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祖宅的四合院在北京西城察院胡同，是我曾祖父购置的。大门上方原来悬挂着一块黑底金字的匾额，上面写着“进士第”三个大字。大门两侧各有一个小型的石狮子，外边是门洞。下了门洞外的石阶，左角边有一块上马石，上马石的左边是一个车门。大门的里面也有个门洞，隔着一方小院，迎面是一面磨砖的影壁墙，祖父和伯父都是学过中医的，所以墙中央刻有“水心堂叶”四个字。大门内右边是门房，门房右边是车门里面的门洞，车门洞的右边是一间马房。进入大门后，从迎面是影壁墙的那方小院向左拐，下了三层台阶，是一个长条形的外院。左边一排是五间南房，三间是客房，两间是书房。右边则是内院的院墙，中间有个垂花门。要上两层台阶，才能进入垂花门，门内是一片方形的石台，迎面是一个木制的影壁，由四扇木门组成，漆着绿色的油漆，每扇门上方的四分之一处各有一个圆形的图案，是个红色的篆体寿字。这个影壁遇到家里有婚丧嫁娶等大事就打开，内外院就连成一个大院子了。从石台两侧走下就是内院。内院有北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北房的两侧各有一个小角门。西角门内的小院中有两个存放杂物的房子，东角门外有一条过道，通向另一个小门，小门外是一个长条形的东跨院，跨院的南头直通车门洞，北头则是厨房和下房。从东角门的过道往左拐是一条窄路，可以通向后院。后院原是花园，后来把花木移去，盖了房，有些亲友住在里面。

我家院子原来都是砖铺的地。主要的甬道用方砖铺成了十字形路，甬道旁边的地方是用长砖斜着铺的。祖父在世时不许挖地种花草，只有几个大花盆，里面种着石榴树和夹竹桃。内院中间还有个大荷花缸，夏天在里面养些荷花，有时也养些鱼。那时的风气，很多大宅院子里都是有天棚、鱼缸、石榴树。祖父、祖母住的五间北房，前边也搭了个天棚。三间东厢房和三间西厢房，祖父让伯父和父亲轮流住，每人各住三年。我出生在东厢房，等我记事时就轮到西厢房了。我是父母的长女，刚出生，祖母就去世了，过了四五年，祖父也去世了。伯父母就迁入了北房，东厢房就做了伯父给人看病的诊室，我们叫作“脉房”。我父母这一房就在西厢房长住了下来。

我是在西厢房长大的。那时西厢房一进门是个厅堂，用来吃饭、喝茶、会客。靠北边的厢房是我父母住，后来有了我小弟，也和母亲同住，靠南的厢房我和大弟住。祖父去世以后，不许挖地种花的禁令自动解除，伯母和母亲都喜欢养花，就在院子里开了两处小花池，一处在北房前，一处在西厢房的窗下，里面种些四季应时的花花草草，垂花门边上的内院墙下还种了爬山虎和牵牛花。母亲还在墙角两侧插植了一棵柳树和一棵枣树。我上了初中后，又在一个同学家移来了一丛竹子，就种在我住的卧房的窗外。几年以后，这一丛竹子长得青翠喜人，1942年的冬天，我还写了一首诗记述窗前的这一丛竹子，怀念送给我竹子的同学，题目是《折窗前雪竹寄嘉富姊》：

人生相遇本偶然，聚散何殊萍与烟。忆昔遗我双竿竹，与君皆在垂髫年。五度秋深绿荫满，此竹常近人常远。枝枝叶叶四时青，严霜不共芭蕉卷。昨夜西楼月不明，迷离瘦影似含情。三更梦破青灯在，忽听 迸雪声。持灯起向窗前烛，一片冻云白簇簇。折来三叶寄君前，证取冬心耐寒绿。

我就是在这座院子里长大，而且是关在大门里长大的。大约我十一岁时，伯父教我学着作诗，因为我没有其他的生活体验，所以我家庭院中的景物，就成了我写诗的主要题材。记得有一年秋天，院里其他花草都已逐渐凋零，只有我移来的那丛竹子青翠依旧，我就写了一首七绝小诗：

记得年时花满庭，枝梢时见度流萤。而今花落萤飞尽，忍向西风独自青。（《对窗前秋竹有感》）

又有一年初夏，我家刚刚拆下冬天防寒的屋门，换上了很宽的竹帘子，院内的榴花与枣花都在盛开，我就又写了一首七绝小诗：

一庭榴火太披猖，布谷声中艾叶长。初夏心情无可说，隔帘唯爱枣花香。（《初夏杂咏四绝之一》）

还有一个夏日的黄昏，雨后初晴，我站在西窗竹丛前，看到东房屋脊上忽然染上了一抹初晴后落日的余晖，而东房背后的碧空上，还隐现着半轮初升的月影，于是我又写了一首《浣溪沙》小令：

屋脊模糊一角黄，晚晴天气爱斜阳，低飞紫燕入雕梁。　　翠袖单寒人倚竹，碧天沉静月窥墙，此时心绪最茫茫。

几十年以后，邓云乡先生在《光明日报》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女词家及其故居》，专门讲述察院胡同我的老家。邓云乡先生年轻时生长在北京，“七七”事变以前，他母亲生病，常常请我伯父到他家去给他母亲看病，他也经常来我家送药方，请我伯父改方子，所以对于察院胡同我的老家是熟门熟路。但那时我们没有见过面。他是在80年代初看到一篇介绍我的文章，知道我的老家是在察院胡同。我们认识是在北京的一次诗词学会的聚会上，说起话来，邓云乡先生才知道当年给他母亲看病的叶大夫就是我的伯父，而察院胡同就是我的老家。邓云乡先生很客气，称我为“词家”，我虽然愧不敢当，但邓先生的文章使我非常感动。他是这样描述的：

一进院子就感到的那种宁静、安详、闲适的气氛，到现在一闭上眼仍可浮现在我面前，一种特殊的京华风俗感受。……佣人引我到东屋，……（东屋）两明一暗，临窗放着一个大写字书案，桌后是大夫座位，桌边一个方凳，是病人坐了给大夫把脉的。屋中无人，我是来改方子的，安静地等着。一会大夫由北屋打帘子出来，掀帘子进入东屋，向我笑了一下，要过方子，坐在案边拿起毛笔改方子……（大夫）头上戴着一个黑纱瓜皮帽盔，身着本色横罗旧长衫，一位和善的老人，坐在书案边，映着洁无纤尘的明亮玻璃窗和窗外的日影，静静的院落……这本身就是一幅弥漫着词的意境的画面。女词家的意境想来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熏陶形成的。

当年邓先生只不过是病人的家属，到我家来请我伯父改过几次药方。没想到相隔半个多世纪以后，邓先生竟然还会对我家宁静的庭院以及其中所蕴涵的一种中国诗词的意境，留有如此深刻的感受和如此长久的记忆。而我出生在这里，成长在这里，我的知识生命与感情生命都是在这里孕育形成，我与这座庭院，当然更有着说不尽割不断的、万缕千丝的心魂的联系。

2003年8月，国家对这里进行了大规模的拆迁改建，这个庭院就从北京这座文化古城中消失了。当时不仅在北京的友人给我写信报道了此事，连台湾也登载了我的老家被拆毁了的消息。当然我也明白，没有旧的破坏哪能有新的建设，我也愿意见到新的北京将有一片新的高楼大厦的兴起。只是，正如邓先生所说的，我家故居中的一种古典诗词的气氛与意境，确实对我有过极深的影响。这所庭院不仅培养了我终生热爱古典诗词的兴趣，也引领我走上了终生从事古典诗词教学的途径。面对这所庭院从地面上消失的命运，我当然免不了有一种沉重的惋惜之情。其实我所惋惜的，还不仅只是这一所庭院而已，我所惋惜的是这所庭院当年所蕴涵的一种中国诗词中的美好的意境。我曾梦想着要以我的余年之力，把我家故居改建成一所书院式的中国古典诗词研究所。不过事实上困难极大，问题很多，绝不是我个人的人力、财力所能做的。然而，我个人愿以古典诗词教学来报效祖国的心意，始终未改。事实上1974年我第一次从海外回国时，我家的院子早已面目全非，成了一个大杂院。大门上的匾额不见了，门旁的石狮子被打毁了，内院的墙被拆掉了，垂花门也不在了，方砖铺的地也已因挖防空洞而变得砖土相杂而高低不平了。不过，尽管有这些变化，我对我家庭院仍有极深的感情，只因那是我生命成长的地方，只因我曾见过它美好的日子。虽然它被全部拆除，但它将常留在我的记忆中，常留在我那幼稚的诗词里。 FONUbRRTJIiYd0LTw2elDbSbXN/x4DPU8iWxJCCMkClIvKG2vRL/K7cmvbEwLd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