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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落脚之后，中山痛定思痛，认为革命之所以遭受若是挫折，实在是由于辛亥革命成功之后，革命党涣散的缘故。自从同盟会被改组为国民党，蛇龙混杂，纪律全无。要完成革命，打倒袁世凯，则这个颟顸无能的国民党，非加以改造不可。
袁本是一个旧官僚，但他毕竟是个智商很高的政客，经受了两年现代政党政治的磨炼，搞起新的寡头政治来，做法自便，出手也颇为不俗。袁世凯在赶走了孙文，增修了约法，做上了终身制的大总统之后，其权力之大在民国史上，可说是尚无第二人也。实际上，袁搞的也是枪杆出政权。
发生在民国二年（1913）春夏之交，由孙中山先生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二次革命，时不旋踵，便全军尽没，一败涂地。它的过程为时虽短（未出两月），却是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史中的一大里程碑。此话怎讲呢？原来辛亥革命的最大目的便是废除帝制，建立民国，而这个民国的建制却是以美国模式作标准的。不幸这个二次革命的爆发，却标志着这个美国模式的彻底流产（注意：不是破产，后节再渐次加以说明）。
我们要知道，中华民国国体采用的美国模式，原是当时新派人士——也可用个后来的名词叫作进步人士吧——包括全部的革命党和绝大部分对帝制绝望的君主立宪派，甚至包括梁启超也在内的原先的保皇党骨干，都已一致认可的模式。可是二次革命爆发之后，这个全国一致的共同愿望（national consensus），就顿成泡影了。
有许多革命理论家可能不承认上述诸派（革命派、君宪派、保皇派……）的认知可以反映全国人民的公意，因为当时全国人口有四亿之众，上述诸派知识分子人数有限，哪能代表全国人民呢？殊不知，这正是在下作者，要提醒读者贤达的地方。我们要知道，清末民初之际，正是我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从帝制中国迈向民治中国发生转型的启蒙期。在这个启蒙期中，占全国人口八成的农民只是个沉默的多数（silent majority）。他们对所谓国体问题，还不具备有发言的智能（wisdom）和机运（chance）。那时能够站起来说话的，只限于少数受过足够教育的所谓知识分子。我们大致也可给这些知识分子戴顶帽子叫吵闹的少数（a quarreling minority）吧！一百年前的中国，和今日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也是转型进展过程中的阶段问题，阶段不到未可躐等也。我们不可犯史学上所谓现时观念的错误。在二次革命前，这个吵闹的少数（肯定不会超过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对美国模式的国体问题，原有其共同认知的。不幸这项共同认知，却被二次革命革得烟消云散了。
事过快百年了，我们今日回头看去，这个美国模式从兴中会开始，直至1912年中华民国正式诞生之时，都被上述新派人士视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万灵法宝（magic wand）。孙中山先生就是据此提出“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其后他恓恓惶惶地搞了一辈子，直到临终之时，在病榻之上还要慨叹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并苦口婆心地嘱咐：“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继续努力，以求贯彻。”（见《总理遗嘱》原文）在孙文主义的各种著作里，尤其是二次革命后对本党成员的谈话和通讯中，中山都不断地慨叹他的道不得行，革命尚未成功，都是信徒们没有决心去实行他的主义的缘故。其所以然者，实在是党员们知识水平太低。要实行一项新的政治体制，先得认识这项体制，有知才能行嘛！因而孙公也随之创出了他的知难行易的孙文学说来（详见中山著述中的《孙文学说》；参见拙著《孙文思想发展的阶段性》等文，载《晚清七十年》，卷五，第五、六两章。此篇从略）。
我们读近代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就学论学，孙公这套颇具原始性的反传统学说（我国儒家的传统学说是强调知之非艰，行之唯艰的），实在是值得思想史家大书特书的。可是比他年轻而调皮的胡适，后来曾调侃他说：“知难行亦不易。”（胡撰此篇于1928年5月，收入《人权论集》）胡适此言虽属戏语，但是那也是从实践经验中所总结出来的概念啊！君不见，民国初年那批党人和政客、胡适口中所谓的了不起的一群人物，他们对所谓的美国模式，不能说没有相当的认识，但是实行起来，何以显得若是其难也？这知与行的问题，就要发人深省了。因为中国能否采行美国制，是一项很复杂的社会文化转型的问题，而不单纯是哲学上的知和行的问题呢！不信再看看今日博士如云的台湾政坛，不能说当道的风云人物对美国模式认识不清吧！但是黑金遍地，哪里又真像美国呢？相反地，今日表现在台湾议会里的拳打脚踢，倒与民国初年的北京极其相似呢！
其实哲学上的认识论原是一种玄学，在社会科学极大昌明的今天，已失其主宰人类智能的魔力。要解释民初的历史现象，我们还得从社会科学和社会史学入手。社会史学上有一种必然论，辩证史观里叫作客观实在（objective reality）。胡适派的实验主义者反对这项假设，甚至说客观实在只是个百依百顺的女孩子，你要她怎么打扮，她就怎么打扮，既不客观，更不实在。
是否真是如此呢？不疑处有疑，我们倒想问问，近百年来的中国政治史里面，有没有个客观实在存乎其间呢？在亿万华夏同胞读者之前，我敢于挺身而出，大声疾呼曰：“有。”不但有，而且其深其广，简直就是一个万流归宗的东海大洋。子曰：“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篇》）这个客观实在正在不声不响地等着我们那通过历史三峡的潮流和一波接一波的洪峰，涌入它的怀抱，而达到天下太平，化险为夷呢。这个大洋，这个任谁也改变不了的客观实在，它在民国初年的政治术语上，便叫作共和国体；政治学家则称之为代议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历史学家则把它叫作（接着帝制时代而来的）民治时代。民治时代不只是一种政治现象，它是一种囊括全民族的新的民族生活方式（a new way of life for the whole nation），它是和传统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是中华民族史的发展过程中一个新的阶段和新的形态。政治生活只是其中比较敏感的一环而已。
再者，这种社会政治形态的转移，也是一转百转的，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但是不论时间要拖得多久，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这个以代议政府为重心的民治时代是必然会出现的。这个历史上的必然，是客观存在的，是任何人和事都改变不了的。这就叫作客观实在。胡适不承认客观实在这个概念，但是民治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必然性是任何人也无法否定的。历史发展既然有其必然性，那么一个历史哲学家又怎能否定客观实在的存在呢？胡适对实在论的全盘否定，实在也是他自囿于那些实验主义的教条而不能自拔的缘故（详见《实验主义》一文，载《胡适文存》，卷二）。这也是他那一辈（不论是唯心的还是唯物的）启蒙导师们的通病，不足为怪。等到我们谈到近代中国思想史的章节时，当再细论之。
当然，在将来这个以代议政府为重心的必然出现的民治时代，它的社会政治结构（its sociopolitical structure）的具体型态为何？是承继我民族固有的国家强于社会的传统，还是改采西方社会强于国家欧美建制？或是兼采中西之长的社会国家相互平衡（a balance between state&society）的后现代的新建制（a post-modern structure）？关于这些具体制度的出现，历史学家就不能胡说了，因为那将是历史向前发展，水到渠成的结果。历史学家只能根据水势、潮流和洪峰，来瞻其远景。中国古人说：天上众星皆北拱，人间无水不东流。我们见识只限于吾土吾民的中国史家，只知我们有中国特色的江河，要万流归宗，最后必入于东海。这是个历史上的大势所趋，任何人和事，都不能扭转的客观实在；也是历史学家可以预测的，历史哲学上抽象的必然。至于这个东海的具体型态，是方的还是圆的，则历史学家就不能胡说。不顾小我知识的极限，而强不知以为知，硬去为全民族的命运画蓝图，不惜人头滚滚，也要按图索骥，悬的以赴，这在佛语上就叫作“着相”。着相就会走火入魔，魔鬼一来，那就民无噍类矣……所以搞社会科学治史的科学哲学家，只能坚持，在接连秦皇汉武以后两千年帝制中国的，一定是个真正的民治中国，这是个历史的必然，如此而已。至于这个民治中国的具体形式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任谁在事先也画不了蓝图的，因为这个最后型态，是要经过数百年智能与机运，熔千百种因素于一炉，百炼成钢，慢慢地锤炼出来的。在这种极为复杂的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直线条思想家是没有市场的。
话说到底，我国古代的宗法制、封建制、郡县制，都是根据机运和智慧，相激相荡，慢慢地磨炼出来的。至圣大贤，运用他们的智慧才德，因势利导则有之；从无到有，来制礼作乐，为天下法，为百世师，那就是他们的子孙在替他们胡吹了。明乎此，我们就知道我民族下一个民治阶段在将来的具体型态，也必然是经过同一程序，慢慢地磨炼出来的。现在我们虽可略窥其端倪；欲知其具体型态，最早恐要在21世纪中叶以后也。但是它必然会出现，则无可怀疑也。因此，在目前颇为风云一时的政治家，或不能及身而见之。但诸公应知其存在，为子孙万代的福祉，因势而利导之，才是正途。孟夫子曰，“有智不如乘势”，斯之谓也。因为小不忍，则乱大谋；一失足便成千古恨。民初的袁世凯，国民党的汪精卫，和近在眼前的克林顿大总统，都是前车之鉴。不可不慎也。
关于近代中国历史的转型，笔者在不同的拙著里，已反反复复地不知说过多少遍了。此处还要啰啰唆唆说个不停，何也？其原因盖有如下二端：
第一，历史哲学离开历史事实便是空话。笔者在不同的拙著里，虽已说了一些转型的理论，而辛亥革命前后，正是这个帝制转向民治的分水岭。我们在叙述这段历史的时候，最好能把上述这套理论，再适时提出，与史实配合来讨论一番，好让读者评之，看看是否有若干道理存乎其间。是则是之，非则非之。作者虽固陋，然平生读圣贤之书，闻善言则拜也。
第二，历史事实如果没有足以解释它的历史哲学来加以说明，那这个故事也就只是一篇“官场现形记”而已。但是历史哲学可不是一些善于幻想的所谓思想家，坐在菩提树下或皮椅、沙发之上幻想出来的。它是从数十年、数百年，乃至数千年世界各民族所累积起来的历史发展的史实中，审查充分的可信的史料（data），并加以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而逐渐推演出来的结论，用来解释相关的历史。也就是中国传统史家（如刘知几），所谓史识（史释）的现代化、科学化和民主化。写历史的人如果忽略了这一概念化的过程，那就失去我们写历史的意义了。上面啰啰唆唆说了一大堆哲学，无非是想阐明袁世凯为何忽然心血来潮，要做起皇帝来，皇帝未做成，而又失败得那么窝囊。
不特此也，孙中山先生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可算是最受崇拜的民主哲人了，可是他在后来，也不再搞什么代议政府了，他坚持要毁党造党，由他自己来做个具有绝对权力的党魁。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凡此我们都需要点哲学来辅助说明之。而中山做党魁和袁氏做皇帝这些事，也最足以验证这项理论，故不惮烦而一再申述之也。
［附注］在20世纪末期，治民国通史，自信最大，也确是一时权威的学派，莫过于已故汉学大师费正清所领导的剑桥派所编撰的《剑桥中国通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了。这部巨著中的卷十二和十三专论中华民国的两厚册，所犯的就是这个毛病。费氏和他所领导的班子，也和一些史学家一样，以西学上的一偏之见，强加于中国。至于近代中国史便是一部一转百转的、需若干年始能完工的社会政治转型史，则非费公生前之所知也。因此《剑桥中国通史》所费的功力不为不大，财力不为不多，然全书评头论足，因小失大，终未升堂入室也。
袁世凯起先做总统做得很起劲，并发誓要帝制永不再现于中国。何以口沫未干，立刻就违誓要做皇帝呢？这虽然是他个人野心的终于现形（所有反袁史家都如是说），其实他也是经过一整年的亲身经验，确实体会到共和政体不适合中国国情，这虽是借口，也未始不是事实。他对共和政体的确是失去了信心，因此才要开倒车，搞独裁，做皇帝。这固然是他自己糊涂，但也是他身边一些颇负时誉的策士在全国充满民怨民愤的气氛之下，把他推下水的。这也是事实。
试问那时的中国老百姓，又怨些什么，愤些什么呢？很简单。日子过不下去嘛！本来如今鞑虏既经驱除，民国也已建立，大家都想过上美国式的好日子。事实上呢，民国却被一些小官僚、小政客、小军阀、小党人闹得乌烟瘴气。在上篇拙作里，曾提到宋教仁对民国政府的剧烈抨击。细玩其言，可说句句中肯。但是政府恶劣、社会崩溃的形成，是谁之过欤？账不能都算在袁氏一个人头上。政党和政客各为私利，闹得纷纷攘攘，也太不成话。因此那时全国舆论似有共识（national consensus）：共和政体不合国情（见上章所选当时各报的专栏报道）。
袁世凯认为共和搞不下去了，就不如恢复帝制的好，所以他要做皇帝。试问在世界史和近代中国史上，做皇帝（不论是俄国的沙皇、罗马的恺撒、中国的光绪……）和搞个人独裁（且看：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两制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事实上，根据当时美国宪法学权威、那位书呆子古德诺教授（professor Frank J.Goodnow）的观察（下章再详述之），后者却远不如前者。何也？因为前者至少解决了继承（接班）问题（succession problem），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嘛！根据千年传统，依样画葫芦，哪个混账叛徒敢说半个不字？可是，后者的问题就大了。大独裁者，解决不了接班的问题。何以如此呢？按古德诺的说法，是非继承式的寡头政治（non-hereditary autocracy）远不如继承式的寡头政治（hereditary autocracy）之为优也（详见下章）。
袁世凯搞继承式的寡头政治，只能搞八十三天，却遗臭万年。何也？朋友，转型论在此地就有所解释了。原来继承式的寡头政治（做皇帝），是属于转型之前的形态，它本身便是一种定型。如今在这十年一变的、洪峰急流的历史三峡里，你要逆流而行，面向过去，要恢复前一期的秦皇汉武的定型，这就叫反动（reactionary）了。在社会发展中做反动派，则触礁灭顶，不败何待？这就是袁世凯的悲剧了。
搞蒋介石式的个人独裁就不然了。它虽是个比传统帝制还不如的寡头政治，但它毕竟是个现时代的产品，是帝制转民治的中途现象。它不是个一成不变的定型；相反地，它只是个流动的、权力递减的转型体制（transitional institution），甚至是个不可或缺的恶政（a necessary evil）。君不见，蒋介石的权力，是超过一般的皇帝了。但是权力渐减，蒋经国就只能算半个皇帝了。历史学家不是预言家。但是历史学家应该是社会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是会根据社会发展的现象，尤其是转型末期社会发展的现象，而加以推论的。这一推论在民国初年是不可能的；但是百年之后回看，历史学家便发现民国初年的社会和政治上所发生的现象，是未有不可理解的了。质诸高明，是耶？非耶？
把近百年来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大势说清楚了，我们就可以谈谈民国初年的政治史了，我们先从袁世凯说起。
袁世凯自1911年（宣统三年）10月14日，承武昌起义之机运而东山再起之后，为着他个人的权位，可说是摇身三变。
第一，从他复职至清帝溥仪退位的三个月期间，他对南方革命派的策略是采取“养敌自重”的被动的守势。但是对满族亲贵，则采取极有技巧的绝对主动，以达其逼宫篡位的目的。
第二，自1912年（民国元年）4月，他当选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之后，直至二次革命爆发的一整年时间，由于对现代的政党政治无经验，袁也是采取观望的被动姿态以待势。在此期间，革命党人的气焰甚高，黄兴、蔡元培等不但说服了国务总理唐绍仪和赵秉钧都加入了国民党（改组前叫同盟会），他们甚至也邀请袁世凯宣誓入党，以示天下，这个新朝代是国民党的朝代；袁也只含笑婉拒而已。因此，在这期间，政权实质上是掌握在袁氏手中，但是他给外界的印象，却有被党人推来推去，无能为力之感。加以此时一些小政客、小党人、小军头在北京议会之内和地方各省之间横行无忌，纷扰不停，血流不止。他们大半是当年有功于革命，如今在争权夺位而已。如山东的胡瑛、张广建之争，安徽的孙毓筠、黎宗岳之争，以及贵州的唐继尧、杨荩诚之争，都是刀枪齐动，你死我活的。而这些争权夺利的所谓革命者，往往也只是一些痞子，为社会所不齿。例如山东都督胡瑛，即有“双枪将”的诨名。盖胡君的手枪和烟枪，皆不可一日或缺也。这些官僚、军阀肆无忌惮，弄得民国不如大清，而举世骚然，中央政府亦无如之何。因而全国人民，包括一般知识分子和亿万农工群众，都人心思治。在他们的心目之中，袁世凯反而变成了一股安定的力量和太平的象征。市井平民，无不希望他能发挥权力，拨乱反正，重建官箴，恢复秩序。
第三，在袁、孙正式决裂之后，袁对付民国时代的党人政客的本领也大有进步了。他不但枪杀张振武而笼络了黎元洪，弄出革命派第一次的宁汉分裂，搞垮了二次革命；他也学会了打统战。不但把敌人（孙文）的敌人，如保皇派的梁启超，都统了过去，也把敌人的朋友和朋党，如蔡锷，也统了过去（见上章）。他也知道孙文虽是国民党的名誉理事长，但是孙文却控制不了国民党。因此二次革命之后，袁就对人不对党而发出拘捕孙文、黄兴、陈其美等乱党的通缉令，说他们煽动叛乱，破坏统一和贪赃枉法。后一条是专指孙文所主持的全国铁路总公司而发的。因为孙文这位铁路总公司总经理的月薪是三万元，而铁路却一寸未建，其他账目也纠缠不清，报销不了，弄得孙中山百口莫辩。
然而，袁世凯对孙公所领导的国民党，却无半句抨击之辞。因为这时他还只是个临时大总统，他还要依靠国会投票转正，做正式大总统呢！国民党这时是国会中的多数党，没有国民党议员举手投票，他这个侧室，便不能扶正了。奇怪的是，这时国会之内，国民党籍的议员对袁氏追捕孙文的通缉令，亦初无异词，其后并照样票选袁氏为正式大总统。等到袁氏当选之后，这些从龙之士，就遭走狗之烹了。此是后话。
掉转头来，再看看失败了的孙中山先生在做些什么。在二次革命于1913年7月12日正式发动之后，孙公本拟南返广州坐镇，不意8月2日舟抵马尾时，得讯广州已败，乃由日本驻福州领事馆暗助，绕道台北，潜往日本（中山过台北时曾住御成町之梅屋敷，即今国父史迹馆所在地）。此时袁政府已要求日本不许接纳中国叛党，所幸中山在日关系众多，而日人亦欲利用中山反袁，所以孙公终能在日落脚。
在日本落脚之后，中山痛定思痛，认为革命遭受若是挫折，实在是由于辛亥革命成功之后革命党涣散。自从同盟会被改组为国民党，蛇龙混杂，纪律全无。要完成革命，打倒袁世凯，则这个颟顸无能的国民党，非加以改造不可。因此他老人家再度流亡日本之后，席未暇暖，就开始搞起这项改造工作来了。
这次孙总理在日本所做的，是把国民党改造成一个新党，叫作中华革命党。其党魁拥有绝对的权力。它的党章说明革命分三个时期进行的。军政、训政时期之后，还是要回到宪政时期的。这儿只能三言两语把昙花一现的中华革命党交代一下。因为它是袁世凯时代的产物。不交代一下，在那个时代，虽至圣大贤的孙中山先生，也要搞绝对权力，我们就很难了解袁世凯为啥要做皇帝了。还有那位美国书呆子古德诺，何以背了那么大的中国黑锅，至今仍未得平反，也就很难平反了。
根据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现存史料，中山一到日本，尚住在黑龙会首领头山满家中时，他就开始组织这个新党了（见《国父年谱》所引誓约原件和党员名册等历史文献，最早日期为1913年9月27日）。至于中华革命党是个什么样的政党，这儿我们只能长话短说。第一，人事和组织都还倚靠当年同盟会的老底子；第二，革命程序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进行；第三，党中所有的高级干部不由选举产生，而由党魁直接指派；第四，党员分成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三级，所有党员“必须以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而图革命之成功为条件，立约宣誓，永远遵守”（载“党章”第七条）。因此每个党员入党时，皆须各立誓约，加盖指模，声明牺牲自己，“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见102号蒋志清即介石誓约原件。此件签于上海，时间为1913年10月29日，原件稍有笔误。笔者曾见此原件）。
孙公信仰基督教，对洋习惯极为重视，因此对按指模，宣誓服从党魁，看得天经地义，丝毫含糊不得。他自己身为党魁，也照样宣誓立约，只是把“服从党魁”改为“统率同志”，把“服从命令”改为“慎施命令”而已（见同上641号誓约，此件孙公亲书于1914年7月8日，唯未按指模）。
据当时亲自参与此事的居正事后回忆，其时同志中即有人对按指模、服从个人的一些仪式略有异议，而孙公则寸土不让。居正犹忆其言如昨：
一、革命必须有唯一（崇高伟大）之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为强有力之团体人格。
二、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
三、孙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忠心革命同志不应作服从个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是错误。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不懂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
四、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我敢说除我外，无革命之导师。如果面从心违，我尚认为不是革命同志，况并将“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一句抹煞，这是我不能答应，而无退让之余地的。
同时孙公对按指模一事，也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不容丝毫更动。那时在一旁观礼的青年居正，不禁感叹说：“总理意志强毅，态度坚决，南山可移，此案不动。”
当时国民党要员星散，滞留日本者，除陈其美、戴季陶、居正、张人杰、钮永建等数人之外，实寥寥无几。其他主要党人如黄兴、李烈钧、柏文蔚、吴稚晖、蔡元培，甚至中山的死党汪精卫等人，都因对寡头政治没胃口而闻风远逸，甚或罢工、杯葛，使孙公这个新党始终未搞成气候，除开了一次成立大会和若干次小行动之外，也就不了了之了。
中山在此恓恓惶惶期间，想不到政坛失意，却情场得意。1914年10月25日，他在东京竟然和比他年轻二十六岁的美女宋庆龄结婚了。新娘二十二，新郎四十八，虽是老夫少妻，却情爱甚笃，对失意的孙公，实是莫大的慰藉。他二人的婚姻对后来国、共两党政局的影响，都至深且巨，对此我们也不妨略说几句。前文已言之，在孙公出任临时大总统期间，宋庆龄的大姐宋蔼龄曾是孙公的英文女秘书。就笔者所知，宋蔼龄可能是转型期中国女秘书这项行业的老祖宗了。在那风气闭塞的时代，亦见孙大总统开风气之先也。迨孙公亡命日本时，宋蔼龄仍随侍在侧。不久宋蔼龄因与孔祥熙结婚而去职，乃改介刚自美国学成归来之二妹以自代。殊不知宋庆龄刚抵日本，行装甫卸，席未暇暖，新上司竟忽然向她求起婚来（此故事是宋庆龄晚年亲口告诉斯诺夫人的）。一位黄花少女，抵挡不了一位老总统的求爱，她也就私许终身了。可是当她返沪禀告父母时，其父宋耀如竟大怒不允。然姑娘心有所属，海枯石烂不能移也，竟以私奔方式潜返日本，与孙公共结连理；梨花海棠，也是当年哄传国际的韵事。当孙、宋的婚事为头山满所闻时，头山满不免大惊说：“不是要同姊姊结婚吗？怎么换了个妹妹呢？”（见头山满晚年谈话）
关于孙、宋的婚姻故事，中西文字和日文的记载，都不算稀罕。当年的革命老同志口述尤多。这些老人家，一般对宋庆龄的妇德都甚有好评。他们这桩婚姻，对我们民族的命运曾发生过重大的影响。故顺便记录之，因为它本身就是历史嘛！
［附注］梁启超曾在《新民丛报》上批评我国传统史学为帝王家谱。笔者如今写出上列故事，读者之中，可能也会说是帝王家谱之一例。可是梁说此语，是在我们文化转型的启蒙期食洋未化的似是而非之论。其实我国史学是源出于谱牒之学，早见于甲骨。此后在我们国家强于社会的帝制时代，谱史合一原是个必然现象。基督教的《旧约圣经》、伊斯兰教的《古兰经》，还不是从家谱开始？中国传统史学是独步全球的；西方的现代史学史，尚未超过三百年。梁氏对中西比较史学初未经心，始有此启蒙期的哗众之言。笔者曾有专篇试评之，有暇当补述之也。
现在再看看袁氏在平定二次独立之后，又在搞些什么新花样。从政治的权术上讲，孙公的二次革命，对袁氏实在是求之不得，天降良机。何也？因为袁氏虽从孙公处取得了总统大位，但他并没有真正地统一了中国。上章已略述之，由于那时地方政府中传统的回避制度被彻底地破坏了，全国各省差不多都被当地的军头所盘踞，应缴中央的各种地方税收，通统都被借口扣留了。袁氏的中央政府对他们可说是毫无办法，既不能行文，更不能动武。结果弄得中央政府分文不名，只有靠举债度日。而上下两院的国会，在国民党多数的控制之中，对外债又啧有烦言，把袁氏弄得捉襟见肘，有志难伸。
在这些地方军头之中，靠山最大的，不用说便是国民党所掌握的粤、赣、皖三督了。袁氏如能削此三藩，对其他诸省就不难传檄而定了。天降良机，中山竟号召三省独立，这就给袁世凯以削藩的机会了。二次革命既败，对袁来说是收复了半独立的三个重要省份。他下一步就要收拾那些在二次革命时，意存观望的动摇分子了。湖南的谭延闿、浙江的朱瑞、云南的蔡锷、广西的岑春煊等都被以不同的借口解除了兵权。这只是杀鸡儆猴啊！其他省中的大小猴王，像坐镇武汉核心的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洪，像威镇东南、虎踞金陵的张勋，像折寨山西的阎锡山，像自称“绿林大学”毕业的奉天（辽宁）张作霖和被调回云南的唐继尧等人，在大总统的恩威兼施之下，战战兢兢，就再也不敢心怀异志了。其中最为强而有力，也是最难削掉，却非削不可的大藩镇莫过于“面存忠厚，内具机心”（胡汉民的评语）的黎元洪了。但是袁世凯托中山之福，总算把“黎菩萨”请到北京“软禁”起来了。
削藩之外，袁氏的另一着棋，便是自我扶正，从临时大总统晋升为正式大总统。原来在宋教仁还未罹难的孙、袁蜜月期间，国会之内关于总统和宪法的问题，早已有了两派不同的意见。一派主张先制宪，后选举。他们认为没有宪法，哪来总统呢？另一派则主张先选举，后制宪。他们的理由是，制宪乃百年大计也，不妨慢慢来，而选举总统则是当务之急。因为民国成立一年了，列强至今还在观望，没有承认我们这个革命政权。我们连个总统都没有，何能要求列强承认呢？两派原来各有各的理。二次革命后，袁氏权力陡增，他就坚持先选举，后制宪了。果然在他当选之后，英、法、俄、德、意诸列强都纷纷承认中国的新政权了。
原来早在孙文任临时大总统期间，国会根据《临时约法》已组织了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来起草宪法；另组有宪法会议，来审查、研究有关制宪和行宪的一切事务。现在在袁氏的压力之下，两会乃暂把宪法放下，而集中力量来草拟一个宪法附件的《总统选举法》，经上下两院三读通过之后，乃由宪法会议于1913年10月4日公布施行。两日之后，国会就依法召开总统选举会选举正式总统了。斯时国会之内仍有若干反袁分子不满于袁之操纵国会而杯葛选举，因此第一次投票，袁竟未获得当选票数。袁党大惊，乃临时由首都警察厅及其他地方机关，发动街头游民和流氓、地痞、乞丐，凑成一个非法的公民团数千人，将国会团团围住，议员只许进不许出，不选出总统，暂不解围。在此情况下，袁世凯才最终当选为正式大总统，于是街头鞭炮齐鸣，皆大欢喜。如此掩耳盗铃，代议政府也就不可复问矣。
袁世凯那时真正感兴趣的只是正位做大总统，他怕的是名不正，则言不顺也。一旦正位之后，他就不愿作茧自缚，受任何法律的约束了。在当时的国会中，既然是先选举，后制宪，如今既选举矣，则制宪就是顺理成章的了。他们试图制订出一部详尽的宪法草案来，这便是近代中国宪法史上的第一部宪法草案，所谓《天坛宪法》是也。可是此时的袁世凯，不管是天坛、地坛，他都没有兴趣了。因此，这部《天坛宪法》（全名是“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虽经国会于1913年10月三读通过，但最终还是成了一张废纸。
其所以然者，便是在袁的心目中，这部新宪法对他的约束远大于旧约法。他既然是在旧约法还有效的期间选出的正式大总统，与其受新宪法的约束，倒不如把旧约法按己意增修，以为过渡，迨其政权稳定了，再按己意制宪不晚也。
袁本是一个旧官僚，但他毕竟是个智商很高的政客，经受了两年现代政党政治的磨炼，搞起新的寡头政治来，做法自便，出手也颇为不俗。他的步骤便是从头来起。首先组织个御用的造法团体，把1912年的老约法加以修正，造出个完全适合他自己绝对权威的新约法来，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袁是个在朝的总统，其实他和在野的党魁孙中山搞绝对权力的想法，实在是殊途同归，一个铜元的两面。只是中山在野，心有余，而力不足；袁氏在朝，因而他就不顾一切，将独裁进行到底了。
大位既正之后，袁氏奔向极权的第一步便是解散国民党，彻底镇压乱党暴徒。以颠覆政府的罪名，袁世凯的确杀了不少国民党党员。长话短说，袁氏正位之后，首先大肆捕杀地上地下的国民党党员，一时血腥遍地。而最不可思议的是，杀国民党最为心狠手辣的竟是那位被革命党所拥护而成为开国元勋的“忠厚长者”、有“菩萨”之称的黎元洪。当年武昌起义，拥黎最力的“首义三武”，竟有二武被黎杀掉。前文曾提到他如何假袁之手而残杀了张振武。现在再让我们看看，他是怎样把蒋翊武杀掉的。
蒋翊武（1885—1913），湖南澧县人，是清末转型期中千万个爱国热血知识青年中的一员。幼年在常德读小学时，就因闹革命而被开除学籍，后逃往上海，入中国公学就读，曾与胡适同学，加入竞业学会，共同创立《竞业旬报》（胡一度主编），并加入同盟会；其后又在日本读军校，回武昌后加入新军做学兵，秘密组织搞地下革命的文学社，任社长，与孙武所主持的共进会密切合作。武昌起义就是这两个组织秘密发动的，蒋翊武为民军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后来他们自觉太年轻，号召力不够，才把个“忠厚长者”的“黎菩萨”硬拖出来做头头，成就了黎氏一生的光辉事业。迨黎假手袁氏而杀掉张振武时，蒋翊武已官拜中将加上将衔，自然也是个闲差。二次革命之初，谭延闿在湖南宣布独立时，乃委蒋翊武为一个空头的鄂豫招抚使；迨二次革命失败，谭氏取消独立时，蒋翊武反被告密为畏罪潜逃，终在全州为北军桂林镇守使陈炳焜部所捕。黎元洪得讯，乃立电袁氏强调说“不予迅诛，终为后患”，袁乃电陈令“就地枪决”。陈以袁电示蒋翊武，蒋翊武读电神色自若。次日，陈炳焜设盛宴款待。宴毕，蒋翊武乃坐上镇守使的官轿，由陈氏恭陪，同赴桂林丽泽门外之刑场。出官署时，卫兵举枪敬礼，蒋翊武亦举手答礼。至刑场后，蒋翊武曾向在场观众作最后讲演，词毕，遂“端坐红毯上，从容就义焉”，时年仅二十八岁。古人云：“慷慨成仁易，从容就义难。”蒋翊武固不愧男儿［见《国父年谱》转载姚跨鲤著《蒋大同传》，及诸种民国名人传记与随笔。一说行刑士兵不忍开枪，乃由监刑官以手枪击死。抗战期间，长沙大火之后，酆悌（1903—1938）因案被杀时，情况亦颇相似，转型期的历史悲剧，不忍卒述也］。
二次独立实在是出诸少数人的意气用事，但是枉死的冤魂，总在万人以上吧！真是革命未成万骨枯，从何说起呢？
袁世凯和黎元洪于1913年10月10日就任中华民国正式正副大总统之后，时未期月，袁就在11月4日发布解散国民党令，凡属国民党的中央和地方一切机关“限令到三日之内，一律勒令解散”。至于隶属国民党籍的国会议员，则一律追缴议员证书与徽章。两日之内，被追缴者达四百三十八人之多。此时国会中所谓“八百罗汉”的议员，总数不过八百二十人。一旦有四百三十八个“罗汉”失去了议员资格，议会便失去能够开议的法定人数（quorum），整个国会就瘫痪了。会内附属的一切小组委员会，尤其是宪法会议和宪法起草委员会，自然也就自动停摆了（见1913年11月5日《政府公报》。原文数千字，征引广泛，所指乱党，除汪精卫之外，几乎所有前同盟会高干，被一网打尽，靡有孑遗也。此电全文复印于上引《北洋军阀，1912—1928》，卷二，第501—509页）。时未逾月，袁再度于1914年1月10日发布解散国会文告数千言，这个美国模式的中华民国国会，也就寿终正寝了（见同上，第511—516页）。
袁世凯总算是把民国元年的老国会弄垮了，但他并不是要当个没有国会的总统。相反，他要毁会造会，制造个御用的国会作橡皮图章，来随时待命使用。做了两整年议会政治的学徒，他也学会了一些基本技巧：做起事来，顺理成章；说起道理来，也其言甚辩。他废弃上述的《天坛宪法》，理由是他这个大总统是根据1912年的《临时约法》选出来的，如今这个新的宪法草案和他这个总统，在法理上抵触太多。例如他是根据总统制的选举法选举出来的总统，《天坛宪法》则是个内阁制的宪法。总统乎？内阁乎？如采纳了《天坛宪法》，则将来势必修宪。与其修尚未经采用之新宪法，何如增修已经采用了两年的老约法乎？其言甚辩。
须知袁此时在政党政治中已非吴下阿蒙，他已有一个极为精明的智囊团，像杨度那样胡适所谓了不起的人物，强辩足以饰非。他们帮袁氏辩论，纵是当时世界级的权威学者，也要让他们三分。这是个纯法理、纯学术的辩论和探讨，纵时至今日，也是写不尽的。限于篇幅，不能作更详尽的交代。贤明的读者但知其在法学（science of jurisprudence）上不可小视足矣（这儿附带说句常识，在今日西方学制里，JSD才是正牌的大狗头；JD只是硕士也）。
袁这个厨房内阁（kitchen cabinet）要替他设计增修约法，就得有个像1912年那样的各省代表会啊！真是无巧不成书，这时那个号称第一流的熊内阁，为着要搞体制改革，正在筹备召集一个所谓行政会议，拉到黄牛当马骑，这一下就被袁世凯“铆”上了。
熊内阁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袁世凯在削平“三藩”之后，一时威望冲天，为配合这个新时势，他要使他的政府也一时无二，这样，由进步党组成的以熊希龄为首“第一流内阁”就应运而生了。前文已言之，民国新成，政党数百，而最后打入国会者，只有三大党。国民党是第一大党，掌国会议席三分之二以上，与国民党抗衡的第二大党则是进步党。进步党是原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而成的，成员多是清末颇负时誉的保皇派、君宪派的新人物，如状元张謇、进士熊希龄、举人梁启超等，都是真正的了不起的人物，与前任的暗杀党赵秉钧不可同日而语也。因此纵是同盟会中与他们针锋相对的孙、黄、汪、胡、蔡、吴等人，对他们也英雄识英雄，颇具敬意与好感。袁世凯在赶走国民党之后，起用这批新人，纵是国民党人也承认熊氏的内阁是第一流内阁。
［附注］写到这儿，不禁想起年轻时所见所闻的一则趣事。1935年某日，我在上海报刊上读到一则新闻：前国务总理熊希龄和金陵女大毕业的海伦（Helen）——毛彦文女士结婚。新郎六十六，新娘三十三，新郎为争取新娘欢心，竟为她割须弃袍。婚礼进行中，新夫妇梨花海棠，表现得恩爱无比，据说是“你不嫌我老，我也不嫌你丑”云云。当时曾掷报大笑。想不到六十多年后，面对电脑屏幕著书，竟然又提到此老，不禁也推开鼠标，笑叹不已也。
熊希龄这时在搞啥体制改革？啊，那可说不完呢！熊进士今年才四十三岁（小孙中山四岁），少年科甲，中年拜相，春风得意，正是英雄一展抱负之时。这时政敌（国民党）已败下阵去，进步党人才济济。熊氏要搞的体制改革可多呢！第一，为防制藩镇，他要裁军废督；第二，为提高地方政府行政效率，贯彻中央政令，他要虚省设道，实行省、道、县地方三级制。
总之，熊氏要搞体制改革，就要召集个各省代表会，他为之定名曰行政会议，并于1913年11月15日电令各省与蒙、藏地方派遣代表来京参加会议。可是袁世凯拉到黄牛当马骑，乃改其名曰政治会议，想利用它来搞对他自己来说更急迫的事务。袁之需要盖有两端：一为缓冲解散国会后，国内和国外的政治和舆论上的压力；其二便是乘机筹备他自己将来可以直接掌握的御用国会，并乘机增修约法，甚至搞出一部钦定宪法来。
同月26日，袁乃明令指派李经羲、梁敦彦、樊增祥、蔡锷、宝熙、马良、杨度、赵惟熙八人正式组成机构加以推动。稍后并特派李经羲为政治会议议长，加派张国淦为副议长（张是黎元洪的心腹）。12月15日，政治会议便在北海的承光殿正式开幕了。这是袁的智囊团（think tank）替他设计御用国会的第一步，也是后来推着他逐渐进入新华宫的第一步（见同上《政府公报》）。
但是这个政治会议虽有中央和地方代表八十人之多，它本身则只是个咨询机构，是个厨房内阁的扩大。它负责研究出许多政策，提供给政府采纳施行，当然同时也可以为总统和政府分谤。它所提的建议，如停止国会议员之职务（把国会彻底解散），如解散各省省议会和各种地方自治机构等，政府都欣然采纳施行，无待细述。至于增修约法一条，那就改变了国家根本大法，影响深远了，应稍加解释。择要言之，他们建议另外建立一个约法会议作为国家的立法机关，并草拟一份《约法会议组织条例草案》供政府采纳。政府乃据此于1914年1月26日公布实行。一个拥有会员五十七人的约法会议，乃于3月18日正式开幕，以孙毓筠、施愚为正副议长，在政府的授意之下，一部完全适合袁大总统意志的新约法——《中华民国约法》，就于5月1日公布了。
根据这个新的根本大法，国家立法机关采用一院制，曰立法院。在立法院未成立之前，由新建立的参政院代行职权。简言之，袁世凯这个参政院的组织和性质与国民党当年的国民参政会是大同小异的。你说它是花瓶，无人能够否认；你说它没有政治作用，也不很恰当，它也确有一定的政治作用。只是袁氏这个参政院，却代行了短期的立法权。除了袁世凯所需要的法律之外，它居然真的拟定了数十种国家所需要的一般法律，如森林法、出版法、国籍法、著作权法等，这些都成为国民政府时代同类法律的蓝本，对后来人民政府的立法，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至于它承旨替袁氏所立之法，如大总统选举法，那就是助纣为虐了。今且抄录一段1914年12月29日参政院修正通过的《修正大总统选举法》，以见其要。
第一条有中华民国国籍之男子，完全享有公权。年满四十以上，并居住国内二十年以上者，有被选举为大总统资格。
第二条大总统任期十年，得连任。
第三条每届行大总统选举时，大总统代表民意，依第一条所定，敬谨推荐有被选举为大总统资格者三人。前项被推荐者之姓名，由大总统先期敬谨亲书于嘉禾金简，钤盖国玺，密储金匮于大总统府，特设尊藏金匮石室尊藏之。前项金匮之管钥，大总统掌之。石室之管钥，大总统及参政院院长、国务卿分掌之，非奉大总统之命令，不得开启。
根据这个选举法，袁世凯不特享有终身职务，死后传妻传子，悉听尊便。袁世凯有此传妻传子的终身特权，应该心满意足了，殊不知人心不足，为着十万元订制的一袭龙袍，甘冒个人生命之险，偏要逆水行舟，而终遭灭顶。后章再谈谈他的黄粱一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