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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患余生（连梦青）的《邻女语》初载《绣像小说》第六至二十期（1903—1904），191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1957年上海文化出版社重新整理印行，1959年阿英将其收入中华书局版《庚子事变文学集》。小说共十二回，“文笔清隽可喜，实近日历史小说之别开生面者”（《清代轶闻》）。小说前六回采用限制视角，突破了传统章回小说的全知叙事。可我最感兴趣的，却是其中空相大师的说法。
我佛山人（吴趼人）的《劫余灰》初载《月月小说》第十至二十四期（1907—1908），1909年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单行本，1960年阿英将其收入中华书局版的《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1986年中州古籍出版社选入《吴趼人小说选》。小说共十六回，不脱才子佳人旧套，不过表现的社会生活面颇为广阔，并发挥了一通“写情”的理论，对后来的言情小说有影响。小说第一回“开卷说痴情”：“自从世风不古以来，一般佻
少年，只知道男女相悦谓之情，非独把情字的范围弄得狭隘了，并且把情字也污蔑了，也算得是情字的劫运，到了此时，那情字也变成了劫余灰了。我此时提起笔来，要抱定一个情字，写一部小说，就先题了个书名，叫做《劫余灰》。”写情便写情，何苦又弄出“老尼姑粲说淫欲情”，把佛陀也说成写情小说的庇护人？
正是这两个不大学佛的小说家突然兴起，引佛理入小说，使我们得以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探索近代文人的读佛。
《邻女语》第二回写金不磨北上办赈，兵荒马乱中夜宿清江浦银河宫，听“貌古于松”“眼光如电”的空相大师说佛法：
虽然老衲出家以来，心如槁木死灰，业已置此身于度外，却已看得生就是死，死就是生，分不出甚么人鬼的境界。施主做事，将来必须学到这个地步，方得大无畏的好处，大解脱的真相。
此话无甚新奇，可联系上下文，却别有深意。空相闻知不磨是因北方兵乱，决心破家救人北上办赈，连声称赞：“此真不愧善门之子，善哉！善哉！”并热心指点路径，为不磨主仆提供诸多方便。大概在她看来，所谓心如槁木、超然物外，并非只是一种自我修养；佛门弟子以慈悲为本，以行善利他为宗旨，不磨的义举实已得“大无畏的好处”。难怪她听完不磨的计划后连连表示：“施主是佛门过去人，老衲多言了。”
《劫余灰》第十至十二回写朱婉贞被逼娶不成的式钟打死后弃尸荒野，雷雨中死而复生，夜闯贞德庵，被老尼妙悟收留。其中妙悟为婉贞说法，四句偈中，却有三个情字，弄得婉贞大惑不解：“我佛清净无为，虚无寂灭，何以尚不能忘情？”于是引出妙悟一番宏论来：
佛以慈悲为本，请教大慈大悲，发宏大誓愿，拯救众生，这个情还有比他大的么？……可笑有一种人，欲求皈依佛法，动说勘破情关，不知破了情关便是我佛的罪人，如何可以皈依？究其所以之故，不过是误拿欲字作情字解，其实他是勘破欲关，情关如何破得呢？便是老衲，苦修数十年，无非是勘不破一个情字。
说“我佛慈悲”，这并不新鲜；说“我佛最是钟情之辈”，也不无道理；说“愈到心如槁木死灰处，愈是我情最深处”，可就有点费解。
两位老尼说的基本是一回事：只有“虚空”，才能不着我相，才能大无畏，才能慈悲救世。这样来解说佛法，在清末民初乃至二三十年代，都颇有代表性。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不少进步思想家从增进国民道德角度提倡学佛，正是着眼于“虚空”与“无我”。章太炎《建立宗教论》主张：“非示无生则不能去畏死心，非破我所则不能去拜金心”；谭嗣同《仁学》则认为“善学佛者未有不震动奋厉而雄强刚猛者也”；梁启超的《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甚至宣称只有佛教才能创造“舍身救世”的新民。说到底还是政治家在利用佛学。不过如此一来，佛学确实身价百倍，学佛者日见其多，近代佛学的复兴与此不无关系。
并非每个学佛者都能如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慷慨赴国难；倒是“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这一佛理之根本，更能吸引“五四”一代文人。周作人之为《布施度无极经》那舍身救世的大宏愿所感动；胡适之读《回向品》，赞赏那“不以恶众生故，嫌恨退没，不行回向；不以难调伏众生故，退舍善根，不行回向”的菩萨心肠，甚至作《回向》诗以志怀。这也是不少“五四”作家读佛经而积极入世的根本原因。
以慈悲为佛学根本，如此读佛，当然不会消极厌世。正如弘一法师所说的：“学佛法之人皆须发‘大菩提心’，以一般人之苦乐为苦乐，抱热心救世之弘愿，不唯非消极，乃是积极中之积极者。”只是佛门弟子，号称方外之人，如何热心救世？1913年革命党人发动“二次革命”，苏曼殊当即发表《讨袁宣言》：“衲等虽托身世外，然宗国兴亡，岂无责耶？今直告尔：甘为元凶，不恤兵连祸亟，涂炭生灵，即衲等虽以言善习静为怀，亦将起而褫尔之魄！”正是这种由慈悲心衍化出来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不少近、现代僧人不曾完全忘情世事。八指头陀诗名满天下，有“我虽学佛未忘世”“国仇未报老僧羞”等名句；弘一法师于抗日战争中则有“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的主张。至于僧人如何“救国”，如何“报国仇”，则非本文所能详细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