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里到都城：历史与空间变迁视野中的十六国北朝文学最新章节_蔡丹君著

三

文学史学科发展已经百年有余，人们不断反思和摸索文学史撰著的方法。传统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大部分其实是“文学成就史”研究。即按照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和基本背景，展开对经典作家和作品的集中描述。由于某些朝代经典作品及其作者相关知识的基本呈现，已经足以让读者构建关于那个时代的文学史的总体印象，于是我们就往往对真正呈现文学发展的“史”的脉络较为疏忽，其直接后果之一，就是我们对于那些没有产生大量著名作家、作品的文学史低潮期，缺乏深刻而细腻的讲述。由此也引发了一个关于文学史研究性质认识上的困惑：文学史应该是作为历史学的分支，以“历史研究”的面目存在，着力于呈现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还是和艺术史、美术史等学科一样，是一种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对象研究”？这个问题或许很难有答案，因为在触及不同阶段的文学史时，自然有不同的写法。“文学成就史”的写作方法，在过去已经被证明，在叙述文学繁荣时代的文学史时，它是十分高效的。然而，这种“文学成就史”的写法，或许偏偏不适合北朝文学研究。

何以这样讲？首先是因为北朝文学的作家和作品数量不丰富。在曹道衡《十六国文学家考论》一文整理出六十九位文学家之前，十六国时期北方究竟有哪些作家和作品这样的轮廓都还没有被学界描绘出来，而这之后十六国文学研究的诸多成果所呈现的理解，也基本没超出曹道衡所论之范畴。由于十六国时期文学材料很少，所以人们关注北魏之后或许会更多一些，但最耳熟的是温子昇、邢劭、魏收等本土文学家，其次就是由南入北的作家如颜之推、庾信和王褒等。少数的北朝民歌作品如《木兰辞》《敕勒歌》等广为流传，但也不似南朝乐府发展那样有体系可循，因此相关研究成果就显得较为集中。胡旭《20世纪北朝文学研究综论》一文最能说明这一点。这篇文章回顾了百年以来的北朝文学研究，也主要是围绕“北朝三才”、“北地三书”、北朝乐府民歌等方面的研究情况来进行归纳。这种归纳方法和这些研究成果的集中分布，都体现了过去的文学史研究方式——讲述文学成就史。由于北朝文学作品稀少，很不利于研究的突破，我们过去也基本上是限于北朝文学的成就本身在谈论北朝文学。在这种形势下，近年来的研究趋势是将“文学”概念的外延扩大，比如扩大到一些文化形式方面。但是文学史毕竟不同于文化史，文学史不能由文化史来替代。围绕一些文学史发展的边边角角来讨论北朝文学，终究冷落了对其核心价值的挖掘，也就并没有开拓文学史研究本身。

第二个原因是，北朝文学与南朝相比，成就并不卓著。特别是十六国时期和北魏前期，“戎狄交侵，僭伪相属，士民涂炭，故文章黜焉” 。倘若客观地看待北朝文学，不难看出它在语言艺术、文学价值方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并没有超越南朝文学。当时，南朝人在文学艺术上有着极大的心理优越感。徐陵出使北齐，魏收赠之以自己的诗文集，盼其流传于南方，而徐陵却在登舟之日投之于江，称是“为魏公藏拙” ^[2] 。于是，南朝文学发展成就的繁荣局面，常常成为单独讨论北朝文学时的巨大阴影。撰写“北朝文学成就史”，总是不免陷入这样的尴尬：有的作者通过主观拔高北朝文学的艺术价值，为其“藏拙”，以此来获得对研究意义的肯定。而这当然是不客观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南朝文学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是比北方更为繁荣。曹道衡就有一个著名观点：北朝文学到了元宏迁洛以后逐步繁荣起来，而南朝文学到梁中叶以后却出现了衰落的趋势。而“到了南北朝后期，情况又有所不同。北朝温子昇的作品传到南方，得到了梁武帝的赞赏，比之曹植、陆机，邢劭的文学才能也颇为南方人所知。……至于南方人到北方的，如王褒、庾信、颜之推、诸葛颖、萧悫等人，都无不有作品传世，像庾信最有名的作品，大抵都产生于入北以后，并且他的文集还是以北周藩王宇文逌所编的本子为基础。这种情况说明了北方的创作环境不但不同于南北分裂之初，也比魏孝文帝迁洛前后有重大的改善。” 北方文学在后期在南方所引起的反响越来越大，曹道衡论证道：“南北朝后期的文学是北方赶上并超过南方。看来此说不误。因为，庾信晚年确曾称赞过北方文人。据《北史》载，卢思道、阳休之和颜之推都作过《听鸣蝉篇》，而庾信看后认为卢作最善。”同时，他也不忘强调：“自然，从主要倾向来看，当时南方文学还是比北方繁盛，南方对北方的影响，也多于北方对南方的影响，这也无可否认。” 因此，北朝文学艺术水平的提高是具有阶段性的，其总体发展有先抑后扬之势。徒以成就史来论，那么几乎只能以北魏后期、北齐为起点来讲述北朝文学史，这就使得这样的文学史论述并不完整和体系化。

第三个原因是，在专门研究之外的人们对于北朝时期的历史，尚未形成如隋唐、宋元那般印象鲜明的历史认知。北朝历史本身发展的复杂性、曲折性和多变性，决定了在进入到文学史研究之前，要从事较为艰难的史料准备工作。这造成了北朝文学史作为成就史来研究、撰著之艰难。在旧史学中，十六国时期曾经长期被视为闰统，不为人们关心和注意。在与北朝相关的研究中，虽然近些年不断有新的考古发现，但这些新的资料，相比于研究其他段落的史料库而言，其储备仍是支离破碎的。如果用“文学成就史”来写北朝文学，那就需要首先拥有一个为大众共同接受的北朝史的认知，如此才可以只将这种共同认知简化成三言两语的背景交代，而其余的笔墨全部放在对于文学文本的分析之上即可。然而对于北朝文学研究而言，历史梳理是相当复杂的工作，如果以一笔带过，必然导致很多重要的相关问题阐释不明。北朝历史和北朝文学史是裹挟在一起的，这导致不能撇开北朝历史的具体内容来论及北朝文学。

那么，成就少、艺术水平低和历史发展曲折的北朝文学，其价值和魅力究竟何在？北朝文学史究竟应该如何写？北朝文学史的体系常常难于寻觅，如果我们以社会环境的转变为基本的考察视角，来将零碎的材料加以整合与理解，或许能形成一些更为清晰的基本印象。在这方面，曹道衡的研究方法值得借鉴。北朝文学史的研究，首先是要从史料出发，重视从文学史实中展现其发展的脉络和规律，挖掘北朝文学发展的“质”——也即其核心价值所在。这就要求研究者告别过去的“成就史”的体例。曹道衡《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作为一部拒绝“文学成就史”写作模式的文学史著作，极大创新了文学史撰著体例，是本书在研究方法上主要学习的对象。曹道衡在与沈玉成合作写完《南北朝文学史》之后，一直感到它在体例上仍然存在局限：虽然它在史料和专题两个方面都有诸多可以称道之处，但是在“史”的脉络上其实叙述得并不流畅，这不利于完整地呈现文学史的发展进程。因此《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建立在这反思的基础上，寄意于更清晰地展现文学史的各因素及其相互关联。他说：“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工作，常常着眼于作家和作品的分析和评述。这当然是很有必要，而且这一学科开始兴起的时候，也不免要有一定的探索过程。……在笔者看来，文学的发展正像其他意识形态一样，并不是直线上升的，总有许多曲折、停滞甚至倒退。但从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这样的过程，却只是前进中的一个环节，有时在某些看来是停滞或倒退的现象后面，却酝酿着后来繁荣的枢机。研究者的目光不能局限在某些传诵之作，或名气极大的作家身上，还应注意到某些产生作家和作品较少的年代，研究和探索其衰落的原因，及这个时代在整个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因此，在这部著作中曹道衡以历史过程为讨论对象，以探究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性影响为目的，分析影响文学史发展的多个因素——尤其是社会经济生活、地域和学术思潮之变迁，与文学发展之间的关系，最终完整地呈现了南北文化传统的形成、变迁、对比，以及相互融合的过程。正如曹道衡自己说：“如果我们站在‘史’的角度来考察南北朝文学，便不能把眼光局限于盛衰的现象，更要着眼于盛衰的原因。” 探索一段文学史发展的盛衰之由，并不是简单的事情。曹道衡本人是酝酿了十余年之后方才下笔：“早在《南北朝文学史》脱稿之初，我就颇觉意犹未尽，应该把自己的那些浅见提出来向大家请教。但限于自己的水平，又觉得‘兹事体大’，要涉及文学、史学、经学、哲学以至宗教的广泛领域，同时还要上溯先秦汉魏，下及唐代。对这些知识领域来说，我的学力就显得很不够了。因此多年以来，迟迟不敢下笔。” 其中涉及的很多问题，也来源于曹道衡多年的思考和酝酿。如关于其中探讨的汉人《易》学与道教的关系：“当我在阅读道教典籍《太平经》时，深感其中思想和汉代的《易》学颇有关系。后来读了宋人朱震的《汉上易传》和近人尚秉和的《焦氏易诂》，更加深了这种印象。” 再如“坞堡”与文学关系的解读，是曹道衡发前人所未发的一个论题。曹道衡自称来自于多年前看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的启发，之后通过阅读《宋书·王懿传》《魏书·王播传》才加深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信心。这些讨论都是需要靠长期的知识积累和学术锻炼才能实现，绝非得自于一朝一夕。正由于建立在如此深厚的积累之上，《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在体例上的尝试和探索是十分成功的。这种体例本质上是一种研究方法，它打破了过去孤立关注文学文本、作家本身的研究方式，而是以历史研究的眼光，从更为深细之处探索文学发生、发展的缘由，这种研究方法，哪怕二十多年过后的今天来看，仍然是十分新颖和深刻的。而且，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我们从何种角度来讨论北朝文学史，最后都是要落实在作家作品之上的。强调史的脉络，并不为了抹杀作家和作品的存在，放弃对它们加以更为深入的了解。

站在前贤的研究基础上，本书希望以新的研究方法和角度来重写十六国北朝文学史。

首先是提倡告别过去历史背景与文学史阐述的“两张皮”式写法，不是在简单的历史背景交代之后，再单纯对作家、作品加以罗列，而是去深入讨论它们产生的根源，正视文学史发生的历史条件。“历史条件”不等于“历史背景”，前者是和文学主体、文学作品紧密关联的，而后者往往是可以大而化之的，它通常在文学史著作中只有一句话、一段话的交代，这对于一些文学史问题的解决明显是远远不够的。

其次也要尊重传统文学史研究中的基本考订、艺术价值研究等方法。

本书所涉及的历史年代、作家生平，都是经过了详细的考订和推敲的，不是直接从原始的历史材料中加以引用的。然而本书终究是要解决文学史发展的问题，因此讨论文学史内涵的问题至关重要，这就需要通过研究作品的艺术成就来加以解释。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要有对文学作品的发现之眼，着眼过去文学史中的全部作品，并从中找到有经典价值的，置于文学史的阐述之中。除此之外，也要分析当时作家的一些基本状态。由于北朝作家数量很少，所以有作品存世的，就算作是本书所讨论的“文化士人”，如果这类士人是起自乡里，那么他就是“乡里士人”。同时也会采用历史分析的方法，对当时文人群体的一些基本状态做出分析。这些基本状态主要是指当时文人的社会交游、思想交流方式等，它们呈现了文人个体和当时的文人群体之间究竟存在哪些社会关系。北朝文人并非是在城市社会中成长，他们的文学经验来源主要是乡里社会，乡里社会对乡里士人的精神塑造起到很大的作用。本书十分重视从社会史研究出发，关注文人在社会中的成长。“社会”不等同于“国家”，历史学家曾指出，“中国古代的国家和社会处于胶合、同构状态，国家覆盖了社会” 。以“国家”的角度来看待文学史，往往是一种大文学史的角度，会掩盖地域差别和人群之间的差别，也会导致研究者往往将目光放在关注精英文学之成果方面，而社会视野之下的文学史研究更为关注社会中的文学主体对于文学成果和文学发展进程的共同贡献。

第三是在具体写法上，本书对各章节的布局采用了“互现法”来平衡内容，并实现历史时间线性上的首尾呼应。北朝文学研究中有很多不可回避的议题，例如文学发展的地域性，北朝思想文化发展的复杂性，北朝文学发展的分期问题，等等。本书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其实是贯穿始终的，在各章之中各有不同程度的偏重和“互现”。例如，阐释北朝文学发展地域性特点的部分，读者可以在第一章讲述凉州文化，第二章讲述关中文化，第三章讲述凉州文化迁入平城、青齐地区后的文化特点，第四章中讲述洛阳文化的形成和第五章中讲述邺城、长安的新风气等章节中找到；而关于思潮相关之研究，读者可以从第一章讲述凉州佛教，第二章讲述“乡论”社会、“谶纬”思潮、以《苻子》为代表的《老》《庄》思想，第三章中讲述乡里私学之经学发展，第四章中讲述洛阳名理之学的复兴等内容中找到；同时，本书作为专题性质的文学史研究，还极为重视文学史的分期。在这一点上，本书的观点和前人有所不同，那就是认为十六国时期是文学发展的“西晋文学滞留期”，并非北方文学发展之最低谷，其证据皆在第二章中呈现。第三章中重点阐释了崔浩案与“北方文学低谷”形成之关系，认为这是北朝文学发展的一次重大转折。第四章、第五章则展示了北朝文学在文学力量向都城集中的过程中不断繁荣并最终迎来“由盛转衰”的局面。总之，全部章节并不是彼此孤立的，它们彼此的主体内容能够在其他章节找到呼应之处。例如“乡里坞壁”几乎是贯穿北朝前期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它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之中都会继续被延伸。第二章所谈到的“乡论”则是贯穿整个北朝乡里社会的一种舆论模式，乡里选举制度也是在多个时期有不同的呈现，在之后的章节中也会提到。

第四，在材料使用上，本书以传世文献为基础，同时重视参考与乡里社会相关的考古、石刻、墓葬资料。北朝墓葬资料较为丰富，在九个主要的地区皆有发现，即洛阳、邺城、云代、幽蓟、定冀、并州、青齐兖徐、关中、河西，这些地区在魏晋北朝时期分别是不同时期、不同政权的政治核心，墓葬中的墓室图像、随葬品等都是可以用以参考的重要资料。北朝时期有大量的石刻文字材料出土，包括墓志、碑文和造像题记等，能够提供诸多有关乡里社会之信息作为参考。本书主要参考了：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典》《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等。但是因本书的性质是专题性的文学史研究，因此这部分资料使用的比重比传世文献所占比重相对要小。本书作者目前正在进行《北朝石刻文献与文学》（暂名）的写作，在此书中将会把石刻文献视为主要研究对象。

总之，这本书就是着力于探讨西晋末年之后，文学发展的空间与秩序是如何从破坏走向重建的。它不是历史研究，也不是文学艺术价值研究，它是一种新的文学史研究，希望让文学史研究本身拥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可以让文学史在历史、文献、思想史等多个维度中展开讨论。另需说明的是，为了行文避免繁冗，书中引用学林前辈成果时，皆未敬称“先生”，不恭之处，请多原谅。

[1] “夏四月辛卯，日有蚀之。癸巳，梁王肜、赵王伦矫诏废贾后为庶人，司空张华、尚书仆射裴皆遇害，侍中贾谧及党与数十人皆伏诛。”《晋书·孝惠帝纪》，第96页。

[2] ［唐］刘撰，程毅中点校：《隋唐嘉话》，中华书局，1979年，第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