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

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设在西湖孤山南麓，周围风景幽美，名胜古迹荟集，读者到此，既可观书，也可观景，若有兴致还可观游人。可惜馆内设备欠佳，虽装有风扇，还是闷热得很。好在随时可到湖边透透风。每天早出晚归，过断桥，走白堤，不用惦念白娘子和许仙的相会，也不用吟诵“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荫里白沙堤”的诗句，单是观赏西湖的晨雾暮霭也就够了。如此读书，也算享福。

也许正是仗着西湖风景好，图书馆上午11点40分闭馆，下午2点半才重新开馆。这中间两个多小时逼着读者游西湖。一天跑了灵隐寺，买点佛经；一天跑了虎跑寺，会会“弘一法师”；第三天起就只想坐在湖边看游人了。

浙图古籍部最令人羡慕的，还不是其地理环境，而是其丰富的藏书，单是接收藏在文澜阁的《四库全书》一项，就是任何一个省级图书馆所无法比拟的。宋恕《六斋卑议·图书章》谓江浙因有“文汇”“文宗”“文澜”三阁而鸿儒辈出；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四库全书之今昔》则谓“四库”开馆之前，江浙本为文人渊薮，清廷才会于内廷四阁外，另建江浙三阁。我不想参加这种鸡蛋与鸡谁为先的争论，不过对书籍公开是文化进步学术发展的关键这一点却是确信无疑。江浙三阁皆遭兵火之劫，唯有文澜阁因有八千卷楼主丁丙、丁申兄弟于战火中抢救部分失散典籍，后又四出补书抄书，才得以遗留至今。虽则此次访书，不敢惊动“四库”宝藏；但一见文澜阁，仍然肃然起敬。不单崇敬那凝聚着中华文化精华的八万卷图书，而且崇敬世世代代为保存、流传中华文化典籍而呕尽心血的先哲贤人。

每个图书馆都有轻易不肯借出的“海内孤本”，浙图也不例外。据《1833—1949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知道他们藏有1906年上海出版的《新世界小说社报》第一至第九期（这杂志公共图书馆中另外只有上海图书馆藏有第七期），恳求了大半天，还是没能“挖”出来。除此之外，其他我所需要的“新小说”，管理员倒是都同意出借，且取书速度甚快，每次都不超过五分钟。第一天刚读了几种书，就有个干部模样的人把我叫到外边，单独“审查”了我的研究课题，然后旁敲侧击询问在我的研究成果上，是否注明是在哪里看的书。我装聋作哑，“王顾左右而言他”。如果注明每本书的阅读地点，只怕出版社和读者都会嫌我的“小说史”过分冗长。不过话说回来，我对浙图还是相当感激的，此次江南读书，在杭州收获最大，看到了《自由结婚》《女娲石》《天足引》等一批在北京找不到的书。

阿英的《晚清小说史》对《自由结婚》评价颇高，且做了大量引录。可所述限于“上编”十回，作者误认为“二编”未出。前些年有人撰文介绍《自由结婚》，订正这一错误。此书自由社1903年初版，1905年三版，署犹太遗民万古恨著，震旦女士自由花译，实为张肇桐的创作。“上编”后有《自由社附志》：“乃知女士磨厉以须，跃跃欲试，一俟机会成熟，便当单刀直入，今日之避世隐逸，岂无故哉！……（此书）为吾国民下一针砭，普天下须眉巾帼，倘亦有闻风兴起者耶？”可见说“结婚”是幌子，论“自由”才是本意。也就是第一回里说的，“起初得了结婚自由，后来把一切自由都得到手”。“二编”述黄祸、关关投河自尽，可均被救，先是离别，后又重逢。因参加光复大业而双双被捕，狱中吟诗、演讲、感化狱卒和县太太。结尾处县太爷准备将黄祸、关关押赴京师，县太太则决心爱国一番。中述一革命妓女，深夜床上痛说亡国恨，感化嫖客，说是为维新党人运动，托迹勾栏救护无知少年，以一身救同胞。于此可见当年文人心目中“浪漫的革命”。

此类“浪漫的革命”，“新小说”中屡见不鲜。《女娲石》中主人公金瑶瑟留学归来，自愿进妓院，以便进宫谋刺太后；而革命的春融党则设百大妓院三千勾栏，勾引得腐败官场销魂摄魄，无心理政。《女娲石》甲、乙二卷，1904年、1905年由东亚编辑局出版，海天独啸子著，前有作者所作《凡例》和卧虎浪士《序》。《序》中引录作者语：“予将欲遍搜妇女之人材，如英俊者，武俊者，伶俐者，诙谐者，文学者，教育者，摄而成之为意泡中之一女子国。”小说明显借鉴政治小说之说理、科学小说之声光电化、虚无党小说之刺客谋杀，以及《三国演义》《水浒传》《镜花缘》的布局、想象和笔法。不过最有趣的是对妇女革命团体“花血党”的描写。据说进“花血党”须灭“四贼”：“灭内贼”即抛弃夫妇儿女情谊；“灭外贼”即断奴根；“灭上贼”即不做死奴忠鬼；“灭下贼”即绝情遏欲不近秽雄，如果需要繁衍子孙，则用温筒将男子精虫接种在女子腹内。如此决绝，目的是达到“三守”，关键在于“世界上男子是附属品，女子是主人翁”，“世界明权暗势都归我妇女掌中”。如此“妇女解放”，实在有点儿可怕。但我怀疑倡导这种“妇女解放”的，恰好是当惯了“主人翁”的男子。

吴绮缘的《冷红日记》1916年由小说丛报社刊行，浙图藏的是1922年的第四版。此书是继徐枕亚的《雪鸿泪史》后又一部用日记形式写作的长篇小说，起“元旦”，终“除夕”，共三十七节，一百四十四页。徐枕亚、吴双热为此书所作的《序》以及作者的《自序》，说的都是一句话：唯此书得“言情之正”。惜霞女史的《读〈冷红日记〉琐言》则赞其“于《红楼梦》得其憨，于《西厢记》得其艳，于《花月痕》得其痴，于《镜花缘》得其博，众美毕臻，可谓极小说之能事矣”。如此不着边际的吹捧，倒令人怀疑此书是否大杂烩。最有趣的是姚民哀那比较《雪鸿泪史》与《冷红日记》的《跋语》：前者述薄命红颜，个人伤心史，未免笔墨不大干净；后者则除一老父、伯父和弱弟外无男人，“力矫秽亵之弊病，与寻常言情之作不同”，故名之曰“至情”。鸯蝴作家这种“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理想的爱情”，一经漫画化，居然成了不要异性的“至情”，不亦怪哉！

梦花馆主江阴香的“醒世小说”《九尾狐》共五集，1908—1910年由社会小说林社刊行。初集有灵岩山樵《序》，比较其与《九尾龟》《胡宝玉》的异同，着实把《九尾狐》吹捧了一通。《九尾狐》从立意、体例乃至命名，均得益于张春帆的《九尾龟》，这没有什么好解释的；至于其与吴趼人的《胡宝玉》，确实有很大区别：一为长篇章回小说，一为文言笔记小说；一着重写胡宝玉一生经历，一着重表现北里历史。不过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九尾狐》二集再版广告说的“以胡宝玉为全部主脑，贯穿近数十年北里历史”。以男女之情为线索，表现社会风貌和历史事变，《桃花扇》《梼杌闲评》已开此先例。只不过“新小说”家借鉴西洋小说一人一事贯穿始终的“布局”，而又不忘小说“补史之阙”的古训，故此类结构的小说特别多——当然，好多只是表达了这么一种“良好的愿望”。

“新小说”多演说调，但唯有《天足引》在封面标明“程宗启演说”，而不是“程宗启著”。阿英介绍过这部小说，可没说明出版时间。此书由上海鸿文书局出版，后附若干鸿文书局广告和一则《新世界小说社报》广告。前者提到《上海之维新党》去冬出初编，而《上海之维新党》1905年出版；后者只讲“内容分五大目”，当系初创刊时广告，而《新世界小说社报》1906年创刊于上海。另外，徐念慈《丁未年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录新世界小说社1907年所刊小说《宪之魂》等十七种，其中没有《天足引》；而《宪之魂》一书则附有《天足引》等已刊小说的广告。由此可推定程宗启的《天足引》一书出版于1906年。 emDNsTay8XWYgUftS40fDnjm0Qp6NktkC0OReQX5Izq0KyyUoKkZ6VLzG8nlVw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