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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村”本来是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共同的研究领域。“二战”后，日本文化人类学更偏重于境外研究，特别是对亚洲和非洲国家的研究，到了20世纪90年代，日本文化人类学开始重新关注本国的问题，其中也有涉及农村社会的研究。但是，其研究并没有沿着传统的“家”“村”研究脉络发展。而日本社会学者，特别是农村社会学者则一直恪守学科传统，始终关注着“家”“村”的变迁。他们留下了很多研究成果，只是到了21世纪这种关注的势头才有所减弱。日本社会学的农村研究和人类学的有很大不同，社会学研究往往是组织很多人，对一个研究地点或几个点进行短期的集中研究，其优点是时间短、见效快。但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最主要的是：研究成果不是由同一个人完成，由于对问题认识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很难完全统一，很难让人看到完整的“家”“村”。相反，人类学在这方面具有优势。遗憾的是，日本本土人类学家，不太热心于本国农村社会研究。不过，日本的民俗学是靠研究农村社会的“家”“村”起家的，柳田国男所创立的日本民俗学一直把农村作为研究对象。初期，日本的民族学（后来的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在研究方法上互相借鉴，学科界限模糊。1935年以后，民俗学和民族学（战后的人类学）有了学科界限，但由于它们本身就是关系最密切的学科，所以所关注的问题还是有不少相似之处，比如，总的感觉是都缺乏宏大的视野。相反，社会学在日本村落研究中，取得过辉煌成绩，但是，如今日本社会学对家与村的研究的农村社会研究，正如北原淳所指出的那样：“其分析过程是将家与村假定为封闭的体系，并以此为立足点探讨其内在的构造关系。结果，作为农村研究的方法之一，虽然是对家与村的社会学研究，可是从农村社会来说，家和村的真实状态并没有被完全揭示出来。”
“战后，日本农村社会学确立了‘结构分析’方法，从对‘农村构造分析’发展到了对‘地域社会构造’的分析，使用了整个社会构造的关联方法，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把握村落社会的构造上，这样的宏观分析方法的不足之处是会忽略农民生活中所拥有的丰富的事实。换言之，就是只把有贺和铃木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忽略了对百姓生活中的创造性的研究……”
在分析为何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松本和则指出，现在的村落研究的“理论”和“现实”不统一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战后的村落研究有概念先行的倾向，即战后日本村落研究没有社会流动的意识，只是机械地沿用了战前研究成果，没有理论创新。关于日本东北农村，有中村吉治、竹内利美等的研究业绩，有关于庄内（山形县）的农村社会学的视野下的、具有浓厚的专题研究特色的菅野正、細谷昂、田原音和的《稻作农业的发展和村落构造》《东北农民的思想和行动——庄内农村研究》。但是，这些研究所建构的日本东北农村的形象，总是“一季水稻”“同族的家关系”作为村落、地域社会纽带的农村形象。这种不平衡的“实证”研究的积累，使东北农村的研究被固定化了。而且，在这背后还存在着史学问题。小山隆、森冈清美所主导的战后的“家族社会学”把日本的家族作为同质性的村落来理解，使学术研究陷入了均一的理解模式中。“小家族论”与战后占中心地位的农村论的视角虽然不同，但是忽略了“民主化”这样的战后课题，过分拘泥于细小的体系内的问题，失去了对农村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农户家族的关怀，远离了农村研究的主题。
竹内虽然重视村落体制的变化，注意宏观分析，重视宏观视角中的统计调查的实证经验，但却断绝了和有贺、铃木等的以“实证”研究态度为基础的“家”“村”的微观专题研究的联系。虽然在村落研究中，可以看到日本的社会人类学和农村社会学的同步现象，但在社会学中却看不到与人类学中的“村落类型论”的对接。尽管日本东北地区的农村中，定型化的村落内“家联合”已经不存在了，但是村落内的“家联系”仍然存在，所以，运用传统的理论研究如今的“家族”“家族间的关系”“地域社会”还是行之有效的。
我对日本村落的研究主要运用的是社会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的方法，通过分析日本“村落共同体”的演变，透视村落变迁过程，揭示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乡村城镇化的过程中，村落维系的内在动因。所涉及的内容包括社会人类学对于村落中的社会组织、文化人类学的仪式、政治人类学的国家在场等。我研究传统日本社会的目的与日本、欧美学者不同，除了挖掘维系村落的普适性的经验之外，还希望为中国农村的发展提供实证经验。
我之所以选择日本“东北型”的地区宫城县仙台市秋保町作为田野点，纯属偶然。选择日本农村为研究对象，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首先要懂日语，这对我不成问题，我是学日语出身，曾先后两次在日本留学。第二要有经费。我在决定做日本农村社会研究的时候，就开始想办法申请境外研究经费，但是都没能落实。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想继续完成计划，只得自费。自费出国必然受经费的限制，接受人也是很大问题。庆幸的是，我荣幸地得到了日本宫城县仙台市东北外国语专门学校校长桥本荣一先生的帮助。他是我多年的朋友。在他的帮助下，我从2009年6月走进了日本“东北型”村落仙台市秋保町马场村，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田野调查。2010年8月，在2009年调查的基础上，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和日本东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的资助下，我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调查。其实，刚到仙台的时候，并不知道去哪里调查更好。为了选择一个好的调查点，在朋友桥本荣一先生的引荐下，我拜访了仙台农协的总负责人高野先生。高野先生是宫城县农民出身，他了解了我的调查目的后，推荐了秋保町。秋保町有汤元、境野、长袋、马场4个行政村，我选择了马场村作为自己的田野调查点。在桥本荣一先生的引荐下，我认识了秋保町综合支所的总务科科长伊藤先生。伊藤先生向我介绍了很多当地的情况，并且推荐了马场村落的二瓶恒男。这样我就开始一步一步走进了村落。2009年6月的一天，我第一次接触了二瓶恒男。他以前一直在秋保町综合支所工作，退休后回家务农，现在是本地区家喻户晓的种稻大户，除了务农，还热心社会活动，在很多村落社会组织中担任职务。他成了我田野调查的主要报道人。人类学田野调查最理想的是住到所调查的村子里与村民朝夕相处，我当初也曾经想这么做，但是没有做到。按照在中国农村做田野调查的经验，一般情况，只要给借宿的农户付钱，就都能被接受。但是，在日本并不那么简单，日本村民没有接待外人入住家里的习惯。所以，2009年6月10日到9月1日的调查，我主要是坐公交车去，早上去晚上回来。从仙台市去秋保町的班车一天只有两班，早上一班，中午一班，路上要一个多小时，如果中午去，就什么也干不成了，所以，我一般都是早晨去。那两个多月，我主要接触的是马场村落的村民，并在和他们接触的过程中建立起了良好的互信关系。2010年8月25日，我再次来到秋保町马场村落的时候，和大多数村民已经很熟了。为了更有效地进行田野调查，我还是想住在村里，但还是没能住到农户家里，村落的其他公共设施又不对外开放，而住在临近的秋保町温泉街的旅馆里，费用又太贵，且不能上网。最终决定骑摩托车去。于是我买了一辆50cc的铃木摩托车。我在国内也经常骑摩托车，这次来之前，也做过住不到村里就骑摩托车去的打算，所以带上了国内的驾照。买了摩托车以后，很快就换了日本的驾照。初次换日本的驾照，实习期一年。这一年之内如果有违章行为，累计被扣6分，就要重新学习，重新考试。日本的交通管理非常严格，一般的交通违章行为都要被扣除2分。虽然在换驾照的时候，在日本的车管所接受过日本的交通规则考试，但开始时，还是无意中违反过两次交通规则，被扣了4分。还剩下的2分是继续在日本骑摩托的希望。从那以后，我格外小心，每次出行都战战兢兢，最终保证了调查工作的顺利进行。日本的机动车道中没有摩托车专属车道，路上不断从身边驶过的车辆让人心惊胆战。日本人出远门很少骑摩托，在去调查地的路上，很多时候都是我一个人和汽车为伍。我去的地方是山区，经常需要翻山越岭和穿隧道，一年四季，经历过无数惊心动魄的时刻；早晨天刚刚亮就得起程，晚上直到深夜才能返回，日行四五百里是常事。每次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快到家的时候。回到家里虽如释重负，但常常是腰酸背痛。这样的日子现在想起来，觉得难以想象，那时之所以能挺得住，靠的是强烈的事业心和从小历练出来的吃苦耐劳精神。其实，在日本骑摩托车去搞调查有很多优点，比如，可以深入村子的每个角落，省钱省时，可以减少调查成本。这一年，我隔三岔五就要去秋保町，马场村各村落之间都存在婚姻关系，一传十十传百，村民都认识了我，203户人家我接触了一多半。
本书是一部关于日本村落“共同体”的民族志。民族志是人类学研究的叙事文本，其特殊性就在于它是在人类学民族志研究方法上完成的文本。民族志研究方法是人类学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民族志研究方法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早期的业余民族志阶段。例如18世纪至19世纪一些传教士、商人和探险家写的民族风俗志；二是专业民族志阶段，是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者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撰写的民族志专著。”
民族志研究的特点一是整体性，二是以小见大。民族志研究的类型可以分为科学型民族志、解释型民族志、小说体民族志和传记体民族志。科学型民族志的特点是，运用民族志调查资料，归纳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法则或概念。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安达曼岛人》是科学型民族志的代表作。解释型民族志的特点是重视人文意义的解释，运用民族志调查资料，分析文化现象背后的意义，解释地方性知识。格尔兹的《深层的游戏——关于巴厘斗鸡的记述》是解释型民族志的代表作。小说体民族志，即以小说的形式描述一个村落或一个部落的文化，林耀华的《金翼》属于小说体民族志。黄树民所著的《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一书，是中国人所写的典型的传记体民族志。民族志研究应该主位研究与客位研究相结合，“仅凭主位或客位研究都是不科学的，两者应该结合起来，既不能只站在研究者立场上考虑问题，也不能完全相信调查对象的解释”。
我的日本“村落共同体”研究，是在日本学界普遍认为“村落共同体”已经基本消失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具有一定的挑战性。研究日本村落共同体，并不是预设的课题，而是在田野调查时发现的课题。日本现代村落的研究成果极为丰富，但对于日本村落的描述不尽相同，仅凭书本知识很难把握实情。进入日本村落能研究什么、什么更有研究价值，事前难以判断。日本村落已经“物是人非”，这种成见，在进入村落之前，我的心里是有的。当真正进入秋保町马场村调查以后，发现马场村并非像想象的那样败落，仍然充满了生机。世界在变，日本社会也在变，马场村靠什么力量支撑了自身的发展？农村的发展必然要“城市化”吗？农村城市化就意味着一定要失去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吗？这些问题引起了我的思考。中国社会现在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城乡一体化是农村发展的目标。那么什么是城乡一体化？它真是农村最理想的发展方向吗？这些思考成了我日本村落研究的问题意识。带着中国的问题，考察日本村落的发展过程，成为我研究日本村落的目的。我的使命是了解日本村落，并把对日本村落的经验研究的成果展现出来。村落中的什么能成为研究的切入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为此迷茫。为寻找学术灵感，我特意花费了一周时间，游历了包括福岛、宫城、岩手、青森、秋田、山形在内的日本东北地区的6个县。8月的日本，列车经过的地方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又一片的稻田，金黄的稻穗，在轻风中摇曳，格外妖娆。当列车进入山形县的区域后，到处都能看到丰收的景象，方圆几十里的稻田，稻香四溢，令人陶醉。日本人与稻作的主题立刻在我脑海里闪现。“稻作与村落延续”的研究主题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稻作文化一直被认为是日本村落文化原点。稻作文化的核心就是“合作”，就是谁也离不开谁的“共同体”意识。在后来的村落调查中，我开始把目光聚焦到了“村落共同体”上。“村落共同体”在日本的学术概念中，曾经既是一个实体概念，又是一个解释概念，它既可以代表村落，也可以解释村落。“村落共同体社会指的是德川时代以来被称为‘村’的小型地域社会的封闭结合体。日本的乡村在1860年平均拥有64户（福武直，1964，第88页）。因此，1888年（明治二十一年）以后进行了町村合并，传统的村落不再是行政单位。但此后的很长时间内，它仍然是精神结合的单位，因此铃木荣太郎称之为‘自然村’。村落共同体社会是以水稻生产所需灌溉用水和村落单位拥有的山林为物质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小小宇宙，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是日本人社会结合的基轴（福武直，1981），也是日本人精神结构的基础（神岛二郎，1961，第159页）。”
“实际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的村落共同体社会就已经受到城市化和产业化的冲击而渐渐失去了自给自足的特性，人口流动加剧，村落走向解体。将传统村落命名为‘自然村’的铃木荣太郎在战前的1935年就已经洞察到了这一点。”
“尽管这种社会变迁从战前就已开始，但战前上自政府，下至农村社会，到处都有固守传统主义价值体系的力量，它们抑制了家庭共同体社会和村落共同体社会的解体，阻碍着日本人从传统价值观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社会紧张与矛盾冲突随着产业化逐渐增加，政府将消解这些紧张与矛盾的希望寄托于家庭共同体社会和村落共同体社会。在1940年的战前最后一次国情调查中，在全部劳动人口中占44％的第一产业从事者还都处于家庭共同体社会与村落共同体社会，沉湎于传统主义意识之中。‘九一八事变’以后军部力量急剧扩张的时期中，民族主义转眼间变为排外的国粹主义，产生这种意识的土壤就是家庭共同体社会和村落共同体社会的传统主义。战前日本政府的传统主义体制由于与产业化的功能要求不相适应，因此本应走向解体的家庭共同体社会和村落共同体社会得以存续下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一举摧毁了日本社会业已制度化的传统主义价值体系的正当性。”
由于传统主义价值体系随着战败而崩溃，不仅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社会——文化领域都不再有任何直接阻碍西方价值传播的力量。面对明显优于自己的外来文化而产生强烈的接受愿望是日本文化的传统。大化改新和明治维新时，这种传统都曾成为日本进步的原动力。但是战后改革与明治维新不同，在所有领域，日本的传统价值都已失去正当性，不可能再与接受的美国价值发生冲突。这样，西方发达国家价值体系的传播，不论是其传播的可能性、接受动机，还是刻意接受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冲突的可能性，都大大提高。这是日本战后社会区别于战前社会的基本特征。”
“日本战后社会的社会结构中也像经济领域、政治领域中那样存在着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三重结构。”
“由于农业劳动的机械化和生活方式的变化，‘结’‘讲’‘组’等传统集团都消失了。这样，传统村落成为封闭性共同体社会的各种因素在战后40年间一一解体。简言之，作为村落固有特性的封闭性共同体社会的解体，也就是村的村落度的下降，正是村落的现代化过程。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也是普遍性的变革方向。现在的日本村落以及告别了德川时代以来具有长期历史的传统村落结构，面临着创造与之不同的现代村落秩序的课题。”
随着村落现代化的推进，村落中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随着传统的社会组织的消失，农业小型化、机械化的扩大，兼业农户大量出现，村落面临如何维系的问题，人们开始意识到传统的“村落共同体”的价值，开始反思如何评价“村落共同体”。“战后日本的共同体论从20世纪50年代的二元对立模式中对‘共同体’的批判，到70年代转而对近代的批判，争论一直停留在二元对立框架中。而最近的共同体论中有超越二元对立的框架，出现第三条道路的倾向……”
基于在秋保町马场村的田野调查，我认为有必要重新认识和评价“村落共同体”。本文将通过田野调查的实证经验，阐述“村落共同体”是如何被维系的，以及维系“村落共同体”的现实意义。人类学的日本村落研究，属于微观社会研究，如何使微观社会研究更有价值，马林诺夫斯基为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所作的序言给了我很多启示：“不言而喻，在乡村生活、农村经济、农业人口的利益和需要中找到的主要是农业文化基础。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
我不敢奢望自己的研究能辐射整个日本农村社会，只希望它能为我们认识日本村落社会打开一扇窗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