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人避乱、抗争于坞壁的一些情况

晋末大乱，诸多文人逃亡乡里。同时，也有一些具有文学才能的士人，领导晋人抗争避乱于坞壁。

首先来看西晋著名文人左思避乱的情况。太安二年（303），张方占领洛阳之后，居住在“宜春里”的著名文人左思，在一片混乱中携眷出逃，移居冀州。 左思本是齐国临淄人，冀州当然并非是他的乡里。《全晋文》卷一百四十六录有《左思别传》，云“余意度之，当是谧诛去官，久之遭乱客死，而云归乡里，非也” ，即是其意。晋武帝时，左思因为妹妹左棻（约253—300）入选宫中而入居洛阳，并在之后成为贾谧“二十四友”之一。之后，他创作的《三都赋》实现了“洛阳纸贵”的佳话。而此时逃离都城，则是乱离背景之下的自全之策。由于妹妹左棻在永康元年（300）即已经离世，故而左思所携带的眷属，很可能主要包括他的父亲、妻子和子女，他们的名字都曾出现在左棻的墓志之上 。然而，左思为何要去冀州呢？由于材料缺乏，这个问题很难得到笃定的答案。但从晋末大势来看，冀州地区在当时所具备的基本条件，能够符合作为一个战争流民的左思的选择。

太安中，各地发生饥乱和蝗灾，冀州的灾害可能程度稍轻，因此成为流民前往的目的地之一。《晋书·石勒载记》云：

太安中，并州饥乱，勒与诸小胡亡散，乃自雁门还依宁驱。北泽都尉刘监欲缚卖之，驱匿之，获免。勒于是潜诣纳降都尉李川，路逢郭敬，泣拜言饥寒。敬对之流涕，以带货鬻食之，并给以衣服。勒谓敬曰：“今者大饿，不可守穷。诸胡饥甚，宜诱将冀州就谷，因执卖之，可以两济。”

这说明，当时冀州相对于群胡并起的并州和洛阳而言，稍稍安定，可以前往就食。因此，左思在太安中选择前往冀州，应该是因为那里具备暂避饥饿的可能。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刘聪统治时，当时石勒已经潜结曹嶷，占据河北，与刘聪形成“鼎峙之势”。“河东大蝗，唯不食黍豆。……司隶部人奔于冀州二十万户。” 这说明冀州因为在粮食方面相对安全，所以在较长一段时期内都是司隶地区人口主要的投奔之所。

而左思前往冀州的另外一个可能原因是那里坞壁林立，相比于当时的洛阳而言要安全很多。冀州在晋太康初年（280）时，各郡县平均户口是三千九百二十八户，仅次于当时的司州。因此，“司隶部人奔于冀州者二十万户”，并不是一个小数目，相当于有百万人口。这些人口到了冀州之后如何安顿？除了一部分为石勒所控制，另外一部分应该就是投靠冀州地区的各类坞壁。关于冀州在太安年间的坞壁数量，史无记载。但数年后，石勒发迹于冀州，攻灭了大量坞壁，可窥一斑：“进军攻钜鹿、常山，害二郡守将。陷冀州郡县堡壁百余，众至十余万。” 石勒大量攻破坞壁，以掌控对河北的统治。在中山、博陵一带，大姓居者甚多，这些地区的人们以投降之策来保命。石勒其后又进入到河内地区：“勒驰如武德（今河南境内），坑降卒万余，数梁巨罪而害之。王师退还，河北诸堡壁大震，皆请降送任于勒。” 从这些相关数据来看，在石勒攻灭这些坞壁之前，冀州地区的坞堡大量存在，且聚拢了大量人口。而且，冀州的坞壁在战乱时期仍然保证了一定的粮食生产，胡主常前来劫掠。 有些坞壁甚至以此与石勒进行交易。这与他们的“请降送任”的保命之策性质相同，他们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是一种羁縻关系。石勒在冀州横扫坞壁 ，广有战果，而此时距离左思逃往冀州不过数年。

左思前往冀州郡县，应该也是因为当时此地有能够让其家族存续下来的可能。遗憾的是，左思晚年并无作品存世。这有两种可能，一是他晚年在冀州坞壁之中没有创作，二是可能他从事创作了，但是作品没有得到保存。无论是何种情况，左思离开洛阳，其实宣告着一个文学时代的结束。洛阳再也无法成为吸引人们为之歌颂的城市，它在战乱之中无可挽回地成为废墟。曾经停留在这里的人们都被迫转入到更为基层的社会中去，去谋求最为基本的生存条件。

随着五胡乱华局面的深入，人们向坞壁发生转移的情况更为常见。永嘉五年（311），匈奴刘聪占据洛阳，西晋面对的战乱形势加剧。这一年，潘尼离开洛阳，携眷东归原籍中牟（今河南郑州附近），行至成皋（今河南荥阳地区附近）一带，被乱军所阻，病死于坞壁 。潘尼所奔往的成皋地区，当属于大坞主李矩的统辖范围。李矩在永嘉五年（311）刘聪之乱以前，就已经开始经略这一地带。阳城、成皋在当时属于河南郡，靠近首都洛阳，坞壁分布极多。荀、华二人部曲为盗贼所食，场面骇人，却是晋末实况。百姓保命，只能屯聚于坞壁之中。 潘尼止于成皋之坞并避乱其中，也是顺应当时的大势。及刘曜将攻河南，遂“进攻李矩于荥阳，矩遣将军李平师于成皋，曜覆而灭之。矩恐，送质请降。” 李矩投降之后，成皋坞壁也就走向其终点。

当时司州地区坞壁繁多。成皋县就是位于洛水之西。《水经注·洛水》中提到了檀山坞、金门坞、一合坞、云中坞等 。此地之坞壁，多属于山城形式，较为坚固。如一合坞高二十丈，三面为峭壁，起初为魏该所占拒 ，在西晋末年见证了当时多个坞壁之间联合抵抗刘曜的血腥历史。 直到东晋哀帝兴宁二年（364），成皋地区仍有坞壁。“燕太宰恪将取洛阳，先遣人招纳土民，远近诸坞皆归之，乃使司马悦希军于盟津，豫州刺史孙兴军于成皋。” 这里的“土民”即是坞壁中的乡民。这些坞壁的情况，说明即便战火燎原，洛阳地区的附近仍然有避乱之人的存在。有人烟之处即有文学，那么洛阳周边地区依然能够产生歌谣是不奇怪的。而这些地方能够吸引像潘尼这样的文人前往避乱，也不奇怪。

坞壁中的名流，还有刘隗之子刘畴值得一提。《晋书·刘隗传》载曰：

（刘隗）子畴，字王乔，少有美誉，善谈名理。曾避乱坞壁，贾胡百数欲害之，畴无惧色，援笳而吹之，为《出塞》《入塞》之声，以动其游客之思。于是群胡皆垂泣而去之。永嘉中，位至司徒左长史，寻为阎鼎所杀。司空蔡谟每叹曰：“若使刘王乔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选也。”又王导初拜司徒，谓人曰：“刘王乔若过江，我不独拜公也。”其为名流之所推服如此。

刘畴的文艺才华为人所推重，故而才有吹奏乐府，即令“群胡皆垂泣而去”的传说。而王导认为刘畴如果在世，那么他的政治地位是要与自己“分功并列”的。这番评价，已经超出了对其文艺才华的肯定。那么，王导为何要给一个在坞壁中避乱的文人如此高的评价？通过考证刘畴的身份，或许可以理解文人避乱坞壁的更多的情况。

杀害刘畴的阎鼎是天水人，曾屯居许昌，“聚西州流民数千人于密，欲还乡里。” 这位流民坞壁的首领很快获得一个发展契机，那就是密县一度成为秦王出奔时期的“行台”。 这些王子大臣本来是奔向刘畴所建立的坞壁。而游荡在密县的阎鼎所率领的“西州流民”被刘畴收编了。同时，刘畴的坞壁也吸引了其他一些人：“司徒左长史刘畴在密为坞主，中书令李暅、太傅参军驺捷刘蔚、镇军长史周 、司马李述皆来赴畴。” 刘畴与阎鼎之间产生矛盾，是从阎鼎决定西迁秦王，离开密县，以建功于“西土乡里”开始的。这个决定当时还得到过傅畅的支持。傅畅是北地人，秦雍之地近于其乡里，所以他对秦王西迁之事表示支持不足为怪。但是，“畴等皆山东人，咸不愿西入，荀籓及畴、捷等并逃散。鼎追籓不及，暅等见杀，唯 、述走得免”。 刘畴就是死于这一次逃亡。阎鼎挟秦王抵达长安之后，扶持其登基，“总摄百揆” 。其后又与梁综等人争权，杀害了一批大臣，其后又为梁综弟梁肃等人所逐，最终死于氐窦首之手。刘畴与阎鼎之间的矛盾说明，坞壁内部存在合作关系，也存在利益分歧。而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当时即便是皇孙贵胄也需要依赖坞壁的力量来自全。愍帝政权是在刘畴、阎鼎等人领导的流民坞壁一路保护、护送之下方才抵达长安登基的。王导对于刘畴的推重，应该也是基于他在密县担任坞主时，对秦王及一干晋室大臣的保护。由于历史材料有限，因此很难看到有关刘畴更多与文学相关的材料。目前仅仅能够知道他是一个具有文学才能的人，在坞壁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晋末的社会大动乱中，虽然很多流亡者已经无法得知，但仍有西晋末年文学之翘楚为史所载。如大诗人刘琨以及与之有着唱和往来的卢谌，皆是在流民坞壁之中从事反抗活动的。刘琨自永嘉元年（307）被封为“并州刺史”之后，一直在北方地区，以流民坞壁为载体进行反抗活动。《晋书·刘琨传》记录了他在并州地区招纳流民的事迹 ，可见他和祖逖一样，具有流民坞壁坞主的特点。刘琨以城门为战场，百姓耕战结合，这正是流民坞壁的特点。这一地区与胡族相距甚近，可谓四面楚歌、形如入瓮，战争威胁与反抗斗争是最为激烈的。刘琨在当时不但以流民坞壁来保全和争取仍在北方的晋人之生存空间，也主动承担了为晋王朝收复失地、抵抗夷狄的责任。刘琨的战争取得过非常明显的成效，曾震惧敌胆，刘曜一度将刘琨及其流民坞壁作为心腹大患，将其放在战略首位。

刘琨所带领的流民坞壁，先是辗转于晋阳一带。永嘉六年（312），刘粲、刘曜攻陷晋阳，刘琨逃奔常山，后拓跋猗卢来救，收复晋阳。这期间，刘琨的侄子卢谌自刘粲处投奔刘琨。次年，石勒败刘琨将，克并州。刘琨逃奔段匹 于蓟城。刘琨作《赠卢谌诗》，卢谌作答诗。卢谌又有《答魏子悌诗》，当作于此时。《晋书》对刘琨诗歌的评价，更为注重其深远之托意：“琨诗托意非常，摅畅幽愤，远想张陈，感鸿门、白登之事，用以激谌。” 其外甥卢谌追随刘琨，与之赠答往来。他们的诗歌多能反映即使在极为动荡的流民坞壁之中，也还存有诗歌创作。

刘琨在《重赠卢谌》 中的序言中慨叹“今是而昨非”，反思少壮志时“远慕老庄”“近嘉阮生”时的虚无，如今则在“国破家亡，亲友雕残”的现实面前，“块然独坐，则哀愤俱至”。序文中提到自己“不复属意于文，二十余年矣”。二十余年的时间对于一个诗人而言是很漫长的，或是因为客观的战乱环境所致，或是因为战乱时期主观上不再有诗兴——其中原因虽然杂陈，但无不与乱离相关。尤其需要注意到，刘琨的思想是西晋末年的乱离社会所塑造的。他对于现实的体认，对于玄远之学的疏离，都是从流民坞壁的经历中直接获得的。刘琨在流民坞壁之中所做出的这些反思，实际上直接关系到南北朝文学的分野。北朝文学因为文人这类对于玄虚精神生活的反思和挥别，而开始着力于对于现实的深切关注。而南朝文学则是继续在玄思的道路上探索，沉溺于陌生、毓秀的南方山水给他们带来的惊奇。刘琨在《重赠卢谌》中写到“去家”亡国，落魄独行，饱受穷途与迷茫之苦，全篇甚有《离骚》之风致。在结尾，诗人甚至称这首“歌”中所谈论的经历过分悲伤，而不能再忍心吟唱全部的、漫长的篇章。这首诗，是西晋末年流民坞壁首领的流落征战生涯以及亡国的迷茫心境的真实写照。“资粮既乏尽，薇蕨安可食”“揽辔命徒侣，吟啸绝岩中”等，画面感很强，皆还原征战经历中历历在目的艰苦卓绝。

虽然刘琨的流民坞壁在御敌过程中多有败绩，但是他的外甥、时年二十九岁的卢谌仍然在《答魏子悌诗》 这首诗歌中流露了乐观的情绪。诗文之中充沛的情感，因为末世世乱而有着无法掩饰的慷慨之气，其情怀境界较为高迈。特别是诗歌中谈到坞壁乡曲之恩义，落笔时情感深重：“恩由契阔生，义随周旋积。岂谓乡曲誉，谬充本州役。”然而，卢谌虽然沐浴战火，但并没有完全洗净西晋的贵族文人之气。诗歌末尾中写道：“乖离令我感，悲欣使情惕。理以精神通，匪曰形骸隔。妙诗申笃好，清义贯幽赜。恨无随侯珠，以酬荆文璧。”这体现了流民坞壁复杂斗争形势给当时文人带来的情感冲击。建武元年（317），刘聪杀愍帝于平阳，北方的形势变得更为复杂，刘琨的《劝进表》即是作于此时。太兴元年（318），刘琨被杀，部将皆投降于石勒，卢谌后来同样是在石勒政权中立足，直到永和六年（350）卒于战乱。卢谌有集十卷，后来应该是由他的子孙带到了江南。

刘琨长期生活于并州，因此深受胡地文化的影响。刘琨世代为乐吏，精通音律，他所创作的胡笳琴曲曾作退敌之用：“在晋阳，常为胡骑所围数重，城中窘迫无计，琨乃乘月登楼清啸，贼闻之，皆凄然长叹。中夜奏胡笳，贼又流涕歔欷，有怀土之切。向晓复吹之，贼并弃围而走。” 这样的传说能够说明刘琨在作为流民坞主的过程中，身犯险境乃是常事，而刘琨在这种乱世窘迫之中，仍然能够从事某些文艺活动。但是可惜的是《胡笳五弄》已经遗佚，无法展开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刘琨与胡族政权往来的一些书信类文章，这些文章反映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的谋略。在此限于篇幅，不再详述。

从以上所列情况可以看出，在西晋末年有一大批文学士人，随着北方地区流亡潮流，逃亡乡里。这些文人既是整个西晋文学时代的句号，也是下一个文学时期的开始。文学发展转移到乡里社会，是文学史发展的一次重大转折，这意味着文学力量不再集中，也意味着文学所表达的内容和情感将发生一定的变化。 vjqJT8nEroACpRyktHQARgr/A1eH1oZzqvieL4C9/UK56k4yvp8XVykDfRkUjY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