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南京我来过，主要名胜也都匆匆看了。此次路过，只想逛逛夫子庙。其实，逛夫子庙是假，看秦淮河才是真。自六朝以迄民国，多少骚人墨客流连于此，既留下诸多或不朽或速朽的诗词歌赋，也留下不少或感人或烦人的风流韵事。

人说“百闻不如一见”，我则“百见不如一闻”。常常是眼前的景象粉碎了多少年凭历代诗文所获得的美好印象，陡然产生一种“物换星移好景不长”的失落感，以及怀古的淡淡的忧伤。游夫子庙前的秦淮河也不例外。

暴雨过后，携同友人朱君等寻访秦淮河。夫子庙前不见车马喧哗，也不见人声鼎沸，夕阳下，各种仿古新建筑显得分外雕琢、小气，唯有秦淮河南岸绛红色的照壁略显斑驳苍老，足慰我心。友人告我以何处为乌衣巷，何处曾有画船灯火，如今市政当局正在浚通臭水沟般的秦淮河，并沿河建筑各种文化娱乐设施和亭台楼阁。我庆幸我见到了历尽沧桑的绛红色照壁，在它被各种仿古新建筑湮没以前。据说平时晚上这里非常热闹，可惜今日老天爷不赏脸，把各种小吃摊给冲跑了。在秦淮河边的奇芳阁吃干丝和牛肉锅贴，味道真不错。可还没吃完，服务员就让我们跷脚，以便她们冲洗地板，这实在大煞风景。

在南京图书馆没找到多少我所需要的“新小说”。抗战中原中央图书馆西迁，复员回来时损失了一些书籍，临解放时又有些藏书被运到台湾去，不过运去的应是宋元以来善本，平装书当不在此列。据说是好些通俗小说还没整理上架，故无法出借。

转到龙蟠里南京图书馆的阅览部，翻阅清末民初杂志。其实并非“海内孤本”，非在此看不可，只不过既然到了南京，不看点什么似乎说不过去。翻了五种杂志，着重搜寻时人对“新小说”的议论，可记者有如下三篇。

一为《东方杂志》二卷八号（1905）转载《时报》的文章《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有味而无益，则小说自小说耳，于开通风气之说无与也；有益而无味，开通风气之心固可敬矣，而与小说本义未全也。”立论不错，可如何使小说“有味”，作者一笔带过，集中论述的是如何使小说“有益”。这是“新小说”理论家的通病，似乎“小说界革命”只是小说所包含的思想意识的革新，而与形式技巧了无关系。

一是刊于《学生杂志》一卷六号（1914）上的《论艳情小说》。辛亥革命后言情小说盛行，评判言情小说自然也就成了理论界争论的热点。出于对鸳鸯蝴蝶派作家的反感，研究者常不加分析地赞赏那些批评艳情小说的文章。其实，此类文章不少是从维护封建礼教立场出发，一副卫道士嘴脸，并不比改良的“风流才子”可爱。《论艳情小说》一文虽出自青年学生之手，可实无“青年”气息。

一是《雅言》第七期（1913）刊载的梦生的《小说丛话》。此文对《金瓶梅》有详细的评述，而最难得的是再三论证：“小说最好用白话，以用白话方能描写得尽情尽致，‘之乎也哉’一些也用不着。”中国古代小说分章回小说、文言小说，两者并行不悖；可到了清末，随着西洋文学观念传入，两者显然同属“小说”，于是就有个争“正统”的问题。跟这文言、白话之争并存的，还有个方言土语入小说与新名词（包括西洋句法）入小说的问题。争论的结果并非简单地是白话派的胜利，而是融进了方言、口语、文言、新名词的“白话”，成了20世纪中国小说的主要文体。 GxcjqfRHbQzT5yKVAVwbr68drXPws/T5OrqqRI9bfu9VRPRVZuCAwwJmns0SUBu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