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兼资文武：河西著姓的乡居生活和文化特点

凉州地区远在西陲，又可称为“河右”“西州”等，约包括今河西走廊、河湟地区及内蒙古西部地区，地理自然风貌独特。虽然早在《禹贡》中即有所记载，但较为明确的历史，是从汉武帝建河西四郡开始的，“四郡”即武威、张掖、酒泉和敦煌。后来又增设了金城郡。这几个建置较为稳定的郡，呈一字形纵深排列：金城为门户，与关陇地区接壤，往后依次是姑臧、张掖和酒泉，而敦煌是其最深之腹地，敦煌的玉门之外即是西域鄯善。“四郡逶迤相连，大体成为中间稍微向北突出的弧形。” 凉州地区与其周边的关陇、天水和北地等地区接壤，有些研究著作中也将之统称为“河陇地区”，这几个地区之间的人们往来频繁。凉州地区作为西域和内地的连接地带，地理位置优越。 此地各民族杂居 ，故而凉州地区的社会生活常体现出杂糅的民族特征 。宫崎市定曾举例分析过金城郡是如何被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包围的过程；而《三国志》卷十六《苏则传》注引魏名臣奏议说，金城郡遭韩遂之乱后户不满百，后来张既招集离散，户口增到一千多，又招怀杂种羌三千余落，归郡管理。由此可以看出边缘地方汉人和异民族是怎样地替换了。自是，乡亭衰败了的中国郡县，就这样被异民族所包围而失去根基。 于是，多年之后的发展，使得这里的汉族人口十分稀少。 但是，由于文化方面具有优越性，汉族人口不多，却仍然在凉州地区占据了一定的地位。

由于需要长期抵抗氐、羌和鲜卑等民族的侵犯，也受地形和农牧业生产条件的约束，在河西生活的大姓宗族，并没有显示出集中于城市的状态，他们大多是一些乡居者，而且其中一部分宗族也拥有自己的坞壁。从居住形式上看，凉州地区的“乡里著姓”大多居住在稳定的村坞之中。《魏书·释老志》曰：“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 这里的“村坞相属”这种乡居特点，其实由来已久。中原以及华北地区之坞壁，有相当一部分是在西晋末年忽然林立的。但是，边郡地区由于民族战事频繁，这里的坞壁分布是较为稳定的，维持时间较长。这样的乡居特点，从汉代时期中原士人开始迁入河西时，就已经存在。这些坞壁是在汉代经营河西所建立的边塞基础上所修筑的。高荣《先秦汉魏河西史略》一书中专门概况了河西的边塞防御组织系统，包括城、障、亭、燧等等，河西地区不但是坞壁的起源之地，也是分布最为稠密的地区 。西汉末年，窦融任张掖属国都尉，史称他“既到，抚结雄杰，怀辑羌胡，甚得其欢心” 。这里的“雄杰”主要指河西的豪强大姓。东汉马援来到凉州地区之后，也演变为乡里豪强。马援在凉州地区的附近——“北地”，经营了部曲，“役属数百家”，有畜牧产业和农田，“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可以视为坞主 。

战乱环境中容易生成具有军事实力的地方豪族。汉献帝时，“凉州数有乱，河西五郡去州隔远，于是乃别以为雍州”。 在这样的动乱之中，当时凉州地区的郡县治理几乎荒废，豪族遍布乡里，如敦煌郡“郡在西陲，以丧乱隔绝，旷无太守二十岁，大姓雄张，遂以为俗……旧大族田地有余，而小民无立锥之土”。 他们大多同时拥有私属的部曲和农牧业经济，所建立的居住范围即是具有军事防御功能的坞壁。河西的军事力量历来为中央朝廷所重视，如在曹魏时，“昔伐蜀，募取凉州兵马、羌胡健儿，许以重报，五千余人，随艾讨贼，功皆第一”。 当时带领这支兵马的，是河西著姓段氏子弟段灼。又如金城麴氏是从汉代迁徙而来，《三国志·袁绍传》裴松之注引王粲著《英雄记》所录麹义事迹时云：“麹义，凉州金城人也。汉平原麹谭之后，其子避难，改曰麹氏，世为金城著姓。义少好弓马，结羌中豪帅，晓习羌斗，所部宗兵以骁锐闻。” 这里谈到麹氏长期囤聚于乡里，并且有自己的部曲，号曰“宗兵”。因为长期与羌人征战，故而十分骁勇。至西晋末年时，金城麹氏产生了著名的将领麹允。“麹允，金城人也。与游氏世为豪族，西州为之语曰：‘麹与游，牛羊不数头。南开朱门，北望青楼。’” “南开朱门，北望青楼”所意味着的建筑规模非常大。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这样的聚居之地就是坞壁，但是，麹氏确实是拥有自家宗兵的。西晋末年，麹允参与了对晋愍帝政权的扶持，抗击刘曜入侵，名垂青史。而其所率军队之中，自家“宗兵”应不在少数。而且，他对参战的村坞头领也加以利用，“村坞主帅小者，犹假银青、将军之号，欲以抚结众心”。 麹氏将领还有麹陶，“是时刘曜寇北地，轨又遣参军麹陶领三千人卫长安”。 除了麹氏以外，河西乡里著姓大多拥有军事才能，如协助张轨平定鲜卑之乱、张镇之乱的宋氏、氾氏和阴氏，都曾经作为军队统帅，驰骋疆场 。这些人的军事才能，其实应该是他们在民族关系复杂的凉州地区长期生活所习得的基本经验。

在这种军事环境下，凉州地区的坞壁分布也很寻常、普遍，敦煌石室发现的《西凉建初十二年（416）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籍》残卷中记载的八户人家均载明其籍贯为“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皆居“赵羽坞” 。在凉州地区出土的墓葬壁画中，有很多反映坞壁生产、生活的场景。 所以到魏晋十六国时期，凉州地区的坞壁已由汉代的军事机构转变为人民进行生产生活的一种地方基层组织了。故而，虽然名为坞壁，实则类似于村这样的聚落。而凉州地区基本的乡里行政设置，仍然与内地是相一致的。 于是曾经作为坞壁首领的坞主，实际上已经转化为乡里豪强。考古学家分析墓葬壁画中的坞壁后认为，“世族门阀制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政权的社会阶级基础。这在壁画中有广建坞壁，强迫部曲从事生产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面貌而得到充分的证明”。

由于河西著姓自身实力强大，故常与中央派遣的地方官相争衡，争夺本地控制权。晋武帝咸宁二年（276），有凉州刺史杨欣与敦煌著姓令狐氏争权之事：《晋书·武帝纪》载：“初，敦煌太守尹璩卒，州以敦煌令梁澄领太守事，议郎令狐丰废澄，自领郡事。丰死，弟宏代之。至是，凉州刺史杨欣斩宏，传首洛阳。” 令狐氏在争权成功之后，甚至希望通过世袭，来继续守住这一职务。令狐氏乃是敦煌著姓，在有限的河西史料中，记载了多位令狐氏士人在凉州地区任有职务。如在令狐丰之后，凉州大族张镇的外甥令狐亚曾担任张轨政权中的太府主簿 （令狐亚身为张镇外甥的身份，也说明河西大族之间的联姻关系较为密切），令狐浏担任过治中 等。与河西著姓之间的关系，凉州刺史一般也需要小心对待，这是因为他们的军事才能和地域威望，都是不可小觑的。

河西著姓对于中央政权派遣官员地位的冲击之力，在西晋末年只增不减。永宁初年，张轨的凉州刺史之职，也曾受到本地势力的威胁。张轨永宁初成为凉州刺史来到河西，平定了鲜卑动乱。“羌戎之和”历来是凉州刺史所需要面对的头等大事 ，一旦不能平息民族矛盾，便无法在河西立足，而张轨因此深获朝廷信任、河西拥戴。晚年张轨因患有风疾，暂交儿子张茂理事，一度松弛了权柄。晋昌郡之凉州大族张镇及其弟弟梁州刺史张越，为了据有河西，联合了身为张轨别驾的麹晁，邻郡的秦州刺史、天水人贾龛，上表京师，称轨废疾，希望取代张轨。事虽不果，但可见在河西社会内部，凉州大族力量强大，他们可以有足够的资本发起对张轨政权的冲击。不过，作为一个地方官，张轨在凉州的统治权，仍由西晋中央来裁判，说明当时河西著姓虽然强大，但还不至于凌驾于中央政权之上。

张轨获得胜利后，加强了与中央政权之间的联系，也加强了与河西著姓之间的关系， 将这一场政变危机，转化为了争取河西本土势力支持，也为河西社会内部在中原大动乱即将展开之前赢得了发展的时间。在张轨死后，乡里著姓的权力仍然很大：“轨卒，州人推寔摄父位。”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推”字。在张轨去世之后，张寔并非名正言顺地成为凉州刺史，还需要得到“州人”之拥戴或推举。这说明，张氏此时的“父死子替”，并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在获得了凉州地区乡里著姓的支持后，方才能够实现。另一方面，冲击或争夺凉州统治权的势力仍然长期存在。张氏政权和凉州大族之间的摩擦，可谓从未停止。“凉州大姓贾摹，寔之妻弟也，势倾西土……茂以为信，诱而杀之，于是豪右迹屏，威行凉州。” 贾摹是武威贾氏，为张寔之妻弟，说明张轨曾为了争取本地大姓支持而与之有了联姻关系，贾氏势力坐大，“势倾西土”，则说明张轨统治时期保证了他们在凉州地区的利益。但这种形势在张氏末年有所改变：宋混兄弟擅权，玄靓虚坐而已，结果导致了宋氏族灭 。又“安定黎景、敦煌刘肃并以门胄，总角与天锡友昵” ，亦被诛杀。后凉吕隆并不像张轨那样倚重乡里著姓，到境后“杀豪望，以立威名” 。这些情况也都说明了河西门阀势力坐大，从而对地方政权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直到北凉时，河西著姓之间仍然需要相互支持，达成“共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黄烈曾云：“沮渠氏成为在河西的一股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正由于他已不是部落酋长而成为地方豪强，这样就可能打破民族界限，取得卢水胡以外各族，包括汉族在内的拥护。” 但越到后期，河西著姓的凝结之力，越是不如前凉时期。吕思勉高度评价了前凉时期的这种“德化”，认为这种“夙尝树德于河西”“颇知治体”是它能够优越于其他四凉政权的重要原因。 如罗新所说：“张氏前凉统治的关键，并不是在军事上压服少数部族，而是在政治上笼络河西世族，取得河西世族的合作。” 凉州大族和凉州政权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由于凉州地区不断发展变化的民族形势决定的。

凉州地区的乡里著姓虽然军事力量强大，但这并非他们在当地社会拥有威望的最根本。内藤湖南曾经指出六朝的贵族形成于地方的“名望家”。 所谓“名望家”，一般是指具有名望的历代官僚之家，“他们是以儒学为背景登上历史舞台的”。 从可供稽考的材料来看，敦煌索氏、氾氏和令狐氏，应该就是这样一种因为“累世官族”而在地方上负有盛名的“名望家”。如敦煌人索靖，即是出身“累世官族”，“少有逸群之量，与乡人氾衷、张甝、索 、索永俱诣太学，驰名海内，号称‘敦煌五龙’。” 在这里，“氾衷、张甝、索 、索永”皆是被称作为索靖的“乡人”，其中索 、索永是否与索靖有一定的血缘宗亲关系是不得而知的，更可能的是较宗亲关系要松散一些的同乡关系。但即便是同乡关系，在京师士人的河西群体中也深受重视。索靖书法技艺甚高，深得傅玄、张华赏识。然而真正对他有举荐之功的，是其同乡张勃：“太子仆同郡张勃特表，以靖才艺绝人，宜在台阁，不宜远出边塞。武帝纳之，擢为尚书郎。与襄阳罗尚、河南潘岳、吴郡顾荣同官，咸器服焉。” 索靖所任的“尚书郎”甚是清要，号为大臣之副。索靖的几位同僚，皆是晋时名臣，可见索靖在当时的地位和声誉是较高的。索靖的重要性是在太安末年得到发挥，“太安末，河间王颙举兵向洛阳，拜靖使持节、监洛城诸军事、游击将军，领雍、秦、凉义兵，与贼战，大破之，靖亦被伤而卒”。 索靖被赋予带凉州兵的责任，说明河间王颙所利用的正是他在河西乡人中的影响力。索靖曾经被封过“驸马都尉”，则很可能他和晋皇室也有姻亲关系，但是这一点如今已经无法考证。王仲荦《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中考证索氏，得到如下材料：“河平元年（前28），自济北卢县，徙居敦煌，代代相生，遂为敦煌望族。孝廉绝世，声誉有闻。”

敦煌氾氏子弟，亦多人豪，同样是“兼资文武”。张轨来到凉州所得到的支持力量中，就有氾氏重要人物氾瑷。“氾瑷，字彦玉，晋永平令宗之孙也。父族有经学。……瑷少刚果有壮节，州辟主簿、治中、别驾从事，举秀才。三王兴戈，惠帝复祚，相国齐王专权失和，瑷切谏不从，自诡（轨）为护羌长史，来西，凉武王轨与语，不觉膝之前席。瑷出，王谓左右曰‘：此真将相才，吾当与共济世难。’遂周旋帷幄，公干心膂。” 从这条材料可以看出，氾瑷是以其政治主张折服张轨的。而后在平定鲜卑等民族叛乱中，氾瑷被尊为“股肱”之臣。之后，氾氏又有氾昭为张寔深器重之，在选择“十部从事”这一督查官时，将“十郡之首”的武威托付之，评价氾昭“刚毅雅亮，有二鲍之风。”氾昭在当地起到了克制豪强发展的作用：“视事，豪杰望风栗服。” 张骏时，氾氏又有氾洊，其上书云：“臣闻嘉有生之形，遭有事之会，曾不能曾主建勋，没无休声，以遗后世，非人豪也。每惟齐客以羸粮佐命始末，未曾不夙宵慨叹，有怀高风。往遇殿下，应其革运，开辟四门，剖砾求珠，含瑕访玉。臣得危言于初祚之际，邀福于九天之上。” 见此壮词丽语，张骏大悦，“擢为儒林郎中，亲窥管要”。 氾洊的这封上书，反映了当时河西乡里著姓的一种昂扬的精神面貌。在天下大乱和凉州独安之际，这里的一些士人表现出了对于政治机遇的敏感和以立功业的抱负。

从以上的材料还可以看出，河西乡里著姓以敦煌人居多，阴氏、宋氏、氾氏、令狐氏、索氏等诸大姓，皆为敦煌人。所谓“乡里著姓”只能说明这个姓氏的庞大，但它并不等于北方地区的“宗族”，它们分布零散，而且可能并没有在实际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血缘关系。大姓多居于敦煌，这首先与此地的地形有关。敦煌地区本是地僻人荒，气候严寒，《沙州记》云：“国人年五十以上，四齿皆落。将由地寒多障气也。”又云：“以六月二十六日发龙涸，昼夜萧萧常寒，不复得脱襦裤也。”而且，敦煌多沙漠，越往西，沙漠和戈壁的影响就越大。“浇河西南一百七十里有黄沙，沙南北一百二十里，东西七十里，西极大杨川，望黄沙，犹若人委干粮于地，都不生草木，荡然黄沙，周回数百里。沙州于是取号焉。” 《资治通鉴》记载了此地多戈壁，胡三省注云：“自洮、嵹、南北三百里中，地草皆是龙须而无樵柴，谓之嵹川。” 因此，敦煌郡虽然面积广大，但它的六个县，“绝大部分是集中在籍端水和氐置水的下游。” 这样使得敦煌地区的人口容易相对集中。“自汉以来，敦煌文化极盛，其地为西域与京洛出入必经之孔道，实中西文化交流之枢纽。” 而在前凉时期，敦煌的乡里著姓多是本地人，而非中州移民。之后，因为李暠担任了敦煌太守的关系，敦煌得到了充分的巩固和扩大，使得此处人才聚集程度更高。“玄盛乃修敦煌旧塞东西二围，以防北虏之患，筑敦煌旧塞西南二围，以威南虏。”从内地向敦煌这类腹地发生大规模移民，是在苻坚取得凉州统治权之后。 一时之间，敦煌成为一个人口成分更为复杂的地区。敦煌地区的文化应该是高于其他地区的，这里就有地方学官，吸引河西其他地区的人前来就学。如酒泉人祈嘉，“西至敦煌，依学官诵书，贫无衣食，为书生都养以自给，遂博通经传，精究大义”。 这条材料说明敦煌有本地“学官”，并且可以有途径让贫寒士子实现“自给”。姑臧在立学校方面，很可能是晚于敦煌的，直到张轨时期才在此“立学校”“征胄子五百人”。这种在乡里社会存在的文化传承机制，让河西著姓之间也会形成师承关系。如“氾祎（之）……少好学，事师司空索静 ，通《三礼》《三传》《三易》《河洛图书》，玄明究筭历”。 氾祎从少时起即求学于司空索靖，可见河西乡里著姓之间关系良好。史称他因狂傲而遭到马模弹劾。氾氏向索氏求学还有一个例子：“氾昭，字嗣先，处士之孙也，昭弱冠从贤良同郡索袭受业。善属文，与武威段遐论圣人之道，甚有条理。” 氾氏也向当地令狐氏求学：“氾绪……为西域长史洋之曾孙也。敦方正直，尝于当郡别驾令狐富授《春秋》《尚书》。……卒以清廉著闻，莫敢有交私者。” 又有“氾咸，字宣合，为侍御史辅之玄孙也。咸弱冠从苍梧太守同郡令狐溥受学，明通经纬，行不苟合 ”。这些说明敦煌著姓在当地已经形成相互教授的风气，虽然这些乡里著姓居住分散，甚至其宗族聚居之处还有兵户居住，但这些不影响此地乡里著姓之间的文化往来。

前凉时期的凉州社会，正是通过这种宗族聚居以及相互往来，形成了一个相互传承的文化发展机制。在晋末乱世到来之时，这个体制不但没有打破，而且因为一些士人自京师返回凉州乡里，而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如索靖的同乡索 少游京师，受业太学，“善术数占侯”，“知中国将乱，避世而归。乡人从 占问吉凶，门中如市。” ^[1] “门中如市”说明他回到乡里，能够给乡里社会中的文化带来一定的影响。又有敦煌人氾腾，“举孝廉，除郎中”，所任职务，与索靖相似，“属天下兵乱，去官还家……散家财五十万，以施宗族，柴门灌园，琴书自适。” 氾腾回到河西之后，得到凉州统治者的注意，“张轨征之为府司马”，但他对此加以拒绝。这些返回凉州地区的士人，隐居乡里，对于乡里社会中的文化传承起到了一定的积极影响。魏收在《隋书·地理志》中称河西人“其于性犹质直，然尚俭约，习仁义，勤于稼穑，多畜牧” 。百姓之“习仁义”，应当和这类文化的乡里传承有一定的关系。

由于境内和平，凉州地区正是在这个文化体制之下，源源不断产生着一些乡居士人。他们勤于私学讲授，颇有风操，是河西文化得以存续的主体。如敦煌人宋纤隐居于酒泉南山。“明究经纬，弟子受业三千余人。不应州郡辟命，惟与阴颙、齐好友善。” 关于“阴颙”“齐好”，史书没有其他相关记载，从“阴”姓大部分是在敦煌来看，这两位当中的“阴颙”应该也是本地名士。《晋书》载宋纤“注《论语》，及为诗颂数万言”。张祚后遣使者征召，宋纤喟然叹曰：“德非庄生，才非干木，何取稽停明命！” 至姑臧迁太子太傅后，又上疏曰：“臣受生方外，心慕太古。生不喜存，死不悲没。素有遗属，属诸知识，在山投山，临水投水，处泽露形，在人亲土。声闻书疏，勿告我家。今当命终，乞如素愿。” 遂不食而卒，谥曰玄虚先生，年八十二。宋纤自称“受生方外”，颇有魏晋风度。由于张祚政权是通过政变得来，因而在当时的河西人眼中是一个伪政权。宋纤因为拒绝征召，绝食而卒，在河西人看来，是高洁之举。而这篇给张祚的上疏，多以四言为之，这说明河西乡里士人的文风颇尚矜重。“弟子三千”的私学讲授规模，让宋纤在当地的影响很大，其身没之后，当地人为之建阁。在凉州地区威望颇高、被称为“高尚之士”的酒泉太守马岌，来到此阁，叹曰：“名可闻而身不可见，德可仰而形不可睹，吾而今而后知先生人中之龙也。”并铭诗于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万寻。奇木蓊郁，蔚若邓林。其人如玉，维国之琛。室迩人遐，实劳我心。” 张祚时，太守杨宣画其象于阁上，并作颂曰：“为枕何石？为濑何流？身不可见，名不可求。” 河西社会对于这类崇尚情操的名士的钦重，说明魏晋以来崇尚高远、清逸的士人风气在此地仍然得到延续。此类例子还有敦煌人郭瑀以及他的老师郭荷等。乡里社会中的文化环境，使得河西士人能够获得良好的教育。再如前凉末期的敦煌人索绥，绥字士艾，父戢为司徒。“绥家贫好学，举孝廉，为记室祭酒，母丧去职。后举秀才，著《凉春秋》五十卷。又作《六夷颂》符命、传十余篇，以著述之功封平乐亭侯。” 他虽然家贫，但仍然能够从凉州乡里之中获得一定的教育，继而举孝廉，并有著述。可以说，敦煌人物辈出，与它的这种文化传承机制不无关系。凉武昭王李暠《手令诫其诸子》中说：“此郡世笃忠厚，人物郭雅，天下全盛时，海内犹称之，况复今日，实是名邦，正为五百年乡党婚亲相连”，“五百年乡党婚亲。” 正是对凉州地区乡里社会中错综复杂的宗族关系以及文化上存在互相传承关系的概括。这种传承，使得凉州地区文化积累极厚。这种建立在乡党基础之上的文化机制，使得即使乡里士人乃至宗族遭受巨大困厄，也仍然能够利用它实现文化的复兴和延续。

在这种建立在乡里社会基础文化机制中，河西著姓无论贵贱，自上而下皆有贵重经籍之风。“（李）暠好尚文典，书史穿落者亲自补治，（刘）昞时侍侧，前请代暠。暠曰：‘躬自执者，欲人重此典籍。’”首先是不乏个人藏书者，敦煌人宋繇在“门户倾覆”之后，随妹夫彦至酒泉，“追师就学，闭室诵书，昼夜不倦，博通经史，诸子群言，靡不览综”。 他“家无余财，雅好儒学，虽在兵难之间，讲诵不废。每闻儒士在门，常倒屣出迎，停寝政事，引谈经籍”。 经长期积累，官方积攒了一部分藏书。“沮渠蒙逊平酒泉，于繇室得书数千卷，盐米数十斛而已。” 河西士人中，也有在典校经籍方面卓有贡献者，即敦煌阚骃，“骃博通经传，聪敏过人，三史群言，经目则诵，时人谓之宿读。注王朗《易传》，学者藉以通经。撰《十三州志》，行于世”。沮渠蒙逊十分重视其才能，于是以其为首，成立了凉州地区当时规模最大的刊校小组：“给文吏三十人，典校经籍，刊定诸子三千余卷。” 北凉亡后，阚骃被迁往平城，“家甚贫敝，不免饥寒”。平城的文化环境远不能和凉州相比，阚骃之才华没有得到北魏赏识。

凉州地区以乡里宗族为基础的文化机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受其影响，前凉时期的著名文人谢艾同样具有“兼资文武”的特点。时石勒政权之异姓大将麻秋率兵压境，凉州司马张耽言于（张）重华，推荐了书生谢艾为将，称：“主簿谢艾，兼资文武，可用以御赵。”谢艾请兵七千而破赵 ，战果赫赫 。谢艾身为将领，同时又多有文学作品存世。《隋书·经籍志》著录其有《谢艾集》八卷，今已亡佚。谢艾通《春秋》，张重华时，“有司议遣司兵赵长迎秋西郊。谢艾以《春秋》之义，国有大丧，省蒐狩之礼，宜待逾年”。 关于谢艾文学才能的评价，《文心雕龙·熔裁》曰：“昔谢艾、王济，西河文士，张骏以为‘艾繁而不可删，济略而不可益’，若二子者，可谓练熔裁而晓繁略矣。” 可惜谢艾现存的作品，都并不完整，他在奏疏方面的这一特点，无从分析。而河西人士，竟能享誉南朝，当并非徒有虚誉。建立西凉的李暠亦是兼资文武。《资治通鉴·隆安四年》：“初，陇西李暠好文学，有令名。尝与郭黁及同母弟敦煌宋繇同宿。” 郭黁乃是当时著名的乡里私学教授者。之后，李暠开始出仕，“及孟繁为沙州刺史，以暠为效谷令；宋繇事北凉王业，为中散常侍。孟敏卒，敦煌护军冯翊郭谦、沙州治中敦煌索仙等以暠温毅有惠政，推为敦煌太守。” 经过与索嗣争夺敦煌地区控制权的斗争之后，李暠获胜，段业“进暠都督凉兴已西诸军事、镇西将军”。李氏虽为将军，但并非武夫之流，登位之后尤爱召集文学集会。

总之，从十六国时期乡里著姓的军事力量、文化特点以及在河西社会中的实际影响力看来，他们的性质其实类似于乡里豪族，在河西社会中势力强大。这种势力包括了军事势力、政治势力，也包括了文化的影响力。他们是河西文学发展的主体，也是河西政治和历史的推动者。河西文化经过了这段文化“还居乡里”时期的深厚累积，产生了十分可观的文化成绩。但是，北魏平凉之后，这些文化发展的优秀成果，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关于这一点，第三章还会继续深入地讨论。 KwxZzn6gt7zsNi08fEJpPitCVTA371pxzEZ3jQtv8ys25bdMELKuMOdJFCDd29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