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的时候，父亲正住在东厢房，当时我并没有留下记忆。当我有了最初的记忆，都是关于西厢房的。所以我在《叶嘉莹作品集》的序言中说我出生在西厢房，后来我的堂兄纠正了我，说我出生在东厢房，后来才搬到西厢房的。堂兄这一说，使我想起一件事。小时候，母亲、姨母在一起聊天，说我小时性格倔犟，要做什么就一定非要做。有一年冬天的晚上，母亲铺好了被子要睡觉，给我摆枕头的时候，我就认为母亲摆放枕头的地方不对，于是大哭不止。母亲就不停地纠正枕头的位置，我一边哭一边说：“里边一点……外边一点。”母亲始终不理解里边与外边是什么意思，所以总是摆不好。直到伯父来了，才理解是枕头与被窝的位置。大家后来得出结论，说我脾气很犟。这件事情就发生在东屋。但当他们说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也有所不懂，我记得小时在西屋为什么事情发生在东屋呢？后来堂兄一说，我才终于明白，原来以前伯父和父亲是在东屋、西屋轮流住的。

大人们还说过我小时候另外的故事。有一次家里来了不少亲戚朋友，因为我从很小的时候就会背唐诗，大人就让我给客人背诗。背的是什么诗我都不记得了，但大人们还记得，说是背了李白的《长干行》：“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大家都高兴地听着，后来背到“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的时候，大家就笑了，说：“你才几岁，就知道坐愁红颜老了？”我那时当然不知道。小孩子是不了解诗意的，但根本没有关系，就像唱歌一样。有一次我到北京，老舍的儿子舒乙办了一个学习古典文化的学校，用了叶圣陶的名字，叫圣陶学校。他们带我参观了这个学校。这个学校里的学生都住校，除了常规的课程，还学习《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千字文》、《百家姓》等一些中国古代经典。他们的教学方法主要是背诵，而且要求背得非常熟。我就问孩子们背诵的这些书什么意思，孩子说老师没讲。这让我想起小时候的自己也是一样的，不管懂不懂，背就是了。这是符合小孩子这个阶段成长的生理规律的，因为小孩子的理解能力差，而记忆力是很强的。利用小孩子记忆力强的优势，多背诵一些经典，等他理解力发达了自然会懂得，将使他受益终生。

后来我家外院的五间南房租出去，新来的房客姓林，他家有个与我年龄相近的女孩儿，排行第六，我叫她六姐。而我出生在阴历六月，那是个荷花盛开的日子，家里给我起的小名叫荷，她就叫我荷姐，从此我就有了玩伴儿。我家是旗人，有许多旧的旗人衣服、鞋子。旗人的鞋底很高，有花盆底和元宝底两种。一般来说，花盆底是年轻妇女穿的，元宝底是老年妇女穿的。但有时年轻妇女为了方便，在家也穿元宝底的鞋。在我家大衣柜的底层，存有这样一堆鞋子。六姐喜欢打扮，一天她跑来找我玩，就把这些鞋子翻出来，她穿一双，我穿一双，还弄了一个纸卷，做个像旗人梳的“两把头”。那些衣服很简单，没有什么装饰，六姐就拿个剪子，把我穿的一件短袄，剪了许多穗子，成了一条条的。晚上，妈妈看见了，把我大骂了一顿，说你们这玩儿的是什么游戏，怎么把衣服都剪了。

祖父管我们很严格。比如，有客人来了吃饭，小孩子是一律不许上桌子的。孩子们就在旁边摆一张小桌子吃，不许上大人的桌子。可是有一次有客人来吃饭，不知为什么把我弄上了大桌子，问我吃什么，我从小就不大计较，就说给我什么就吃什么。

小时候的故事还有许多。记得有一次，不知道为了什么，祖父说我错了，非让我认错，可我根本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就是在祖父的权威面前我也不肯让步，就跟祖父说：我错在哪里，你给我讲讲理。我母亲看我不认错，就在屋里打我，逼我认错。我就是不认错，坚持要祖父讲理。祖父在窗外大发其火，说这么小的孩子坚持不肯认错，一定是打得不够。那意思是说我母亲没有真的打我，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可我依然不让步，母亲真的发狠打我，当然也是为了打给祖父看。小小的脸蛋，到了第二天都没有消肿。恰好，第二天外婆家来人，看到我的脸，就说我母亲，怎么可以把孩子打成这样。可见我小时候脾气真的是很犟。其实小时候的这两个故事，已经表现了我一生的性格，我对于吃什么穿什么那些物质的东西，是不大在意的；而对于是非道理这样的原则问题，就是要坚持，不肯让步。

祖父认为我性格太倔犟，就对我母亲说，这个女孩子太犟，不能让她到外面去读书，否则以后你就没有办法管她了。结果，我还没有到读书的年龄，祖父就去世了，他也管不了我了。但是，我终于还是没有到小学去读书，那是另有缘由。

在我八岁、我大弟六岁的那年，父亲已经到上海航空公司工作，我称作姥爷的我母亲的叔叔也转到上海一所警察局去工作，姨母也到上海一个大家庭中去做家庭教师。趁着有一位表亲要到上海去的机会，我母亲就带着我和弟弟随这位表亲一起到上海去了。记得我们是从天津塘沽口坐船去的，表亲住一间舱房，我母亲带着我和弟弟住一间舱房。母亲和弟弟住下面的铺位，我一个人从旁边的一个窄小的梯子爬到上铺去。上铺的旁边，有一个圆形的窗户，是紧紧关闭着的，天气晴明时可以隔窗望见远海遥天。我带了几本儿童杂志上去，躺在床铺上看书。次日夜里，忽然起了很大的风浪，海浪一阵阵打在这个小圆窗的外面，第二天大家都晕船起不了床，送来的饭菜也没人吃。只有我不晕船，可以爬下来吃饭，还可以再爬上去看书。转天风浪就过去了，不久我们到达了上海。父亲在上海的一个弄堂里租了一处房子，弄堂口有一个租书的摊子，我和弟弟就跑去租了一些小人书来看。记得其中有一套书叫作《火烧红莲寺》，我和大弟就在家里扮演起武侠的故事来。周末的日子，姥爷就会来带我和弟弟出去逛街和看电影，电影大多也是一些武侠片，逛街就给我们买很多零食。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只瓷做的大公鸡，造型极好，色彩斑斓，鸡腹下有个盖子，打开以后，里面都是各色的糖果。我和弟弟在上海玩得很高兴，觉得比北京有趣多了。谁想到乐极生悲，我们姐弟同时感染了肺炎，把父亲和母亲急坏了，请了很多医生，内服外敷用了很多药才把病治好。不久后，母亲发现怀孕了，觉得回北京才有人照料，于是就带着我和弟弟回了北京。第二年（1933），生了我的小弟嘉炽。这次上海之行，在我的童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uUHWzqD/LiGQFJ/ugpBIcEE0WQgT+pigQfIfy0V6d91Gspb5wWL8th8O38LD9hc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