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娘家姓李，是汉军旗人，也是书香门第。我的外曾祖母还是一位女诗人，曾刊刻过一本诗集，题名为《仲山氏吟草》。她生有两子一女，长子就是我的外祖父。外祖父母有两个女儿，就是我的母亲和我的姨母。我的母亲名玉洁，字立方，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姨母名玉润，字树滋。不幸的是姨母出生以后不久，我的外祖父母就相继去世了。于是两姊妹就过继给了她们的叔父，也就是我后来一直称作“姥爷”的外祖父。他的名字叫李警予，原来在河北武清县任地方官长，很得民心。我一直记得，外祖父家中藏有很多当地百姓送来的所谓“万民旗”和“万民伞”。外祖父母自己没有儿女，对我母亲和姨母视如己出。他们晚年方得一子，就是只大我三岁的小舅。而小舅的母亲因为难产生下小舅以后不久就去世了。所以我母亲姊妹和这位小舅都是由姑姑带大的。这位姑姑一直没有结婚，担负起了侍奉老母和抚养三个侄男女的责任。我们称她作三姥爷。因为母亲的父亲是大姥爷；母亲的叔叔是二姥爷；这个姑姑像男人一样撑着这个家，所以叫三姥爷。后来外公又续了弦，但没有生小孩。解放前夕，小舅带着三姥爷去了台湾，后来外公去世了，只有续外婆一个人留在北京。

我的外公原来在上海工作，后来姨母也到了上海，做家庭教师，一直没有结婚。到了快四十岁，有人给她介绍了一个对象，给人家做了续弦。这个姨父是密云县的一个地主，年龄比姨母大得多，后来不久就去世了。姨父的前妻留下了好几个儿女。姨母是一个相当通达的人，跟这家的儿女相处得不错。解放以后密云县的土地也被分了，姨母就回到了北京城里，外公去世以后她就跟续外婆住在一起。有一段时间生活相当艰苦，靠糊火柴盒为生。1974年我第一次回国时她还在北京住，那时姨母已经八十多岁了，身体很好，精神也很好。我把我写的小时候跟姨母读书的事给她看，她很高兴。后来她到密云跟孙子一起住了，她的孙子是当地的官员，对她不错，我跟我弟弟曾经去看过她几次。后来她跌了一跤，造成胯骨粉碎性骨折，卧床不能起来，不久就去世了。

母亲和姨母都接受过良好的旧式教育，都从事教育工作，在外面做教师。听说当时有人给父亲提亲，介绍了母亲。那时还是老式婚姻，结婚双方在婚前是不能见面的。父亲就假借到学校参观，去听我母亲讲课。后来外婆告诉我说，那天母亲回家很不高兴，说今天有一个莫名其妙的人到课堂上来听课，竟然听了一个钟头。

母亲青年时代曾在一所女子职业学校任教，婚后专心相夫理家，为人宽厚慈和而又不失干练。生有我们姐弟三人，长弟嘉谋，小我两岁，幼弟嘉炽，小我八岁。“七七”事变后，父亲随政府流转后方，那一年我只有十三岁，长弟只有十一岁，幼弟只有五岁。当时在沦陷区，生活十分艰苦，父亲久无音信，一切都靠母亲操持。我在这期间又生了一场大病，中医叫肺积水，西医叫肋膜炎，在家休学了一段时期。母亲因父亲音信隔绝和我的这一场大病，常常处在忧伤之中，身体日渐衰弱，1941年经过医院检查，诊断为子宫生瘤，虽然开刀做了手术，还是没能挽救她的生命。享年仅有四十四岁。

我小的时候家里还保留着许多满人的习俗。我记得父亲和伯父管祖父叫阿玛，我们称呼祖母不叫奶奶而是叫太太。满人家里规矩特别多，比汉人家里规矩多。在家里也行屈膝礼，男人屈左膝，女人屈双膝。儿媳妇在婆婆面前是没有座位的，都是站着。母亲原来在一所桑蚕女子学校教书，结婚后还教了很短一个时期。去教书的时候，母亲是很朴素的，虽然是很整齐，但不化妆。回家后要参拜长辈，到我祖父、祖母房里去请安。祖母一见到我母亲就说，怎么不化妆啊，这是给谁穿孝呢？所以后来母亲回家后就先回到自己的房间，涂上胭脂抹上粉，再去参拜婆婆。一般而言，满族是很重视教育的，小孩子从小就受教育。我六七岁时有人给我算命，说我正可授读诗书。满人的女子也都是要受教育的，因为她们生下来就有可能被选进宫里，所以我的祖母也是受过教育的。那时祖母年岁已经大了，也就不看什么书了，每天晚上就让母亲和伯母站在地上给她念。什么时候祖母说好好，歇着去吧，她们才敢离开。

母亲是一个很能干的人，而且性格非常好。祖父在世时，家境很好，有门房、有厨子，还有一个打扫卫生的女工。母亲出去教书就不用做家里的事。祖母去世后，祖父曾经娶了一个姨太太来服侍他，后来姨太太跑掉了，就由母亲和伯母伺候祖父。1929年祖父去世后，家里减少了厨子、门房，就剩一个女工帮助做饭、打扫。祖父还留下了一些房产，父亲常年不在家，就由伯父管理这些房产，所得收入两家公用，吃饭、请佣人等一些日常开销，都用公款。做衣服就是各房管各房自己的。伯母是个比较严肃的人，她是知府的小姐，书念得很好，但平常不苟言笑。母亲却很随和，也肯帮助人，对家里的佣人很好，有时还会跟她们聊聊天。我小时候就听她们聊一些义和团、红灯照的故事。祖父去世后，我家外院的南房就租出去了。盛成教授、许世瑛教授（字诗英），还有一家姓林的都曾先后做过我家的房客，母亲跟他们相处得也很好，他们的女眷也到我们住的西厢房来。

母亲教育我也是什么都要学会，包括女红。我中学上的是女校，女校都有家事课，我学过烹饪、缝纫、绣花、钩针、打毛衣等。有一次，我绣了一对枕头套，是学校的作业。母亲很会做人，她对我说，大爷那么喜欢你，把你第一次做的手工成品送给大爷吧。大爷就是我伯父，那时北方人管伯父就叫大爷，管伯母叫大大，这都是旗人的称呼。母亲说女孩子光会绣花、织毛衣还不够，要学会做衣服，那时都穿旗袍，旗袍是最难做的，尤其是那个斜大襟。我家没有缝纫机，都是手工缝，母亲就想了个简单的办法耐心地教我，例如倒扣针、明针暗缝、撬贴边这些基本针法都教会了我。母亲还教我盘扣子，我们北京人叫“算盘疙瘩”，“算盘疙瘩”旁还有各种盘花，有琵琶花、葫芦花、蝴蝶花，母亲是很讲究美观的，也要求我学会盘这些花。后来我真的自己做了件旗袍穿上了。

母亲虽然对我很好，但也有一点重男轻女。中国传统的观念，儿子才是真正的后代，才能继承家业。可是父亲却偏爱我，因为我念书念得好，不论中文，还是英文。有人对母亲说，你闺女不能跟你儿子一块念书，聪明、秀气都被女孩子夺走了。其实是因为我弟弟是男孩子，喜欢出去玩；而我从小不出去，又喜欢读书，才显得我念书念得好。不管是诗词还是古文，我都喜欢背诵，而且是大声地吟诵。辅仁大学的许诗英教授那时搬到我家外院，就常常听到我背书，对我的印象很好。其实母亲对我还是很好的，记得有一天夜里，我们几个小孩都睡了，母亲还没有睡，我突然说了一声，我的铅笔还没削呢，说完就又睡了。黑更半夜的，母亲就把我所有的铅笔都削好了，装了满满的一盒。

母亲也是一个相当重视仪表的人，出门的时候，总是要把头发梳得很整齐，出去时，要先照一下镜子。发现头发乱了，一定要回去梳好才行。母亲也很注意打扮我们几个孩子。每年阴历六月十二，是我外曾祖母的生日。因为她是我们家族中最高的长辈，每年给她做寿，成了我家亲戚中的一件大事。那一天，院子里都要搭起席棚子，请厨子到家里来做饭。沿席棚子底下都要挂上帐幕，上边是玻璃框的京剧戏齣，许多亲戚朋友都来聚会。六月初一是我的生日，母亲每年都要给我做一件新衣裳。那时，父亲在上海工作，有时给我买些新鲜的洋式的衣服。有一年父亲从上海给我买了一件白绸子的短袖连衣裙，镶着很多层荷叶边，挺好看的。过了几年，我长大了，穿不得了，父亲就带我到西单的绸布店挑选了一块浅粉红的料子，照样做了一件。这样，我过生日穿的新衣，不久还可以在外曾祖母生日时穿。后来弟弟们也长大了，母亲也给他们买一些新衣服。天冷了就买来那种很粗的毛线，请外边的人给我们织外套，给我织的一件是浅驼色的，边上用红色毛线织的花纹。还有白色的帽子，也是用红色毛线织的花边，我穿着到学校去，高班的同学们就喊我：“红边儿小孩，红边儿小孩。”母亲最得意的就是在亲戚家族聚会时，听人家夸赞她的孩子。

母亲常常回娘家。外婆家在靠西直门那边，离什刹海比较近。母亲有时就带着我和大弟（小弟那时还没出生）还有小舅（小舅只比我大三岁，现在我保存一张我最小时的照片，就是我们三个人的合影：大弟两岁、我四岁、小舅七岁）到什刹海和北海去玩。记得我们当时总是沿着什刹海中间的一条长堤走到北海的后门，从后门到北海里边玩，我们几个小孩到处乱跑，母亲就在北海里的茶座“濠濮涧”或“漪澜堂”等我们。到我上高中的时候，母亲身体已经不好了，我们再一起去北海的时候，弟弟们去玩，我就陪着母亲，帮她拿东西。母亲感到很欣慰，说你小时那么犟，没想到大了这么懂事。在北海玩累了，就再漫步经过什刹海的长堤乘车回家。每到夏天，这条长堤上就搭满了凉棚，里边卖一些鲜藕、菱角等河鲜。母亲常带着我们在一处凉棚下的小店中坐下来，叫几碗摆满了鲜菱和鲜藕的冰碗让我们品味河鲜。这一直是我最难忘的童年乐趣。

母亲是一个很节俭的人。父亲寄回的钱，除去生活所用都存了起来。母亲不仅节俭而且很能干，还很会理财。她亲自找人设计，用几年攒下的钱在西直门东新开胡同盖了五座小四合院。每座院子有七间房子，三间北房、两间东房、两间西房。母亲打算以后老了，她和父亲住一座，我们姐弟三人每人一座，给我外婆家一座。这几座房子还没盖好，抗战就爆发了。北平沦陷后，一些日本军官的眷属陆续住进北平，这五座院子刚刚盖好，整整齐齐的，一下子被他们看上了，就强租了这些房子，我们家人一天也没住。那时，我是家里的大姐，弟弟们都小，因此到日本宪兵司令部交涉房租的事，都是我去的。解放以后，姨母家在密云的土地被分了，她带着家人回到城里，跟我的续外婆就住在母亲当年盖的房子里。

父亲自“七七”事变后，随国民政府从上海南迁大后方，与家中断绝了音信，1941年时已分别了将近四年之久。母亲心悬牵挂，郁郁成疾。这一时期生活比较艰苦，家里一个佣人也没有了。没有了为大家做饭的人，伯父和我们就分开来，伯母就做他们一家的饭，母亲就做我们一家的饭。到1941年暑假我高中毕业时，几个要好的同学轮流到各家聚会，我有时到同学家吃饭，当然也带同学到家里来吃饭。那时母亲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不能给我们做饭，就让我们到外边去吃。当时医疗很落后，我们不知道母亲得的是什么病，她觉得腹部有个硬块，而且常常流鼻血，例假也没有了。因为伯父是中医，常常给母亲开一些中药吃，但一直也不见好。母亲的病后来经过医院诊断才知道是子宫瘤，很可能是恶性的。

暑假以后，我考上了辅仁大学。伯父说母亲的病中医治不好，应该找西医看看，当时天津有一家外国人办的医院，母亲决定到天津去看病。9月刚刚开学，正好是重阳节。平日里母亲常常给我们买些点心，这回母亲买了一些重阳花糕放在一个瓷罐子里留给我们吃，就让舅舅陪着她到天津的一家德国医院去开刀做手术。当时我也要陪着去，母亲说我还小，而且大学刚开学，坚决不让我去。我万万没有想到，母亲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那时因伯父是医生，家里是有电话的。过了两天，舅舅打电话来说母亲开刀后情况不好。已经发现不好了，本来应该留在医院里，可是母亲坚决要回来，一定要回家。舅舅只好连夜陪着母亲坐火车回北京。抵京后，舅舅抱着一线希望把母亲送进了一家西医医院，通知我赶到医院，母亲已经无法抢救了。按照中国传统的习惯，已去世的人不能再运回家里。母亲的遗体就被运到了北平的嘉兴寺，停灵在那里。我清楚地记得，母亲棺殓时钉子钉在棺材上的那种声音，从此我和母亲就生死相隔在两个世界了。母亲离开北平之前还是好好的，虽然久病，但不是卧床不起，怎么就一去不返了！我悲痛欲绝，写下了《哭母诗八首》：

噩耗传来心乍惊，泪枯无语暗吞声。早知一别成千古，悔不当初伴母行。（其一）

瞻依犹是旧容颜，唤母千回总不还。凄绝临棺无一语，漫将修短破天悭。（其二）

重阳节后欲寒天，送母西行过玉泉（我家茔地在玉泉山后）。黄叶满山坟草白，秋风万里感啼鹃。（其三）

叶已随风别故枝，我于凋落更何辞。窗前雨滴梧桐碎，独对寒灯哭母时。（其四）

飒飒西风冷穗帷，小窗竹影月凄其。空余旧物思言笑，几度凝眸双泪垂。（其五）

本是明珠掌上身，于今憔悴委泥尘。凄凉莫怨无人问，剪纸招魂诉母亲。（其六）

年年辛苦为儿忙，刀尺声中夜漏长。多少春晖游子恨，不堪重展旧衣裳。（其七）

寒屏独倚夜深时，数断更筹恨转痴。诗句吟成千点泪，重泉何处达亲知。（其八）

我家的坟地在京西的香山，我的祖父、曾祖父、高祖父都葬在那里。那时没有汽车，给母亲送殡用的是马车。因为路远，送到香山已经很晚了，就住了一夜，第二天才回来。给母亲送殡回来，我还写了一首小词《忆萝月》：

萧萧木叶。秋野山重叠。愁苦最怜坟上月，惟照世人离别。　　平沙一片茫茫。残碑蔓草斜阳。解得人生真意，夜深清呗凄凉。

我曾经把这首词抄给顾随先生看，顾先生在诗稿上批了几个字，“太凄凉，年轻人不宜如此”。现在我家的祖坟早已没有了，听弟弟说迁葬过一回，“文革”以后农田改造就没有了。

母亲去世后，我们就不再自己烧饭，而由伯母担负起为全家烧饭的责任。每当我要帮忙时，伯母总要我去专心读书，不肯让我帮忙做家务。那时我们都穿布鞋，也是伯母做，从来不指望我帮忙。所以我虽遭丧母之痛，但在读书方面却并没受到什么影响，反而如古人所说“愁苦之言易工”，这一时期，我写作了大量的诗词。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我们在沦陷区的生活就更加艰苦了，但是抗战的后方却因为美国的参战而有了转机。因而，在母亲逝世半年多之后，我们竟然收到了一封父亲从重庆辗转寄来的短信。本来我曾经写了《哭母诗》八首，现在接到了父亲的信，想起了已经去世的母亲，写了题为《母亡后接父书》的一首五言古诗。不久，我又写了一首题为《咏怀》的五言古诗，其中写有我对父亲的怀念。好不容易盼到抗战胜利，但父亲却没有马上回到家中，那是因为父亲已经担任了航空公司人事科长。抗战一胜利，多少人都急于还乡，公司的事务与人事的安排正是千头万绪。父亲办事一向有公而忘私的作风，所以直到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暑假才回来。那时我已经开始教书，暑假快要结束的一个周末，我正搬着自行车要跨出大门槛外出时，忽然见到有一辆北京叫作“洋车”的人力车停在了我家门口，车上有一位穿着西装的长者，提着一个黑色的行李箱下了车。我一眼就认出是我已经十年未曾见面的父亲。父亲当时应该已经有五十五岁，可是看上去一点也没有老人的感觉。我迎接父亲回到我们住的西厢房，当时我们睡的还是北平的土炕，我帮父亲把行装安顿好，父亲坐在炕边的一把椅子上哭了很久。后来大弟和小弟陆续回到家中，晚间灯下共进晚餐，真有如杜甫《羌村》诗中所说的“相对如梦寐”的感觉。父亲是在百忙的公务中抽暇回来探望家人的，不久就返回上海去了。这次父亲回家的时间虽短，但是亲友们想为父亲提亲安排续弦的人却很多。不过都被父亲一一婉言谢绝了，而且连见对方一面也未答应。父亲对母亲的感情，是无人可以取代的。父亲第二次回家探亲时，我正准备远赴南京去结婚，父亲当时可能有很多感慨。就在我临行前不久，父亲亲笔写了纪念我母亲的八首悼亡诗。我把父亲的诗装了一个框架放在母亲的遗像前面。那时古老的北平还没有复印技术，而我忙于整理行装，也未及抄录下来。而且我自己以为，去南方举行婚礼以后很快就会回到我的老家北平来。谁料想到，国民党败退得竟如此之快。父亲在我南下结婚后也很快就回到上海的航空公司去了，当我与父亲再次在上海相见时，已经是国民党币制改革失败以后的危亡前夕。我们随海军匆匆撤到台湾以后，经历了一段艰苦的生活。等到我与父亲在台湾相聚，前尘往事都已经恍如隔世渺不可寻。不仅我不再记得父亲的诗句，父亲自己也已经不复记忆了。1974年回国探亲时，什么都没有了，经过“文革”，我弟弟什么都没有保存下来，一点纪念的东西都没有留下。这是我最为对不起父亲也对不起母亲的一件终生憾事。

父亲对于伯父、伯母多年来给我们姐弟三人的照顾非常感激。父亲回来以后，为了减轻伯母的负担，我们单独起伙做饭。我们有一个远房的本家大姑姑，她结婚以后先生去世了，有一个儿子出去工作就再也没回来。父亲就请她到我家照顾我们，给我们做饭，帮我们料理家务。直到1948年我离开北平到南方结婚，她还在我家。我第一次去听基督教的布道，就是这个大姑姑带我去的。那时我已经教书了，正是快过年的时候，学校放寒假，大姑姑跟我说，有个布道会你去不去。我这个人很好奇，就跟着她去了。1974年我回国时，大姑姑还在北京，我去看过她几次。我回国以后，对于我的姨母、大姑姑，都给了她们帮助。 2TXr84QmpLXsSNqO2sUlG+G8qSCh/FzSuVroG+NHDsDWAEJw/nBpMeG9j1MN1x5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