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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的誓词虽然很短，但它却是中华五千年政治史上，一座极重要的里程碑和分水岭。自此以后，这个生生不息的最古老的国家，便由“帝制”转入“民治”的新时代了。
在此之前的社会政治制度，帝王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围绕着这个帝王，还有一整套交互运作的国家机器和与它们配合得天衣无缝的文化体系、社会生活方式以及价值系统。它们是个相辅相成、一转百转的整体。因此，要从一个古老的封建制度，或帝国制度，转入一个民主代议制度，这种制度转型，就非三年五年之功了。
中华民国元年（清宣统三年，岁次辛亥，公元1912年），1月1日（阴历十一月十三），夜10时，南京前两江总督府（原太平天国天王府，后来的国民政府，曾为江苏省政协所在地），彩灯闪烁，军乐悠扬，时年四十六岁的广东香山人孙文先生，在数百位衣冠楚楚的男女观礼者热烈的欢呼声中，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并宣读誓词如下：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孙文，幼名帝象，学名文，习医时取名日新，嗣谐音字逸仙，秘密革命期间，一度化名用日语中山樵，晚辈同志因此尊称之为中山先生，世称孙中山。孙公自己使用的正式名字，以及见于当时政府之正式文献者，则为孙文。在民国史上的正式纪录，应为孙文临时大总统。
上引孙文总统的这则誓词虽然很短，但它却是中华五千年政治史上，一座极重要的里程碑和分水岭。自此以后，这个生生不息的最古老的国家，便由“帝制”转入“民治”的新时代了。
这一阵军乐，一片欢呼，一篇誓词，便把那已延续了四千余年的古老的政治模式正式地结束了。
回看我中华民族的政治社会发展史，如上溯至传说时代，从公元前2206年夏禹的家天下开始，由一家统治一国，至此已四千一百一十八年了。若从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建封建帝国称皇帝算起，至此也已有两千一百三十三年了。不管是封建诸侯也好，皇帝当国也好，由一家治一国都是行之数千年的制度。
它们都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来的，当然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轻易废除得了的。
事实上，在此之前的社会政治制度，原都是整个民族在数千年中，从生活实践中慢慢发展出来的文化整体。在这个整体的结构之内，帝王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已。围绕着这个帝王，还有一整套交互运作的国家机器和与它们配合得天衣无缝的文化体系、社会生活方式以及价值系统。它们是个相辅相成、一转百转的整体。因此要从一个古老的封建制度（像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或帝国制度（像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转入一个民主代议制度，这种制度转型，就非三年五年之功了。事实上，东西方历史都告诉我们，这项转型运动需时数百年，始能竟其全功。因此在辛亥革命之后，那有数千年历史的“帝制”，在表面上虽被废除了，但以后的中国历史要进入真正的“民治”时代，还要有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慢慢地转化过来。
上述孙文总统的就职典礼，是这个新时代的开端。旧的帝制逐渐在历史的海洋中，缓缓沉没；新的民主政治在眼前的地平线上，慢慢升起。成长虽缓，终必有大盛之时。这该是个历史的必然，无人可以逆转之也。孙文大总统，既然是我国历史上正在发展中的民治时代的第一位民选总统，那么他这项最早的民主代议制度，是怎样创立的呢？这儿应该有补叙一下的必要。
原来在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之后，全国响应，如火之燎原，一月内外，全国二十二省竟有十七省宣布独立。11月9日，鄂军都督黎元洪通电各省，请派代表来武昌，商讨组建临时政府，以便统一指挥。两日之后，江苏都督程德全与浙江都督汤寿潜，亦联名致电上海都督陈其美，作相同建议。11月13日，陈其美通电各省，请派代表在上海开会，因上海地居要冲，交通方便故也。黎元洪主张，盖以军事与外交的需要为重，他尤其希望能争取外交团，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而不横加干扰。上海方面则更进一步，希望能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民国政府来代替清帝国政府。这个将来的民国政府的组织形式和原则，他们希望以美国制度为蓝本。通电上说：
自武昌起义，各省响应，共和政治，已为全国所公认，然事必有所取，则功乃易于观成。美利坚合众国之制，当为我国他日之模范。
美之建国，其初各部颇起争端，外揭合众国之帜，内伏涣散之机，其所以苦战八年，收最后之成功者，赖十三州会议总机关，有统一进行维持秩序之力也……
此一模仿美制的建议，随即得到武汉方面的完全赞同，认为那确是一定不易之法。
民初的开国元勋们之钟情美国制度，良非偶然。远在兴中会时期，杨衢云、孙逸仙等便十分醉心于美国的总统制。八国联军时帝后两宫西狩，消息杳然，东南无主之时，当地督抚便曾有意自组美国式的共和政府，选李鸿章为伯理玺天德（president），李亦有意担任，后因两宫又在西安出现乃作罢。1903年那位语出惊人，引起神州轰动的青年革命家邹容，在其划时代著作《革命军》中，也主张中国政府全盘美国化。两年之后，当海外诸小革命团体合并，在日本东京共组中国同盟会，并选孙中山为总理时，该会亦采用了美式的三权分立制。
因此此次程、汤两都督之建议，实是迎合时代之潮流而已。
在此次通电中，他们要求每省各派代表二人。其一代表该省之都督府，另一人则代表该省原有之谘议局。那时由水陆两路前往上海，各省都不太困难，通水路者，更十分方便。盖当时的轮船公司多由外商经营，外商享有治外法权，清政府对其乘客无权查问也。其时各省的革命情绪，皆甚为热烈。一经号召，代表们就纷集沪上了。至11月15日（阴历九月二十五日），已有江、浙、闽、鲁、湘诸省及上海、镇江两地区代表抵沪，代表会乃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拟订临时政府组织法，以及相关的法令和规章。大会自定名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
美国是人类历史上所建立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至此已立国一百三十二年了，成绩卓著。如今既然要模仿美制的三权分立，美国最高立法机关是具有上下两院的国会。共和中国，立国伊始当然无法召开国会，所以只有变通一下，就由这个各省都督代表会暂时作为立法机构。开会时每省暂定一票，因此这个代表会在形式上，就颇像每州两票的美国国会的上院（senate，汉译参议院）了。
换言之，民初最早的中国国会的雏形便如同有上院而无下院、有参议院而无众议院的美国国会。这个开始，是值得理解的。美国立国之初，也正是这样的。在上海首先组织的这个代表会除具有立法权，可以制定一切法律规章之外，也有权代表人民选举临时大总统（美国革命时，华盛顿总统也是如此这般选出的）。
可是上海这时虽占有交通方便的地利，但是那时革命战争的重心和早经组织的革命军政府毕竟还在武汉，而黎元洪的邀请通电也早于沪方，加以这时革命阵营中的第一号战将，声望仅次于孙中山的黄兴，也正在汉阳前线督战，因此后来在汉方代表要求之下，会中乃有动议把会址移往武汉。此议案通过之后，有人建议将原有会员人数一分为二，每省代表各留一人于上海以为联络。此一建议最初原是从权应变，不意竟伏下后来宁汉不和的种子，实非当事者始料所及，此是后话。
当沪方各代表乘轮船去武汉时，不意清军适于此时反攻，并于11月27日夺回汉阳，武昌全城均陷入敌炮射程之内，而汉方革命领袖间原有之暗隙，竟因之表面化。原被外界误传为孙文之弟的孙武，竟通电诋毁黄兴，黄兴遂于翌日黯然离汉去沪，革命阵营内部从此就经常有不必要之龃龉了。迨各省代表多数抵达武昌时，革命军所拥有的地区，已无安全会议场所。然既来之，则安之，各省代表乃选出湖南代表谭人凤为议长，并迁入汉口英租界之顺昌洋行，继续开会。
在汉期间，代表会之成就盖有两条足述。其一即各省代表公认，当时设在武昌的鄂军军政府为革命军的中央政府。其二为制定了一个包括三章二十一条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这个《大纲》后来经过若干次修正，最后变成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为近代中国的第一部宪法，政治史上简称为《民元约法》。它在民国初年竟变成政治斗争的重心所在，其后所发生的护国、护法两大内战，都是围绕它展开的。以后我们再慢慢叙其原委。
根据这个相当实际而可行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革命军当局乃急谋组建能统筹全局的民国政府，并选出一位大总统做最高领导人。正当各位代表忙于寻觅首都和最高领导人选之际，天不负人，江浙联军忽于12月2日攻克南京。龙蟠虎踞的南京，原为六朝古都。朱元璋和洪秀全亦曾定鼎于此。如今革命军既然克复南京，对那些正托庇于汉口和上海租界的各省代表来说，真是喜从天降，他们决定，立刻组织中央政府，选举总统，定都南京，以彻底推翻清朝，取而代之。因此在南京既克之后，沪、汉两地的各省代表，乃分别集会讨论总统人选及定都南京等相关要政。
汉方之代表会，在接获南京光复喜讯之后，乃决定于一周之内，东迁南京，从事制法与选举之要务。不意沪方各省代表，在江、浙两省都督及各方代表怂恿之下，竟亦迫不及待，于12月4日在沪举行代表会议，票选黄兴为革命军大元帅，而以黎元洪副之。黎氏闻讯，立即通电，斥沪选为非法，而黄兴亦深为疑虑，不愿就任。汉方代表陆续抵达南京，乃又说服沪方代表，于12月15日在南京翻案重选，以黎、黄分任正副元帅。黎虽首肯，而黄仍谦辞，以致迁延不能决。
此次拥黎、拥黄两系之争，虽同儿戏，然双方之选举，均只选大元帅，而不及总统者，实双方之意，均系虚此总统大位，有待于袁世凯旦夕之附议，出掌民国之大政也。何以这时如火燎原之革命阵营，还有待袁氏来做头头呢？天意人事，必然偶然，都有足述者。
在两方紧锣密鼓，各议其议时，历史学家还得略叙一下北京清廷的政情。简单说来，那就是袁世凯政治权力的迅速蹿升，11月16日，终于拜命组阁，大权独揽。但袁在清末几遭摄政王载沣毒手，如今东山再起，绝无意再保大清。他的基本策略，实为养敌自重，然后再挟清压孙，伺适当时机，通吃两家，唯我独尊。袁当时也确有此实力，亦有此时机，故有恃无恐也。所以他在东山再起之初，对交战双方威胁利诱，一时俱来。在两方都造成了一个非袁不可之客观形势，此一形势亦为两方所深知。清廷中的寡妇孤儿、颟顸亲贵之迅速就范，固无论矣；革命阵营中（包括中山在内之高级党人）亦早有虚位以待的公开声明。然袁氏狡狯，在众目睽睽之下，既不愿逼宫取位于寡妇孤儿之手，更不愿受大位于国民党之议会选举。渠一厢情愿之道，实为自组御用国会，劝清帝辞位，以禅让方式，举己以代之。至此他可能还要耍一耍中国政治的老传统，自称德薄能鲜，三辞而后受命。这一套在现代西方政治圈中的术语，叫作征调或拉夫（draft），做出一副“吾实不愿为也，国民公意，强迫拉夫，吾不得已，而勉从天命也”的样子。这对他个人来说，实在是最光辉的登基大道了。
可是这个非袁不可的客观形势，却亦有其非袁所料的主观的变动。上述黄正黎副转为黎正黄副这幕闹剧，原是个小小的偶然。但是这个偶然，把时间拖延了两个星期，拖到孙中山在上海码头的偶然出现。中山既适时到达，那他之当选总统，就是个历史的必然了——这时革命阵营中需要统一领导。黄、黎两位大元帅得一可以安天下，不幸二人相持不下，孙公既适时赶到，他就必然当选为第一任（那时叫第一期）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就只能做第二任了。
朋友，我中华民国开国第一任大总统应该是孙文嘛！论功，论德，袁世凯怎能做中华民国的“华盛顿”呢？历史毕竟是公平的啊！
在孙文当选临时大总统时，一向与孙不睦的章炳麟颇不以为然，他认为这一位置，“论功应属黄兴，论才应属宋教仁，论德应属汪精卫”。换言之，无论如何轮不到孙文就是了。但是章疯子只替历史学家说了一半。他忘记了“论革命历史，论海内外声望，论建国学理，则应属孙文”。孙文就是凭这三条，当选为第一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事实上，以孙文为首的民国政府的架构，基本上自1912年以后一直未变也。
笔者曾根据可靠的海外史料交代过，武昌起义时，中山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一家中国餐馆打工为生，收到武昌起义的电报之后，乃兼程回国。途中在华盛顿、伦敦和巴黎小作勾留，试举外债，却未获分文之助。中山于12月21日抵香港。时任广东都督的胡汉民，偕廖仲恺赶来香港相晤，并以北方情形复杂难料为由劝其留粤。孙不可，且反劝胡汉民与其同去上海。二人于12月25日抵沪，四天之后遂以十七票中的十六票的绝对优势，当选为即将成立的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他也就成为中华五千年历史中，第一位真正通过选举选出来的最高当国者。随后黎元洪亦以全票当选为副总统。
［附注］当时投票的十七省是：直（今河北）、鲁、豫、晋、陕、苏、皖、浙、闽、赣、湘、鄂、川、滇、粤、桂、奉（今辽宁）。直隶原未完成独立，因系国都所在，而特设代表，享有投票权。黄兴亦得一票，传系湖南代表或江浙代表所投。湖南为黄之母省；江浙代表多系光复会旧人，与中山有隙而亲黄。
前节已言之，在最早的学习美制时期，民国政府里是没有国务总理的。美制是以国务卿（Secretary of State）为中央各部之首。战乱中成立的中华民国，则稍事变通，以陆军总长为首席部长，众望所归，这一首要位置落在黄兴肩上了。这里，且将临时政府组织与负责人条列于下：
临时大总统：孙文，字逸仙，号中山，广东香山人，四十六岁。
副总统：黎元洪，字宋卿，湖北黄陂人，四十八岁。
秘书长：胡汉民，字展堂，广东番禺人，三十三岁。
陆军总长：黄兴，字克强，湖南善化人，三十八岁。
次长：蒋作宾，字雨岩，湖北应城人，二十八岁。
海军总长：黄钟瑛，字赞侯，福建人，四十三岁。
次长：汤芗铭，字住心，湖北蕲水人，二十五岁。
外交总长：王宠惠，字亮畴，广东东莞人，三十一岁。
次长：魏宸组，字注东，湖北武昌人，二十七岁。
内务总长：程德全，字雪楼，四川云阳人，五十二岁。
次长：居正，字觉生，湖北广济人，三十六岁。
财政总长：陈锦涛，字澜生，广东南海人，四十二岁。
次长：王鸿猷，字子匡，湖北咸宁人，三十四岁。
司法总长：伍廷芳，字秩庸，广东新会人，七十岁。
次长：吕志伊，字天民，云南思茅人，三十一岁。
教育总长：蔡元培，字孑民，浙江绍兴人，四十四岁。
次长：景耀月，字太昭，山西芮城人，二十九岁。
实业总长：张謇，字季直，江苏南通人，五十九岁。
次长：马和，字君武，广西桂林人，三十二岁。
交通总长：汤寿潜，字蛰先，浙江绍兴人，五十五岁。
次长：于伯循，字右任，陕西泾阳人，三十三岁。
枢密院顾问：章炳麟，字太炎，浙江余杭人，四十三岁。
法制局局长：宋教仁，字遯初，湖南桃源人，三十岁。
在孙中山与黄兴等商讨组织政府和行政人选时，二人都有意以同盟会的高级干部为班底。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是眼大于腹了。
首先，这次武昌起义，各省纷起响应，原是基于清政府墙倒众人推的形势，同盟会所出的力量只是一部分，可能还不是主要的一部分。中山和黄兴二人都是以声望取胜。中山初抵上海时，革命军正在闹穷，当时谣传他带回华侨所捐巨款，足解燃眉。新闻记者也就以此相问，孙中山答曰：“余一钱不名也。带回来的只是‘革命精神’耳。”中山的好口才虽能使听众大鼓其掌，然亦显示出，在这次联合推墙的众人之中，他除声望之外，并无特殊政治实力也。
至于黄兴，那更是个有将无兵的光杆司令。他初到武昌时，也是靠声望将兵，黎元洪及其他与三武（孙武、张振武和蒋翊武）齐名的革命诸小将，对他暗中也颇多嫉忌之心。汉阳一败，他就只有黯然而去了。其后光复南京之战，虽打了胜仗，但是江浙联军又岂是这位湖南骡子的子弟兵呢？在那个上阵必须子弟兵的时代，从天而降的光杆司令（后来国民党军队中的俏皮话叫作伞兵司令）是很难的，甚或是无兵可指挥的。且看近代中国军事转型史，民国时代的军队系统，从袁世凯的小站开始，哪一路武装不是子弟兵？当然子弟兵这桩封建残余（洋人叫feudalistic remnant），在历史转型的过程中，最后一定会被转掉的。军队国家化是中国军事转型史中的一个必然，任何人也不能逆转之。吾人对此项军事转型，至为乐观也。
但是话说回来，在那个混乱的民国初年，去古未远，带子弟兵却是为将之必须，光杆司令永远只是个荣誉头衔罢了，而黄兴那时无疑就是个光杆司令。因此在内务总长这一职位上，孙、黄二人的内定人选，原为他们最亲密的革命伙伴——那位光芒四射、才气逼人的宋教仁。也正是因为他光芒四射，所以招致党外（且借用一个现时名词）人士的嫉忌，甚至同盟会内也有反对的声音。中山不得已，只好改荐原江苏都督、前清巡抚、亲立宪派的老官僚程德全了。虽然在前清的官僚之中，程氏还算是一个新派人物，但是这个政府的内务总长之为宋与为程，其性质就截然不同了。为宋，它就显然是个革命政府；为程，它就显然是个新旧杂组的“拼盘”了。这个“拼盘”再加上一个立宪派的张状元季直（实业总长，1894年甲午战争那一年中的状元）和汤进士寿潜（1892年进士），那就成为“拼盘之拼盘”了——张、汤二人都是前清极负时誉的立宪派中坚。光复前，张、汤二人分任中国东南最具影响力的江、浙两省的谘议局议长，而汤且是杀害女革命者秋瑾的主谋。
教育总长原内定为章炳麟，亦以章氏不孚众望而改荐蔡元培。然中山为笼络这位曾公开反孙的国学大师老同志，乃特设一枢密院顾问之高位以安置之。但是倨傲的章疯子却不屑俯就。章炳麟虽曾为同盟会会员，但他也是光复会的发起人。这两个革命团体就始终未尝统一过。这时两派尚且争权甚烈。光复会的另一巨头陶成章，竟被当时上海都督陈其美派盟弟蒋志清于1月14日枪杀于上海。此后两派斗争无已时。光复会老同志逐渐与老立宪派结盟以抵制同盟会。凡此皆可看出中山当时的妥协性。孙中山是位个性倔强、胆大泼辣的革命者，不是个轻意妥协的人物。他这次之所以如此妥协者，实在是他知己知彼也。只有这么大的实力，得大位已逾份，不妥协又如何呢？
外长一职，众意应属伍廷芳。伍氏粤籍，然出生于新加坡，按理曾为英属海外公民（British subject）。伍氏精通双语，受法学教育于伦敦，并领有英国律师执照。后来在香港开业，为英籍华民之第一位律师。后又被选任为立法局议员，亦为香港华裔之第一人。然伍氏在一全白的殖民体系中，做一个低声下气的二等官僚，显然心有不甘，乃转回祖国之大清政府任职，竟累迁至头品大员，任外务部右侍郎（相当于今之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后又外放为钦差大臣、驻美公使，可谓官高位显，一帆风顺。然伍君深入“酱缸”（且用一个柏杨术语），目睹清廷官僚之不可救药，武昌炮声一响，乃立即附义，并出任军政府对外交涉之总代表。此一要职，当时革命阵营中，伍老之外无第二人也。迨中山出任总统，乃改任伍氏为司法总长，而以外长一职畀之刚从耶鲁卒业之毛头小子王宠惠，而王自知两人经历不能相比，不敢接任。其实中山暗中有意自主外交，而欲王氏挂其名，佐理之而已。王遂成为当时最年轻之总长。
中山这个新政府，虽难免是个革命与立宪各派的大拼盘，毕竟还是同盟会的成员更有朝气，更有组织，也更有群众，因此在黄兴的积极筹划之下，他们乃舍名取实，把部长以下的位置，由同盟会会员一举包揽。试看上列次长级名单，便知次长级人选，除汤芗铭一人之外，全部都是年龄在三十上下的同盟会青年骨干。
其实汤芗铭亦同辈中人，1904年留学巴黎时，曾入盟于中山之革命组织，继而后悔，与同伙偷割孙公皮包，窃回文件，颇为同学、同志所非议，因与革命党绝缘。然汤亦才士，冲幼进学为秀才，十七岁中举。后来又入北洋海军学堂习海军（一说为福州船政学堂，似不可信）。旋由鄂督端方资送法国留学。割破中山皮包之后，遂潜往英国续修海军。回国后在海军提督萨镇冰之下任职。武昌起义时，萨镇冰奉命率海军舰艇，溯江援鄂，芗铭亦随往。此时其长兄汤化龙（1874—1918年，1903年进士，曾任湖北省谘议局议长，武昌起义后，在军政府任民政总长）乃致书芗铭，嘱其策动萨镇冰率海军附义。萨虽未接受，然终于弃军而去，所余舰艇数艘，遂指定由资望较深的海筹舰长黄钟瑛与汤芗铭统率，加入革命阵营。沿江助战有功，此时乃由黄兴荐黄钟瑛为海军总长，汤为次长。黄初提名时，同盟会会员对汤曾有异议，卒因中山不念旧恶，乃得列名内阁。
其他次长也都是同盟会中的杰出才俊，如蒋作宾、居正、马君武、于右任等，在后来的国民党政权中，多据决策高位。历史学家对他们还有得说呢，在他们锋芒初露之时，就犯不着多加交代了。不幸革命党人内在的分化，这时亦已渐趋明显。孙公这个新内阁，虽然少长咸集，而革命首义地区的武汉，以三武为代表的先锋人物中，除一位历史反革命黎元洪之外，几乎全部见遗于圈外，难免给民国以后的历史埋下了矛盾的种子，此是后话。
在这个临时政府所谓的国务委员中，尤其是次长级的激进分子，他们都是和孙大总统同进退的，在袁世凯着着逼人的形势之下，从中山开始，全部阁员，自始即深具五日京兆之心。中山早在返国途中，盱衡国事，计较各派实力，便深知将来总统一职非袁莫属。及抵国门，听取诸家议论，所说尽同，因此孙公后来虽当选总统，并正式就职，仍立电袁世凯，告之备位以待。发了数通中文电报不算，孙公还以英文投书《字林西报》，公告国际，以昭信守，促袁反正。用心纯正，溢于言表，至为感人。记得《史记》上有段故事说，刘邦与项羽本有“先入关者王之”之约。后来刘邦先入了关，但衡量一下实力，却不敢“王之”。在鸿门宴之前，他拜托项伯，捎信给项羽，解释说：
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见《史记 项羽本纪》）
吾读民国元年孙公致袁世凯诸电文，真如幼年所背诵之《项羽本纪》也。刘邦、项羽、孙文、袁世凯都非等闲之辈。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岂不信然？只是刘项之争，纯系个人权位；而孙之让袁，治史者平心而论之，实旨在为国为民，未可与刘、项、袁三人等量齐观也。
正因为临时政府的过渡性太重，在袁氏赞成共和逐渐具体化，继任总统的愿望已非常明显之时，孙公临时政府的主要任务，便是确立一个怎样的制度，以约束这位飞扬跋扈的下届大总统了。
按法制常规和宪政学理，只有宪法才能对总统加以约束。但是民国体制原是模仿美国的总统制建立的，总统权力甚大。当初建制之时，宋教仁曾力主采用法国的内阁制，而中山以为不可。盖内阁制原为架空皇帝或独裁元首，以首相当国（如英、法和日本）的虚君制。宋教仁，这个年仅三十岁的小家伙，那时雄心勃勃地想做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所以力主内阁制。但是中山认为，既然建立民国是要驱除鞑虏、推翻王室，则中国政府就没有再设虚君的必要，所以坚持采取美国的总统制。如今眼看孙公就要让位于袁，袁可不是个省油灯，要他削减权力，实行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恐怕是与虎谋皮。革命党人认为在袁氏就职之前，就应立法加以约束，好让袁老四去做个虚君。因此就通过约法把总统制改为内阁制了。谁知这一改，就改出纰漏来了：袁世凯抵死不做虚君，宋教仁却又拼命想做首相。政治矛盾要用枪杆解决，民国因此逐渐变成军阀的天下了。悲夫！
上一节已说过，中山出任总统的法律依据是各省都督代表会于1911年12月3日所制定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因此在临时政府行政部门的组织逐渐就绪之时，立法部门亦在逐步建立。孙公就职未几，各省都督代表会即决定组建临时参议院为最高立法机关，并通知各省，每省选参议员三人至南京组织临时参议院。在独立诸省之参议员有半数以上抵达南京之后，参议院乃于1月28日正式成立。先后到直、奉、豫、江、浙、闽、皖、赣、晋、陕、湘、鄂、粤、桂、川、黔、滇等十七省参议员三十八人。公举福建参议员林森为议长。集会逾月，制定各项法律规章数十种。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当然便是由原《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所改订的暂代宪法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了。
这项后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发生了极大作用的所谓《民元约法》，内容共有七章五十六条。除了现代民主共和国所应有的主权、人权、政权、治权、疆土、法院，以及模仿美制上下两院的国会等一般条文之外，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临时政府的模式由原有的美国式的总统制，改成法国式的内阁制了。约法规定，内阁总理直接向国会负责，因此大总统就变成虚位元首了。此一约法几经研讨，终由孙文大总统于1912年3月11日公布。
这一着明显地是针对袁世凯而设计的。将来中山如让位与袁，袁大总统的职权和现在孙大总统的职权，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实质上，这是同盟会所掌握的参议院对未来的大总统所投的“不信任票”，如同大相国寺菜园里的一群张三李四想对新到的和尚鲁智深来个下马威，乘他立足未稳，便把他摔到粪窖里去的一厢情愿的安排。谁知力有不逮，反而助长了和尚在菜园里的权威，其结果实非动议人始料所及也。
不过，在孙公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为时不足三月，建国架构便颇具规模。不论总统制也好，内阁制也好，三权分立，像模像样，上至宪法人权，改历易服，下及放脚剪辫，巨细靡遗，法制粲然，虽百世可知也。立国创制，虽是群贤合力，究竟是一人领导，功不可没。
袁世凯在近代中国历史转型期中，也算一个悲剧人物。两千年帝王专制的政治传统，绝然不能转变于旦夕之间。因此他纵想做个真正的民主大总统，不但他本人无此智能条件，他所处的时代也没有实行民治的社会基础。他如要回头搞帝王专制，甚或搞君主立宪，这些形式在当时的中国也已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客观历史早已注定他这个边缘政客（marginal politician）不论前进或后退，都必然是个失败的悲剧人物。然这一形势，百年之后的历史学家虽洞若观火，百年前之当事人则身在庐山中，当局者迷，不自知也。因此当中山于民国元年不懈地为将来的民主政治搞百日创制之时，袁某却在为他自己的政治前途造势。袁世凯的政治智能多半离不开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武昌起义导致袁氏东山再起时，袁的政治方略便发源于传统模式。大体言之，其政治方略可分三步，那就是养敌、逼宫和摊牌。
袁氏知道，革命派只可养，不可剿，剿则兔死狗烹。他也知道，大清气数已尽，是扶不起的阿斗；纵是可扶，他也无扶清灭孙的兴趣和义务，而且不论做皇帝还是做总统，都少不了他一份。要达此目的，则他的前辈和老师——王莽、曹丕、刘裕、朱全忠、赵匡胤，都曾明白地告诉过他，正常的程序应该是：乘势抓权，然后逼宫受禅。继位之后，那就与原先助势的造反派——如今的革命派摊牌：或做你们的总统，或做寡人的皇帝，因势制宜可也。
袁世凯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后所搞的那一套养敌自重的把戏，细说起来就像一部很复杂的政治小说，写在历史书上就稍嫌繁琐了。提纲挈领，大致是这样的：袁世凯在清末，自从1901年（是年，袁四十二岁）继李鸿章之后受任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之时起，宰相当国，权倾一时，直至1908年被摄政王载沣强迫退休，几乎被杀为止，他在任内的成就，大致有军、政两大类。在军事方面，当时中国国防军的主力，从袁的小站练兵时起，渐渐发展起来的所谓北洋六镇（师），都抓在他手里。军中将校只效忠于袁，袁之外几乎无人可以随便调动。而这六镇正规军，不但器械精良，训练有素，其尤为难能的是，革命派始终未能渗透。直至武昌事起，正规国防军将领之中，除吴禄贞一人之外，再无第二人与革命派有任何历史渊源，纵是吴有心革命，其部属亦皆在袁世凯的遥控之下，吴亦难指挥如意，这样吴才招致杀身之祸，而终无法撼动六镇的基础。
然袁世凯在清末，毕竟是个新人物，在政制上的成就，也有值得肯定之处。要言之，当时的立宪运动，袁也是主要的推动者。各省所成立的谘议局，亦均为亲袁人士所掌握。他们与逃亡海外的康、梁维新派，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事实上，中山之当选临时大总统的票源，立宪派与同盟会，至少是平分天下。而论实力、论经验，当时纵是同盟会高干（包括汪兆铭和黄兴），都认为总统一职，非袁莫属也。狡猾的袁世凯，当然更知道他自己的分量。所以他就要养敌、逼宫以取高位了。谨条列袁氏政治行为的大事如下，以见其关键所在。
1908年：袁四十九岁，被摄政王载沣开缺回籍，几遭不测。
1911年：袁五十二岁，应诏回京，东山再起。
·10月10日，武昌起义。
·10月14日，诏授袁湖广总督，赴武汉节制各军，袁氏称疾不就。
·10月18日，诏促袁就道。
·10月20日，袁要求：开国会，组责任内阁，解党禁，宽容起事党人，总揽全国兵权，宽与军费。
·10月25日，袁奏派冯国璋、段祺瑞领第一、二军赴武汉前线。
·10月27日，诏授袁钦差大臣，节制陆海各军；隆裕太后拨内帑百万两济武汉军事；清军击败民军于汉口。
·10月29日，袁致书黎元洪，首提和议。
·10月30日，袁自彰德南下。
·11月1日，诏授袁内阁总理大臣；袁辞，诏优勉。
·11月4日，诏准袁令前敌各路清军停进。
·11月7日，第六镇统制、同盟会会员吴禄贞被刺，袁军无后顾之忧。
·11月8日，黎元洪复袁书，劝其附义，并允推为总统。
·11月13日，袁抵北京，诏令近畿各军，悉受节制。
·11月15日，袁授意刚出狱之汪兆铭与杨度等在北京组建“国事共济会”，提倡与革命军议和。
·11月16日，袁内阁正式成立，军政大权独揽。
·11月27日，清军攻占汉阳，民军死伤三千人。冯国璋拟乘胜渡江攻武昌；袁亲拨长途电话止之。
·11月29日，袁电武昌答应停战；汪兆铭承袁父子之意，自北京密函武昌，主南北联合，清帝退位，举袁为总统，武昌军政府表示同意。
·12月1日，武汉停战。
·12月2日，江浙联军克南京，清军守将、袁之嫡系旧属张勋，连电内阁乞援，袁置之不理；各省代表议决，袁如反正，即公举为临时大总统。
·12月5日，摄政王载沣被迫引咎退位。
·12月7日，袁派唐绍仪为和谈代表去武汉与民军议和，暗示赞成共和。
·12月9日，袁令全国停战十五日，后延长；黄兴回复汪电：袁如反正，举为总统。
·12月15日，各省代表于南京议选总统未果，虚位以待袁倒戈。
·12月18日，袁派全权代表唐绍仪与民军代表伍廷芳会晤于上海。
·12月20日，袁内调冯国璋返北京，代替良弼出任禁卫军统领；唐绍仪承袁意旨提议：先达成和议，再由国民大会决定国体。
·12月21日，孙文抵香港，胡汉民劝其留粤，孙未允。
·12月25日，孙文抵上海，大受革命群众欢迎。
·12月28日，隆裕太后从袁谏，下懿旨召集国会，决定国体。
·12月29日，各省都督代表会集会南京，选孙文为临时大总统；孙随即电袁，暂代临时大总统，随时让位。
1912年：袁五十三岁。
·1月1日，孙文于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誓言至清帝退位即解职。
·1月2日，袁不承认南京政府，斥唐绍仪越权，准其辞职，暂留上海；孙再电袁：虽暂代，然虚位以待；清军将领冯国璋等护君宪主战；袁请辞，诏拨黄金八万锭，诏饬亲贵捐银行存款，估计有四千万元；袁入朝以民军优待皇室及旗民等条件密示奕劻，促主和议。
·1月3日，滦州起义失败，三将皆殉。
·1月14日，袁密电询：孙肯让袁，有何把握？孙再肯定让贤。
·1月16日，同盟会刺客三人，刺袁未中，三人皆殉，袁从此不入朝；袁密奏太后：早顺舆情，赞成共和，以免乘舆出狩。
·1月17日，清廷御前会议。青年宗社党主战。太后谕：“我何尝要共和？都是奕劻同袁世凯说，革命党太厉害，我们没有枪炮，没有军饷，万不能打仗……胜了固然好，要是打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么？”（见溥伟著《清室让国始末记》）
·1月22日，清驻外各使馆电请清帝退位。
·1月26日，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杀宗社党激进首领良弼，北京大震，王公逃亡；太后恳袁保其母子性命；段祺瑞等清将领五十人联名通电，请清帝退位。
·1月28日，临时参议院于南京成立，到十七省代表三十八人。
·2月12日，宣统皇帝溥仪下诏退位，历时两百六十八年的清朝，至此正式结束。退位诏为张謇所拟，末段“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之句，为袁所增。
从上列简明大事记，我们可以了解到：
（一）双十变起，清室要对付革命党，非起用袁氏不可。
（二）袁世凯有实力可以镇压革命，但是他要养革命以制朝廷。
（三）革命各派，包括孙中山和黄兴，尤其是立宪派，也都体会到，推翻帝制，“驱除鞑虏，建立民国”，非有袁参加不可。
（四）除满族亲贵中的少数激进分子之外，全国也人同此心。
（五）袁亦有心建立民国，但是他要利用朝廷的名义来另立法统，由他主动担纲，而不受革命党人之支配。
再者，袁所注重的还不只是个法统问题，也是个面子问题。他显然是认为不论做皇帝也好，做总统也好，总之，在他当了元首之后，自己高高在上，而纳革命派与立宪派，乃至原有的清室官僚体系于自己的新法统之内。他这项腹案，老实说，与上述孙、黄一派要把总统制改为内阁制的动机，并无不同。二者都是政治斗争的策略而已，只是袁弄晚了一步。在赛跑途中，第一面金牌被孙中山抢去了，他只得了个银牌，心有不甘，所以这也是个面子问题。
但是历史学家平心而论之，袁只是个老官僚、独人班。他所争的重点实在只是个人的权位和荣誉，而他的对手方，孙、黄那一伙所争的，则是千万志士仁人前仆后继，拋头颅、洒热血的民族使命（national mandate），两者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可是对这项民族使命，袁本有心附义，孙、黄等革命党原也寄厚望于他，并曾虚位以待，只是这时南方诸贤急于要组建一个统一领导的政府，而黎、黄两派又相持不下，迨中山适时出现，便立刻变成了黑马。参议员诸公既然不能举孙为大元帅，就只有举他为临时大总统，以待袁氏“驱除鞑虏”之后，再来让贤了。袁氏后来虽不负所望，推翻了帝制，但却做了个继任总统，已稍嫌美中不足。再因国民党又对他不信任而防范兹严，约法改制，强迫他做了个虚君，使他也要来个困兽之斗，革“革命”之命，治史者之不偏不倚，又何由定论呢？我们的解释，只可说，这是历史转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这次历史转型，需时若干年，在这历时若干年的历史三峡中，道路总是曲曲折折的嘛，哪能老是直线呢？
话说回来，袁世凯在民国元年临时大总统的竞选过程中，虽然慢了半拍，但是他能把有两千年传统的帝制政体，在两个月之内就不声不响地和平转换掉，也算是效率惊人了。那时袁世凯若真能如党人所望，早举义旗，搞个武装苦挞打（coup d'etat），把朝中的寡妇孤儿、满城的王公亲贵一举而除之，他这样做，是否能得心应手，吾人未敢断言也。万一欲速则不达，弄得火光四起，尸横街巷，北京城内，玉石皆焚，试问对革命发展，究有何补？所以袁的稳健的做法——慢慢地搞他个不流血的宫廷政变，也未可厚非。
再就个人的道德来立论，古人说无毒不丈夫，搞流血政变，把寡妇孤儿和满朝亲贵一举而诛之，干这种事的人，要心狠手辣。将人比人，袁氏那时就显得婆婆妈妈，心不够狠，手不够辣。他多少还有点妇人之仁，对寡妇孤儿不忍下手。他多少还有点东方儒、佛两家的恕道。
再把话说回来，纵使是只顾目的、不择手段（西方叫作end justifies means）这套下流做法，这种用流血的手段来达到目的，是否比不流血的手段更有效果，也是个问题嘛！试问，袁如杀了寡妇孤儿，是否比保留了寡妇孤儿，更容易达到篡位的目的呢？其效果显然是相反的。袁世凯究竟还不是个心狠手辣的屠夫，他的恕道，和他的婆婆妈妈的行为，累得革命党对他失去了耐性，他自己因此也丢掉了金牌，这是否就是个错误，吾人亦不敢信口雌黄也。那么他在这两个月的动乱之中，究竟耍了些什么手法，怎样搞了个不流血的宫廷政变而达其目的呢？真历史比假小说要有趣得多，这儿我们倒不妨略述梗概。
现在让我们先看看，袁世凯是怎样说动太后也来赞成共和的。在上列大事表中，我们知道，袁刚出山，便把太后的私房钱，所谓内帑，逼掉了一百万两。跟清室亲王级的其他大贵族相比，可怜的隆裕只是个穷寡妇。她十五岁嫁入深宫，丈夫不爱，婆婆高压，里外非人也。磨到三十出头，两宫晏驾，做了寡妇，但这个小寡妇究竟承继了多少遗产呢？在那个大酱缸里，她无由得知，也无术支配。但是她毕竟是个太后，绣帘之前的六岁小皇帝既然无法亲政，军国大事，表面上还要以她的懿旨为断。
君不见，光绪末年的袁世凯，原已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两宫突然晏驾，小皇帝即位之后，摄政王载沣一纸文书，便把他开缺，他不就乖乖地回籍养病去了吗？如今革命党造反，朝廷应付不了，军机一纸文书，袁世凯也就奉令东山再起了。（且看朝鲜战争后期的美国，卖领带起家的杜鲁门一纸文书，不也就把权倾一时、跋扈透顶的麦克阿瑟开缺了？）
所以在东山再起之后的袁世凯这个宰相，虽然万般专横，但是他发号施令，还得去说服那个颁发懿旨的可怜的寡妇。寡妇无知，把袁氏的话信以为真，袁氏才可挟寡妇令诸侯，狐假虎威，横行天下。长话短说，袁世凯当年对隆裕太后的策略，第一步便是以军费无着为借口，把这对可怜的寡妇母子的私房钱，一举花光。其实她母子的私房钱是花不光的。但是这对可怜的寡妇孤儿哪里知道呢？等到自以为内帑花光了，寡妇自觉前途茫茫，衣食堪虞，乞怜于宰相之时，袁氏又可以告诉她，兵凶战危，胜败难卜，太后如赞成共和，将来的民国政府会优待皇室，优待费可多至一年四百万两，足可安度晚年。这一来，太后就彻底动摇了，一切也就以袁世凯的意志为意志了。
朋友，君子尚可以欺以其方，何况一个幽居深宫、糊涂无知的小寡妇。说穿了，袁世凯也是在欺君罔上，但是欺君以方，比弒君砍头，究竟还要文明得多。后来小皇帝溥仪长大了，回忆起这时的情况，他记得太后在哭，跪在她面前的一个老头子，也泪流满面（见溥仪著《我的前半生》，第二章，第一节）。这时太后的确在哭；老头子泪流满面，就是在演戏了。
据说老头子这时就告诉太后，革命军无孔不入，是如何的厉害；孙文三头六臂，是如何的有钱。这次他带回海外华侨的捐款数千百万。官军粮饷皆缺，如何能和孙文打仗？寡妇太后一听，怎能不哭？太后一哭，老宰相事君无力，怎能不一掬同情之泪？
这里另外还有一些真实情况，写历史的人，倒不妨秉笔书之：在孙文大总统宣誓就职之后，一次安徽前线军情告急，粮饷皆缺，急电中央索饷。临时大总统朱笔一批：拨二十万元济急。当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持此总统手批，前去财政部拨款时，发现国库之内，只有银元十枚（见《胡汉民自传》）。
其实当时孙公一文不名，举国皆知，只有隆裕太后不知罢了。袁氏军饷缺乏，全国或有不知，而隆裕太后则知之极深也。斯时首都之内王公满城，腰缠千万者，所在多有，袁总理乃说动太后，要求王公大臣，毁家纾难。太后极以为然，懿旨、圣旨也就照发如拟。殊不知此一发旨，北京城内的王公大臣，就夜不能眠了。盖纾难虽人人之所欲，毁家就人人之所不欲了。老实说，那时北京城内的名王巨府，是鳞次栉比的。真要毁他几家，真的就足够清军打他三五个月甚至一年的内战。遍地黄金的深宫大内，那就更不用说了。只不过隆裕太后不知其所以然罢了，可是老狐狸袁世凯却了如指掌。
［附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中国部，最近重修开放。新近的展出中有唐人韩幹的《牧马图》，此《牧马图》著录于宋徽宗的《宣和画谱》，价值连城。画上有“皇六子”、“恭王府”等钤记，当出自清恭王府。当时的恭王府中，这一等级的国宝真不知有多少。但是那时的恭王，较诸醇亲王（摄政王）和庆王，似乎还略有逊色呢！这只是一些王府。他们较诸皇宫大内的宝藏，更是无法相比的！大清帝国毕竟是大清帝国嘛，它搜刮三百年的中华国宝，哪能一下用得完呢？
经袁总理大臣毁家纾难这一倡导，满族王公大臣，便再也不敢轻言对革命党作战了。寡妇孤儿相依为命的太后，这时连身家性命都自觉难保，因而频频乞怜于宰相。她现在是顾不得什么皇位了，只要今后生活无虞，袁大臣能替她母子向将来的革命政府争到点优待，她就很心满意足了。三百年来的孽，不是她母子作的，但是三百年来的怨，却要她母子独当之。亡国之君寡妇孤儿，只得终日以泪洗面。幸好总理大臣尚能念本朝厚恩，一再提出保证，唐代表已在和议上向民军争得皇室优待费每年四百万元，虽略少于袁大臣所提的四百万两，然也相差有限。将来的民国政府虽待先朝皇帝如异国之君，但是仍有皇宫可住，皇号可保，紫禁城内，关起门来，仍是一朝天子。三千年来的亡国之君，有这样的光荣收场，古史所未有也。因此，太后在哭跪于地的老头子宰相的劝慰之下，已彻底解除了武装。在决定大政方针的所谓御前会议中，太后和庆王奕劻（皇叔祖）反而成了主和派的中坚。太后心心念念所想的，是袁世凯所公保的优待费，像前朝崇祯皇帝一样，战败后到煤山上去上吊，妇道人家不敢想象也。庆王则只是为他自己的千万家当着想，将来五族共和，老友做了总统，他仍是北京城内的庆王，面团团富家翁也。古语说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不愿坐在厅堂的屋檐之下，怕檐上的瓦片掉下打破头也），何必去冒与民军作战的危险呢？太后和庆王既然都一致赞成共和，则宣统之退位，就在于弹指之间了。
但是任何政权都有它的极端派（fundamentalists），三百年的大清王朝，何能例外？因此在民、清两方和议之初，以禁卫军总统领良弼和恭亲王溥伟为首的一些年轻的满族亲贵，即已组成个有形无形的宗社党，极力主战。他们甚至认为袁世凯是个比革命党更可恨的心腹之患，曾计划将袁暗杀之。
这种败事有余而成事不足的亲贵和高干子弟，在义和团时期，曾闯下过滔天大祸。在西太后的包庇之下，他们要杀一龙二虎，却几乎把大清帝国弄得被列强所瓜分。可是这次他们连闯祸的机会也没有了。袁世凯为防他们捣乱，一通电话，便把良弼踢上层楼（kick him upstairs），调良弼为有名无实的军谘使；内调冯国璋代替良弼，总领禁卫军。冯曾是攻杀革命军三千人的清军头号战将，其后也一直主战，为宗社党人所看重。但是袁世凯总归是他的靠山，袁说一，冯不敢说二。
袁世凯那时显然是鸿运当头。前文曾言之，三个革命党刺客曾于1月16日谋炸袁氏不中，反增加了袁氏的政治资本。谁知十天之后，另一革命党刺客彭家珍去炸良弼，竟巧遇于途，一击而中。不要命的刺客当场身亡，良弼却腿断、血流，越日惨死。北京为之全城震动。
读者知否？辛亥年间，革命党的炸弹，是足令三岁小儿不敢夜啼的。安徽的第一大商埠芜湖，在辛亥年间，就是被两个锡纸包的鸭蛋光复的。锡纸就是香烟盒子里层的衬纸。笔者儿时不乖，于今日还记得那时我的奶妈经常吓唬我说：“革命党来了。”她告诉我，革命党一个炸弹可以炸四十里。这就是夸张了。
彭家珍烈士那时在北京一弹，真炸得全城亲贵狗走鸡飞。孙文那时在北京的声名，也是个红眉毛、绿眼睛的江洋大盗，他手下的梁山好汉，都是飞檐走壁，无孔不入的。五鼠闹东京，八十万禁军也奈何他不得，何况还有手枪炸弹！在那时的北京城里，《七侠五义》对社会的影响不在“四书五经”之下呢！一弹强于十万军，强横的宗社党被彭烈士的一弹炸散了。雪上加霜，清军将领四十二人（后增至五十人），在湖广总督段祺瑞领衔之下，也于是日通电全国，迫清帝退位。
2月12日，清帝溥仪正式下诏退位。南京孙大总统遵誓解职，参议院改选袁世凯继任，其后四年的中华民国，就是袁世凯的天下了。
［附注］笔者早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任职期间，曾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之委托，试编一部中国近代史料的注释目录（annotated bibliography），穷十年之功，积稿数十箱，始知虽白首穷经，亦非一人之力所能胜任。上世纪70年代转入纽约市立大学，乃做较有选择性之努力。有关辛亥革命这一专题，除搜罗海内外专门研究机构，如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国史馆一类的公有收藏之外，复乞援于专治辛亥史之老友章开沅与谢文孙两教授，以及李宗一（已故）、孙思白、李新众等权威。多承倾囊相助，以至个人所集书目文题，竟至四千种上下，真是叩感不尽。就笔者个人管窥，辛亥革命可能是中国近代史上，各界史学家著述最多的专题之一，任何学人白首穷经，亦难毕其十一，真是修道之士所谓的“真理半张纸，闲言万卷书，从何读起”。因此笔者个人平生无论是授徒课室，还是打字书斋，总思以最简明的通俗词句，试作不偏不倚的和成见较少的“半张纸”之言，让读者自作其客观之评论。世上未有历史学家没有成见者，但求其较少而已。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也。史料注释，拟于另篇评述，此篇从略，乞师友读者教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