度，这四大产业总收入共64.1亿美元，而到2006/2007年度，已达295亿美元，增加了3倍多。
到2009/2010年度，不包括石油业，苏伊士运河、旅游业和侨汇三大产业收入已达259亿美元。
二是继续加大投资，重点吸引外资。穆巴拉克政府颁布、实施了1989年第230号法、1997年第8号法等投资法律，还建立自由区，以加大投资，特别是吸引投资。从1982/1983年度到2000/2001年度，埃及的投资总额为7421亿埃镑
，2007/2008年度、2008/2009年度分别达2005亿埃镑和2000亿埃镑。
在引进外资方面，1981年到2001年初，埃及共吸引外资293.82亿埃镑。
到穆巴拉克晚期，外资依然增加较快。2007年、2008年流入埃及的外国直接投资均超过百亿美元，分别为111亿美元、132亿美元，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降至71亿美元。
三是积极融入全球经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在2000年制定的《现代化计划》中，明确提出必须继续扩大与国际社会经济接轨的规模。20世纪90年代后，埃及开始致力于区域经济合作和贸易自由化。1995年6月，埃及加入了世贸组织。1998年，加入库米萨集团（东南非共同市场）。2004年12月，埃及与美国、以色列达成合格工业区（Qualified Industrial Zones）协议。2004年6月，埃及—欧盟伙伴国协议（Egypt-EU Partnership Agreement）生效。埃及对外贸易有了很大发展。1981年，埃及对外贸易总额100.92亿美元
，1996年增加到562亿埃镑
，2008/2009年度，埃及商品和服务进口约3310亿埃镑，外贸赤字252亿美元。
穆巴拉克认为，现代化进程由农业革命开始，接着是工业革命，其后是信息和生物工程等新科技的现代科技阶段，再后是新科技时代。他认为，埃及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现代化计划，其目的在于推动埃及加工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加强其在周边和世界市场的地位，优化其在国内外的竞争力，主要途径是政府和工业部门重点对中小型公司给予技术上的支持，优先发展食品、纺织与成衣、皮革和矿产四个行业，使工业产值从2000年的1600亿埃镑增加到2011年的2170亿埃镑。该计划还规定要增加出口，目标是由2000年的80亿埃镑增加到2011年的750亿埃镑。
为实现埃及工业现代化，穆巴拉克政府主要采取了两大举措：一是国有企业私有化、大力发展私有经济。埃及的国有企业是纳赛尔时期建立的。到20世纪80年代，埃及国有企业发展停滞，效率低下，亏损严重。在20世纪90年代，埃及推行经济改革，核心是国有企业私有化。1991年12月，埃及颁布第203号法（《国有企业法》），私有化改革启动。到2003年6月底，已有194家国企被私有化，私有化共获得资金166.19亿埃镑。
鼓励私有经济发展，是萨达特时期主要的经济政策之一，穆巴拉克延续了这一政策，私有部门已成为埃及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2002/2003年度，埃及国内生产净值约3745亿埃镑，而私有企业在其中的贡献率为66.4%，增长额为153亿埃镑。
2008/2009年度，私人投资占埃及国内生产总值的11%
，私有部门在埃及国民生产总值中的贡献额达1431亿埃镑，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7%。
二是推动工业现代化，发展信息产业。2002/2003年度起，埃及开始实施工业现代化计划，旨在提高埃及工业的竞争力，使埃及产品能够受益于市场开放政策，并入世界经济，增加就业机会和国民收入。2006年，埃及又开始实施千座工厂计划。到2008/2009财政年度末，已建设工厂2700家，投入资金627亿埃镑，提供27.8万个就业机会。
截至2008/2009年度，已开始实际生产的工厂数量为1327家，投资额380亿埃镑，吸纳14.8万工人。此外，还对已有的1373家工厂进行了扩建。
信息产业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体现与载体，也是埃及重点发展的行业之一。1997年第8号法将信息与通信列入埃及享有投资保证和支持的领域。埃及政府实施了举办计算机培训班、建立智慧村、电子政府工程等项目。2009年，埃及通信和信息技术行业吸引地方和外国投资达80亿美元。
到2009年8月，埃及的通信和信息公司达3288家，通信行业从业人数接近18万。2007年底到2008年底，通信公司的收入由340亿埃镑增加到388亿埃镑。
2005～2008年，通信与信息产业为埃及国库提供了近497亿埃镑的财政收入。
在推翻穆巴拉克政权的斗争中，互联网发挥了特殊作用，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穆巴拉克时期埃及信息产业的发展程度。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各经济部门发展不平衡，是埃及经济发展的痼疾。对这些痼疾，穆巴拉克政府采取的政策主要有二。
一是推动地方发展，建设新经济区。穆巴拉克当局在地方发展方面实施的计划和措施有民众参与地方发展计划、地方发展信息建设工程、发展工业区、快速发展计划、棚户区改造计划、建立地方发展基金等。穆巴拉克时期对地方的投资在加大。1999/2000年度，埃及分配到各省的投资为6.916亿埃镑
，2008/2009年度增加到30.975亿埃镑。
2004/2005年度，埃及各省实施的投资项目339个，共耗资1489万埃镑，创造就业岗位34968个。在22个省份和卢克索市设立了青年就业中心，为6个省的41883名青年解决了就业问题。
埃及可耕地面积少，大部分又集中在尼罗河三角洲和河谷地区，人口也基本上集中在这一区域。为突破这一制约埃及发展的瓶颈问题，穆巴拉克政府实施了一系列重大工程，主要有新河谷水渠工程（开发西部沙漠的主体工程）、和平渠（开发西奈半岛的主体工程）等，实施运河经济区计划（包括塞德港东部工程和苏伊士湾北部工程两大部分）。埃及还推行新城建设计划，该计划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时兴建的第一座新住宅城——斋月十日城。到2009年，埃及的新城市和新城区有22个。2008/2009年度，通过新城市社区管理局落实的投资总额达376亿埃镑，新城总面积71万英亩，建筑群面积34.2万英亩，实施建造的住房79万套。
二是发展农业、农村。穆巴拉克时期在这一方面实施的计划和工程有穆巴拉克国家农业计划、开垦新耕地、日出工程等。实施的农村发展项目有农村结构规划、在沙漠腹地建立400个村庄、贫民区开发项目、国家建设固体及农业废物循环利用工厂项目等。穆巴拉克时期，埃及的耕地面积、对农业的投资、农业产值等方面都有所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到2004年底，埃及耕地面积由580万费丹（1费丹=0.416公顷）增加到820万费丹，同期完成改良土地超过13万费丹。
1994/1995年度，埃及农业投资28亿埃镑，占该年度投资总额的6.7%，农业产值237亿埃镑，增长4.5%，农产品出口额14亿埃镑。
2008/2009年度，农业总产值1354亿埃镑。
总体来看，在整个穆巴拉克时期，埃及经济一直保持增长态势。20世纪80年代起伏大，90年代为低增长，2004年后增长较快且比较稳定，2006/2007年度、2007/2008财年经济增长分别高达7.1%和7.2%，2008/2009年度、2009/2010年度受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增长率均有所下降，分别为4.7%和5.3%。
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来看，穆巴拉克时期也是呈增长态势。1981/1982年度到2001/2002年度，埃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534埃镑上升到5873埃镑。
1981年，埃及人均国民收入602美元。
到1999年翻了一番，达1417美元。
到穆巴拉克晚期，埃及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超过1万埃镑，2007/2008年度、2008/2009年度分别达到12300埃镑和13657埃镑。
穆巴拉克上任时，不仅国内形势紧张，而且国际环境也非常不利于埃及。一是埃及与以色列关系面临严峻考验。对《戴维营协议》和《埃以和平条约》，埃及和以色列两国内部都有不小的质疑声音。阿拉伯世界更是不满，希望废止这两个协议的呼声不断。穆巴拉克上任时，埃及与以色列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谈判无法取得突破，特别是以色列尚未完全从西奈半岛撤军，以色列能否继续履约也是个未知数。可以说，埃以和平关系面临是否延续的严峻考验。二是埃及在国际上处境孤立。因与以色列实行和解，除苏丹、阿曼、索马里外的阿拉伯国家都与埃及断绝外交关系，阿拉伯国家联盟将埃及开除，对埃及实行经济制裁。伊斯兰会议组织也中止了埃及的会员国资格。埃及与苏联关系也恶化，两国在1981年1月断绝了外交关系。
面对外交困境，穆巴拉克奉行平衡外交战略。
埃美关系的迅速发展始于萨达特时期。到萨达特晚年，埃美已形成战略盟友关系。穆巴拉克时期，对美关系为埃及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埃美战略联盟关系继续向纵深发展。两国领导人频频举行互访、会见，穆巴拉克几乎每年都要访问美国，有时一年还访问两次。美国成为穆巴拉克政权的最主要支持者，为其提供大量经济和军事援助。埃及长期是除以色列外接受美国援助最多的国家。1984年，埃美贸易额40亿美元，占埃及对外贸易总额的约28%
，2008年已达83亿美元。
美国给埃及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有资料称，1976～2006年，美国对埃及的军事援助累计达580亿美元。
而穆巴拉克政权成为美国中东战略的关键环节。在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中，埃及大力支持美国，参加了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
穆巴拉克上任后，积极缓和萨达特末期埃及与苏联关系的紧张状态，两国的交往逐步开展起来。1984年7月，埃苏恢复外交关系。1990年5月，穆巴拉克出访苏联，实现了18年后埃及总统对苏联的再次访问。苏联解体后，埃及与俄罗斯关系发展较快。1997年9月、2001年4月、2004年5月、2008年3月，穆巴拉克四次访问俄罗斯。2005年4月、2009年6月，俄罗斯总统普京、梅德韦杰夫也访问了开罗。埃及与俄罗斯的经贸关系得到恢复和发展。至2007年，俄罗斯在埃及的累计投资额为4500万美元
，而2009年已增加到9.36亿埃镑。
但冷却埃以关系，回归阿拉伯世界。在埃及与以色列关系、埃及与阿拉伯关系中，穆巴拉克没有做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他选择坚持和平政策，继续遵守《埃以和平条约》（同时以色列也选择了继续履行和约，继续从西奈半岛撤军），下定决心不再与以色列打仗。在穆巴拉克时期，不论埃及与以色列之间有什么问题，不论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有什么问题，埃及均排除了武力手段，确保埃以沿着和平轨道前进。但穆巴拉克降低埃以关系，使两国关系处于“冷和平”状态。穆巴拉克唯一的一次造访以色列是参加拉宾的葬礼，埃以的贸易、人员交流均处于非常低的水平。同时，埃及积极改善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1989年，阿拉伯国家联盟恢复了埃及的成员国资格。埃及与阿拉伯各国陆续恢复了外交关系。1990年3月，埃及作为东道主主持了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1990年10月31日，阿盟总部迁回开罗。1991年5月，埃及外长艾哈迈德·伊斯马特·阿卜杜勒·马吉德当选为阿盟秘书长，埃及重返阿拉伯领导地位。这样，由埃以和解导致的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孤立局面得以解决，埃及回到阿拉伯大家庭中来，这不仅改变了埃及的国际处境，还为埃及发挥地区作用提供了重要舞台。此后，开罗、沙姆沙伊赫等地屡屡成为阿拉伯领导人聚会的场所，穆巴拉克也常常是阿拉伯舞台上的常客和要角。马吉德之后，埃及外长阿姆鲁·马哈茂德·穆萨、纳比勒·阿拉比先后出任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
穆巴拉克政府在推动中东和平进程方面作用独特，也彰显了埃及的国际作用。穆巴拉克改变了萨达特时期代替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谈判的做法，开始在巴以间充当调解人，促使双方直接谈判。在埃及的斡旋下，约旦与巴解组织达成邦联方案。1993年后巴以和谈取得的一系列重大突破，埃及功不可没。在奥斯陆协议谈判中，除了挪威，埃及也是幕后重要的推手。如在埃及的安排下，以色列外长佩雷斯和巴解组织高级官员阿布·马赞（马哈茂德·阿巴斯）、阿布·阿拉（库赖）在埃及一架空军飞机上举行秘密会晤。这次会晤使双方摸清了对方的底牌。在埃及主持下，巴以在埃及举行了十多轮落实加沙-杰里科自治协议的谈判，最终达成了《开罗协议》。1995年9月，在埃及等国的积极斡旋下，巴以又达成扩大巴勒斯坦自治的《塔巴协议》。1999年，埃及积极支持恢复巴以和谈，促成双方达成《沙姆沙伊赫备忘录》，启动了巴以最终地位谈判。对埃及在推动巴勒斯坦人参加和平进程方面的独特影响力，埃及著名政治专栏作家穆罕默德·西德·阿赫迈德（Mohamed Sid Ahmed）指出：“埃及在和平进程中的作用是鼓励巴勒斯坦人参加，而美国的作用是利用其力量影响以色列。”
埃及的调解人角色也得到巴勒斯坦方面的认可，巴勒斯坦驻阿盟大使萨伊德·加马尔（Said Kamal）称：“巴勒斯坦人信任埃及，没有它，我们将不能坐到谈判桌前。”
已故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对穆巴拉克也予以高度评价：“巴勒斯坦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旨在服务和平事业的态度。”
埃及还积极调停巴以冲突。2005年2月8日，在穆巴拉克邀请下，巴、以、约、埃四国首脑在沙姆沙伊赫会晤，实现了巴以领导人四年来的首次会晤，巴以双方宣布正式结束已持续四年多的暴力冲突。2008年底2009年初，巴以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后在埃及斡旋下，以色列和哈马斯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此次巴以冲突得以平息。
在穆巴拉克时期，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成功出任联合国秘书长，大大提高了埃及的国际影响力，而穆巴拉克政府为此也做出了巨大努力。
此外，穆巴拉克推行全方位外交，积极发展与欧洲、非洲、亚洲国家的关系，使埃及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地区大国。
总之，穆巴拉克执政的30年，对埃及发展是有贡献的。笔者同意国内学者毕健康的评价：“对于埃及的稳定、改革与中东和平进程，穆巴拉克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当代埃及的重大历史人物，穆巴拉克功大于过，殆无疑问。”
近代以来，如何实现现代化成为埃及的时代任务，埃及尝试了多种现代化道路。在早期，有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纳赛尔时期，推行阿拉伯社会主义。萨达特时期，经济上推行开放政策，使埃及经济走上外向型道路，政治上启动了多党制。穆巴拉克时期，政治上推行宪政民主，经济上沿袭萨达特经济开放思想与政策，奉行自由经济。
穆巴拉克的现代化尝试也取得一些进展，但他的最终被推翻，表明其现代化模式仍然存在局限性。
在穆巴拉克时期，埃及的多党制民主得以巩固，并向前发展，反对党成为埃及政治生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2005年也实行了总统的多党制直接选举。但整体而言，埃及的威权体制得以强化。具体体现在：一是权力高度集中，尤其是集中于穆巴拉克一人。30年间，穆巴拉克连选连任，一直担任总统，且长期不任命副总统（直到被迫下台前夕才任命苏莱曼为副总统），他身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国家防务委员会主席、警察部队最高指挥官、执政党民族民主党主席，总理、部长、省长、军官的任命权尽归其所有。他还享有部分立法权，有权任命部分人民议会议员和协商会议成员。可以说，穆巴拉克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其权力堪比国王。家族政治也开始兴起。穆巴拉克为保障其家族政治统治力的延续，积极培养自己的次子贾迈勒·穆巴拉克为接班人。2000年，贾迈勒·穆巴拉克弃商从政，在民族民主党书记处工作，负责青年事务等方面的工作。2002年，民族民主党八大将他升任为党的政策书记，之后又将其升任为党的副总书记兼政策书记，负责执政党政策的设计和实施，其地位仅次于党主席穆巴拉克、总书记谢里夫，成为执掌党内大权的重要人物。
二是特权阶层形成。围绕穆巴拉克，军方、执政党、行政官僚、少数专业精英人士、经济寡头等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特权阶层。穆巴拉克时期，虽然出任总理、部长的军方人士或有军方背景的人士有所减少，但大量退役军官充斥各级政府部门，军方还广泛介入埃及经济社会生活，建立了强大的经济帝国，拥有几乎不受制约的巨大权力，成为埃及无可争议的“隐形”权力核心。穆巴拉克时期政局稳定，许多政府高官、执政党领导人、议会领导人等长期任职，形成了一个固化的精英阶层。
三是反对党弱小。虽然埃及有不少政党，但当局对反对党采取多种限制、打压措施，他们在埃及政治生活中影响力不大。在穆巴拉克时期所有人民议会选举中，反对党获得的席位均未超过1/3。
如果单纯从经济数据来说，穆巴拉克时期的经济发展是不错的。但问题是，经济发展成果并没有惠及普通民众，民众的生活状况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善，可谓民众无感的经济发展。一是通货膨胀和失业严重。这两个问题是埃及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问题，在穆巴拉克时期进一步加剧。在穆巴拉克就任总统时，埃及通货膨胀率就达33%
，1985年高达50%
，后有所降低，由1989年的27%降到1992年的14%
，1996年再降至7.4%。
进入21世纪后，埃及的通货膨胀率总体上又呈上升趋势。到穆巴拉克执政晚期，埃及通货膨胀率开始剧烈攀升。2008年8月高达25.6%
，2009年、2010年有所回落，但也有11%。
随之而来的是物价扶摇直上。平均消费价格指数如果以2000年为基准（100）的话，2010年则为213.57；总价格指数如果以2000年为基准（100）的话，2010年则为220.11。
整个穆巴拉克时期，埃及失业问题非常严重。除2000年为7.9%以外，其他所有年份均在8%以上，1986年高达14.7%。而民间机构估计的数字更高。如2010年埃及官方公布的失业率是9%～10%，而民间机构称实际为15%～20%。
埃及年轻人失业问题非常突出。2006年，埃及失业大军中的90%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
二是埃及社会两极化现象严重。1960年，埃及社会的上层阶级（即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20%～25%，下层占75%～80%。
到穆巴拉克时期，两极化进一步加剧。到2006年，上层占18.4%，中层占12.4%，下层占69.2%，中层剧烈减少。
到2008年，不到20%的埃及富人拥有该国几乎80%的财富。
三是普通民众贫困依旧。1981/1982年，埃及的贫困率为16.1%，1995/1996年为23.3%。
2010年仍为21.6%。如果按照每天生活费不低于2美元为贫困线计算，埃及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40%。
埃及官方估计全国有1000～1200个贫民窟，分布在20个省，以开罗省、吉萨省和盖勒尤比省所在的大开罗地区最为集中。
可以说，在利益集团、富裕人士穷奢极欲之时，埃及普通民众却在为日常生计而四处奔波。
穆巴拉克时期，埃及全面对外开放，经济对外依存度很高。石油、旅游、侨汇、苏伊士运河——埃及的四大创汇产业，都非常容易受国际经济的影响。埃及经济高度依赖外援。外援占埃及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1980年为6.5%，1994年仍为6.4%。
2000～2008年，埃及年均接受外援13.88亿美元，占对非洲援助总额的3.93%。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就是埃及主要的援助国之一。1979～2006年，埃及共获得美国260亿美元以上的经济援助款项。
大量外援使埃及外债居高不下。1981年底，埃及外债为132亿美元
，2009年增至283.47亿美元，还本付息额高达28.8亿美元
，大量外债已成为制约埃及经济发展的瓶颈，进而导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乃至美国国际开发署，成为埃及经济政策的主导者。20世纪90年代埃及的经济改革就是例证。
在对外政策上，尽管穆巴拉克推行平衡外交、全方位外交，但还是明显地依赖美国。美国支持穆巴拉克政权，向埃及提供了大量经济和军事援助，而穆巴拉克政权是美国中东战略的协助者。这引起埃及国内、阿拉伯世界的强烈不满。
综上所述，穆巴拉克政权有复兴埃及的宏愿和计划，也采取了诸多措施，但最终还是失去了民心，埃及也没有得以振兴，其治国方略可以说是以失败告终。主要原因是，穆巴拉克政权的现代化道路，首要的是维护其威权统治，没有把国家、民众利益放在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