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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部关于日本村落变迁的民族志。它运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考察日本村落社会，目的不是想通过研究提出自己的价值趋向或者倡导什么主张，而是希望像格尔兹提倡的那样解释“地方知识”，并从中找出中国可以借鉴的东西。本书关注的是，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日本经济发展不景气，日本即将加入美国主导的跨环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简称TPP）的大背景下，日本农业、农村、农民如何调适、维系村落的问题。我做日本村落社会研究，选择稻作农业作为研究视角，原因在于虽然日本现在是发达的工业国家，但历史上是个传统的稻作农业国家。日本社会中，既有前现代的，也有现代的，甚至后现代社会的特质，特别是前现代社会的某些社会传承，在某种程度上还影响着当今的日本社会。我做日本村落社会研究的目的，首先是希望人们进一步了解日本农村社会，进而了解整个日本社会；其次是想通过挖掘日本村落治理的历史，为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与其他社会相比，日本农村社会中，最有特色的就是“村落共同体”。日本自古以来的农业就是以稻作为主的农业，稻作农业离不开互助，离不开对水资源的共同开发和利用。历史上的每个时期，日本农村社会中都有与稻作农业有关的“村落共同体”存在，但是真正意义上的稻作农业的“村落共同体”，始于德川时代（江户时代）。那时的“村落共同体”强调村落的整体性，村落直接对“国家”负责，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被整合的实体，由以地主为代表的阶层操纵；每个村落都有其独特的文化传承，即“村精神”；村民被各种村规束缚，村落的“村八分”使村民的生活规范化；村落的同质性强，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封建社会的特征显著。明治新政府，强力推行全盘西化，试图改变日本农村社会的基本结构，为使日本农村社会适应民族国家的需要，推行了“市、町、村”制度，把原有的几个自然村，合并成“行政村”，以加强对农村社会的控制，建构起了以天皇为中心的“现代国家”。明治政府的期盼，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实现：农村被纳入国家的管控范围，国家权力得到强化；国家意识形态开始渗透到村民的生活中，德川时代建立起来的“村落共同体”遭到了批判，村落内部的主从关系开始被消解，适合新时代的、以“家族”和“村组”为核心的“村落共同体”应运而生。新型的村落共同体，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特点。研究表明，日本东北地区的村落共同体具有“同族型”的特征，西南地区的村落共同体具有“村组型”的特征。一般认为，东北地区的村落共同体更具“封建性”，而西南地区的村落共同体更具“现代性”。在很多人的眼里城市化就是现代化，以为穿上洋装便是绅士了，殊不知，现代化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而且是一个容易产生歧义的概念，农村的现代化绝不等同于“城市化”。农村现代化必须考虑到与原有文化传统的融合和对接，否则只能是揠苗助长式的“现代化”，缺乏生命力的“现代化”。
村落既是一个空间单元，又是一个社会单元。从研究内容来看，村落研究既包括村落的起源、演变与发展规律，也涉及村落景观、村落形态、风俗信仰、商业活动以及村落社会结构，等等。在日本，村落研究一直是民俗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农业经济学、历史学的传统研究领域。其中，日本的文化人类学虽然是一个独立的学科，但是学科界限并不十分明确，事实上是以民族学和社会人类学为核心，包括先史考古学、语言学、民俗学、心理人类学、人类生态学等专门领域的有关内容的综合性学科。
日本的文化人类学是脱胎于民俗学，同时受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学科。因此，在讨论日本村落研究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民俗学和社会学对日本村落的研究。另一方面，农村地域社会的研究在日本社会学研究中历史悠久，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具有实证研究传统。20世纪20年代，发端于美国的农村社会学传入日本，得到迅速发展，涌现出了一批农村社会学者和优秀的作品。日本农村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独树一帜，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第一是农村社会学的传统方法，即基于“家、村理论”的研究；第二是基于系统论的研究；第三是记述实态的专题研究；第四是地域计划视角的研究。本文主要以农村社会学的传统方法，即基于“家、村理论”的研究角度，考察日本村落社会，力图勾勒出日本村落发展变迁的脉络，并从民俗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三个维度，对日本村落研究进行综合梳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