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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类学又称民族学。在欧洲大陆，文化人类学就是民族学，在美国它被称为文化人类学，在英国又被称为社会人类学。其实在英美也有称人类学为民族学的。因此，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民族学只不过是称谓不同而已，其内涵是基本一样的。虽然各国根据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学术追求，侧重的研究领域和方法有所不同，但其学术追求的本质是一样的，那就是阐释与己不同的文化，了解他者，再进一步了解自己。文化人类学是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的学科。一般将文化定义为人类的行为系统及其创造的成果。行为系统是动态的，而行为系统所创造的成果则是静态的，包括三个层次：一是物质文化；二是各种社会文化制度、组织、结构；三是精神文化，包括世界观、宗教、神话、艺术等。我们平时之所以说社会制度、文化结构是动态的，是因为人的行为方式在其间发挥作用，并不是这些创造性的成果本身能够运动。行为系统与创造的成果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创造性成果的三个层次之间也存在着互动关系。社会人类学也许应该被定义为：“对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进行系统的比较，特别注意那些原始的、野蛮的或没有文字的民族的更自然的社会形式的一门人类社会本质的调查学科。”
社会人类学这一名称最早在英国被使用。社会人类学家研究的目的是利用原始社会的知识，建立关于社会现象的有确凿根据和重要意义的通则。
社会人类学四个传统分支学科（亲属制度、经济人类学、政治人类学和宗教人类学）就是对三个层面的研究，而文化变迁则是对由行为系统造成的文化的动态性质进行研究。
文化人类学研究问题的特点：“第一是整体观。人类学把人类文化看成一个整体，认为每一个文化要素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各种文化现象之间都存在必然的联系，文化研究必须作通盘考虑。第二是主位与客位。其中，主位研究强调，在研究中，调查者要去习得被调查者所具有的地方性知识和世界观，即研究者不受自身文化的束缚，置身于被研究者的立场上，去了解、理解和研究问题。第三是文化相对论。即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各种文化之间没有优劣、高低之分，一切标准都是相对的。”
明治时期，坪井正五郎创立了人类学学会（东京人类学会），当时的日本人类学研究还比较稚嫩。1925年，柳田国男等创办了《民族》杂志，日本人类学才在“民族学”的名义下，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1935年，围绕着《民族》杂志积极推进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先驱们，又成立了以白鸟库吉为理事长的日本民族学会，创办了《民间传统》和《民族学研究》等刊物。此后，又相继建立了文化博物馆、民族学博物馆以及隶属于民族学会的民族学研究所。这些机构和组织，成为战前日本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主要基地。1938年，成立了东亚研究所。1940年以后，日本民族学会被改组为日本民族学协会，并编纂、翻译、出版了百余种研究著作和工具书籍。这时期的研究相当一部分是为日本政府的侵略政策服务的，但是在客观上也为文化人类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二战”后，日本人类学在大学里获得了合法的地位。这时的人类学在战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新的理论方法，继续进行研究，并扩大了实地调查的范围。日本人类学在研究异文化的同时，受民俗学的影响，也研究本民族的文化。日本文化人类学之所以有这样的特点，得益于20世纪20年代活跃于日本文化人类学界的两个人物：一个是坪井正五郎的高徒鸟居龙藏，从1896年开始，他经常到各地开展调查活动，被称为日本民族志调查的开创者；另一个是柳田国男，1909年，他发表的《后狩词记》成为日本民族学的发端。柳田以《乡土研究》杂志为平台，积极研究日本民俗问题，形成了“柳田学”，为在日本确立文化人类学这门学科打下了基础。日本人类学从民俗学脱胎而成，彼此有着不解之缘。受鸟居龙藏和柳田国男的直接影响，后来日本又出现了许多很有建树的学者。早期，日本社会学和民俗学以及农村社会学之间没有清晰的界限。有贺喜左卫门的《插秧和村庄的生活组织》，根据社会制度功能的分析，指出插秧活动并非单纯的经济活动，而是所有生活组织相结合的产物。铃木荣太郎的《村落社会葬仪的协作组织》，提出了有名的家族类型论，成为日本家族社会人类学研究的一个基点。
日本文化人类学并没有十分确定的学科界限，事实上成了以民族学和社会人类学为核心，包括先史考古学、语言学、民俗学、心理人类学、人类生态学等专门领域的综合性学科。
日本的家族制度，一直是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关注的问题，在这方面的代表著作有：有贺喜左卫门的《日本的家族》（1965）、玉城肇的《日本的家族制度论》（1953）、中根千枝的《以家族为中心的人际关系》、中村吉治的《日本的村落共同体》（1957）、柳田国男的《乡村生活研究》（1957）。著作均以详实的材料，为人们展现了各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图景。据统计，战后日本发表的文化人类学论著，近一半是关于日本村落研究的。但是，1960年以后，日本人类学家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异民族研究上，包括本国的阿伊努族和冲绳的原住民，淡化了对本国农村地域社会的整体研究。
1935年8月至1936年12月，约翰·恩布里偕同夫人两度到日本熊本县秋磨郡须惠村进行了为期一年多的实地调查，之后完成了《日本村落社会——须惠村》一书。社会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一般是无文字社会，即简单社会，《日本村落社会——须惠村》则是研究复杂社会的人类学民族志，是一本综合研究日本农村社会的著作。拉德克利夫-布朗特意在介绍该书时写道：“关于日本的著作有很多，它们从各自的观点分析、观察了日本人的生活。恩布里博士的这本书，与迄今为止其他人的研究不同，他通过实地调查，描述了日本农村地域社会的生活，为社会人类学所熟悉的人类社会比较研究提供了资料。同时作为审视日本文化的新视角，唤起了广泛的读者层的关心。”
本尼迪克特在她的《菊花与刀》一书中曾评价该书说，约翰·恩布里是一位人类学家，他对一个日本村庄进行实地研究的成果很有价值。
该书的日文译者植村元觉在翻译后记中写道：“除了地理学之外他还凭借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的丰富知识，巧妙地把握了村落生活的全部内容。”
约翰·恩布里细致入微地观察农村社会的态度，为后人从事现代日本农村社会研究树立了榜样。
日本人类学家米山俊直，先后出版了《日本村落的百年》《城市与农村》《日本人的伙伴意识》《文化人类学的思考方法》等有影响力的作品。他在《文化人类学的思考方法》一书中写道：“在日本，不仅是社会组织在发生变化，人与人的关系、人与集团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在现代社会中，工作的职场、做买卖的客户、志同道合和兴趣爱好相同的人聚集在一起的连带关系，比由血缘关系构成的亲属组织、因地缘而组织的村落和町内会
的关系比重更大。”
在《城市与农村》一书中，他指出，理解城市生活和农村生活，有助于理解整个社会。都市社会学和农村社会学有其各自的传统，但是都属于日本社会学的研究领域，这两个领域被统一在“地域社会学”的范围内。他的研究着眼于都市社会学与农村社会学的学术对接，用农村社区和都市社区的视角，分析了整个日本社会的变化，强调了传统社会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即现代社会是传统社会的延伸，现代社会中有传统社会的意识的残留，尽管“传统社会”已经被现代社会所取代，但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的影响仍然继续着。
日本民俗学、农业经济学、农业社会学、区域社会学等学科对日本农村社会的研究成果颇丰，人类学成果也不少。与农业社会学领域以有贺、福武的“家”研究为基础的类型化研究不同的是，在社会人类学领域，泉靖一、蒲生正男和冈正雄从事的是以“个体”为基础的村落类型化研究。他们通过多种路径，从阐明传入日本列岛的文化的传统的问题意识开始，建构了社会人类学与民族学领域中的区域社会研究的基础。泉靖一、蒲生正男认同了日本社会学的村落类型说，即认同日本东北地区和西南地区的村落类型。冈正雄认同了社会学的关于“同族制”和“年龄阶梯制”的村落类型理论。住谷一彦、泉靖一、蒲生正男在村落类型理论的基础上，对村落中是否还有“隐居”现象进行了研究，认为村落类型中，还应该有个“世代阶层性村落”。1980年以后的地域研究中出现了新的动向，大林太良的文化领域论、米山俊直的小盆地宇宙论的区域社会研究理论相继出现。在人类学的村落社会研究中，仪式、习俗、亲属关系中的社会组织的研究尤其引人注目。在日本，20世纪90年代以后，地域研究再度盛行，其中日本的本土研究、东南亚研究、非洲研究比例较大，其中有中根千枝的《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社会人类学——亚洲诸社会的考察》，米山俊直的《日本人的伙伴意识》《日本村落的百年》《过疏社会》《城市与农村》，祖父江孝男的《县民性》《变动期的日本社会》。日本人类学仍然重视对日本农村地域社会的研究，重视运用传统的“家”“村”研究范式。之后的学者多进行专题研究，主要成果有：《奄美大岛的石神信仰》《日本的火田耕作礼仪》《茨城县的妈祖信仰》《村落社会中的女性集团——八丈岛的乡村妇女会》《日本西南部的下套狩猎》《移动的海女和不移动的海女》《东日本的阿波舞》《丧葬中体现出来的本地知识的动力——滋贺县高岛郡牧野町大字知内的事例》《阿依努工艺的历史变迁和社会涵义的研究》《岩手县远野的讲故事能手的实践》《民俗艺能的实践的保存和观光——壬生的花田植》《都市节日祭祀的多样性和扩散性——东京的佃祭》《小仓祗园太鼓所表现出来的都市的创造性》《意思与形式的相克——春日若宫祭》《神户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现代日本的大众文化的创造——有机农业为例》《丧礼体现出来的同族、亲戚、邻居关系——明治末期到大正初期的全国调查分析》《日本初期水稻农耕民如何烹饪大米》《从祭祀礼仪看大学与地域以及人类学的作用——以明石市稻爪神社的秋季祭祀调查为例》《人类学“
at hometown
”——关于对区域社会的贡献的日本的人类学的诸问题》。
从以上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现代日本人类学界对农村地域社会的研究，缺乏人类学的整体观，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已不多见。
美国学者西奥多·C.贝斯特1979年5月至1981年5月在日本东京宫本町（假名）进行了将近两年的实地调查，写出了《邻里东京》一书。该书是研究日本东京一个普通社区微观生活的力作。作者运用人类学方法，对当代日本城市邻里的社会结构和内在动力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作者认为：“日本城市的老城区往往由一个个界限分明的邻里组成。这些邻里在地理上分布紧凑，在空间上相对独立。每个邻里包括的居民数从几百个到几千个不等，他们被有效地组织起来，并且有很强的凝聚力。”该书是关于日本宫本町的社会结构和内在动力的民族志研究，是关于一个邻里社区的社会建构和维系的研究。作者把日本社会中的传统提炼成为“传统主义”，强调了“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延伸。
美国人类学家贝利1996年出版了《地域社会的变迁——关于岩手县田野畑村的调查》一书，该书探讨了区域自治体和上级行政单位如何保持良好关系的问题，描述了该村与县及邻近市町村的合作与对抗的真实情况，以及该村的发展历程和文化变迁情况。
1999年，中国人类学家麻国庆出版了《家与中国社会结构》一书，运用比较社会学的原理，把日本的“家”“村”和中国的“家”“村”在儒学的框架下进行了比较，其结论是中、日“家”的结构的不同折射出社会结构的不同，但同在一个儒学的文化圈里，“家”的内涵有些又是相通的。主要不同的是，日本的“家”“事实上是沿着一条线延续下来……日本的家成为代代相传下去的永久性团体，永久性的家屋就是一个象征，家的完整性一直能延续下去”。
“与中国的家的继承相比，日本的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开放性”。
在中国“汉族作为血缘集团的祠堂和作为地域社会的村庙，和日本最大的不同，就是在历史中，并没有自然地融合在一起，而是互相独立存在，血缘和地缘的纽带在村落中是分离的。日本的村同族集团在以共同先神为中心结合在一起的同时，又与其他的同族一起祭祀神社，祭祀共同的村守护神”。
麻国庆开启了中国学者对日本传统社会中的“家”“村”的人类学研究，为来者提供了宝贵的日本社会的田野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