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把“行路”和“读书”放在一起,大概是指两者都令人大长见识。可在我还有另一层意思,即两者都令人心悦神怡。也许是天性好动的缘故,我喜欢读书,更喜欢旅游,因此对古人这一说法格外欣赏。
平日难得出门,趁学校放暑假之机,到江南查访一些在北京找不到的清末民初的“新小说”。虽说花的是公家的钱,每天还有伙食补贴,再加上沿途都有师友照应,不时可以打打牙祭,可还是颇觉辛苦。并非抱怨旅途劳累,而是慨叹读书之难。
小说旧称“闲书”,应该如宋人钱惟演“卧读”才是。而我却风尘仆仆四出访书,一点儿洒脱劲儿也没有。大概读书职业化的好处是,迫得你很快成“痴”成“癖”,在别人认为毫无价值之处下死功夫。好在访书之说古已有之,且是读书人的“雅事”。只是我访的不是宋刊元版的经史古籍,而是仅仅几十年前的“新小说”。此种书籍,一般藏书家不会见爱;即使人有孤本,我也不敢贸然前往查访,因互通有无是藏书家之间的雅事,记得传为千古佳话的“古欢社约”也是禁止第三者涉足的。这样,我的“访书”,实际上只是到各个公共图书馆或大学图书馆读书。
守着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而热衷于出外读书,说来有点儿令人难以置信。其实一点儿也不奇怪。清末民初闹“小说界革命”的,主要集中在日本和上海、广州等沿海城市,北京那时还是诗文家的天下。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从1902年到1917年,全国共发行过二十七种小说杂志,其中上海占了二十二种,而北京却一种也没有。当年的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图书馆,显然都嫌这些“新小说”鄙俗而不屑于收藏。可以收藏“新小说”家彭俞的《周易明义》和《易外传》,可就是不想收藏他的十几种“新小说”。如今谈经学的很可能忘了有过彭俞这么一个人,可谈小说的则还得提起他。“雅”和“俗”有时候很难说。就像今天如有“俗人”专门收集俗不可耐的街头小报、三流杂志和通俗小说,日后肯定对“雅人”的研究大有帮助。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这方面的藏书多点,可也远不够研究需要。
于是,只好大热天负笈南下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