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民国史上政争不循法律途径，而用枪杆，这是第一次。在1912年秋冬之际，国民党在选战中大获全胜之后，形势丕变，宋教仁就以为由他来组织一个清一色的政党内阁，此其时矣。熟谙中国古典政治的袁世凯，也就仿古行事，采取“不能重用之，就除（杀）之”的老办法了。
民国新成，革命刚了，军政善后，处处需钱。孙之让袁，军力之外，最大的原因便是经济。而解决经济困难的唯一办法便是商借外债。孙公首行之，试以路矿税收抵押，所得甚微，而受谤弥深。
在本世纪初，民国二年（1913）所发生的“宋案”（宋教仁被刺案），和随之俱来的由国民党所发动的反袁内战（所谓二次革命），实在是中国近代史上所不应该发生的两项偶然事件。不幸的是，历史上的偶然事件，往往会导致必然的后果。在民国史上政争不循法律途径，而用枪杆，这是第一次。袁（至少是袁党）之杀宋，是一错；而国民党之以暴易暴，兴兵倒袁，则是再错。历史不是数学，两负不能变成一正。一错、再错之后，此例一开，接着三错、四错随之而来，就变成武力至上、军阀混战了。
袁世凯是否一定要杀宋教仁？宋其实在早年的同盟会中，一直被他的同志们视为亲袁派，所以袁也一直对他是加意笼络，甚至视为子侄呢！袁对汪精卫也是如此，他要儿子袁克定和汪拜为盟兄弟。汪也是当时革命阵营中的亲袁派。事实上，辛亥革命期间，非袁不可的口号，便是汪精卫首先喊出来而举国和之的。
［附注］我们搞历史的人千万不能为现时观念（presentmindedness）所误导。不能因为汪精卫当了汉奸，便把他前半生的形象一笔抹煞。事实上，汪在投敌之前，他在全中国的公共形象（public image），实在是全国第一人。他在民初国民党中的地位，也是总理孙文的当然继承人，排位在黄兴、宋教仁、胡汉民之上。笔者早年曾撰有《恩怨尽时论汪精卫》一长篇细述之。此文遗失，有暇当补作之。汪是位很标准的文人、诗人、情人，他不应也不能搞政治。但是后天环境引他误入政坛，用非所长，接连犯了十大错误。全国人民、全党同志敬之，爱之，厚望之，原谅之，所以他犯了九次错误都能东山再起。只是他第十次则犯得太绝了，全国人民和绝大多数的历史学家都无法原谅他，汪氏就遗臭万年了。
事实上，宋教仁和汪精卫在当时国民党中的地位，原是伯仲之间。宋是一位爱国者，一位有为有守的君子，并非可怕之人。只是他少年气盛，精力过人，心比天高，自命不凡，又生个倔强的个性和毫无顾忌的大嘴巴。做起演说来，听众掌声如潮，欢声雷动，使政敌听来，就真以为他是拔毛成兵的齐天大圣了。其实宋教仁不是袁世凯、蒋介石那一流的人物。在聚义堂中坐第一把交椅的不是八十万禁军教头的林冲，更不是力能打虎的武松，而是能调和一百单八条好汉的“及时雨”宋江。虽然宋教仁也曾被他的政敌叫成梁山盗魁，但是渔父（宋的别号）是个直来直去的革命者，毕竟不是宋江。
总之，宋教仁不是个有心计的人。相反，正因为他搞政治锋芒太露，不特党内党外都树敌太多，招忌太甚，纵是一般国人、党人，对他也不太心悦诚服，甚或同党相妒呢！君不见，在孙文大总统第一次组阁时，党中才气最大、声望最高的高干，也是孙公最看重的，一夜之间就能草成一篇不朽的《民元约法》的宋教仁，不就有遗珠之憾吗？其后，唐内阁垮台，陆徴祥组超然内阁（内阁中的国务委员一律脱党）。陆徴祥不孚众望，称病辞职（1913年9月），袁曾有意召宋教仁为总理，另组“混合内阁”（只重人才不分党派），而终未实行，乃改提前内务总长赵秉钧暂代；这也是赵忌宋特甚的道理。宋之所以未能代陆的原因，第一便是宋在各党派中政敌太多，不易领导混合内阁；第二也是宋一向坚持政党内阁（清一色由国民党成员组阁），袁不愿，而事实亦不可行。袁的借口是当时任何一党都人才不够。这显然也是事实（见前一章引《北洋军阀，1912—1928》，卷二，第22—63页，选辑《大总统与同盟会代表之谈话》，原载1912年6月22日《政府公报》；另见《宋教仁谈话》，原载1912年10月7日上海《民立报》诸篇）。
在1912年秋冬之际，国民党在选战中大获全胜之后，形势丕变，宋教仁就认为由他来组织一个清一色的政党内阁，此其时矣。熟谙中国古典政治的袁世凯，也就仿古行事，采取“不能重用之，就除（杀）之”的老办法了。
［附注］曹操和刘备煮酒论英雄时，曹操告诉刘备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这一下把刘备的筷子都吓掉了。刘备所怕的便是“不重用之，就除之”这则古典老套路。《三国演义》在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影响之大超过正史。
1913年初春，在宋氏旅行讲演锋头正健之时，袁即连电召宋来京磋商要政。袁的本意或许就是试“重用之”，不成，再“除之”。可是内阁总理赵秉钧对这个最大的政敌，就是欲先除之而后快了，他或许得了袁的必不得已时就“除之”的默许，迫不及待地便悍然提早“除之”了。杀宋之后，风波闹大了，袁可能认为赵之悍然杀宋，为的只是保持相位的一己私利，而搅乱袁对整个大局的布置。赵之杀宋，不是体谅领袖苦心，而是投机取巧，为保持自己总理的位置，不顾主子的困难，而悍然为之，这就不能饶恕了。因此后来赵也就不得好死了。
宋教仁是奉袁的电召于3月20日晚，从上海北站乘夜车去北京的。很多人认为宋氏此行可能是入阁拜相呢，所以送行者甚众。这时孙中山正率大批国民党随员，如戴季陶等，东渡作访日之行。中山访日的目的是考察铁路。可能也是志在吸引日资来中国筑路。袁氏固知中山非筑路之人也。而此时国民党选战新胜，中山的信徒和从龙之士都相当骄纵，他们四处活动，孙大总统卷土重来之声浪也不绝于耳。南北再度分裂的谣言更是传遍全国。如今孙公重访日本，大唱其大东亚和中日联合的高调，而远在甲午战争之前，袁在朝鲜做小钦差时与日本便有杀身之仇。现在孙公要引进日资来中国筑路，同时因为俄国正在蒙古搞分裂活动，要蒙古脱离中国而独立，袁政府无如之何。中山乃密电袁世凯，建议联日抗俄。中山本人在日亦正为此而活动频繁，日本固求之不得，而袁为之惴惴不安，就不难理解了。在此关口，赵秉钧是否乘机进谗，外人固无由知晓，然赵于此时正在暗中积极布置杀宋，则史料似甚明也。所以宋在上海起程时，车上汽笛方鸣，他和黄兴、陈其美、廖仲恺、于右任等诸多送行者方施施然走向月台入口处时，不意一个刺客忽然在背后出现，向宋腰际开了一枪，击中要害。宋应声倒地，车站上一时秩序大乱，刺客乃乘机逃去，无影无踪。
在20世纪初年，中国正处在转型运动的早期一转百转的时候，袁、赵诸人搞后来所谓的特务工作，也还不够现代化。他们还是用买凶杀人的老勾当。这个凶手武士英原名吴福铭，只是个失业军人，并非行动机警的职业杀手。由于在上海滩流浪，乃被赵秉钧派在上海的特工应桂馨（本名应夔丞）临时收买，来对宋行刺。武士英既非职业杀手，所以未受过专业训练，他在穷困不堪时，曾向同住在鹿鸣旅馆（一作六野旅舍）的两个学生借钱，并夸口杀人还钱。他自己甚至不知所杀为何人。迨宋案发生了，这两位学生阅报告密，陈其美等乃报请租界巡捕房，往六野旅舍搜查武士英不获，却发现了应桂馨的名片，从而逮捕了应桂馨，并抄出大批原始文件，才暴露了应夔丞之背后指使人和经费来源实出自北京的国务院内务部的一位秘书洪述祖。抄获文件显示，洪又受命于国务总理赵秉钧，而在行刺之前，洪自夸曾报告“极峰”袁总统，总统甚表欣慰云云。
不过这些抄获文件，多系密电隐语，并且几乎是洪、应两人之间的片面之词，确实内容如何，亦可作不同解读。再者，另据原对袁党甚为不满的京师警察总监王治馨告诉张继说：“洪述祖南行之先，见总统（按：指袁世凯）一次，说现在国事艰难，总统种种为难，不过二三人反对所致，如能设法剪除，岂不甚好。”袁笑曰：“一面捣乱尚不了，况两面捣乱乎？”话止如此。宋遯初被难后，洪自南来，又见总统一次。总统问及遯初究系何人加害。洪曰：“这还是我们的人，替总统出力者。”袁有不豫色。洪见袁颜色不对，出总统府，即到内务部告假，赴天津养病（见《国父年谱》，第459页，引《张溥泉先生回忆录、日记》）。
此事如发生在当年美、英等国家，两造律师在法庭上的辩论，就要旷日持久，然后听取法官裁决，不服亦可上诉，官司打到终审法庭为止。不幸这是民国初年的中国啊！国民党人愤激之下，就一口咬定是老袁干的了。黄兴于4月13日所撰的挽宋联说得最明白。黄说：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黄兴虽如是说，但他还是主张用法律解决。可是孙中山于3月25日从日本赶回上海时，一怒之下就立刻主张兴兵讨袁了。中山是个现代政治家，尚且如此轻视法治，袁氏是个落后的老官僚，不动声色地调兵遣将，来个兵来将挡，那就更顺理成章了。在转型初期，虽至圣大贤的孙、黄二公尚且不能免藐视法律之言行，自郐以下，就无待多言了。
再者，“宋案”发生于华界，而由租界巡捕破案，依法应移交江苏都督程德全及中国法庭主审。袁世凯得报，乃连电程都督彻查案情。程乃会同黄兴上将和前司法总长伍廷芳、王宠惠，根据上海地方检察厅厅长陈英所接收的由租界巡捕房移交之证物，呈报袁世凯。人证、物证均十分完备，在全国人民众目睽睽之下，如作公开审判，对中国由专制向法制转型，实在大有裨益。不幸原告、被告两造，当时皆缺乏法治观念，思想都甚为落伍，舍法院不用，而使用枪杆，就使历史倒退，遗祸无穷了。
事隔八十多年了，我们今日回头看去，心平气和地就事论事，我倒觉得此事颇像尼克松总统的“水门事件”。事发时总统可能不知实情，乃下令严查，查明之后，发现却是自己的人干的，乃又企图为犯案人隐瞒，因为犯案者皆是尼氏最忠诚的下属也。人家本为你犯法，你现在要执法以徇，倒打一耙，岂不令忠贞之士寒心哉？总统想为自己人隐瞒，因为政敌太多，愈要隐瞒，愈瞒不了，知法犯法，尼总统就被逼退位了。
另外，民初的“宋案”，读来也颇像蒋经国晚年所发生的“江南案”。蒋经国晚年对为他作传的“叛徒”刘宜良（江南），不用说是深恶痛绝，但是后来曝光的一切证据显示，蒋经国并没有直接手令或口令要把江南干掉。干掉江南的却是，不成问题的，蒋下面最最忠诚的特务和黑道。他们在杀人曝光之后，据说蒋经国为他们的愚忠和愚蠢气得死去活来。
再者，我们根据三千年来的中国史书和八十年来的历史实例，知道最高当局、大独裁者，尤其是袁、蒋这样的独裁领袖，他们有意杀人，都不会动用正式手令或口令的。他们只需皱皱眉头，自然就有聪明人知道其意义何在。佛经上有个故事说，某次灵山大会上，佛祖拈花微笑，大迦叶尊者就知道佛的意思何在。这种智者的本领，洋人叫作read his mind（揣摩其心）。在中国古典政治学里则叫作“承旨”。乾隆皇帝下江南时，路过济南府，乃问起古书里有关齐国女儿城的故事，随行的大臣都大掉其书袋，以自表博学。只有一位大太监知道主上真正的意思，乃尽搜女儿城中的美女，来替皇上伴宿。此事为皇后侦知，就前来闹场，被丈夫踢了一脚。她又去向太后申冤，太后又认为哪个猫儿不沾腥，拒绝主持正义。乾隆爷自己也认为他这位吃醋的老婆不能母仪天下，就把她废掉了（故事见萧一山著《清代通史》）。
这种有read his mind本领的聪明人，历史上不知有多少人。戴笠说他能体谅领袖苦心，这体谅二字，便是一针见血的经验之谈。可是真正的忠臣，体谅领袖苦心之后，按照领袖的苦心，主动地去执行还是不够的。万一在执行中出了问题，你还要为领袖背尽一切黑锅，负尽一切责任。领袖如果为了化解他自己的责任，而要向你借头一用之时，你得慷慨捐头而口无怨言，是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只有如此，才算是真正的功臣、义士。古人所谓死士，即彼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者也。只有这样，你才能取得领袖的绝对信任，成为领袖的心腹，去享荣华、受富贵。但你如善于read his mind，就想乘势为你自己的利益而取巧利用之（take advantage of it），一经发觉，那你就是自掘坟墓了。
袁世凯和赵秉钧的关系，似乎就是如此。赵揣摩袁的意旨，似乎肯定袁有意杀宋，所以他就加意筹划了。袁之所以连电邀请宋教仁入都，磋商军国大事，显然他还是在“重用之”和“除之”的两极之间徘徊不定。宋教仁本人似乎也有此感觉。因此他在奉召入都之前，对自己的政治前途甚为乐观。他甚至在被刺之后，自知不起之时，还没有怀疑是袁氏对他下此毒手，所以他还要上书总统（这在帝制时代便叫作上遗折）作最后诤谏呢！书曰：
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10时45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穷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毫权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见纳。（载1913年3月22日《民立报》）
宋之遗折颇有忠荩之忱，读来哀婉。袁或无立刻杀宋之心，然赵为保存其相位，而乘机除一劲敌，或为杀宋之主要动机所在，亦未可知。果尔，则袁反为赵背杀宋之黑锅矣，是耶？非耶？袁氏当时通令自辩，也说：
共和国家以道德为基础，以法律为范围。就司法方面言之，非推究全案本末，又经法庭公开者，不得轻加论断。就行政方面言之，非考求此案原委，实与法律违反者，不宜信口雌黄……须知刑事案件应候司法机关判决……岂容散布浮言，坐贻实祸？（见1913年5月4日《政府公报》）
他这话也有他的道理，读史不能以人废言也。而宋逝未几，凶手遂在牢中中毒而死。未几洪述祖亦畏罪潜逃，赵亦猝毙，胡为乎而然哉？你说这是民初军阀时代的政府下流吗？纵在美国，肯尼迪总统是谁杀的呢？杀肯尼迪的刺客又是谁杀的呢？后来杀刺客的刺客之死，又是谁干的呢？
政治暗杀，古今中外都是罄竹难书的，不查个水落石出，就硬把疑犯（suspect）当主犯（convict）是很落伍的现象。其实黄兴所说的“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杀宋教仁”，这三大暗杀案，若从纯法律的观点来分析——如果读者贤达和在下都是三案的陪审员（jurors），我们就很难确定袁世凯是真正的刑事犯——证据不足之故也。
不过话说回来，转型原是一转百转的，连搞特务也要遵循这项规律。胡适先生治红学就曾说过，《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便是康熙皇帝派到江南来的特务，他的手段就是通过吟诗论文以结交南方的文人和艺人。另外还广散金钱以救济寒士，以示朝廷的恩德，争取民心。袁世凯做了总统之后，他也派遣了特务来做南方的工作。应夔丞显然就是袁所派遣的第一个特务。他的任务首先便是打探国民党在南方的活动，同时也利用金钱收买文人、创办报刊为袁氏作宣传。应夔丞在北京的顶头上司便是洪述祖，时任内务部秘书，由国务总理赵秉钧直接指挥。
应夔丞原是策动武昌起义的共进会的一个干部，他和武汉军政府中的三武显然都是一伙的。后来张振武与黎元洪争权，被黎骗往北京，并乞袁世凯代为杀之。袁其时正在拉拢黎氏，乃不问案情，便将张振武枪杀。张振武一死，黎元洪便完全投向袁世凯，而与原先捧他上台做开国元勋的革命党，尤其是共进会为敌了。他把共进会说成黑帮，说成匪类，要加以彻底解散和消灭。共进会的成员当然也把“黎菩萨”“伪君子”恨得牙痒痒，要加以反击。应夔丞原是张振武的党羽，因反黎也被黎所通缉，从武汉逃回上海。在同盟会扩大为国民党之后，应也就在党部内进进出出，和陈其美、宋教仁、黄兴、于右任等都很熟识。所以宋教仁死后，国民党在上海为宋办丧事时，应夔丞竟然也是个热心帮忙的同志，当然他地位太低，与总长级同志是高攀不上的。等到应东窗事发，陈其美等都大为惊异：杀宋的凶手竟是国民党自己的同志。
当然，自从1905年同盟会成立之时起，革命党阵营之内就一直在闹窝里反，一天也没有太平过。武昌起义之后，黄兴在汉阳吃了败仗，孙武就领衔通电骂黄。等到孙中山做了临时总统，黄兴奉命遴选阁员时，汉方共进会成员也无一人入阁。那还是在共忧患的时期，如今国民党选战大胜，天下在望，共安乐就更难了。因此在袁、孙相斗，外弛内张的情况之下，袁党想在革命党内搞个反间组织，他们就“铆”上应夔丞了。应与洪述祖有旧，似乎是远亲晚辈，又是原革命党心脏中人物，而且与孙、黄等有隙，应还是深入帮会的黑道中人，与上海的青帮、广东的洪帮和长江上游的哥老会似乎都有若干往还，在上海滩头也颇为吃得开。一经洪氏利诱，应就倒入袁党，为袁在国民党中当卧底了。
如果特务是民国政府里一种特殊建制的话，应夔丞实在是这行的老祖宗。暗探和秘密警察这类东西，在中国历史里，远在春秋战国时即有记载，近至明末的东厂和雍正皇帝的血滴子，都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但是把这些古老的东方封建残余现代化，转型成20世纪俄国的克格勃、德国的盖世太保和美国的FBI或CIA，那却是从袁世凯这个简陋的特务班子开始的。从应夔丞到戴笠，精益求精，愈来愈可怕；他们的转型，也是有其阶段性的。所以我们要注意现代化（modernization）这个东西的属性是中立的，它可以为善，也可以作恶，不是凡现代化的东西都是好的。
根据从应夔丞家中搜获的颇有系统的材料进行分析和组合，我们所知道他这个小特务机关的形成经过大致是这样的：在应夔丞有意投靠北京袁党来做国民党的反间工作，袁党亦有意利用他时，洪述祖乃被派南下做应的直接领导。洪在政府中的地位虽只是内务部的一个秘书，但他却是袁世凯六姨太的近亲。袁共纳有妻妾十五人之多，以合法妾侍身份住在袁家的共有九人。这时从于夫人到五姨太都已年老色衰，不足伴寝，五姨太因长于家务，这时专管袁的日常生活；而六姨太则尚在轮流侍寝之末，还算未完全失宠，枕畔床头，仍可以替她弟兄拉点裙带关系。所以洪述祖夸口说他可以晋见“极峰”，或许也有几分真实性，他确是有所谓通天的特权的。而洪在那个传统社会里是一种下流的宵小，则是可以肯定不移的了。替主子干杀人绑票、贪赃纳贿、拉皮条、找女人，是一种“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的狗腿子的工作。像袁世凯那种传统士大夫阶级出身的人，大太太的弟兄们一般都有相当自尊之心，都不可能替他做这种下流勾当，可是对姨太太的弟兄们来说，那往往（注意“往往”二字）就是他们的专业了。这是中国传统社会里所特有的一种社会行为（social behavior）；它不是外国人，或转型后期的世纪末华裔中青年知识分子所能轻易了解的了。不过关于洪述祖与袁之第六妾的关系，笔者一直存疑。袁之第六妾姓叶，与袁生有二子三女。但袁与洪的关系似甚亲密，非比寻常。洪为叶之近亲，为叶作些金钱外务，则极有可能也，当续寻之。
人类的意识是受他的同时代的社会观念支配的。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如果千年不变，那这一社会里的社会成员（social being）的集体意识和观念，也就千年不变。因此在这种社会里，凡事愈老牌愈好。政治上最老的，也是好的模式，就是夏商周三代了。人类的社会道德，也是愈老愈好，所以才有所谓人心不古这一类的成语。相反，一个社会如果十年一变，像我们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社会，则年龄相差十年的人，就要发生代沟（generation gaps）了。因此今日老年的中国知识分子，读到上述那个社会现象，可能都会会心地莞尔。中青年，或早岁有外国心理背景的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就不大容易理解了。
袁党那时要利用应夔丞的第一步安排，便是撤销黎元洪对应的通缉。借口便是应自愿帮助政府，解散那与黑道帮会有密切勾结的共进会（应自封为该会的会长）。第二步则是利用江苏都督程德全，替他安排一个江苏驻沪巡查长的位置，为应做秘密活动的掩护（cover job）。巡查长的公开职责便是“侦察匪情，报告政府，听候处置”；换言之，巡查长只是一个侦探长，本身没有指挥警察捕匪的权力。他这项冠冕堂皇的公开职务，是程德全安排的。程是个依委于袁、孙之间的老官僚。他显然知道，“侦察匪情”这项职务中，“匪”究竟指的是谁，他夹在袁、孙之间做官，只有两面磕头，才能自保。
根据从应处查获的文件，我们知道他这个小特务机关是由北京国务院直接领导的。应的顶头上司便是洪述祖，并由洪经手，国务院每月秘密拨款二千元作经费。他们不但在新闻界收买了一个叫作《民强》的刊物（杂志），专门替袁党宣传，以与国民党报刊相对抗，他们甚至遍访或捏造孙、黄、宋等人的劣迹（如男女关系或骗诈贪污等），编写成书，在日本印刷十万套，运回国内流传，以做人身攻击，中伤孙、黄、宋等人的人格，诬蔑他们的声誉。至于他们怎样忽然从这些低级的宣传工作、情报工作，走上了暗杀之途，那显然是受宋教仁在1913年初春所作的一系列反政府的激烈讲演的影响了。
宋教仁那一系列对政府过激的批评，曾受到北京某要人不具名的反驳。袁世凯当然也会颇为不悦，而形之于颜色（皱皱眉头）。这一来，当然就被善于观察人主颜色的内侍们看到了，他们因此就要承旨办案了。在有意或无意之间，袁姐丈可能也留有杀宋的话柄，据此洪述祖就电嘱应夔丞写几篇激烈的文章。如此则应氏不但可以得到多至三十万元的酬劳，并且还可能有勋位可拿、勋章可佩呢！这样应就去寻找刺客了，最后找到了一个失业军人武士英，干出一记窝囊的刺宋案来。其实际情况，大致和蒋经国晚年的“江南案”，大同小异。
［附注］根据洪、应之间的密电，洪许应的经济报酬，出自“公债票”。民初中国政府所发的公债票是当时国际股票市场上最抢手的股票，原因是军阀政府为急于取得债款，债票都以最大的折扣尽快出售；等到公债到期时，由于有海关或路矿等企业作担保，还本时都按票面价值加利息计算，所以“爱国的”购债人，利莫大焉。洪述祖为应夔丞安排所购三百多万元公债票的折扣便是百分之六十六，其利可知，所以洪盼能得若干分润。见上引洪、应密电。
以上是笔者个人根据数十年来对“宋案”探索的兴趣和阅读数十万字的一手档案与二手报道，以及对当年遗老不断的访问，所写下的“半张纸”的宋案案情。自信虽不中，亦不远也。当然历史上有名的政治疑案，都是写不完的。甚至最大的案子也言人人殊，无定案之可言。笔者旅美半世纪，看到肯尼迪总统和马丁·路德·金牧师的被刺案、（美式）足球明星辛普森杀妻案和克林顿总统的绯闻案，至今，可能永远也不能定案。不但案不能定也，史家执笔亦各是其是，读史者也各非其所非也。执简以书之，以备一家之言云（有关宋案的最近出版物，如台北的“党史会”出版的《革命文献》第二册，即所载甚详。关于最近的出版品，读者可参阅上引《北洋军阀，1912—1928》，卷二，第64—145页，“刺杀宋教仁案”）。
上节已言之，宋案发生时，中山正在日本访问。3月21日孙公得报，乃中止访问，立刻回国，于3月25日返抵上海。当晚便在黄兴寓所召开国民党高级干部会议，以商讨对策。在众人极度悲愤的情绪之下，中山便力主起兵讨袁。但是与会者中除戴天仇（季陶）一人随声附和之外，其余多力主通过法律方式解决，黄兴尤其主张慎重。因此国民党中乃逐渐形成孙、黄两派，反袁之目的相同，而手段互异。中山主动武，并说“若有两师兵力，当亲率问罪”云云。但是国民党那时连两师军队也没有。纵有，亦绝非袁之对手。袁此时兵多将广，哪是两师军队就可打得倒的呢？国民党此时虽号称拥有皖、赣、粤三省地盘，然中山用武的号召一出，三省都督柏文蔚、李烈钧、胡汉民立有回电，皆以绝无实力可以宣布独立。中山还有个想法——亲自去东京向日本乞援，联日倒袁。这着更不可行。日本那时对华正虎视眈眈，欲乘虚而入没个借口。国民党那时要联日倒袁，就自弃于全国人民了。
黄兴主张法律解决，虽也未必能立竿见影，但那毕竟是解决暗杀凶案的正当途径。国民党那时究竟还是国会之内的绝对多数。袁氏投鼠忌器，背个全国皆知的杀人主使犯的恶名，至少他还不敢对全国第一大政党动武，加以毁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他和杨衢云于1895年，密谋在广州起义时，就曾主张四处放火以虚张声势。后来在镇南关起义时（1907），中山亦曾亲上前线，亲手开炮。其后孙大总统被陈炯明叛兵赶上永丰军舰（即后来的中山舰）时，他要向广州市区发炮反击叛军，炮手不愿误伤市区平民，婉拒发炮。孙公大怒，乃亲自拉线开炮，还击叛军。所以中山先生的个性，并不是我们平时国父长、国父短那幅谦谦君子的形象呢！
因此在这二次革命时期，国民党和、战两派并没有一致的政策，黄兴等主张法律解决，曾由江苏都督程德全向国会要求组织特别法庭，公审宋案，却为司法总长许世英所驳回。许认为不向地方法院起诉，而另组法庭，是干涉司法独立。可叹的是，在宋氏生前大力推动之下，为组织政党内阁，这时北京的国务委员，自赵秉钧总理而下，当然包括许氏，都是国民党的党员。党员对宋案都各有不同的意见，当然也就授人以柄，让袁世凯也有更多的借口了。
至于中山的动武一派，那就更是小儿科了。他们没有大兵可调、地盘可据，却在武汉市内搞一些不必要的地下活动，被黎元洪破获，说他们是谋刺黎副总统，报入中央，因而大开杀戒，党人宁调元、熊越山等被捕，后来都被枪毙了。总之，国民党内议论未定，袁世凯的兵已渡河。在南北战争的空气正弥漫全国之时，袁氏也早就调兵遣将，着着进逼，准备动武了。
胡适说：“麻将里头有鬼。”事实上，打政治麻将，则鬼更多矣。在这场袁、孙两派的政治麻将里，孙党就手气奇差，简直没一张好牌；而袁党则手气奇佳，好牌不断涌现。当袁氏决定对国民党动武时，忽然来了个杠上开花，他向六国银行团交涉了两年的善后大借款，这时忽然马到成功，由六国中的五国（美国退出）联合借给中国政府两千五百万金镑，合两亿银元。久旱逢甘霖，袁政府便迫不及待地于4月27日未经国会表决就正式签字接受了。这消息一出，袁党军心大振；而国民党则全党大哗，认为是非法借款，意在发动内战；党人领袖与参、众两院议员，亦函电纷飞，抵死不承认借款，因而也就增加了讨袁的口实。其实当年各省都督，只有四省反对借款，而通电赞成者则有十七省也。
如今，八十多年后，恩怨已断，历史学家秉公以论之，借款案与刺宋案一样，也是个法律问题，在一个法治国家之内，两造律师在法律之前也是辩不尽的。民国新成，革命刚了，军政善后，处处需钱。孙之让袁，军力之外，最大的原因便是经济。而解决经济困难的唯一办法便是商借外债。孙公首行之，试以路矿税收抵押，所得甚微，而受谤弥深。迨孙公解职，把这烂摊子让与袁世凯，眼看纵是南京留守一个衙门，裁兵之需即为二百五十万元之巨。孙公解职让袁，岂不真是无官一身轻？后来在孙、袁蜜月期中，中山为袁的经济困难，借箸代筹，也认为举债之外，别无二途。但是那时列强环伺，都以借债为蚕食中国主权之不二法门。各帝国主义之间的明争暗斗，何等复杂，我政府应付之道，稍一不慎，便丧权辱国。笔者昔年曾为此乞教于曾任国务总理和财政总长的顾维钧先生，以及曾任中国银行总裁和江浙财团首脑的张公权先生等，试图探其奥秘，谁知所钻愈深，愈不见底。盖外债一项，不特牵涉北京政府时期中国朝野公私的各种建制，深不可测，其在债权国家，各帝国主义之间朝野公私的纠结亦不在债务国之下。稍加深入探索，则三五百页之著作，未必能见其项背也。有暇当列专章略探之，在本章中，我们只可说，袁党这个大赌客“手气好”，在他正需钱打内战时，交涉经年的善后大借款刚好在此关口签字。原来本为善后而借款，如今借了款反不能善后，也是国运多舛吧，夫复何言（为了解善后大借款的大致经过，读者可参阅上引《北洋军阀，1912—1928》，卷二，第146—260页，“善后大借款”）？
总之，袁、孙两党的对峙至此已剑拔弩张，正如早年的美国内战（1860—1864），蓄势已成，就看谁开第一枪了。林肯是个聪明人，他等着（甚或是以调兵遣将行动引诱着）南方来开第一枪。一枪既发，他就以国家元首之尊，为维护国家统一，下令讨伐了。林肯这个狡猾的手腕，后来又被罗斯福学到了。珍珠港事变之前，罗氏深知美日之战不可避免。但他格于国内孤立派之反对而不敢公开表态，只有制造战争形势，希望日本小鬼来开第一枪。谁知他手腕玩得太灵活了，连中国给他的最机密而可靠的日本发动战争的情报，也故意地延宕了。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吃了珍珠港那个大亏。但是，朋友，美国是吃了大亏了，日本开第一枪的代价就更大了。非关本题，暂时打住吧！
我国民国初年的二次革命的形势也是如此。那时还在转型的初级阶段，打内战还不知啥叫保密。中山宣扬联日讨袁的种种策略，应夔丞阶段的特务虽然很原始，这点情报袁党还是有的，至于袁的调兵遣将（他把李纯精锐的第六师于5月初自保定南调武汉，另调精锐从海道向上海增援），就更是公开的了。而国民党此时，黄兴的主和派的声音，已早被中山主战派的主张所淹没，战争形势已成，这时国民党还在宣传袁氏的大借款不合法，则中山的联日倒袁，搞分裂活动又何尝合法呢？大家都无法无天，那就只好由枪杆来决定一切了。所以在民国史上，第二次革命事实上是第一次内战。坏事怕开头，打了第一次内战，以后就有第二次了。如果说第一次是个偶然，第二次就是个必然了。百姓无辜，罹此浩劫，也是命运使然吧！
当然这第一次内战，强弱势殊，袁世凯此时是采取主动的。6月9日，袁以大总统令，把江西都督李烈钧免职，由驻节武昌的副总统黎元洪暂代。而后粤督胡汉民（6月14日）、皖督柏文蔚（6月30日），亦相继被免，同时黎元洪在武汉亦大肆搜捕从事地下活动的国民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是时粤、皖两省的国民党内部皆有窝里反现象，胡、柏二人虽心有不服，还是遵令去职。李烈钧因在江西掌握较稳，被撤职心有不甘，乃潜沪与中山密商，之后又潜返江西湖口，约集心腹同志及武汉避难党人，密谋起义抗袁；举棋未定，李纯已受命为九江镇守使，率军步步进逼。李烈钧不甘示弱，乃于7月12日，在湖口要塞布檄鸣炮，公开起义讨袁，打响了二次革命的第一枪。
［附注］这二次革命和民国开国后的第一次内战，便带有严重的区域主义（regionalism）的色彩。我国古代地方政府，本有一种回避的制度，如汉制便规定，本郡人不能为郡守，非本郡人不得为郡吏。这就是现代政治学上的所谓制衡制，是很科学的。此制断断续续地实行了两千余年未尝废。清制仍遵守本省人不能任本省督抚的传统制度。所以在有清二百余年的地方政府里，三藩以后，再未发生藩镇割据的现象。民国成立之后，首先就把这一优良政治传统破坏了，民初各省都督几乎全是本省人，这就开启了本省军阀盘踞本省的恶例。国民党这民初三督，也都是本省人；跟他们闹窝里反的也都是本省人。例如广东，那时中山下面的哼哈二将——胡汉民和陈炯明都是广东人。二人不和，弄得两人都想反袁，却都不敢反袁。江西的李烈钧控制得比较好，窝里反问题不大，所以他敢于起兵反袁。但是李的本省同志之反袁，为着革命的利益，显然没有他们抗拒北军（客军）心情的严重。其时远在云南的蔡锷（蔡为湖南人而任云南都督），对此日益滋长的regionalism便深具戒心。蔡虽然也是反袁人物，此时他却助袁，通电痛斥李烈钧：“以前行为，本难宽忍。”（见1913年5月29日《云南蔡锷艳电》，载上引《北洋军阀，1912—1928》，卷二，第144页。此电在原书中误印为1915年）此一区域主义，后来竟滥觞于军阀时期。至台湾而变本加厉，可悲也。
这时愤恨袁氏专权，或仅为不满现状，欲为自身另找出路的国民党中下级军官，亦所在多有。如今江西义旗一举，各地也纷纷响应。国民党的据点在江西、广东、安徽、上海固无论矣。纵在较北的徐州驻军之内，也不乏反袁义士。须知在那个时代，国民党并没有自己的军队，它所有的不是当时有革命倾向的正规国军慕义投靠，就是地方杂牌民军就食而来，他们的战斗力和纪律，有时且远不如袁氏的北洋六镇。一旦接仗，往往就如古人所说的趋市民为战。不但战斗力有限，而且军纪松弛，亦不下于北军。加以武器、粮饷皆缺，因而士气不振。上海由陈其美指挥，连个制造局亦屡攻不下，徐州、广东、湖南一触即溃。稍微能坚持一两周者唯湖口与南京两处，伤亡溃败亦惨不忍言。
南京原有若干民军起义，然由于都督程德全首鼠两端，弃职潜往上海，孙派之激进军官何海鸣等确有意死守南京，苦撑待变。中山亦曾有意亲临指挥，终以黄兴抱奋勇而来则罢。然黄氏觉事无可为，半途易服而去。迨柏文蔚从安徽战场败至南京，曾痛批黄兴为“一将无能，千军受累”。可是吾人今日回看，实觉孙公之发动二次革命，正如美国杜鲁门总统对麦克阿瑟有意侵华之评语曰：“斯为一天时、地利、人和，无一不错之战争也。”（A war against a wrong enemy，on a wrong place，at a wrong time）焉有胜利之望？
二次革命时未迭月，革命军就全军尽没，国民党全党上下，被扫地出门之后，早期梦想的以美为师、民主共和政体的实验，也以全盘失败告终。袁世凯早就感觉共和政体不适用于中国（见他和顾维钧的对话），再经过与国民党一番痛苦的斗争之后，金窝，银窝，终不如狗窝，他老人家就要回头去做皇帝了。吾人今从世纪之末，回看世纪之初，大概没有什么历史难题不能理解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