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壮者（疑即丁逢甲），作《扫迷帚》二十四回，初刊1905年《绣像小说》第四十三至五十二期，1907年由商务印书馆印成单行本发行，1960年收入中华书局版《晚清文学丛钞·小说一卷》。小说开卷第一句就是“看官，须知阻碍中国进化的大害，莫若迷信”。为破除迷信，“生平专讲实践，最恨鬼神、仙怪、星相、卜筮诸说”的表兄卞资生，与“把这因果祈祷之说，看作圣经贤传，身心性命之事”的表弟杨心斋，展开一场激烈的辩论，由此搭起整部小说的构架。可小说还有另一条比较后起而隐晦的线索，那就是资生为修辑邑志而采风问俗。
我更注重这后一条线。资生为了“一洗那旧志专记掌故，不列民事的陋习”，而“仿东西新历史体裁，实实的将风俗文化，关于人群的现状，详细搜载”。这种史学观点，颇可注意，跟其时梁启超提倡的史学革命不无联系。只是中国文人之注重地方风物，从南朝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起，可谓代有传人。《扫迷帚》的特点在于以小说志“风俗文化”，这在中国章回小说史上是个创举。志风俗而注重怪现状，谈文化而着力反迷信，自然是跟那时候政治小说、谴责小说的风气有关。
《扫迷帚》封面
所志风俗，也曾旁及杭州、扬州乃至安徽、山西等处，但以苏州为主；所批迷信，有属儒家，有属道教，也有不明来由的民间禁忌、信仰，但更多的应归于佛教。作者对佛教全无好感，主张改寺庙为学堂。“我中国梵刹重重，要来何用？不过供那班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僧人享受，为藏娇匿罪的巢窟。”小说中描写舍身站笼七日夜募建佛寺的和尚（第十二回），与自称能起死回生骗取钱财的和尚（第十四回），都不及李伯元、吴趼人笔下的和尚生动。有趣的是第六回写苏州绅衿妇女竞相拜和尚为师，平日里做出百般羞态，独于和尚跟前无不放浪形骸；第十五回写暮春三月天竺进香，男女老少，贵贱贫富，或专诚祈祷，或请丹还愿，或借佛游村，或赶热闹嬲妇女，一时热闹非凡；第二十回写是年因疫疠大行，死亡相续，各处佛事因而不断，“不独男僧生意大为增色，即女尼价值亦顿加数倍”。欲知清末民初佛教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几乎不可不读《扫迷帚》。虽说力主破佛，作者对各种佛事及民众的反应描写颇详，略有调侃，但不失客观，且文字通畅清丽，这在清末小说中也属难得。
小说写得最有声色的佛事当推第四回前半的盂兰盆会。此会是根据西晋竺法护译的《佛说盂兰盆经》而举行超荐历代祖先的佛事。大同四年（538）梁武帝首次在同泰寺设盂兰盆斋，此后愈演愈烈，后世更有放河灯、焚法船之举。宋人吴自牧《梦粱录》卷四记七月十五僧寺建盂兰盆会，有设醮饭拔孤魂、焚冥衣祭祖宗、放江灯超度生灵等项活动。清人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中元”条亦有如下记载：“庵观寺院，设盂兰会，传为目莲僧救母日也。街巷搭苫高台、鬼王棚座，看演经文，施放焰口，以济孤魂。锦纸札糊法船，长至七八十尺者，临池焚化。点燃河灯，谓以慈航普渡。”古今相距五六百年，南北相隔三四千里，可盂兰盆会仪式却大同小异。《扫迷帚》不记河灯、法船，只写苏州玄妙观前出会盛况。各种鬼相描摹详尽后，作者添一句：“以上诸鬼，却都兴高采烈，鬼混鬼闹，鬼笑鬼跳。一路人看鬼，鬼看人，应接不暇。”有此一句，顿时妙趣横生，庄严的佛事成了人间的娱乐嬉戏，破除迷信的先验主题也被生动的风俗场面所取代。虽说不如鲁迅先生笔下“鬼而人，理而情，可怖而可爱的无常”那么令人易于亲近，这“摆来踱去，全是官样，是鬼是官，令人莫辨”的焦面大王鬼，那匍匐作求乞状的借债鬼，以及骑马按辔押解冥镪纸帛的鬼将，身穿号衣手持各色军器的鬼兵，嘻嘻哈哈招摇过市，实则鬼味少而人情多。如此着墨，说是“能令人发一大噱”可矣，说是揭穿迷信伎俩则未必。因为是鬼是人，全都逢场作戏，热闹一场罢了，未必记得目莲救母或解先亡倒悬之苦的古训。
同时代以盂兰盆会为题材的小说，还有非非国手的《放河灯》，刊于《月月小说》第十九号。大意述观河灯时老少奔窜，说是见溺鬼；少年于是以科学论证世上本无鬼。小说前有弁言，云：“国民性格，有一般天然之迷信，不速针砭，于进步大有窒碍。著者由此落想，拟贡此篇，以为改良社会之一助。”立意不可谓不佳，只是把小说写成辟鬼论，则又未免可惜。
十几年后台静农写小说《红灯》，借七月半鬼节得银娘放河灯，超度冤死的银儿这一细节，揭示了一种带浓厚悲剧色彩的既伟大又荒诞的爱。作家已不再追究亡灵是否需要金钱，鬼神是否可以贿赂之类的枝节问题，而着眼于这一仪式中如何寄托着愚民百姓的情感和希望。大概也只有到这个时候，盂兰盆会之类的佛事，才真正从风俗志和科学论文中挣脱出来，成为小说中的有机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