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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若论开国元勋主持国政的时间，则中华民国开国的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孙文，可能是为时最短的了。然见微知著，不谨细行，终累大德，袁世凯后来之身败名裂，都可于此等细微人品中见之。执简者能不慨然？一个政客每好逞一时之快，而罔顾死后遗臭万年，是愚不可及也。当政者应知生前自律才好。
正因为我民族中也多的是黄兴一类的贤人烈士，才能抵制那些民族败类、文化渣滓、昏君独夫、党棍官僚、土豪劣绅和市侩文痞，而使我民族文化绵延五千年而未至于绝代也。言念及此，每于午夜清晨，试溯旧史，辄至感慨万端，有时且垂涕停笔，不能自已。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若论开国元勋主持国政的时间，则中华民国开国的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孙文，可能是为时最短的了。孙公于1912年1月1日宣誓就职，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到2月14日，他就向参议院辞职了，参议院也通过决议接受他辞职。虽然孙公延迟到4月1日始正式解职，但从就职到辞职，孙文先生只做了四十五天的临时大总统，实际担当政务也只三个月。这不仅在民国史上是最短的一任总统，在中华五千年史上，也是在任最短的开国元勋了。
孙去袁来。袁世凯是宣统皇帝溥仪于2月13日下诏退位后第三天，也就是孙文大总统向参议院正式辞职的第二天，由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在南京全票选出的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笔者在前一章已提过，袁本另有打算，要由他自己承清朝太后之命，召集国会，决定国体，然后由国会选举他做总统。如此他就不需要做革命党的总统了。但是他未能如愿，不得已而求其次，他现在也只有通电接受革命党参议院所推选的大位。如今既接受此职，就得接受他们所通过的实行内阁制的约法和以南京做首都的决定了。袁对做总统的法律根据，暂时不敢提出异议，对把南京作为首都，他就推宕了。猛虎不能离山，袁世凯何能离开北京呢？南方就决定派遣迎袁专使，迎袁南下。
事实上，孙之让袁，原是不得已而为之。政治是最现实的。既让之又想严密控制之，就是一厢情愿了。因此专使之无法达成任务，也就不待智者而后明了。这次南京派往北京的迎袁专使团是由教育总长、德胜于才的好好先生蔡元培进士领队的。团员计有宋教仁、汪精卫、钮永建、王正廷、刘冠雄、魏宸组、曾昭文、黄恺元八人。专使团由孙大总统于2月18日授命，22日偕同唐绍仪自沪起程，取海道北上，26日抵北京，翌日谒袁，恳谈，欢宴。袁似无拒绝南下之意。蔡专使亦甚乐观。孰知29日深夜北京突然发生兵变。东安门外及前门大街闹市之中，枪声劈啪，火光烛天。变兵且破门突入专使行馆。蔡、汪等衣冠不整，各不相顾，分别越墙而逃，后经西人保护，辗转逃入东交民巷之六国饭店，始幸免于难。此变迅即蔓延至通州、天津、保定各要邑。这一来，袁乃据为口实，婉拒南下。蔡专使等白面书生，惊魂未定，也就电报孙公，不敢相强了。
这记兵变是袁某授意的呢，还是历史上另一个偶然？历史家聚讼至今，仍无证据可下正确结论。据张国淦当时得自徐世昌的绝密消息，兵变原是袁克定的阴谋，想以黄袍加身的办法，在皇城劫持溥仪，逼乃父称帝（见张氏遗著《北洋述闻》，1998年3月上海书店出版，第41—44页）。张氏当时曾是唐绍仪的随员，后为黎元洪谋士，其后并在内阁相继任要职，见闻甚广。然此说在当时虽甚流行，却始终未能确切证实。另据各方目击者记述，以及后来历史学家如吴相湘教授等的严密考证，皆一致认为实非袁之预谋，只是此变正如月前袁之被刺未中，对袁之政治安排，却是变得其时也。本来民国之奠都何处，纵是革命党人亦意见不一。南京孙、黄一派，虽力主定都南京，汉方实力派的黎元洪、沪方光复会分子章炳麟等，甚至临时参议院内的投票结果，以及掌革命党本身舆论的《民立报》都主张奠都北京。现在袁既不愿南下，再加上个兵变，奠都北京就变成历史的必然了。
孙中山在得到蔡专使的报告之后，遂咨请参议院审议，让袁以电报向参议院宣誓，在北京就职，然后整个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孙中山一言九鼎，3月8日袁的宣誓电报抵达南京，即咨请参议院认可，于是袁世凯于3月10日在蔡专使观礼之下，正式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了。但是其时仍留在南京的临时参议院，却扳请孙中山继续负责中枢政务，直至袁总统的内阁完全建立之后再解职。因此从3月10日至4月1日，孙公正式解职之前的三周时间里，中华民国曾有过两个合法的临时大总统。但是孙公的泱泱之风，就远非袁世凯所能望其项背了。但袁世凯那时在国民心目中的声望，似乎还在孙公之上呢！
举例以明之：袁世凯就职之后，便立刻颁布大赦令。彼固深知此令，一需参议院同意，二需内阁副署，始有法律效力，然袁之悍然为之者，显然是故意表示，他目无参议院与前任孙公也。这就缺乏大政治家应有的风度了，甚至可以说是以小人之心，做流氓之行了。而孙公颔之，未与计较，并咨请参议院追认之，未动声色（有前总统之咨文，在法律上便可免新内阁之副署）。这就显示了孙中山先生的大政治家的风度。这只是个人的小意气，法律程序上，无足轻重的细枝末节，读史者亦多未察也。然见微知著，不谨细行，终累大德，袁世凯后来之身败名裂，都可于此等细微人品中见之。执简者能不慨然？严肃的读者或许认为这只是因为袁之缺乏现代法学常识，而非故意藐视孙公也。实际并非如此。原因是这时唐绍仪亦在北京，朝夕在袁之侧，足备咨询也。证诸后来史例，此时唐绍仪显然曾大力劝阻，而袁氏不为所动。是耶？非耶？一个政客每好逞一时之快，而罔顾死后遗臭万年，是愚不可及也。当政者应知生前自律才好。
袁世凯就职后，孙中山翌日公布采行法国式责任内阁制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袁世凯3月13日任命唐绍仪为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并负责组阁。同月29日，唐绍仪乃向南京参议院提出新阁人选。完成一切法律程序之后，袁、唐新政府乃正式确立，南北一统。4月1日，孙中山遂正式解职。今且将袁政府最早的形式和人事架构，条列于下：
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字慰亭，河南项城人，五十三岁。
副总统：黎元洪，字宋卿，湖北黄陂人，四十八岁。
国务总理：唐绍仪，字少川，广东香山人，五十二岁。
外交总长：陆徴祥，字子欣，江苏上海人，四十一岁。
内务总长：赵秉钧，字智庵，河南临汝人，五十三岁。
陆军总长：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四十七岁。
海军总长：刘冠雄，字子英，福建闽侯人，五十四岁。
财政总长：熊希龄，字秉三，湖南凤凰人，四十二岁。
司法总长：王宠惠，字亮畴，广东东莞人，三十一岁。
教育总长：蔡元培，字孑民，浙江绍兴人，四十四岁。
农林总长：宋教仁，字遯初，湖南桃源人，三十岁。
工商总长：陈其美，字英士，浙江吴兴人，三十六岁。
交通总长：施肇基，字植之，浙江钱塘人，三十五岁。
（原提名梁如浩，参议院未通过，后由施肇基递补。）
南京留守：黄兴，字克强，湖南善化人，三十六岁。
这个唐内阁不用说是袁大总统的钦定内阁。其实权如外交、内政、陆海军、财政和交通，都清一色地掌握在袁记人物手中。其他如司法、教育、农林、工商各部，不特在袁世凯统治下，无关痛痒。
［附注］记得1948年笔者某次在南京中山门外的农业实验所访友，见一美国进口的全新高级房车，施施而过，车上天光云影共徘徊，气势逼人。好奇而询之，始知是国民党政府新任农林部部长左舜生之座车也。盖当时纵是炙手可热的国民党高干，亦鲜有此高级新车。左氏因系青年党加入国民党政府，为内阁中之新人，始有此新车也。十余年后，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学部访问左公时，曾戏述往事，并以老农林总长宋教仁故事相比拟。左氏亦苦笑欷歔不已，并说他曾写过袁世凯，将来更要为蒋介石作祭文。谁知左竟先蒋而逝。左公病重时，他的学生吴坤淦先生曾电余乞援，我也曾签请哥伦比亚大学当轴，想为左公申请若干研究补助费（honorarium），以济眉急，后来据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所曾送他三千美金。不知实现否也？这都是国家动乱，知识分子一言难尽的悲哀，也是大时代的小掌故吧！故随笔记之。
袁总统既无心依法行事，放弃实权，实行真正的内阁制，唐总理因此就只是袁总统的一个盾牌，最好是受其命，做其事，代其背黑锅，不但任其劳，还能任其怨，鞠躬尽瘁，和其稀泥，死而后已。若不甘心和稀泥，要挂冠而去，那只有悉听尊便了。所以唐总理就职不过三个月，就真的挂冠而去了。据说唐绍仪在挂冠之后，也曾碰到刺客行刺，所幸此刺客尚有良心，被唐氏说服，掷刀而去。此是后话。
唐绍仪（1860—1938），广东香山人，是孙中山的同乡，长中山六岁。他二人在近代中国政坛上虽都位至极品，但二人所走的却是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在辛亥革命以前，二人既不相识，亦无往还。民国成立之后，二人始渐成莫逆。绍仪有一叔父曾任香港英商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Co.）的买办，认识容闳（1828—1912）。因此容闳在清末同光之际主持幼童留学事务时，在香港就读英国学校、年仅十四岁的唐绍仪便被选入第三班，于1874年送往美国留学。绍仪在美一住七年（1874—1881）。二十一岁时在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College）读本科尚未毕业，清廷嫌“幼童”过度西化，乃悉召回国。翌年唐遂奉命随总理衙门洋员，德国人摩伦道夫（P.G.von Mollendorff）去朝鲜，为朝王整理财政，颇有成绩。时袁世凯（年二十三岁，长唐一岁）亦刚随军入朝，是为二人订交之始。后来袁氏在朝一帆风顺，做了小钦差，唐氏则紧跟其后，做了小钦差的二把手，主持最重要的外交与财政。其后袁氏在清朝政坛不断升迁，唐亦随之水涨船高。在外交、金融、铁道各部门，累任要职，终至邮传部尚书、奉天（今辽宁）巡抚等一品大员。迨袁被摄政王开缺，回籍养痾，唐亦不免。至袁氏东山再起，唐亦再度出山，做袁之和议代表，已详志于前一章。如今袁当上了临时大总统，唐之官拜责任内阁之首相，也就顺理成章了。
根据唐绍仪的资历、见识和人际关系，他倒是个很理想的责任内阁的首相人选。他具有现代政治家所应有的国际知识和经验，他和袁的长期友谊，也赢得了袁的高度信任。孙中山对他的尊重和乡情更是难能可贵。同盟会中的高干对唐也表现得极其友好，并竭力邀其加盟。由黄兴与蔡元培介绍，唐也于3月30日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宣誓加入同盟会。因此唐内阁也可算是个同盟会（后来扩充改组为国民党）的政党内阁了。有唐内阁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竟然连三个月的寿命都维持不了，则民国政府的问题何在，便不是历史学家三两篇文章就可以说得清的了。容当慢慢深入探讨之。
另外袁政府还有个特殊现象，虽只是个历史性的承继，与袁本人无关，然亦不妨略述始末。在前任孙文政府里的首席部长，原是陆军总长。那是军事第一，革命时期的革命内阁的组织。如今唐内阁则是国家恢复正常之后，依法（包括对外条约）行事的和平内阁。为赢得列强对民国的承认，则民国政府就不能做违反国际条约之事。在前清，中国中央政府的首席部长，原是外交部长。因为这是那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上明文规定的。那时列强由于不信任以任何方式组建的中国政府，为便于随时可与中国政府交涉，他们要求把外务部提升为首要部门。外务部尚书等于是内阁中的第一副总理。在他们看来，只有这样，那个风雨飘摇、变化无穷的中国政府，随起随伏，都无损于他们的利益。洋人既如此要求，中国官僚又何敢说一个不字呢？因此在民国初年的北京政府里，外交总长也是内阁里的首席总长。其后，北京政潮起伏，直如儿戏，而做外交总长的往往都做了署理阁揆，甚或实授阁揆了。像后来的陆徴祥、王宠惠、顾维钧，都做过内阁总理，就是这个道理。
再者，那时搞外交的职业官僚（technocrats）一般都各有其国际背景。他们平时以纯技术本领，徘徊于中国各实力派政团的夹缝之间，干禄公卿，等候雇用。那些横行中国的军阀们，谁都不敢开罪他们，有时还要倚赖他们来寻找通洋之道呢！在那个时代，中国国内的任何政治派系都竭力寻找国际路线，以夺取政权，或巩固政权，有的甚至为此不惜丧权辱国。在民国初年的军阀时代，知道这项内幕运作的专家，莫过于三朝元老的顾维钧先生了。他腹笥之广，笔者不知有第二人也。可是顾公本人也卷入其中，未便畅所欲言。然笔者每从旁代为点出，顾公亦微笑颔之，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嘛。笔者当年亦曾把他们的故事尽量加以发掘，并写入《顾维钧回忆录》的英文原稿。不意这些故事后来竟被核稿人通统删除，因为万页原文已嫌太长，容纳不下题外之言，为之奈何哉？
上述袁、唐新内阁的另一特点，便是黄兴所主持的所谓南京留守了。今且谈谈他在南京留守任上的职责，再及其他。
南京留守，事实上是收拾烂摊子。辛亥革命虽然只革命了八十三天（从1911年10月10日到1912年元旦），也并没有打过几场热仗，但是却把个处处有啼痕的东南弄得遍地皆兵。处处皆自认为对革命有功的开国革命军，自然也包括安徽拿两个“咸鸭蛋”就光复了芜湖的一批革命小将。那时的东南各省是遍地黄花开。你如能聚众两三百人，就可自封都督，有时甚至泛滥到一省九督的程度。清军既不来剿，他们彼此之间为着争地盘，往往就互相砍杀了。在上海，陈其美杀了陶成章；在长沙，谭延闿杀了焦达峰；在武汉，黎元洪假手袁世凯诱杀了张振武。这些都是当时革命阵营中自相残杀的例子。
这样有功于革命的大小部队，当时在南京留守管辖之下的总共有三十万人之众。黄留守如是个野心家，或生就个军阀胚子，那他大可乘势学学袁世凯的小站前科或蒋介石的黄埔经验，将这三十万留守部队，汰弱留强，提炼十万精兵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上与袁氏争半壁河山，下与阎锡山、唐继尧、陆荣廷同步，裂土封疆，做个民国藩镇、一省军阀，又谁曰不可？然字习东坡，文宗韩柳，熟读圣贤之书，高风亮节的大革命家黄秀才，有所为，有所不为也。贤明读者批览拙文，可能嫌在下对黄大元帅过誉了。其实不然。吾人遍读近代中国革命史，对我革命先烈，实有由衷之崇拜。试问黄花岗上七十二先烈（其实不止此数），何一而非黄秀才哉？黄君身在前敌，指断未死，固亦幸存之活烈士也。再看我抗战八年，前仆后继之数百万将士，其死国之惨烈，可胜言哉？朋友，为着民族生存，为着人类公理，我千万先烈，死且不惧，区区裂土封侯之虚荣，美妇醇酒之俗欲，有何足恋？我辈执笔文人，每觉我民族文化只是一大酱缸，肮脏污染之外，一无可取，果尔，则吾人对上述千千万万之烈士圣贤，又何以交代？正因为我民族中也多的是黄兴一类的贤人烈士，才能抵制那些民族败类、文化渣滓、昏君独夫、党棍官僚、土豪劣绅和市侩文痞，而使我民族文化绵延五千年而未至于绝代也。言念及此，每于午夜清晨，试溯旧史，辄至感慨万端，有时且垂涕停笔，不能自已。历史学家也是人嘛！虽尽量压抑人皆有之的情感，仍难期其入至善之境也。读者贤明，当能体验之。
长话短说，黄兴那时在南京留守任内，他所真正致力的，便是怎样收拾这个烂摊子，遣散这些烂部队，好让革命后的国家有个喘息的机会，来从事和平建设。吾人要了解，革命就是打天下。革命党如今打了天下，从积极方面来说，他们有建设国家的任务；从消极方面来说，他们也有参加朝政，甚至升官发财的权利。谁知他们打了天下之后，革命果实竟被一个前清老官僚一手揽去。当初的革命者在孙中山解职之后，竟弄得四大皆空，无事可做。如今黄大元帅既然还留守在职，南京应该是失业革命家和相关人士谋取一官半职的帅府。因此求职人士挤满金陵客舍，弄得留守官邸也八行盈尺（旧时代的书信格式是每页八行），黄留守头大如斗。求职者挥之不去，只好登报声明，不能徇私，无职可给。
黄留守官署这时估计，要遣散三十万官兵，最低限度的恩饷（遣散费），非二百五十万两不可。留守处哪有这笔巨款呢？依法报请北京国务院索饷，初上任的唐总理也两手空空，除举外债之外，别无财源。但是外债又岂是好借的呢？清末列强为着筑路、开矿、谋取特权和厚利，原有所谓四国银行团（英、美、德、法）和六国银行团（另加日、俄两国）之组织。这些列强对中国原来是要搞领土瓜分的嘛！例如，英国要占西藏，俄国要占新疆、蒙古、满洲，日本要占南满和闽南……但是它们彼此嫉忌，分赃不均，弄得各国势力相持不下（under the balance of power），英、美两国因而推动了保持中国领土完整、列强利益均沾的所谓门户开放政策。后来，列强以义和团杀了洋人为借口，组成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最后我们竟能只赔款，不割地，也算是李鸿章办弱国外交的一个奇迹吧！
这次唐内阁由于样样需钱，而财源无出，不得已乃向四国银行团商借外债白银八千五百万两。在签约之前，并乞先垫三千五百万两，以济燃眉。四国原已答应垫款，然日、俄闻报抗议，坚持分润，中国不得已乃改向六国银行团商借。可是日、俄又另提要求：此款不得用于满、蒙地区。盖满、蒙早被日、俄两国视为禁脔。事关满、蒙，应向日、俄分别磋商，不应让四国银行团乘机介入。而四国行商，又因不信任中国官僚，纵允借款，亦应由四国派员监督使用。斯非稍有立国尊严之任何主权国家所能承受，而环伺列强，对中国则视为当然，辱华之甚，不忍卒言。后来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终因无法对付内外夹攻，在政、经两途俱走入绝境之时，任职未及三个月，便失踪而去，此是后话。笔者在编撰《顾维钧回忆录》时，曾搜罗有关中外史料，与顾氏细论之。盖顾为唐绍仪的东床快婿，斯时又职兼国务院与大总统府双重机要秘书，熟知其内幕也。借款故事说来话长，得暇当以专篇处理之，此处暂时打住。有心读者欲知其详，请参阅拙撰顾书及相关文献，当可知其大略也。
话分两头。这时的孙中山先生在大总统解职之后，无官一身轻，率领了青年子女孙科、孙琬和随从胡秘书、汪外办（且借用个当前的名词）、廖仲恺夫妇、章士钊夫妇，以及新从美国毕业归来、年轻貌美的英文书记宋蔼龄女士等男女数十人，浩浩荡荡，四处游历讲演，所到之处，士女争睹丰采，辄至万人空巷。孙公此时微近中年（四十六岁），西装革履，一表人才，在佳人名士簇拥之下，玉树临风，道籍仙班，真是大丈夫当如此也。相形之下，这时在南京弄得焦头烂额的黄留守，就只是个整日拖拉的骡子和垃圾夫了。劳逸悬殊若此，亦命也，运也？
孙公此次演说旅行是从上海开始的，后来赴武汉黎副总统之约，溯江而上，经南京、芜湖、安庆、九江而至汉口、武昌。4月初的长江中下游，正是莺飞草长、春暖花香的季节。游春士女，听众如云，盛况空前，自不待述。孙公讲演宴谈十余场，主人虽随地改换，而客人演说内容则一也。
长江之行中期，袁总统亦曾专使盛约孙前总统往北京一行，而中山思乡心切，期以他日。霸王项羽说得好：“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孙公于4月中离汉赴沪，22日南巡抵福州，25日返广州，继续在欢迎会上讲民生主义，27日返香山故乡晤卢夫人；6月中在广州继续其平均地权之演说，6月底经香港返沪。盖中山虽功成身退，而对“政治革命之后，宜继以和平的社会革命”之理想，却自成体系，甚欲实践之也。
孙中山先生原是近现代中国，笔者个人所一再反复申说的文化转型期中，自有一套颇具原始性的建国蓝图（original blueprint for national reconstruction）的最高当国者。他那一套建国思想，形成所谓三民主义的理论，至此已相当成熟。辛亥之后，他对袁世凯曾寄以热忱的厚望，认为在袁氏治下，他的民族、民权两主义，已相当成功了。如今所余者只剩个民生主义有待实行，不幸民智未开，知音太少，弦断无人听，因此此次旅行布道，苦口婆心，舌敝唇焦，反复演说，三句不离本行，其主旨亦在此也。长话短说，聊为概括之如下：
第一，孙公自称为一极端之社会党（radical socialist）；笃信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主张土地国有、铁路国有和大企业国有。他不反对资本，而反对资本家，尤其反对资本主义初期在伦敦、纽约等新兴的大都市中炒地皮的地产商。防患于未然，为免革命后之中国亦蹈此覆辙，因此他甚欲采择亨利·佐治氏（Henry George，1839—1897）之主义施行于中国；也就是利用政府的力量，集中税收于土地，实行单税法（single-tax system），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关于孙氏这一系列讲演的综合内容，散见1912年4月4日其在上海答《文汇报》记者问“政治革命之后宜继以和平的社会革命”，载于1966年台湾版《国父全书》，第496页；其他随行者，如胡秘书、汪外办、章士钊等人的笔记和自传，以及吴相湘著《孙逸仙先生传》有关各章）。换言之，孙逸仙医师，这次已不再医人，而着重医国，并颇为自信地开出自以为会药到病除、妙手回春的社会丹方，他名之曰民生主义。十年之后，他甚至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
孙逸仙医师这套丹方，在当时真是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可能真是由于民智未开和知难行易，孙公所到之处，总是言之谆谆，而听之藐藐也。在武汉时，孙公说法，黎副总统多半在场，恭听之余，难免有面从而腹非的表现，恨得胡秘书骂他是面存忠厚，而内具机心。所幸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芸芸众生之中，也多的是看门道的信徒。一旦心悦诚服，三民主义即变成了宗教信仰，青年小伙计也就赴汤蹈火，促其实现了。此是后话。
当然一个宗教家和政治哲学家，必须有杀身成仁的自信，才会产生信众（followers）。不用说中山对他自己的这套主义，那真是生死以之，笃信不移也。孙公对他自己所发明的三民主义的自信心，当然更是终生不渝的。
吾人于1998年，回看民初政局，真可说是阅人多矣。根据这几十年的历史实例，历史学家盖可断言，民初那个烂摊子是任何政治家也收拾不了的。这是个转型程序中的阶段问题，阶段未到，任何当政者都必然落个悲剧的结局。语云形势比人强，在那个形势之下，任何了不起的人，也无能为力也。袁世凯这个人的悲剧，便是他卷入了这个他所改变不了的形势。孙中山的幸运，便是他始终没有卷入这个形势，搞了一生的“革命尚未成功”，有心为国为民而道不得行，就会引起全民族甚至全世界的同情了。
话说回来，在1912年6月中旬，孙公在衣锦还乡之后，回到上海。国内政局已有山雨欲来之势。第一是黄留守公署的裁撤（6月14日），革命老同志（包括黄上将）中，又多出一批下岗之人（用个当今的名词）。但是黄留守属下的三十万杂牌军，本是各有其主的。荷枪实弹的军人原是最实用的政治本钱。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新朝初建，裁兵削藩，都是第一难事。事实上，历朝和平裁兵，宋朝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之外，几无一成功的先例。此次黄兴这个功臣虽有意主持裁兵，然东南地区的新旧各军，原非黄氏的子弟兵，他虽有意助袁偃武修文，那些大小军头，哪能由得他呢？何况他也并无恩饷可发呢！
再者，南京留守原是袁氏狡狯手段之一。他不能一上台便把革命党原有的功臣全部清除。他先把那些桀骜不驯的宋教仁、陈其美调虎离山，在唐内阁里安了两个冷衙门以笼络之，再划出个南京留守把黄大元帅安顿好，以免他游荡妨事。迨新政府百事就绪，袁就要撤销南京留守，把黄兴踢上层楼，调去北京担任另一冷衙门的参谋总长。黄和陈其美一样，不愿北上去坐冷板凳，那就自动下岗了。后来，袁为安插孙中山，乃给孙一个肥缺优差去修铁路，并要黄兴也去助孙搞实业救国。这也是赵匡胤要石守信等老功臣多致歌儿美女，安享晚年的意思。袁世凯这位老官僚，他显然也认为只有歌儿美女，才能把孙文、黄兴、宋教仁等这些硬汉子软化掉……
读者读到这一类的历史故事，可能的反应是不相信，然而却实有其事。如果确是事实，则这些历史制造者，岂不是太下流了？其实这都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这类故事在“二十五史”和《资治通鉴》里都太多了，而且大半都是事实。它之发生于近代的中国政坛里，那就是转型的问题了。从帝制转民治的要点，便是把无限制权力（unchecked power）转成有限制的权力（checked power or limited authority）。在这项转型还未转得干净之时，老的魔鬼继续附身，就是难免的了。袁世凯后来便是被老魔鬼附身，缠死的。
中山返沪后第二件大事便是唐内阁的忽然倒塌，总理大人弃职失踪（6月15日）。袁总统挽留不了，乃特任首席总长陆徴祥继唐组阁。唐阁既倒，同盟会在唐内阁中的骨干分子宋教仁、陈其美、蔡元培也就跟着下岗了。蔡公原是个无关痛痒的好好先生；才高八斗而飞扬跋扈的宋教仁原不要做左舜生（见上节附注）；手握兵权、党权，虎踞上海的陈其美，始终就没有北上就职。如今宋、陈二人既然总长都不做了，那正好全力搞党，把同盟会扩大改组为国民党，然后来搞他个政党内阁，大干一番。
宋氏认为唐内阁只是个混合内阁，继唐而起的陆内阁，则是个超然内阁，在这个紧要的开国时期，兴利除弊，国事如麻，他二人都不中用。要起死回生，翻天覆地，宋的目标是组织一个清一色的国民党内阁，由他来做总理，则中华民国其庶几乎……
上节已言之，唐内阁的条件是不能再好了。为什么不出三个月便寿终正寝了呢？其实这又是个转型的问题了。须知，依法，唐内阁是个责任内阁，袁总统只是个虚君。但是在两千多年的政治史里面，中国出了四百多位皇帝，除了少数的亡国之君像阿斗、溥仪等等之外，有几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尤其是开国之君是个虚君呢？试问汉高祖、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与康熙、雍正、乾隆等，哪一位是虚君？相反，我国历朝盛世如上述者之出现，几乎都是一字号的雄才大略、君权神授、独裁专制的英明之主也。在我国历史上，往往也是皇权愈大，政治愈清明，大小官吏愈不敢贪赃枉法。因为我国的皇帝向来不直接管黎民百姓，直接管黎民百姓的，是县太爷和知府、道尹之类的亲民之官和巡抚、总督之类的地方官。因此我们的皇帝陛下愈凶，愈厉害，权力愈大，直接管黎民百姓的地方官愈不敢为非作歹。所以在传统中国里，黎民百姓对权力最大的皇帝，像汉武帝、唐太宗、明成祖、清圣祖（康熙），不但没有恶感，还由衷崇拜呢！
当然我们这四百多位皇帝，不能个个都做汉武帝、唐太宗。如果是才气平平，或贪恋酒色不喜早朝的懒皇帝，甚或像扶不起的阿斗，那就要靠宰相辅政了。宰相和皇帝一样，也有好坏嘛！像王莽，他就要乘势弄权，由宰相晋升做假皇帝，然后篡位做真皇帝了。像姬旦（周公）、萧何、曹参、魏徵、王安石、张居正，那就如钱穆所说的副皇帝（见钱穆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氏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基本卫道之士（fundamentalist），他认为传统中国的相权，是制衡君权的法宝，比现代西方的三权分立制还要完美。其实这是入者主之的夸大。中国相权哪能制衡（check&balance）君权？它只是君权的直线延伸和代理（deputy）。皇帝若是秦皇汉武，宰相就是皇帝的爪牙。皇帝若是阿斗，那么以重典治国的诸葛丞相，就是代理皇帝，他们之间没什么制衡关系。国外的汉学家之中，有人说中国帝王专制是东方的极权暴政（oriental despotism）或嫌过分，而中国古代帝王其权力之大远非西方（occidental）任何帝王所可比拟，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
法国的路易十四，搞君权神授，说朕即国家，被历史学家骂了数百年之久。试看咱中华统治者，自秦始皇以后，哪个皇帝不认为他的皇权出自天命（divine right）。在中国的“二十四史”里，国家二字，所指的往往就是今上。朕即国家这个概念，在皇帝这一名词还未出现的春秋时代，早已有之。所以中国古代的天子，除授命于他的天之外，谁也不怕。为使皇帝也有所畏惧，聪明人乃把一切自然界的灾异，都说成天意示警，要皇帝约束他自己的行为，以免遭天谴。宋神宗时代，富弼为宰相时，就有人告诉神宗，灾异是自然现象，劝神宗不要听天意示警那些鬼话。富弼闻报，大为着慌，说：“人君所畏唯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乃上书数千言，力辩天意示警，不可不信（见《宋史·富弼列传》，卷三百一十三）。富宰相上书万言，岂为提倡迷信？他怕的是天子连老天也不怕了，那如何得了？
总之，袁世凯当年是绝不肯做虚君的。不但袁氏不做，袁之左右也不让他做。当时尽人皆知的故事就说，每次唐总理晋谒总统时，袁之左右就说：“唐总理又来欺侮我们总统了。”欺侮多了，袁曾向唐说：“少川，我老了，以后还是你来做总统吧。”老友少川闻此言，如何受得了。
不特此也，甚至唐内阁之中的国务委员，像财政总长熊希龄进士，也不可能只听总理的话，而不听总统的话。因此熊氏在就借外债一事与六国银行团交涉时，几乎事事请示总统，而目无总理了。钱借到了，指派用场，总统也就顾不得总理了。还有啥责任内阁呢！客观的形势已教唐氏无法再干下去，再来个王芝祥案作导火线，总理面子扫尽，接着就失踪了。说到此，有必要交待一下王芝祥事件。王芝祥，直隶人，原是清末广西巡抚，附义革命，与同盟会比较接近。此时直隶都督出缺，王以人地相宜，为直隶参议会一致推荐，唐总理乃签请袁总统加委。袁已同意，但后来忽然改变主意，未经国务总理依法副署，便径派王为宣慰使，回南京练兵，直隶都督由总统另行委派。这一来，民国政府法制荡然了。袁总统既然“和尚打伞”，唐绍仪就只有微服出京，宣告失踪，溜之大吉，一去不返了。
关于这一事件的是非曲直，我想公正的历史学家和不偏不倚的读史者，都很难下绝对性的定论。虚君这个制度，原是以同盟会为主的革命派所精心设计的一套纸制枷锁，来锁住袁世凯这个实力派的大猴王。如今猴王一使劲，把这些纸枷纸锁撕得粉碎，你说孙悟空违法，岂非不切实际的书呆子之见哉？
话说回来，要有深厚的法治基础，法律才会有效。在一个毫无法治基础的社会里，独裁者必然会无法无天。西谚“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化”，此之谓也。要搞真正的法治民主（我不说民主法治，因为法治在先，民主在后也），在中国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在那清末民初的袁世凯时代，哪会有影子呢？
大略言之，袁世凯和孙中山的不同之处在于，孙专好搞理想，袁则专要抓实权。袁贪得无厌，做了终身总统，还要做皇帝，这就不是个政治家了；他搞人也要搞到底，睚眦必报，绝不中途罢手，与人为善，这就是流氓了。所以在袁和孙、黄为首的革命派斗争中，在黄留守、唐内阁双双垮台之后，同盟会在中央政府之内，可说是被扫地出门。袁对他们是连个衙门也不留一个。地方二十二行省之中，同盟会员只分到粤、皖、赣三省，实力微乎其微。同盟会在一败涂地之后，如果想卷土重来，唯一的出路就只有寄望于国会了。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国会。
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五十三条：“在本约法施行后，限十个月之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袁临时大总统在就职之后，也急于要做正式大总统；那时中央与各省的大小政客和党人，也看好将来的国会，认为是英雄用武之地，都急于要参加这项近在目前的国会大选。因此当中山还在作其讲演旅行之时，中央与各省都在为筹备这第一次国会大选而紧张地忙碌着。
按参议院制定的、由袁大总统于1912年8月27日所公布的《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国会分上下两院——参议院和众议院。参议员，二十二行省，每省各十名；内外蒙古、西藏、青海，各设选举会，分别选出二十七名、十名、三名；另由中央学会（中央学会是一个由教育总长领导的，超然于一般政团、政党之外的专家学者公会组织，享有八名参议员的名额，立意至善，然迄未成为事实就胎死腹中了。见钱端升著《民国政制史》，第一篇，第二章，第八节）选出八名；各地华侨选出六名。各省参议员由该省的省参议员，依法做选举人。另外，还有专法规定选举方式。按法定名额，则参议员共有二百七十四人。仿照美国制度，六年一任，两年一选，以保持其新陈代谢。
至于众议员的名额，则依各地区人口多寡定之。每八十万人口选众议员一人，然每省至少有众议员十人，人口不足八百万的小省份亦照选。唯蒙古、西藏、青海则参众议员人数相等。二十二行省中以直隶（今河北）人口最多，有众议员四十六人。人口最少的省份如新疆、吉林、黑龙江，各选众议员十人。其他各省多寡不等。任期三年为一届，三年一选。选举分初选和复选，条例滋多，不俱载。按法定名额，全国共有众议员五百九十六人。参、众两院合计共有议员八百四十一人，当时媒体戏呼之为“八百罗汉”（见上引钱端升书。原档载民国元年发行之《政府公报》6月份以后各期；最近复印汇编，见章伯锋、李宗一主编之《北洋军阀，1912—1928》，武汉出版社，1980年初版，第680—747页）。
当时曾有少数女权主义者来闹场，争取男女平权。不幸那时去古未远，男女之间尚有其授受不亲之大防，女权转型尚在争取小脚放大时代。女强人中不但出不了有影响的人，连男议员们所共同欣赏的什么“国大之花”之出现，这时都还为时尚早呢！她们闹了一阵，未闹出什么结果来，也就算了。
这“八百罗汉”（且看他们在菩萨庙里那副尊容就知道）在民国初年的中国，大闹天宫，真是弄得个天翻地覆。但是我们要知道，这“八百罗汉”在民国初年是没有选民（constituents）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这时虽有人口四万万，但八成是不识字的文盲。另外二成虽或多或少认得字，但他们也不知啥叫民主，啥叫选举。这玩意儿，五千年的列祖列宗都不知道，他们何能顿悟起来呢？他们之中也确有略通民主选举之皮毛的，但这种人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先知先觉了。一个文盲遍地的社会能产生几个先知先觉呢？因此这些“罗汉”们就只是一批徘徊于转型中期，从前朝（帝制的清朝）稍有新思想的半新人物转到后朝（共和的民国），仍背着入朝做官的老包袱不放的半旧的政客。但是这些半新半旧的转型政客（politicians under transformation），原是旧中国职业官僚（professional bureaucrats）的候补人（office seekers）。他们看重的只是自己的政治前途，搞政治的目的是入朝为官，因此他们并不代表什么阶级。以前入朝为官的快捷方式是参加科举；现在科举没有了，党就变成科举的代替品了。入党做官，或组党做官，就成了有志青年的正途。这是我们社会政治大转型还未转完的一条大尾巴。孙中山先生劝告当时的青年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可说是针砭时弊，但是他老人家还是在这大尾巴上做文章。试问青年人个个都要立志做大事，那么小事谁做呢？做大官和做大事，基本上是一个铜元的两面。国父大人也是我们五千年中华大酱缸里出来的嘛，未能免俗也。呜呼，社会文化转型之难，有如此者。所以在孙中山和袁世凯那个时代，入朝为官，是当时大小政治人物排山倒海的主导思想。
总之，要搞政治，你就得组党，入党，毁党，造党，分党，合党……一言以蔽之，万变不离其党，才是入朝为官的不二法门。据说1988年蒋经国在台湾开放党禁后，不期年，宝岛便出现小党一百余个之多。民初国会选举时，据吾友张玉法院士的考据，大陆上竟有大小政团六百余家（见张玉法著《民国初年的政党》，台北市，1985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第33页）。何以有如此之多呢？作者再引当时政论家黄远庸之言曰：
既已聚千奇百怪之人而相率为党，遂即铸成千奇百怪之党，蔓延于国中；乃复演为千奇百怪之崇拜政党论，或毁谤政党论，以相攻于一隅。于是乃有党与党之争，有党与非党之争，更有一党之中一部分与一部分之争。（同上，第13页，引自《远生遗著》）
玉法这本五百八十四页之巨著，所谈千奇百怪之事是征引不尽的了。但是如把民国初年的政党摸出点头绪来，也未始不可大义微言。盖民初的政团实始于清末，而清末的政团实始自康、梁的强学会。康氏的教条主义把强学会弄垮以后，各省小会林立，虽群龙无首，然其宗旨与成分，大致相去不远。戊戌以后康、梁避居海外，与孙、黄的革命派相竞争，俨然形成两大主流。迨清末立宪运动在国内风起云涌，两派又同时回流，渗入各省的参议会。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原立宪派（包括康、梁的老保皇派）也加入革命，墙倒众人推，两派就水乳难分了。如今国会开始竞选了，各小党、小政团，又各为小团体利益，或分或合，甚至不惜毁党造党，来各取所需，因而就形成上引黄君所说的千奇百怪的现象了。
迨宋教仁从唐内阁下岗之后，他以不世出的组织天才和旺盛的精力，来扩大同盟会的基础，通吃有志来归的各小党，另组国民党。宋教仁和孙中山原是同盟会中的两大智囊（think tank），而孙所搞的多半是海阔天空的哲学思想，宋所搞的则是扎扎实实的行动计划。事实上，民国临时政府中许多根本大法，如《临时政府组织法》《临时参议院组织法》和《临时约法》，差不多都是宋教仁一手起草的。宋教仁是个搞行动的理论家和有野心也有理论基础的组织家，少年气盛，不忍不让，不像孙公，孙公乃颇能忍让的一尊“大炮”也。所以袁世凯之怕宋，实远甚于怕孙。
当宋氏从唐内阁下岗时，各省正为搞国会选举，紧锣密鼓，声震全国。这时南北小党共有数百家之多（吴相湘教授曾查出诸小党文献多至百数，见吴相湘著《孙逸仙先生传》下册，第1164页；张玉法教授则发现至少有三百个，见上引张书）。但是这些小党党魁，想选上一个议员，实非易事。所以他们一定要向大党靠拢才有希望。这时宋教仁正在扩大同盟会为国民党，因此他就对这些“小游击队”加以招安收编了。但是宋教仁现在是名满天下、有首相资格的大党魁，你要望门投靠还得有一定政治本钱呢！否则你只能做做诸侯的附庸，甚或附庸的附庸。所以宋氏这次组党只看重了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几个较大的小党。它们若非真有群众基础，就必须有名满全国的党魁，才能邀宋某之青眼呢！例如统一共和党，它的党魁是蔡锷（蔡后来不愿为政客利用，坚持退党），中央理事有谷钟秀和吴景濂等宰相级的官僚，那自然就变成遯初先生的阿兄阿弟了。（注意：这时他们都只是三十岁上下、少年得志的小顽童，气焰万丈呢！）
民国元年，也就是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与会者数千人，极一时之盛。这时孙中山应袁世凯之约，于前一日刚抵北京，当天也出席大会作主题演说，并以一千一百三十票之绝大多数，当选为理事长。孙中山力辞不就，国民党中央乃决定由宋教仁代理。宋乃成为当时中国第一大政党之党魁，锋头之健，气势之高，真是一时无二。
正当国民党成立，锣鼓喧天之时，中山也正与袁世凯日夜盘桓。孙公留京一月，竟与袁晤面达十三次之多，且多为二人之密谈，有时只有总统府秘书长、有财神诨名的梁士诒在座。《国父年谱》（1965年，“台北党史会”编印）记载说：
先生留京约一月，与袁会晤共十三次，每次谈话时间自下午四时至晚十时或十二时，更有谈至次晨二时者。每次会晤，只先生与袁世凯、梁士诒三人，屏退侍从。所谈皆国家大事，中外情形，包括铁路、实业、外交、军事各问题。表面甚为畅洽。先生察袁野心，然仍予推崇，以安其心。（见《国父年谱》上册，第137页，引《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
这次孙、袁密谈实在是他二人的蜜月期。彼此固有其相互诚心推崇之处，但二人也难免有各见其短之处，背景不同故也。袁世凯是传统中国里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才大心细，做事扎扎实实，有板有眼，是位极有效率的行政专才和标准的中国法家。然而他无理想，对现代政治思想更是一无所知，这是时代关系，先天后天自然发展的结果（顾维钧先生当时是袁氏随时咨询的机要秘书，事后告诉我亦如此）。
而孙中山却正是袁的反面。孙公周游世界，爱国之心极烈，为人又好学深思，满头脑理想，欲施之于中国，而道不得行。辛亥之后自己虽不在位，但对袁世凯倒满怀幻想，希望袁能拯斯民于水火，臻国家于富强。富强之道，根据他在国外（尤其是美国）观察所得，实在要“人尽其才，地尽其利，货畅其流”（《上李鸿章书》上的话）。欲货畅其流，修铁路实是第一要务。因此他在与袁氏密谈时，实在是诚心诚意地劝袁练兵百万以强中国。他自己则愿专任修路之责，希望把全国铁路延长至二十万里（一说十万英里）。中山这席话虽出诸一位伟大爱国者的至诚，但是听在有高度行政和经济建设经验的袁世凯的耳朵里，就是信口胡吹了。所以袁氏后来背后语人，就说孙文是个“大炮”。中山的“孙大炮”的诨名，据说就是袁世凯叫出来的。但袁氏是个老官僚，他不愿开诚布公地与孙公辩难（其实辩也无益），他为笼络中山，乃顺水推舟，让孙氏监修全国铁路，期其能完成二十万里的伟大计划也。
袁氏派孙中山去修筑铁路，显然是投其所好，给这个革命领袖找个优差肥缺，安顿下来，免得他继续革命或重新造反。谁知孙公是个诚实的爱国者，他把袁总统的美意当真，向中西媒体正式宣布自己今后的使命之后，就认真地干起来；袁总统也特授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出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理，设总部于上海。袁世凯并把他当年为慈禧太后回銮时所特制的豪华花车，拨给孙总理专用，以便巡视全国铁路现状；同时更饬令各地地方官，对巡视路政的孙总理做盛大招待。黄兴同时亦受任为汉粤川铁路督办以襄赞孙公。这是袁世凯这个老官僚的混账之处。语云，“君子可欺以其方”，而孙公不知也。在袁氏的怂恿之下，孙公竟率领大批失业党人，乘了豪华专车，到全国视察去了。等到后来孙、袁交恶，当局要清查铁道公司的账目，始发现铁道一寸未建，而视察公帑却浪费百十万两。政府就要下令通缉了。此是后话。
［附注］关于十万英里铁路、一百万英里公路的建国方略，中山说了一辈子，但他一公里铁路也未修成过，笔者也曾撰专文试评之，不再多赘。近阅内地史料，今年（1998）3月铁道部曾召开“加快铁路建设动员大会”，确定今后五年加快铁路建设的总目标是，2000年铁路营运里程达到六万八千公里；到2002年，突破七万公里，见《中国铁路建设确定五年目标：初步安排投资两千四百五十亿元，营运里程七万公里》，载1998年3月3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时至今日，中国铁路营运里程，还未突破七万公里，中山先生要在民国初年建二十万里铁路，岂非大炮哉？袁氏是知其不可而故意使其浪费国帑，设阱以陷之，这就是袁之大奸巨猾的表现了，中山因无行政经验，乃有此失。
袁世凯对国内政治、经济建设，以及抓权、抓位、抓钱、抓军等古典政治（classical politics）虽然经验老到，但对群众工作，以及组织政党、争取选民、控制议会这套新玩意儿，就显然是外行了。正当打发孙、黄乘花车作万里巡行之时，国会选举已进入高潮，在宋教仁亲自策划与领导之下，国民党得三百九十二席，大获全胜，国民党的反对者虽也分分合合一番，组成民主、共和、统一三党以为对抗，然三党得票总数，却不及国民党票数的三分之二，不能影响国民党既得多数的全胜之局。在此之前，宋教仁口口声声，要组织清一色的国民党政党内阁。这一来，则这个政党内阁就真的呼之欲出了（关于这次国民党成员当选参、众两院议员的全部名单，可参阅张玉法著前书，第531—566页，附录二，“两院议员表”）。
宋教仁在完成国民党建党之后，忙里偷闲，曾于1912年10月中返桃源探母。宋那时也是无官一身轻，暂息仔肩，优游桑梓，也颇享林泉之乐。谁知这时国民党捷报频传，各省党员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希望遯公出山领导。邮电飞来，终日不绝，宋氏在乡下也就待不住了。当宋府家人正在预备庆祝农历新年时，宋已迫不及待，拜母别妻，再上征程。
宋教仁于1913年2月1日（农历壬子腊月二十六日）自桃源动身，经长沙、武汉沿江东下，后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地视察党务。斯时国民党选战大胜，党员士气高涨，宋氏政治前途如日初升，所到之处，欢迎会上无不人山人海，宋亦随地演说。然宋氏所讲内容则与中山迥异。中山只是宣传他自己的主义，不外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和修建铁道。宋则侧重于政论，批评国事，讨论朝政，臧否人物，甚至主张加强党务，宣传夺权。在国民党湖北支部讲演时，宋竟赤裸裸地批评袁政府“自掘坟墓，自取灭亡”，并说“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云云。3月9日，他在南京讲演，那就更激烈了。他把当前政府说得一无是处，其所以然者，皆为不依法行事的恶政府的恶政有以致之。总之，宋的主旨是要产生纯粹的政党内阁，总统不负责任，国会应先制宪，再依法选举总统。其措词之激烈，主张之绝对，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之英、美政党的政治演说，亦多不及者。因此宋之党中同志便为他的安全担心，而宋少年气盛，不以为意，真是初生之犊不畏虎也（关于宋教仁这些组党和演说的史料，吴相湘教授写的《孙逸仙先生传》和《宋教仁传》所引均甚详尽；宋氏遗著和其他文献材料，保存得均甚完整，一索即得）。
再者，因为这时国民党选战初胜，若干党员难免骄纵，有的甚至公开主张改选总统，让孙、黄复位。笔者在《晚清导论篇》曾叙述过当年大清皇朝，就是被袁宰相用此一手法搞垮的。恶有恶报，时才转眼，现在又轮到自己来现世现报了。因此袁氏闻报变色，也就不难想象了。袁本不怕孙而怕宋，为着安抚宋氏，他先拟用古典方式加以收买。当宋教仁从唐内阁中下岗时，有意还乡退休，袁曾借口赠宋五十万金以维持其退休生活，被宋婉拒（见吴相湘著《孙逸仙先生传》引陈旭麓主编的《宋教仁集》，下册，第426页）。更早时，袁曾送宋教仁一本某银行空白支票簿，请宋自由支用。宋略支少许表示谢意后，即以原簿还之（见李剑农著《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282页）。袁之对宋，可说是优礼备至，而宋不为所动，袁就暗藏杀机了。宋公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顶天立地的一位大政治家，革命时临危未死的烈士。袁世凯这个曹操，小视了这位正人君子了。当然宋氏道不得行，终以烈士亡身，也有他的缺点。遯初是位一流的政治家，却是末流的政客（a good statesman but a poor politician）。主持庙堂大政，岂可学小政客的意气用事？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吾为宋君拭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