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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晋末乡里坞壁及其文化功能
坞壁在汉代之前是纯粹的军事组织，是从垒演变而来的。由居延汉简可知，至迟在西汉昭帝始元三年时（前84），西北边塞就有坞的存在了。王国维考证认为，“坞”即“亭燧”，与边塞上的“亭”是同物
。虽然坞等于亭的说法未必人皆赞同，劳榦就曾提出反对
，但坞壁在当时以军事功能为主是大家都认同的。坞壁之后逐渐由纯粹的军事防御组织，演变为具有农牧业生产功能的军事防御组织。王莽末年，西羌寇边，继而居于塞内，马援为抵抗羌人，曾携武威中的金城客民返回旧邑，在金城一带“缮城郭，起坞堠，开导水田，劝以耕牧，郡中乐业”，章怀太子注引《字林》曰：“坞，小障也，一曰小城，字或作隖。”
可见马援作为坞主，为长期与西羌斗争，重视坞壁内的生产活动，以满足坞内基本所需。这种坞壁内的生产，可以视为一种屯田策略。边塞坞堠之后又如何发展为内地乡里坞壁？据严耕望的研究，汉代在“亭”与“里”之间还有“聚”。“聚”是王莽时代设立学校所划分的乡村组织，是一种邑落，也是汉代教育行政的基层单位。
在这些“聚”中居住的人们，多以同姓宗族为基础，彼此间有密切的血缘关系。由于平时要防盗，战时要保家，遂有了武装组织。因此，将战斗体系的“坞”和这种防御体系的“聚”结合起来，就成为坞壁的雏形。
西汉末年农民起义以及其他形式的战乱是内地坞壁产生的根本原因，它使得汉代乡里行政制度遭到严重破坏，而大族强宗纷纷筑壁自全。天凤元年（14），北方大饥，次年戍守在代郡的军队因粮食不济而发生兵变，随之各地盗贼蜂起，在天凤四年（17）、天凤五年（18），绿林、赤眉起义相次而起，其间豪右纷纷筑壁自全。当时对于这种社会集团的称呼不一，故有命名为“坞”“壁”或“垒”，亦有称之为“坞堡”“坞壁”或“壁垒”者，但通常惯称为“坞壁”。
在两汉之后，坞壁逐步从边塞往内地发展，成为一种地方势力，独立于行政政治力量之外。杜正胜认为内地乡里坞壁都坐落在险峻之地，且一般是在县城以外的城堡。
由于坞壁是地方豪强自力营建的，范围无法与县城相比，我们虽然没有精确的资料可以推测其大小，但一个县城之外又诸多营壁，营壁当比县城小。而诸盗贼也有坞壁，如东汉初年颍川“盗贼”屯居于山道险厄处
，可能就建有坞壁，但这类坞壁鲜有乡里社会组织的特征，是盗贼而非宗族之聚，因此不在本书考察范围之内。
在战乱的巨大破坏力之下，西晋末年以后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北方的地方行政体系陷入崩溃状态。随着北方人口的大幅度减少，可以说大部分人都是居住在坞壁之中的。在多个地区，统治政权开始承认坞壁作为地方行政和社会基层组织职能，从中收取赋税，但并不简括户口，允许其原有的人身依附关系继续存在。故而坞壁有似乱海之中的孤岛，成为当时对抗胡族政权、保全宗族性命的有效社会组织形式之一。在如此不稳定的情况下，如陈寅恪所总结的：“坞在当时的北方，地位实际比城更为重要。”
胡族统治占领了当时的城郭都市，汉族人被迫散居在城市之外。宫崎市定对此曾经有过十分精辟的分析：“在战乱的时候，越是中央就受害越甚，越是地方受害就可以稍轻。若是逃到山间偏僻的地方，就永远不会受到中央战事的波及。这也是我们在这次战争里所体验到的。人民开始从京都到郡、从郡到县，疏散开了。然而，县以下几乎已经没有昔日那样的乡亭了。于是他们便开始过从前异民族所过的那种部落生活。到了这时中国人才和遗留在郊外的异民族开始真正地杂居起来。这就是村的生活。而且，有的时候是豪族的聚居，有的时候是豪族统治下的庄园。”
这种聚居之处或者庄园其实都是以坞壁的形式存在，因为它们都具有相对封闭的特点，并且具有军事防御功能。
当时坞壁与胡族政权之间存在较为复杂的关系。一方面，坞壁与胡族政权之间的战争和对抗十分激烈，如石勒曾经在“武徳坑降卒万余”，以震慑屯于彼处的晋怀帝之冠军将军梁巨，并罪而害之，此举令“河北诸堡壁大震，皆请降送任于勒”。
但是另一方面坞壁力量又和胡族政权存在合作关系。刘渊建立汉政权后，派石勒攻陷魏郡、顿丘诸垒壁，他之所以能够“简强壮五万为军士，百姓安堵如故”，靠的就是原来“垒主将军”和“都尉”的力量。此处所谓都尉，亦即刘聪设置的统治一万居民的地方长官。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意味着把每个垒壁作为一个统治地方居民的基层社会组织，由垒主们担任地方军政长官，负责征发壮丁、补充兵源，并向不必充军而安堵如故的老弱征课摊派，以完成向该政权贡纳的义务。
只要能从坞壁中获得征调，十六国政权大概不干预坞壁内部事务，一切听之任之，因此坞壁在当时往往具备事实上的合法性。在十六国政权中，汉、前赵未见实行赋役制度，后赵在石勒称王之前，“以幽、冀渐平，始下州郡阅实人户，户赀二匹、租二斛。”
坞壁与胡族政权之间的羁縻关系，在晋末之后的十六国时期不断增强，坞壁往往还被利用于政权之间的斗争。例如苻坚与慕容冲之间的战争，也得到关中坞壁的支持，“关中堡壁三千余所，推平远将军冯翊、赵敖为统主，相率结盟，遣兵粮助坚。”
这些都说明坞壁在战争夹缝中生存的基本样态。
乡里坞壁往往能够在战争的夹缝中获得稍许安宁，这就为它的文化、教育功能的发挥创造了先决条件。自汉魏以来，乡里社会中一般是自带教育体制的。这些文化存续功能在晋末的坞壁中同样得到传承。《四民月令》是博陵郡望族崔寔逐月列记各家应做的全年定例活动，其中提到过一些关于乡里教育体制的内容：“（正月）农事未起，命成童以上入大学，学五经；师法求备，勿读书传。砚冻释，命幼童入小学，学篇章。”
“（十月）农事毕，命成童以上入大学，如正月焉。”
“（十一月）砚水冻，命幼童读孝经、论语篇章，入小学。”
宫川尚志在《六朝时代的村》中说：“大概聚是春秋时代已能见到的小邑称呼，多是自然形成的聚落。虽然没有列入自治组织乡亭里的序列，但承认它的存在。在设置教育机构时，也把它作为一个地域集团对待乡亭聚里的连称，并见于《论衡·书虚篇》。”
这样的旧制在避乱宗族中所构成的坞壁之中亦可能存在。由于宗族聚居，故而乡里坞壁的功能除了保障坞壁内人们的安全以外，也充分考虑文化传统的延续。三国时期的田畴所立之坞壁是探讨坞壁之内完整社会体系时最为常见的例子。《三国志·魏志·田畴传》载田畴得北归，率举宗族附从数百人入徐无山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在这个庞大的坞壁体系之中，田畴立法明礼，“兴举学校讲授之业，班行其众，众皆便之，至道不拾遗”
。对于田畴在坞壁中的积极经营，曹操还曾专门撰表表彰
，并试图赋予其地方行政官职，“封亭侯，邑五百户”，但田畴遁逃不就，其坞壁仍旧是独立在当时基层行政体制之外的。这一坞壁中的“五千余家”，相当于西晋太康时最为繁荣的司州地区一个县以上的人口
，而在人口尚少于西晋的东汉末期，这个数字其实更为可观。从史书描述看来，田畴坞壁之中的社会组织井然有序，而最为重要的是其中甚至有独立的教育体系，是为所谓“兴举学校讲授之业”，如此才可以保证教育体制的运转和文化的传承。
具有道德、文化素养的坞主，是保证文化在坞壁之中存续的关键因素。唐长孺论及坞主时说：“从东汉以至魏晋最基本的统治势力是地方大族，由地方大族中孕育出来的两类人物构成统治阶级中的当权分子。一是以强宗豪族为核心的地方武装集团，就是堡坞主，当晋末乱时，这种地方武装在北方普遍建立；二是具有高度文化水平，熟谙封建统治术的士大夫。二者也常常合而为一，即是以士大夫而兼为堡坞之主。”
因此，坞主本身其实就是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乡里士人。坞民选择依附坞主，不但形成了双方“救济与感恩”等人际关系，而且也对所推举的坞主提出道德上的要求。在流民坞壁中，“坞主”则被称为“行主”，同样一般是由有德望和经济实力的人来担任。而人们对被推举者最为主要的考察，是针对其道德方面。家族成员的德行，是为人们十分重视的一笔可以代代相传的声誉遗产。救济的行为和其他礼仪，正是这些乡里名族用以维持家族声誉的方式。
西晋末年的坞主力求远避胡人，保全乡里，故而在聚义之事上十分热忱。例如，西晋末年，郗鉴将所得分给宗族及乡曲孤老，故而乡里对其评价很高，皆愿归附，称：“今天子播越，中原无伯，当归依仁德，可以后亡。”郗鉴于是凭此声誉被推为坞主，“举千余家俱避难于鲁之峄山”。
郗鉴能够成为坞主，是由于他具备“归依仁德”的气节，以及对宗族的保全之力。相似的例子还有庾衮。自八王之乱开始，庾衮从洛阳回到家乡，并且因为时势而“逾年不朝”，之后他们带着家族迁入到“林虑山”，将这里视为第二故乡，并十分注重经营德行，“言忠信，行笃敬”。
起初，庾衮只是乡人中的一员。他能够成为坞主，完全是受到乡人之推举，这和他的道德声誉颇有关系。在晋惠帝迁往长安、西晋社会陷入更大的混乱之后，庾衮乃与乡里宗族共同迁往大头山。庾衮所领导的壁垒，被称为“禹山坞”。在他的领导下，这个坞壁除了修建防御工事，还建立了一些礼仪制度和一些相应的管理编制
。庾衮自身也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在坞壁中也完全履践儒家思想，由此获得了乡人宗仰。史称：“衮学通《诗》《书》，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尊事耆老，惠训蒙幼，临人之丧必尽哀，会人之葬必躬筑，劳则先之，逸则后之，言必行之，行必安之。是以宗族乡党莫不崇仰，门人感慕，为人树碑焉。”
庾衮所撰写的《保聚垒议》二十篇，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一四《兵家类》有著录。
这本结集应该包括了一些讨论如何在堡壁之中生存的文章，而且应该就写于坞壁之中。
虽然这是属于兵家类的书籍，可能文学价值不高，但是它的存在说明在坞壁之中同样可以进行文章创作。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从目前一些残存作品来看，一些武将出身的坞主在戎马之间也体现了一定的文学才能。如与郭默同时、在今荥阳、新郑一带建立坞壁的坞主李矩，在非常严峻的战斗形势之中，也有一定的文学创作。李矩在刘渊攻陷平阳之后，为乡人推举为坞主，“东屯荥阳，后移新郑。”
在与胡羯相持的若干年中，李矩处于优势地位的时候并不多，最后在试图带领残部南渡的过程中坠马而死、“众皆道亡”。
这位生平经历十分曲折的坞主，今有两则短文存世，皆为戎旅间所作。一为书信《敕郭诵》，只存数语：“汝识唇（一作存）亡之谈不？迎接郭默，皆由于卿。临难逃走，其必留之。”
这几句言简意赅，概因军旅文辞，无意于辞藻雕琢；另一为四言祷辞《祷子产祠》，云：“君昔相郑，恶鸟不鸣。凶胡臭羯，何得过庭。”
这仅存的十六个字透露的是作者在借子产来言说对现实的郁愤。虽然用词直露无文，但亦见一位将才出身的坞主在言语表达上的慷慨之气。这篇祷文的撰写背景是东晋建武二年（318）李矩打算夜袭刘聪从弟刘畅，但士卒有所恐惧，于是让巫师在子产祠中祷告，欲借“东里有教，当遣神兵相助”，以振士气。
李产所撰写的祷告之辞，虽然言语质朴，但音节铿锵，符合它所产生的背景。
在当时的情况下，宗族越大，越有利于建造坞壁自保。河东蜀人薛氏所建立的坞壁，声誉较为突出。《魏书·薛辩传》载：“其先自蜀徙于河东之汾阴，因家焉。祖陶，与薛祖、薛落等分统部众，故世号三薛。父强，复代领部落，而祖、落子孙微劣，强遂总摄三营。善绥抚，为民所归。历石虎、苻坚，常凭河自固。”
他们直到姚秦时代才开始出仕，也就是说，在晋末以及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他们保持了筑建坞壁以自保的状态，同时也与胡族政权保持一定的羁縻关系。河东薛氏之后亦从一个乡里坞壁的规模发展为当地强宗，历代皆能人辈出，影响深远。他们与当时的政权之间大都是羁縻关系。
关于河东薛氏避乱乡里，自备武装以抵御的情况，清初的思想家往往赋予其更多的民族意义。王夫之《读通鉴论》评价道：“永嘉之乱，中原沦陷，刘琨不能保其躯命，张骏不能世其忠贞，而汾阴薛氏，聚族阻河自保，不仕刘（渊）、石（虎）、苻（坚）者数十年。”
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卷五《裴村记》同样提到：“汾阴之薛凭河自保于石虎，苻坚割据之际，而未尝一仕于其朝。”
这些评论带有褒扬性质，但薛氏在晋末并不出仕于刘、石，也是因为刘、石的主要势力范围当时并不在汾阴地区。薛氏在此地势力庞大，他们对于州郡文化的保存之功，至少延续到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年间。薛辩之子谨“容貌魁伟，颇览史传”，始光年间，太武帝诏奚斤讨赫连昌，以之为前锋乡导，“既克蒲坂，世祖以新旧之民并为一郡，谨仍为太守，迁秦州刺史，将军如故。”
这其中的“新旧之民”，应该有很多本身就是薛氏坞壁之荫户。薛谨在此承担了文化首领的任务，和薛氏居于河东、抵抗群胡时的坞主身份有所类。但是，北魏朝廷对于这些乡里坞壁终究是十分防备，“真君元年（440），征还京师，除内都坐大官。”
可见，河东坞壁存在的时间，竟然赫赫百年有余。而这类将近维持百年坞壁并不多见。早在晋末之时，华北地区大多数宗族所建立的坞壁并不能实现自保，在来自胡族政权的摧毁之力面前，或者被攻破，或者选择投降。史载：“元海授勒安东大将军、开府，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使张斯率骑诣并州山北诸郡县，说诸胡羯，晓以安危，诸胡惧勒威名，多有附者。进军常山，分遣诸将攻中山、博陵、高阳诸县，降之者数万人。”
博陵、高阳皆是冀州地区大姓居所，这些人选择投降，以此来获得宗族保全。
总之，从西晋末年到十六国时期，坞壁能够维持小范围社会的相对稳定，对于维护社会秩序，保全华夏文化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乡里坞壁之中，乡里宗族的私学教育和坞主的文化影响等因素能够为这个小型社会带来文化的延续。坞壁因为是军事防御组织，要考虑到内部安全，是具有一定的封闭性的。这种封闭性也的确影响了它的文化功能的发挥，尤其是无益于文学交流，因此坞壁之中很难进行文学创作和保存文学作品，然而，坞壁之中所具有的一些基本的文化传承机制，对于文化、文学的存续而言具有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