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凉州地区乡里著姓的遗民特点对其文学的影响

西晋末年，河西士人纷纷回到故土凉州，而此时凉州在战略地位上远胜从前，这意味着河西士人面临着不同的历史机遇。孤悬西北的河西地区，在当时实际上是一个由各“河西著姓”联合“自治”的遗民社会。但是，在秦王来到关中之后，河西人一度积极参与了对秦王也就是晋愍帝政权的扶持，曾经出现过产生门阀政治的可能。凉州乡里著姓的确在这个历史发生剧烈动荡之时，希望通过对晋愍帝政权的扶持，从居于乡里的“名望家”，成为真正与皇权相联系的门阀世族。

秦王出奔之后，本为天水人阎鼎所挟。但阎鼎到达关中之后，为凉州金城人麹允取代。 面对如此局势，张轨采取了顺应的态度。“（永嘉六年）凉州主簿马鲂说张轨：‘宜命将出师，翼戴帝室。’轨从之，驰檄关中，共尊辅秦王，且言：‘今遣前锋督护宋配帅步骑二万，径趋长安；西中郎将寔帅中军三万，武威太守张琠帅胡骑二万，络绎继发。’” 在这件史事所涉及的名单中，早先参与过张轨政权戡乱活动的一些人物再次受到重用，如宋配、张琠等，这说明张轨与河西著姓之间的关系更为稳定。张轨曾在发兵关中时撰檄，称：“凡我晋人，食土之类，龟筮克从，幽明同款” ，可谓是高举义旗。但是，麹允、索 等人因为入朝更早的缘故，此时更容易成为晋愍帝的股肱之臣。前文提到过晋末太安之乱中，中央政权对于索靖的任用主要是以他在河西人中的影响力，来将领当时从秦、雍、凉各地汇聚而来的义兵。其实，此时晋愍帝政权对麹允、索 的重用，仍然是看重了他们与凉州势力之间的联系。

晋愍帝称帝之后，刘曜进逼长安，紧靠关中地区的边陲之地凉州，成为西晋王朝的托付顾命之地。晋愍帝先后两次下书凉州刺史张轨，又手诏其子张寔，敦促其引兵救援。如建兴二年（314）《下张轨诏》中希望张轨能够“万里星赴”陇中，以“协力济难，恢复神州”，并且在诏书中加封张轨为“西平郡公”，索 为“卫将军领太尉特进”。 之后又有《授索 卫将军领太尉特进诏》，语言极为恳切，“播越宛楚，爰失旧京”之痛，并称“军国之事，悉以委之”于索 。 ^[2] 建兴四年（316），受刘曜包围数月之后，长安城内“粮尽人穷”，晋愍帝在《手诏张寔》中，进张寔为“大都督、凉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 并在这篇诏书中承认了琅琊王的宗庙地位。从晋愍帝《授张寔策书》的内容看，凉州乡里著姓及其军事力量，几乎成为晋皇室最后的依靠 。张轨死后，张寔继位，仍然奉行这样的策略，“［建兴三年（315）］十二月，凉州刺史张寔送皇帝行玺一纽。” 胡三省认为张轨政权的成功是因为他“一心向晋” ，但事实上，“一心向晋”也是张轨在此后维持他和他的家族在河西社会中的威望的有效办法。张氏政权不断强调自身的晋人身份，其实也是为了在道义和人格上树立自身的良好形象。

凉州人保卫晋愍帝政权的过程曲折而悲壮。“曜攻陷长安外城，麹允、索 与公卿退保长安小城以自固。内外断绝，城中饥甚，米斗直金二两，人相食，死者大半，亡逃不可制，唯凉州义众千余，守死不移。太仓有曲数十饼，麹允屑之为粥，以供帝，既而亦尽。” 可见，保护晋愍帝到最后的是这些凉州地区的乡兵，即被称之为“凉州义众”者。刘曜接受了愍帝的投降之后，将愍帝及其臣子迁往平阳，授以官职。然而，朝堂之上，晋愍帝稽颡于刘聪之前，对此景象，麹允“伏地恸哭，扶不能起”，之后自杀。刘聪又以索 不忠，“戮之于都市”。 晋愍帝朝廷中的尚书梁允、侍中梁浚、散骑常侍严敦、左丞相臧振黄门侍郎任播、张伟、杜曼及诸郡守，之后为刘曜所杀。至是，凉州人所拥立的晋愍帝政权彻底覆灭。虽然凉州人失败了，但他们参与扶持晋愍帝政权一事，给凉州人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从精神层面来讲，它是促成凉州人形成强烈的遗民意识的原因之一。

前凉统治者以晋臣自居 ，但又十分注意和东晋政权保持距离。张茂疾病，执世子骏手泣曰：“吾家世以孝友忠顺著称，今虽天下大乱，汝奉承之，不可失也。” 希望他“谨守人臣之节，无或失坠” 。张骏即位后，虽然被刘曜拜为凉州牧、凉王，但在太宁元年（323），他犹奉愍帝年号称建兴十二年，又称藩于李雄、石勒。至咸和八年（333）犹称建兴二十一年。至永和二年（346），即建兴三十四年卒，在位二十三年 。太宁元年（323），右长史氾祎曾建议改年号，骏不从。咸和七年（332），即建兴二十年，凉州僚属劝张骏称凉王，领秦、凉二州牧，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晋文故事，为张骏拒绝：“骏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言此者，罪不赦！’然境内皆称之为王。” 数年之后，张骏所统治的凉州地区达到全盛，遣将杨宣伐龟兹、鄯善，于是西域诸国焉耆、于阗之属，皆诣姑臧朝贡。张骏于姑臧南作五殿，官属皆称臣。史称“时骏尽有陇西之地，士马强盛，虽称臣于晋，而不行中兴正朔。舞六佾，建豹尾，所置官僚府寺拟于王者，而微异其名。” 直到咸和八年（333），张骏在给蜀主李雄的书信中，仍然称西晋年号“建兴二十一年” ，无视东晋正朔（晋元帝在建康登基，是在晋愍帝被俘虏到平阳的第一年，即公元317年，年号为建武）。故史称“凉州不忘旧义” 。张祚一度政变称帝，三年即覆亡，其原因是称帝导致了政权内部统治权力分配的失衡。不称帝，其实也是为了维持境内其他宗族的地位不被改变。一旦称帝，河西著姓沦为“凉州刺史”之臣，这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最后，“祚既失众心，莫有斗志，于是被杀。” 张玄靓立，取消帝号，自号大都督，废和平之号，复称“建兴四十三年”，将凉州政权的性质重新归属为晋王朝之一隅，以西晋遗民自处。前凉张氏的这种行为，其实更有利于他们在河西地区树立威望，更为有利于他们和地方豪强之间实现对于河西的共治。罗新曾论曰：“张氏以外来士人的身份，凌驾河西世族之上，依靠的不是军事强力（张轨初入凉州时也不具备这一条件），而是西晋朝廷的任命。放弃对晋室的效忠（哪怕这种效忠仅仅停留在字面上），就等于断绝了张氏在凉州进行统治的合法性的源泉。” 张氏效忠西晋，对于张氏统治集团而言，正是时势使然。

前凉虽不奉东晋为正朔，但在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方面不遗余力。起初，东晋与凉州道路不得通，流落于南方的敦煌人希望回到凉州，也是十分不易。长安沦亡之后，敦煌计吏耿访从汉中入江东，屡次上书希望东晋政权派遣使者抚慰凉州。东晋以耿访守治侍书御史，选陇西贾陵等十二人配耿访前往凉州，经梁州，道不通，贾陵等人诈为贾客以达之，拜张骏镇西大将军。这是前凉政权与东晋政权的第一次通使。为谋求前往东晋的道路，张骏政权希望通过假道巴蜀而前往建康。为说服李雄同意假道，张骏政权使者所采用的策略，便是利用这种晋遗民的身份加以说服。 张骏遣使通往建康的主要目的，是联合东晋军事力量联合抗胡。张骏遣参军麹护上疏，情辞恳切，表达了“宗庙有《黍离》之哀，园陵有殄废之痛” 。晋穆帝永和九年（353），前凉张重华命将军张弘、宋修会王擢伐前秦，又有《上疏请伐秦》。 虽然凉晋合力复国的期望最后还是因为种种原因而落空了，但是，即便是这类请战之公文，也因为充满了凉州遗民的充沛情感，而文采盎然。从这篇上书来看，它虽然字句精短其描写自身对于孤悬西北的忧虑，对于外敌侵略威胁之愤懑，皆是从凉州地区一贯的民族情绪中来。“瞻云望日，孤愤义伤，弹剑慷慨，中情蕴结” 这段文字，更是将一个壮志难酬的遗民之心，写得怅然悲壮。张骏时期的外交努力，为之后凉州地区和东晋、南朝之间的文化交流开辟了道路。这些通使活动，可能也顺便带来了一些文学方面的交流。前文提及的谢艾的文才，为《文心雕龙·熔裁》所称誉。谢艾现存的作品中，有《献晋帝表》之残句，曰：“登三纬地，乘六御天。靖扫妖氛，广清异类。” 虽然从这一作品无法得知谢艾是否亲自去过东晋，但他也参与了这一次外交行动，其作品当是以这种方式进入到了南方，并且为之后的刘勰所知。

在前凉时期，孤悬西北的凉州一直将自己定位为晋王朝的一部分，而与北方地区其他少数民族政权无涉。即便“前凉虽然为前秦所灭，但凉州的文化传统并未遭到破坏。值得注意的是前秦派去征服前凉的将领，就是一位汉化极深的氐族人梁熙”。 前秦对凉州刺史的派遣，应该考虑到了河西文化发展的特点，对此加以抚接。但是，客观地讲，河西地区因为孤悬西北，事实上在晋末十六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其文化发展的情况不是十分为人了解。时河西著姓宗敞上表姚兴，姚兴向吕超打听同是河西人的宗敞的文才，吕超回答说：“敞在西土，时论甚美，方敞魏之陈、徐，晋之潘、陆。”姚兴便“以表示超曰：‘凉州小地，宁有此才乎？’” 从姚兴对宗敞的任命过程可以看出，人们对于相对封闭的凉州其实不太了解。张天锡到达东晋之后，南方士人也表示了对于河西地区的好奇 。

北魏人评价凉州是“自张氏以来，号有华风” 。“华风”所指代的应该就是西晋的华夏文化。张氏的晋遗民口吻，在当时的一些公文书信中随处可见。由于这些文字往往产生于国难之时，因而用词大多苍凉、厚重。在凉州政权初期，张轨在《遗韩稚书》中说：“伐木之感，心岂可言”，“当与卿共平世难也。” 其《遗令》以“报国”为念，亦语言简朴、稳重：“吾无德于人，今疾病弥留，殆将命也。文武将佐咸当弘尽忠规，务安百姓，上思报国，下以宁家。素棺薄葬，无藏金玉。善相安逊，以听朝旨。” 张寔在位期间，南阳王保闻愍帝崩，一度自称晋王，却同时受逼迫于流民坞主、氐羌和刘曜军队，张寔多次引兵救援。张寔《遗南阳王保书》中，表达了对于西晋残留势力的支持，仍尊之为“朝廷” 。南阳王保死后，“其众散奔凉州者万余人”。

由于乡里著姓的文化传承体系在晋末前凉时期皆未遭到破坏，加上遗民意识的存在，因而此地士人延续了西晋甚至更早时期的文学传统。此时在东晋悄然兴起的“老庄告退，山水方滋”的玄言风气，并未在这个遗民之地产生。现存河西文学作品之中，除却场合公文，主要的文体是诗和赋。这些诗赋的内容紧密地与晋末到十六国时期河西社会的现实相关，在艺术旨趣上也深具“遗民特质”——即反映了一种流连于传统的美学倾向。《周书·王褒庾信传论》在概述北朝文学发展时称之为“永嘉之遗烈” ，其实这种情况最为适用于凉州地区。这种遗民意识不仅仅体现在对故国的哀悼中，更体现在对晋朝种种风习的主动沿袭和流传。前凉时期所奠定的这种文化特点，在凉州地区一直顽固地延续。罗新曾说：“在某种意义上，西凉是前凉的继续。十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中，西凉是在胡族统治占据优势的背景上奋扬挺立的一个特例。” 西凉与前凉之间虽然时代有隔，但是它们之间的文化却具有很强的一致性，这是由这两个政权的民族性所决定的。

河西士人所留存的诗歌作品并不多。现存张骏两首乐府诗《薤露》和《东门行》，被收录于《乐府诗集》 。张骏撰写这两首诗歌的时间已经无从稽考，史书上说他“十岁能文”，那也距离永嘉之乱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薤露》一诗仍然充满了对这段末世的总结和反思，说明了河西人对于晋末乱世记忆深刻。这首诗直接模拟了曹操的《薤露》，内容感愤，从惠帝到刘聪占领洛阳的过程，其中谈到凉州人“义士扼素腕，感慨怀愤盈。誓心荡众狄，积诚徹昊灵”，正是凉州人以义兵救晋的历史写照。张骏的另外一首《东门行》描绘的则是春日之游所遇的景象。诗中与“毒卉敷荣”相类似的意象，在刘琨（271—318）的诗歌中也曾出现，但和这首诗歌相距时代不远，说明这些都是西晋诗风留下的艺术遗产 。曹道衡曾分析《东门行》时说：《东门行》诗歌中的典故很多，“比起同时一些玄言诗人的‘淡乎寡味’之作，却丝毫不见逊色，尤其是诗中用了不少典故，说明作者对古代的典籍颇为熟悉，说明当时凉州地区的学术、文艺水平，都已达到相当高度”。 事实上，《东门行》中描绘的春游之乐，和东晋玄言诗人的诗没有可比性，因为它并不具备玄言诗的哲学理路。从其繁缛的辞藻来看，它甚至还停留在太康时期的诗风特点上。河西文学的遗民特质，也体现在这种艺术特征发展的滞后性上。

现存的河西文学作品中，赋的数量是较为可观的，这是较为特别的现象。河西地区的赋或者骈文艺术水平突出，这也是河西文学传统中十分重要的一个部分。晋末敦煌人索靖所写的《草书状》，不仅仅是一篇十分优秀的书法作品，也是一篇文辞上乘的赋。这篇《草书状》内容十分生动形象，以自然万物来比拟草书之势，本质上是一篇咏物赋，其中偏重比喻堆砌的艺术手法，正是西晋赋作的特点。前文已经提到过的张骏通使东晋时遣参军麹护的上疏，也在骈俪艺术方面水平高超 。后凉吕光统治时期，“著作郎段业以光未能扬清激浊，使贤愚殊贯，因疗疾于天梯山，作表志诗《九叹》《七讽》十六篇以讽焉。光览而悦之”。 《九叹》《七讽》这样的文学形式，是汉赋传统，在同时期已经很少有人用这样的形式进行创作。

西凉王李暠是在后凉混乱的政治时势中登上历史舞台的，他现存的赋作数量很多。李暠被推为敦煌太守，之后立西凉，前后在位二十四年 。这二十四年中，他饱受内外忧困，诚如临终时对自己的这番总结：“吾少离荼毒，百艰备尝，于丧乱之际，遂为此方所推，才弱智浅，不能一同河右。今气力惙然，当不复起矣。死者大理，吾不悲之，所恨志不申耳。” 因而他的文学作品十分偏重于对于时代和政权未来的反思与寄情。史书概括其著述之事，云：“先是，河右不生楸、槐、柏、漆，张骏之世，取于秦陇而植之，终于皆死，而酒泉宫之西北隅有槐树生焉，玄盛又著《槐树赋》以寄情，盖叹僻陋遐方，立功非所也。亦命主簿梁中庸及刘彦明等并作文。感兵难繁兴，时俗喧竞，乃著《大酒容赋》以表恬豁之怀。” 在其死后，大约留下诗赋数十篇，这个数量也是十分可观的。他的《述志赋》长达近千字，写于李氏政权内外交困之时 。曹道衡曾经评价这篇赋说：“文字比较古奥，尤其后面一段多少有些艰涩，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自然称不上佳作……但其中引用了不少典故和比喻，说明作者的学术修养很高，也显示了西凉时代人们对典籍的熟悉。” 擅长使用典故，是河西文学的一个普遍特征。从这篇赋的文本内容看来，它所具有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其实要高于这个评价。这篇赋实际上气概雄长、顿挫，辞藻壮丽，可以看出深受“兼资文武”的河西文化特点之影响。这篇赋其辞可分为六个部分，从自己早年“游心上典，玩礼敦经”的经历说起，描述幼时志节清高，感慨青年时代的浮沉、迷惘，而对于时代乱离的总结，是厚重的咏史哀叹：“张王颓岩，梁后坠壑，淳风杪莽以永丧，搢绅沦胥而覆溺。……哀余类之忪懞，邈靡依而靡仰；求欲专而失逾远，寄玄珠于罔象。”抚迹而倍感辛酸，在“榛棘交横，河广水深，狐狸夹路，鸮鵄群吟”的绝境之中，抒发新的志向和希望。这个转折，以一句“休矣时英，茂哉隽哲”为起点，以“信乾坤之相成，庶物希风而润雨”为终点，气势磅礴。全篇最后是对这番志向实现过程的承诺：“表略韵于纨素，托精诚于白日。”因此，作者在这篇赋中陈述的志向，并非是凭空而起，而是因为幼时的文化修养，和之后人生中经历的历史风云，以及种种挫折和迷惘所铺垫而成。《述志赋》中“拯凉德于已坠”一句，尤其重要，正是接续了前凉张轨政权时候就已经提倡的“凉州不忘旧德”之“德”。这说明，河西士人在文化和思想继承方面，从晋末之后开始的这将近一百多年中体现出一种完整性。这种思想意识的核心，就是以晋人自居，以维持和保护凉州这种对西晋文化承续为任。又，西凉大儒刘昞撰写《酒泉颂》，曾被《周书·王褒庾信传论》评价为“区区河右，而学者埒于中原，刘延明之颂酒泉，可谓清典” 。《酒泉颂》这篇作品没有流传下来。“清典”之评，应该也是对河西赋作艺术风格厚重的肯定，它是对于河西赋作的基本印象。

由于“凉州不忘旧德”的遗民特征，以及河西士人对自身名节的砥砺，因此在河西地区士人对外界相交聘的过程中，他们常被誉为“凉州君子”，从多个例子看来，这似乎是十六国时期北方地区较为流行的舆论。如张骏派遣参军王骘聘于赵，王骘因其大义凛然之言辞，为刘曜称作“此凉州之君子也”。 张天锡时的大臣索泮曾出为武威太守，“政务宽和，戎夏怀其惠，天锡甚敬之。苻坚见而叹曰：‘凉州信多君子！’既而以泮河西德望，拜别驾”。 吕光自西域还，归路为梁熙所截，遂克姑臧，索泮固郡不降，为其所杀。索泮行刑之前还击吕光的一段话，值得回味：“将军受诏讨叛胡，可受诏乱凉州邪？寡君何罪，而将军害之？泮但苦力寡，不能固守以报君父之仇，岂如逆氐彭济望风反叛！主灭臣死，礼之常也。” 从此可以看出，“君子”之誉往往是从道德大义出发所做的评价，而凉州地区如此根深蒂固的君父思想，正是前凉以来自统治者而下，皆奉行“孝友忠顺”的余风，是其遗民意识的延伸。这种遗民意识的存在让凉州士人在文化心理上也较其他地区的人更有优越感，而北方地区其他的士人对他们的这种心理优越感也表示了一定程度的认可。

凉州长期与中原以及南方地区在地理与心理上都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因此出身凉州地区的文人，本地意识反而十分强烈。北凉时期时任姚秦政权之凉州别驾的宗敞，写有一篇著名的《理王尚疏》 。在这篇上疏中，宗敞此疏的出发点虽然是关于王尚“坐匿吕氏宫人，擅杀逃人薄禾等”罪责，但实际上全篇带有浓烈的地域情感，其落脚点是以凉州人的身份来发出一些思想上的呼吁。这封上疏还有几位联合署名的人物，即治中张穆、主簿边宪、胡威等，皆是凉州地区之人。从宗敞这篇上疏来看，凉州人以自己的凉州身份为傲。这种骄傲，其实是对自身文化传承处于正统一脉上的自信。宗敞的文才引起了姚兴的重视，而姚兴在了解到“敞在西土，时论甚美，方敞魏之陈、徐，晋之潘、陆”之高评，却说：“凉州小地，宁有此才乎？” 这说明当时人们对于凉州地区的文学发展是较为漠视的。而吕超则劝服姚兴说：“臣以敞余文比之，未足称多。琳琅出于昆岭，明珠生于海滨，若必以地求人，则文命大夏之弃夫，姬昌东夷之摈士。但当问其文彩何如，不可以区宇格物。” 这种回应也反映了凉州在当时十六国政权之中不太受到重视。凉州文学的发展显得沉寂而不易为人所知，以至于宗敞在上疏中也反复强调“荒裔”“远役遐方”等语，说明这个地区在当时和北方其他地区的文学交流是较为迟钝的。但是，从事实上看，凉州这个远僻之地，始终是晋末之后文学获得存续和发展的有利空间，凉州文学在当时也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到五凉政权后期，凉州地区文学发展优越于北魏政权的趋势逐渐明显。曹道衡曾写按语：“宗钦作品见于《魏书》所载者，文学价值不能算很高，但从他赠高允的诗来看，文采比高允要好些。” 他还提到过崔浩为太武帝代作的《册封沮渠蒙逊为凉王》 ，是他毕生唯一一篇骈文文章。而他在撰写此篇文章时对凉州文学具有仰望心理，因此下笔用语斟酌，典雅非常。这同样是凉州地区文明程度较高所赋予时人的印象。凉州文化士人迁入平城之后，崔浩对之大加提拔，除了笼络等政治因素之外，也出于对凉州文化的仰慕心理。那些迁入到平城甚至之后去往洛阳的凉州人以及他们的后代，往往对家族在凉州时候的经历念念不忘，特别是得自凉州的官爵或者凉州籍贯，皆书于墓志。比如，“张略是从北凉入魏的，墓志所记张略历官封爵，应当都得自北凉。张略籍贯属于西平郡阿夷县，阿夷当作安夷，音近致讹……张略就是被徙至和龙的北凉旧人……虽然很多年过去了，当他在献文帝皇兴二年（468）去世以后，家人给他刻写墓志，还是详记他所历北凉职官” 。宋绍祖称自己为“敦煌公”。这种得封本郡的荣耀，在魏初的宋氏中十分少见。一种猜测是，“这一爵位来自河西时代，是宋氏得自沮渠政权的，宋繇的后人出于虚荣而在墓中刻铭时援引了往日的爵号。” 因此，回到北凉时期宗敞所写的那篇上疏，他对于凉州身份的反复强调，反映了凉州地区在长期孤悬西北之后所产生的强烈而鲜明的地域心理。这种心理正是这个遗民社会所催生的。

胡阿祥曾说：“河西文学的身价正是借着中原的残破荒落而提起来的。” 他认为凉州地区因为其荒僻，成就了其文学发展过程的相对稳定，而中原残破之后，这里的文学发展仿佛水落石出，其价值得到体现。 然而，凉州地区文学地位在晋末之后骤然提高，不仅仅是因为处地僻远而已，还因为它以此有利条件，积极跻身于当时的历史舞台，使其文学发展能够获得充分展现。了解凉州的历史局势和乡里社会对此的积极回应，对于理解凉州地区文学在这一时期的发展特征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总之，凉州乡里著姓及乡里士人所呈现的文学成就，延续了西晋时期的文学传统。凉州文化之所以能够存续，正在于它具备一个乡里传承机制，保证文化发展的生生不息。这个机制自汉代以来一直处于发展之中，没有因为战乱的到来而断裂。独特的地理位置、历史际遇，造就了河西乡里社会文学发展的一些基本形态。 AXfiPAB5rps8x3i83FAlfiXgQCjKg9LpdnzZCyj/a749L52kjEVjzZYQ5S01yG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