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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英勇的西征，是在最艰难的条件之下进行的。我们经过的是什么道路呢？当然不是柏油马路，或者石板铺的大路。我们走的多半都是崎岖险阻的羊肠鸟道。我们爬过了中国最高的山脉：川康间的山脉，高达五千米以上。五月间，中国各地炎热如火，而川西高山积雪不融。
我们渡过了二十多条地理上著名的大河：扬子江，乌江，湘江，金沙江，大渡河，等等。我们依靠什么工具渡过这些大河呢？什么现成的、便利的工具也没有。
这次西征全程：从江西过去中央苏区出发，直到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历时共有八个半月，跋涉约一万二千里
。我们通过了十二省边界：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甘肃，青海，陕西。中国本部十八省，我们走过了三分之二。
这次西征底目的和原因是什么呢？
最近几年来，我们党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建立苏维埃革命根据地。我们深知牢固的根据地为红军所必需，没有这种根据地，可使国内革命战争之进行感受莫大的困难。从一九二七年起，我们党就已开始用全力来解决这个最紧急最重要的任务。直到今天，这还是我们最主要的任务之一。一九三四年，敌人向我们过去中央苏区四面围攻，把我们挤到了较小的区域。我们的党，为保全红军实力起见，于是决定主力退出中央苏区，以便在中国西部广大领土上建立新的根据地。因此，中国共产党便有这次著名西征之组织。
我们准备西征的全盘计划，原定在三个月内完成，可是因为情势严重，指挥部乃不得不限定两个月完成。这样的短促期内，而准备工作还是做得尽美尽善。
这次西征是怎样准备的呢？
第一，当主要部队还没有从中央苏区向西开拔以前，党已派了一部分红军到苏区境外，深入敌人的后方。特别是组织了第七军团北上，就是全国闻名的抗日先遣队，向福建方面以及浙江、江西、安徽边界进发。如此，我们的军力在东北方面抄到了敌人的后方。接着，从湘东派兵深入湖南境内。这便是任弼时、王震、萧克底第六军团，该军团已同贺龙底第二军团汇合。如此，在西北方面我们的兵力也抄到了敌人的后方。
此外，我们还进行了为红军主力远征所必需的准备工作。我们吸收了广大愿意武装保护中国革命的青年壮丁，更扩大了红军的实力。
第二，对红军基本干部实行加速训练。担任训练的有三个学校：红军大学、步兵学校以及专门学习防空和防毒的军事专门学校。红军干部人员，大部分都进过这三个学校。此外，各卫生学校（专门训练军医、看护员的）、通信学校（专门训练电话电报等通信工作人员的），输送一大批新干部到各军团中去。
第三，在出发的时期，采买了六十万石粮食。军装、火药等等底制造，增加了六倍到三十倍。还采办了大批特别军衣给兵士穿，以及其他等等。
在西征中，经常的粮食问题怎样解决的呢？主要的，是各地人民自愿供给我们，以及没收了地主豪绅底财产给红军享用。
现在我们可以断定说，西征目的已经达到了：
（一）我们真的保全了红军底实力；
（二）我们终于和红四方面军汇合了；
（三）两军会师以后，建立了新的、更强大、更富足的苏维埃根据地。
西征底第一阶段——从江西出发，到贵州边界。这个阶段是胜利了，因为我们从战斗中冲过了敌人底四道封锁线。在这些封锁线上敌人早已用钢骨水泥筑起了防御工事，埋伏了大批机关枪、迫击炮。总之，在这些强固的防御工事地方，算是飞渡不过的难关。但是这四道防线我们都冲过了。我们沿途扫除了一切障碍，扫荡了敌人军队，冲倒了所谓铜墙铁壁的堡垒封锁线。
第一道封锁线，是在江西赣江沿岸。第二道是在粤北仁化和赣南之间。第三道是沿粤汉铁路的株韶路段（该路建筑未完，但公路已通，沿路也用钢骨水泥筑起了防御工程）。第四道是在湘南、桂北一带。
在这几道封锁线上，敌人所埋伏的机关枪，简直造成了一座火药森林。我们都受强敌的双方夹攻，可是我们很快冲破了敌人的封锁线：渡过了赣江，占领了城口，就冲破了第二道线；后来占领了宜章，就冲破了第三道线。第三与第四道之间，则尽是一片崇山峻岭，蒋介石正打算在这一带地方来消灭我们。
我们在宜章胜利以后，一连占了六县：临武，嘉禾，蓝山，江华，道州，永明。如此，我们把第四道线也很快就冲破了。至此，蒋介石底计划，他包围和消灭红军的企图，事实上已经完成失败。我们安全地突出了敌人的封锁，没有给敌人如愿以偿。
可是这里必须指出我们的几个缺点和错误。
第一个错误，就是当西征出发之前，在党内，在红军内以及普通群众中没有来得及做应有的解释工作，结果使西征的准备工作感受很大的困难。其次是使一部分不明了西征目的和前途的青年兵士以及某些个别分子，在行军时不十分坚忍。这种现象，当行军到湘南一带时特别发生。
我们为什么犯出这种错误呢？因为我们把军事秘密的问题看得太机械了。我们曾认为，西征底任务，不能向党员、兵士和普通群众去解释。
第二个错误，我们所带的行装太多，粗重机器装载太多。我们把兵工厂、印刷厂、造币厂等项机器，通通都驮走了。专门担任运输的就有五千人。
经验证明了，带着驴马同行，有时都妨害我们行军，特别是过河的时候，何况这些笨重非常的机器呢？这个搬运机器的队伍，阻碍了军事行动。在它后面的后卫部队往往比先锋队迟到十天。行军时有过这样的事实：在大雨滂沱之下，我们在泥途上蹒跚，十二点钟之内一共走了四公里。这证明我们的行军是多么困难。
我们主要是分三路前进：左翼，右翼，主力则由中路挺进。此外我们还有先锋队和后卫队。我们行军的次序，大体上就是这样。可是道路之险恶，当然使我们不常能按这计划进行。我们有时不得不分两路并进，但从来没有一路独进。
我们占领宜章之后，本应立即把全州也占据，以便立刻就在那里过河。这个地点很关重要。可是身上过重的负担，使我们不能及时占领全州，敌人反而跑在我们前面，先把全州占了。如果没有这些笨重行头，我们的后卫队一定会走得快些，我们就不会要作这么多的战斗。在湘桂边界上，我们大约耗费了一百天工夫去与敌人作战。
由于这种错误底结果，我们的基本部队变成了行装护卫队，而自由周旋的兵力反而不够。先锋队前进，而后卫队还落在两三百里路之外。凡此一切，都减弱了我们的战斗力，往往使敌人得以向我们侧面进攻。
为什么我们要带这样笨重的行装呢？这是由于一种不正确的幼稚的政治观念，以为创造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只是从这一个地方迁徙到别个地方，而不需要经过一番新的艰苦的斗争和大的努力。
第三个错误，就是纯粹军事上的错误。我们总是按照纸上画好的直线笔直前进，结果到处都遇着敌人迎击，因为他们老早从地图上知道了我们将经过何地，走向何方。于是我们自己不能取得主动地位，去袭击敌人，反而变成了敌人袭击的对象。我们本应以更快的速度前进，以更快的速度占领地点，而我们却要在不利的条件之下搏战才夺取了这些地方。敌人有汽车及其他转运工具，而我们则走直路，坚持不肯改变方向，可是地图上往往画得不对，于是我们常常陷于绝境，而不得不重新折回。有一次，我们在四公里以内同敌人打了三天，我们参谋部内的同志和各军军长，一连三天三夜没有吃东西，没有睡觉。往往窜来窜去，好久找不到出路。后卫队党代表，为要时常督促士卒前进，而他却整整六天六夜没有睡觉。
在这种条件之下，我们怎样安置受伤的同志呢？
要是不能带走的，我们就把他们安插在当地民家。有时我们组织了游击队以资掩护。地方人对待我们的伤人实在非常勤恳，病好以后就把他们送上行营来。
行到黎平，我们就纠正了已犯的错误。在湘桂边界上，敌人集中了多过我们五六倍的军队，准备迎击我们，他们预料红军主力必会走第六军团底旧路。桂军从南方进攻我们的后卫队。此外还有大批敌人向我们后面追击。
红军全体主张冲破薄弱的环节，即是说要走敌人较弱而我们可以得到补充的地方，那时才决定改变方向。这里就是西征第一阶段底终点。这个阶段共长一百天。当我们达到贵州边界时，红军已不再是经常不断的被敌人攻击的对象，自己反而站到了主动地位，能够自由地袭击敌人。
西征底第二阶段——从黔边起程直到占领遵义。红军战士这时已看清了行军底最近前途和目标，因为我们向他们解释了，说我们要到贵州去“生擒王家烈”。这就是我们战士作战的最近目标。
我们从此不再依照过去的“直线”行军法，而开始采取灵活的进兵法。由于策略之改变，我们便得以迅速前进，闯入黔境，占领遵义。在这里击溃了侯之担底两个师。在这次战斗中，我们已比较容易得手。我们占领了乌江以南的九县，旋即渡过此江，而乌江在军事上历来号称天险之一。指挥过江者为名震四川的刘伯承同志。他统率一师一团，不断前进，忽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占领敌人扼守桥边的要地，乘敌人来不及炸桥，即命部队火速过江。渡江后，即占了遵义，同时占了湄潭。在遵义，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我们的第二个大胜利，就是吸收了当地的新兵加入我们队伍。在遵义，红军战士休息了十二天，而主要政治工作人员则忙于招收新战士，一共招了数千精壮新军。这时我们再没有把笨重的行装驮走。全体兵士得到了充分的休息，个个洗了澡，换了衣服，各人得意地继续前进。
在这里还吸收了当地人士组织革命委员会，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之下成立了地方武装游击队，动员了群众没收地主豪绅军阀底财产，分给人民享用。我们这些行动引起了当地人民拥护红军的热潮。
西征底第三个阶段——从占领遵义直到进抵扬子江岸。这里我们也有过好几次巨大胜利。在这时期，进攻的主动权已操在我们手里，而不是操在敌人手里。这里我们渡过了金沙江。
我们曾决定向四川挺进，先向北，后折向西。起初不知敌人兵力究竟有多少，可是行抵四川边界时，才知敌人兵力超过我们几倍。我们于是渡过赤水上游占领黔边扎西，集中军力，并改变路线。敌人知道了我们要渡江，因此集中兵力于川黔边界上。如果我们从这里一直向西，则必遇到最强的抵抗，因为敌人已在那里有了防御准备，因此我们向东折回。当红军走近桐梓县城时，敌人才发现我们不向西进，而向东行，可是这时我们已走得很远了。这是一次很好的机动战术。
第二点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在离桐梓三十公里之地占领了黔省有最大战略意义的娄山关。王家烈底两个师向关口来进攻，可是我们特别加强两翼的守备，守住了关口。当王家烈军队走得更近时，我们便将他们包围起来。王之基本部队全被解决，其余少数人则望风而逃。当晚我们又占了遵义。
第二天，吴奇伟统兵从另一方面又来向遵义进攻。可是我军自从战胜王家烈以后，立刻就有了准备。我们的侧翼军已埋伏好了，只等敌人来进攻。上午八点钟战斗开始，正午十二时，吴军已被包围。兵士大多数被缴械，其余小部分乘汽车退往贵阳。
如此，我们在桐梓与遵义之间完全消灭了敌军底四个师。这次胜利又更加强了红军全体底战斗精神，提高了红军在四省（川湘云贵）民众中的威望。民众感觉我们已成了很大的力量。此外，这次胜利减轻了红二、六军团底困难，因为这四师敌军最初是进攻他们的，这对敌人便不得不停止对红二、六军团底进攻，而将兵力调回来攻打我们。
红二军团既削弱了敌军势力，又很快消灭了敌人一旅，于是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得以在本地区巩固起来。这是一九三五年四月底五月初间的事情。
这时期底第三个胜利，就是我们在战斗中夺获了许多军衣和枪械、机关枪、子弹、驴马之类。说句老实话，我们的红军战士，不大乐意同各省地方军阀厮打，而只高兴和南京军阀交战，因为击溃了一个南京军阀，通常总是得到大批粮食、军械，而地方军阀却比较寒穷得多了。
在这个阶段内还有一个优点，就是灵活地运用了机动战术，敌人难于捉摸我们的前进方向。比如敌人在西边“伺候”我们，而我们却在东边出现；敌人在东，我们却又在西。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干呢？因为在白区作战，与在自己的苏区作战完全不同。如果在苏区内，敌人来向我们进攻，我们为更能集中兵力，准备给敌以最大的打击起见，有时可以退却，诱敌深入，敌人不知我们的主力何在，因为苏区人民是不会把我们主力布置情形告诉他们的，因此我们常能迫使敌人放弃原来的计划，放弃原定的策略。可是在白区，情形就完全不同了。敌人在白区可以从各方面分几路自由进退以包抄我们，如有一路受了损失，当天就可以派兵增援。
因此，我们既没有足够的兵力来同时击溃四五路敌人，就不能同敌人作持久战。要是敌人从各方面向我们进攻，而我们兵力不够应战，不能举行反攻，这时就不能不采用机动战术，以突出敌人底包围。我们在黔北之所以不得不四进四退，原因即由于此。我们看清了，在这一带地方渡过乌江是困难的，于是决定另找他处过江。
第二次渡乌江，曾是西征史上最大的难关。如果我们照原定路线，直趋江岸，那末，永远也渡不过。当我们最后一次占领遵义时，敌人已准备在黔东北进攻，预料我们必会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我们也就的确派了一部分军队往那边去，以造成的确去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模样，而主力却往相反的方向退走。我们一夜造起了三座浮桥，把红军全部都渡过去了。乌江水势奔腾，波涛汹涌，水流速度每秒钟达三米。四处找不到船只，又没有造浮桥必要的军事工具。然而先头部队毕竟还是渡了过去：我们砍竹作筏，用筏渡兵。
全体主力部队渡河时，依靠我们的干部、战士创造了一种造桥的特殊技术：使用普通铁丝，扭成铁索，将铁索两端钉住两岸，索上横铺木板，人行板上，安然而过。
我们把一部分兵力调往东边，使敌人上了大当。湖南军阀奉命向贵州进发，敌人集中一切兵力于黔东来攻打我们。而我们却将主力向南推进，绕过贵阳，由黔南迅速折向西方。如是一切敌人——湘军，川军，蒋军——都落在我们之后。
经验告诉我们，后面的敌军，是不足怕的，因为道路极少，敌人不能一下子把许多军队同时推进，而开展广大战线又很困难。
我们占领了定番，广顺，归化
，长寨，贞丰。
同时，为延长战线起见，另分一路兵力，平行并进。这一路人击溃了敌军五团，夺获了大批枪械、军装。进到了瑶人所居之地，在该地招收了一万多青年战士，没收了地主的财产、银钱，银钱用四十多匹驴子驮走。后来占领了巧家，在该城之西渡金沙江。
我们的主力占领滇黔边界的地点时，原想折向江边，立即过江。可是如果直趋江岸，敌人很快就会赶上我们。因此再向南深入滇境，把昆明（云南省城）附近的许多地点都占了。如此就断绝了敌人到江岸之路。可是那时我们还是没有把握渡江。
截获了敌人底一些军用地图，可是它们也是不正确的，比我们的地图好不了多少。可是还是按这些地图决定了过江地点。这样的地点共有三处，其中一处标有渡船的记号。这里必须叙述一件事实。原来云南的龙云无意中替我们出力不少。他原先打算派飞机送军用地图和大批药品给四川某军阀，后因飞机师患病，乃决定用汽车运送，有某汽车夫愿告奋勇。有一天，我们占领某县城之后，参谋部内有几位同志因事从公路上过，忽见前面一辆汽车骤然而来，便将汽车拦住。车上载有几十幅军用地图及上等药料，这都正是我们所非常需要的东西。在这些地图上发现了九个渡江地点，并且还知道，有的地方有一只渡船，有的地方有三只渡船。于是使我们确信我们之渡江一定可以成功。
老实说，云南军阀之愚蠢，还不止一次。有一次，我们一旅人走近贵州一个县城，我们的兵士都穿红军服装，大家傲然自得地走到城边。县长向窗外探头张望，看得出神。他心里想：这是何处来的军队，穿得这样齐整，这一定不是红军。他们心目中都以为红军是“土匪”，行装必褴褛不堪。他们当即认定我们是南京军队，因为滇军、川军底服装都不如蒋军。当我们进占该县城时，我们的确穿得漂亮：头戴钢盔帽，身穿西式衬衫，腰缠精致皮带，腿捆绑带。此外各有一小皮包，都是从蒋军方面夺来的。排长以上的指挥员，各有望远镜一架。我们还有轻重机关枪，而滇军、黔军都没有这样多的机关枪。当下县长看见来者不是土匪，便大开城门欢迎，殷勤款待。当时我们也就将错就错，并没有立刻声明不是南京军队，我们略事休息之后，即问他们：“你们给本军办好了粮食军饷没有？”他答应说：“都办好了。”我们还吩咐他要十个本地人作向导。旋即有本城各机关要人来拜访，各人忙着通报姓名官衔：“鄙人现任警备队长”，“鄙人现任警察局长”，“鄙人就是县长”等等。既然他们自己道出了来历，我们自然知道怎样对付他们了。
毛泽东同志说过，如果一切敌人都像云南这个县长这样蠢，中国革命早已成功了。这话真是不错。
截获了地图以后，指挥部即决定了几个过江地点。但为掩蔽敌人耳目起见，乃派一部分军队向别地进发。占领县城以后，敌人在某渡口将木排尽行焚毁。为转移敌人视线起见，我们偏在这处开始造桥，当桥已造成三分之一时，蒋介石的飞机立刻注意到了这一地区，发现了我们在此地造桥。于是一切“追剿军”都向这一地区进迫。可是到这时候我们的部队在各渡口过江已经过完了。
敌人飞机在空中盘旋的，每队总是四架、六架或八架。
我们急速集中到真正指定过江的地点。在江内找到了六个船。基本部队就是用这六个船渡过去的。这真不是容易的事情。金沙江水面虽不甚宽，但水势之奔腾，远非其他江河可比。两岸悬崖绝壁，高达三百米。沿岸数十里，草木不生。在这里造桥是极不容易的。江岸上风力之强，往往吹倒行人。原有的六个船都已破烂，需要修理，才能渡人。
整整渡了九天九夜，才把部队渡完。没有损失一人一马。马匹绊在船上渡过去。因怕敌人追来，不得不急速从事。这时需要有极大的组织性。
为顺利完成这个任务起见，党中央和革命委员会特组织了一个有威信的渡江委员会，专门领导一切渡江事务。一切部队都听渡委指挥。规定了部队渡江次序。照顾人们上船和下船，并嘱咐人们不要仓促跳跃以致翻船。同时，因为水流太急，容易翻船，我们还找来了一些熟练的水手，并且给这些水手的工钱都很高。地方人民对我们感情极好，工人自愿来给我们帮忙，过江以后，有许多水手都随同红军走了。
这次过江，再一次证明我们红军是何等有纪律，有组织，有觉悟。
渡江以后，即包围会理城。敌人知道时，我们已渡完了。我们到第九天已渡完，而敌人在第十一天才赶到。
红军战士作了一个“歌剧”嘲笑蒋介石，大意是说他辗转六七省，追到金沙江，红军追不到，只在空船上捡得烂草鞋一双。
敌军本想也跟着过江，看见我们准备了机关枪迎接，便不得不折向北去，另寻渡口。而且，敌人的军队常常绝粮，因而士气不振，多有大批逃亡的。
我们过了金沙江后，即居于主动地位。能够阻止敌人过江。形势渐渐顺利起来，从此便是西征第四阶段之开始。
在会理休息了五天。决定以更快的速度向北进展，以便早日与红四方面军汇合。在这一带，招收了五千青年战士，以补充红军队伍，并组织了大批游击队。同时定出了筹粮筹饷计划，也都完全实现了。
由会理向北，进抵大渡河。这一行，如果平均每天走三十公里，总共需要二十九天，可是还要估计到路上常有敌人出没。敌人在许多地方都把桥梁烧毁了，以阻止我们过江。我们红军非常迅速，沿路不求占领城市。可是毕竟还在各地组织了游击队。在这里发现了有所谓“化外”党部，他们和共产党省委隔绝已有三年了。在某县城内找着了领导过运动的地方委员会。第二天，那里就动员了一千多人，组织了抗税军。该委员会现在还在继续工作，并加强了本身的组织。
由此地到大渡河，有两条路：一条大路，一条小路。我们料定，大路上必有强大敌人扼守在前，我们难于通过。于是，派一部分部队走大路，以转移敌人底视线，而以主力向另一条路前进。
走到了山区，此乃少数民族彝民所居之地。他们受汉族地主、军阀底压迫特别厉害，因此非常仇视汉人。在我们到此不久以前，有一个白军军官想通过此地，被彝民所杀，其部队也被消灭。
当我们部队行经此地时，被彝民四面包围。红军参谋长刘伯承同志亲自指挥部队。他证明了自己不仅善战，而且善于建立统一战线。他利用了彝民内部的纠纷，并且当着彝民大众面前斩鸡饮血，表示歃血为盟，即是说，从今以后，他与彝民订立了同盟。我们作了一番广泛的鼓动工作，证明我们是帮助少数民族——彝民自决，坚决反对汉族对他们的侵略和压迫。这种态度，使他们非常感动。友谊渐渐巩固了。他们送了我们一些马、牛、羊以及各种礼物，我们也还赠他们以金钱等等，作为酬答。
过了此地，便到大渡河岸。这是历史上有名的地方。它的出名是从太平天国时代起。太平军领袖石达开，由南京退往四川时，就是在此地惨遭灭亡。我们遇到了一位九十岁的老翁，他曾目睹当日事变，并亲眼见过石达开和太平军。老翁说，太平军和石达开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他们内部的纠纷，由于石达开不知道对待少数民族——彝民应有的态度。他又说，太平军并不是什么“长毛贼”。有一个人问他：“老公公，你想想谁对待老百姓好些，是我们还是太平军？”老翁回答说：“太平军对待老百姓原来不错，但你们对待老百姓还更好得多。”
到岸只看到两只渡船。对岸驻了敌军一营。营长怕我们来攻，先命将两船绊在对岸。当晚我军已到岸边。第二天，天亮时，我们看到河面太宽，难以渡过。大渡河比金沙江宽些，而水流也更急。渡船往返一次，至少要五十分钟。因此，单靠两只渡船来渡尽我们的主力，大约要一个半月。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本地水手又找不到，于是只得从党团员内挑选十九个冲锋队员
，各带炸弹、步枪和轻机关枪。我们则在岸上装好机关枪，用炸弹发射器开火，用精练射手放枪。我们的十九位同志，在这种枪弹掩护之下公然渡河，不顾敌人机关枪扫射，冒险登岸。上岸后，即将敌人一部分缴了械。我们从岸上放出的炸弹迫使敌人的机关枪不断地移动位置。这时我们的冲锋队也渐渐冲到山上。有了这十九个勇士在对岸作掩护，于是开始渡河。在两天三夜之内渡过了一旅。
我们这十九位冲锋队同志，在冲锋时只伤了五人。政治部给了他们最高奖赏。他们都得到了红军英雄的尊号。
可是只有一旅人过河，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因为红军主力还没有过去。于是大家折向西边，以便利用闻名天下的唯一天险的泸定铁索桥过河。对岸的一旅人也沿河西进。那边撤退了的敌人，死守不去，步步防御。然而我们对岸的部队，还是安全到达了目的地。
我们从三方面进攻，敌人虽得到大批援军，终归支持不住。敌军方面有许多新兵，知道红军不会杀他们，都抛弃枪械而等候我们。我们将他们带走，以补充兵力。
行近铁索桥时，发现该桥一部分已毁坏了，链子上的木板也抽去了。桥长三十多米。由十三条大铁链组成，上面四链当作栏杆，下面九链并行，以便横木板。链子两端都高高钉住在两岸悬崖上，上桥必先经过石洞。
蒋介石底飞机队在这里抛了三天炸弹，结果一条链子也没有炸毁，因为两岸太高，飞机从高空中瞄不准对象。
可是敌人从对岸开火，我们为弹雨所阻，不得过河。于是派一连人（最好的一连）上前。红军兵士攀着链子，像走索一般地前进。结果板子也找着了。大家都在先锋连掩护之下都爬过去了。
中国战争史上最勇武的英雄，一到大渡河边，没有不丧命的。蒋介石就预料我们必会蹈前人之覆辙。他向他的军队说，此处乃“赤匪”必死之地。然而我们却出乎蒋介石意料之外，安然渡过了这座桥。这当然是西征史上最大的一次胜利。
由此地到雅州，都是平坦大路。可是敌人在路上驻有重兵，由此路前进，必然不利，于是决定改由羊肠山路进发。路遇屏障参天高峰，耸立云外，而此峰却是必经之路，只得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度过了这个天险。蜿蜒下山，寻到人烟之地，居民非常惊异，他们无论如何不肯相信我们是从高峰上过来的，因为他们只听到祖宗传说，山上有条什么小径可通，可是近百年来，谁也不曾通过。在他们看来，我们仿佛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这个高峰，我们真是爬过来的。有的地方，泥深过膝。
下到平地，却又碰上了敌人底堡垒。我们想来冲破这些“乌龟壳”，整整冲了一天，终不能把敌人从壳内赶出去。于是转而再过一高达一万六千英尺的山脉，然后才占领天全县城。
由此地去同红四方面军汇合，两条路可任择一条。可是在大路上，有敌人的大批堡垒，并驻有重兵把守。走小路则又发生粮食困难，我们还是决定走小路。
到这时候，红四方面军已占了理番
。我们渐渐向北推进，红四方面军则迎面而来——自北而南。历史上有名的红军两大巨流（由赣西征的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之汇合，如此告成。这个历史上有名的红军汇合，其政治意义如何呢？
第一，蒋介石底计划，原来是要包围中央苏区，四面张起天罗地网，要将红军实力一网打尽。我们冲破了他们的包围线，把红军主力调往别处，这就是蒋介石消灭中国工农红军计划之完全失败。红军在这次战斗中更加经受了一番锻炼，更加提高了战斗力。参加过这次西征的每个兵士，都受了一番莫大的训练。他们已不是简单的兵士，而是程度很高的中坚干部。经过了这次远征的军队，这已经是干部军队。
红军终于保全了实力，这是这次西征最大的胜利之一。
第二，红军在过去散居各地，彼此孤立。自从红四方面军与红军主力会师以后，即建立了强大的革命根据地，造成了红军发展史上所从未见过的大势力。因此我们有了可能和敌人作更巨大的战斗。
第三，这次西征底又一个最大的胜利，就是红军现在得到了比过去更顺利的军事战略环境。我们在江西的时候，敌人可从四面来包围我们，现在这已经不可能了。现在红军处在川北陕甘青海一带，因此敌人不能从西北方面向我们进逼。
蒋介石现在只能自东而西，或自南而北来向我们进攻。可是他不能从四面来包围我们。这种有利的战略形势，是今后在国内革命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
我们得到了这种顺利的军事战略环境以后，已能实现两个最重要的任务：
第一，红军主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以后，已向陕甘出动。他们会师以后，得到了两个月的休养、补充和布防。
为什么在那里能够休养和布防呢？因为蒋介石为进攻我们起见，不得不要先从华中增派援军，而且这些援军须要经过一定的军事训练，这也需要耗费相当时间。
而红军经过了这样伟大的远征以后，当然感受疲倦而需要休息。必须再次着重指出一点：这不仅是简单的休息，这个休息使我们得以补充生力军并巩固防御。我们在会理，只在五天之内就招收了五千青年战士。由此可以推知，红军在两个月内可以增加多少。我们在这里有了真正补充队伍的很大可能性。
第二，（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两军会师以后，即占了松潘，在那里把胡宗南底模范师两团人都消灭了。这是蒋介石最精锐的军队。我们击溃了胡宗南底主力以后，就得以向西北继续前进。
我们红军遇着这样的艰难险阻，何以竟能达到目的呢？我们成功底保证何在呢？
第一，我们有真正英勇不怕牺牲的红军战士。上面已经讲过几个事迹，足以证明这点。现在还可以举出许多事实来证明红军之英勇。
我们红军是在国内革命战争底炮火中锻炼出来和生长起来的。他们善于冲锋，善于进攻，善于从事远征，彼此团结非常之坚，因此无论如何都是击不破的。
当时我们在遵义向王家烈两师进攻的时候，王军沿马路退却。而我们黑夜从羊肠山路上抄过去，火把都没有点一个。八点钟内跑了五十公里，行抵乌江时，敌军最后几团还来不及渡江，于是我们先把浮桥拆毁，后将敌军消灭。难道这不是证明我们红军之非常灵活，非常富于进攻力吗？
在川黔边界上，敌人筑起了三层炮台，在上面集中了大批火力。炮台位于山之斜面，最高层炮口密如蜂房，长约一千米，我们在十分钟内即把头两层炮台占了，并飞奔前进。这一天我们之进攻，并不是从山脚下开始，而是跑了三十公里的远路以后才开始的。我们一面唱歌，一面冲锋。还证明我们红军有何等热烈英勇的精神。
可是红军不仅善于进攻，而且遇必要时还善于作有组织的退守。例如赤水之战，我们打了一整天，到下午十时知道敌人援军已到，于是决定退却。先造好了桥，半个晚上就把桥搭成，半夜之内就把红军渡尽，天明时，红军主力已退到了离河岸十五公里之地。在这次退却中没有一个红军兵士有不满意或情绪不好的表现。敌军败退时，往往狼狈鼠窜，溃不成军，而红军之退却则非常有组织，有秩序。
在八个月的西征过程中，我们平均每天走一百到一百二十里，都是山路，而且常在夜里，我们在山上平均每小时走三公里。如果有一部分或一小队被敌人截断了，他们就有组织地退却，然后再与主要部队汇合。
有过这样的事情。有一儿童团的支部书记，年仅十三岁，到地方居民里面工作，仓促中与红军主力隔绝了。他爬山过岭，整整寻了三天三夜，饿得全没气力，几天寻不着滴水入口，只得饮自己的尿，结果他还是找着了自己的同志和自己的部队。
只这几个事实就足以证明我们红军之团结性，证明我们战士之无限英勇，证明他们在任何条件之下都能够有组织地行动。
军事技术之学习也增进了。各军事学校毕业的指挥员已有七批。我们有特别军事技术学校。有造就游击队队长的专门学校。
我们经过了多年内战，得到了莫大的实际军事经验。我们就利用这种经验来训练我们的战士，提高全军底战斗力。
红军工程队程度也大大提高了。例如我们没有精良的渡河工具，可是相当地精通这门技术，因此屡次能够设法过河。
在行军期间，我们无时不注重兵士中的政治和教育工作。每天早上（在出发以前，开始上早操的时候），或每天晚上，必举行政治谈话。我们利用一切机会来教育红军兵士，教他们如何进攻、防守、防御以及使用各种军器等等。首先是利用过去军校毕业的同志来进行这项工作，这些同志在红军内起莫大的作用。
红军之所以这样英勇，是因为战士们有很高的政治觉悟。我们的红军，过去在江西就明白它的使命是要拥护土地革命。现在它又知道目前中心任务是争取民族解放，并准备在全中国完成苏维埃革命。红军不但养成了为中国苏维埃革命胜利而斗争的精神，而且养成了为世界革命而斗争的精神。红军兵士非常愿意知道国际事变，知道全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情形。党报，苏维埃机关报，红军机关报《红星》，都经常发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消息和文章。
在中央苏区时我们募了捐款救济政治犯，举行了援助台尔曼的运动，过去为释放季米特洛夫也募过捐，举行过运动。我们募了捐去援助奥国暴动的无产阶级。凡此一切，都有莫大的教育意义，特别是可以帮助训练东方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底干部人才。我们苏维埃各学校内有朝鲜、越南及其他东方民族的学生。
红军之所以这样英勇，是因为其中工人占很大的百分数。工人成份达到百分之二十。我们常常招了新军以作补充，而这些青年新战士之英勇精神并不亚于老同志。为什么呢？因为每个红军战士都富于阶级觉悟性。
红军之所以这样英勇，是因为它有优秀的坚强的干部。红军基本干部都是在国内革命战争底炉火中锻炼出来的，他们都是从反帝和土地革命中间出身的。他们在红军战士中有非常高的威信。他们真正是忠于共产主义的战士。很多指挥员都很年轻，例如第一军团长林彪仅二十八岁，第二师师长仅二十四岁，第四军团长陈昌浩仅二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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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干部都是在内战时期成长起来的，他们不仅是军事专家，而且是执行党的路线的精明政治家。他们表现有强大的自动能力，向党底领导机关提出今后计划问题，我们红军底任务问题以及今后发展底前途问题。他们无时不顾及到革命底利益，党给他们什么命令，他们都能独立执行。他们自己想出主意来运用机动战术，但是上级底命令则绝对执行。正因为我们有这样的领导干部，所以这次伟大西征才得到这样巨大的胜利。
第二，这次西征成功的第二个保证，就是我们的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成长起来了。特别是党的领导成长起来了。党的领导是在内战炉火中锻炼出来的，它真有本领来领导像这样光荣西征的伟大事业。
红军里面有很大的党员成份，这也是西征成功的条件之一。有些队伍内党员团员成份达到百分之四十。连长以上的指挥员尽是共产党员，排长也大多数是党员或团员。红军里面的共产党员，无论指导人员或下级兵士，其勇敢及其对党对无产阶级之忠实，真正可做模范。还有一点可引以自豪的，就是我们还有非党的布尔什维克，这些非党的指挥官和士兵，其英勇及其对革命事业之忠实，可与党员并驾齐驱。
每逢战斗开始，一连之内必先从党员中选好四五个后备连长。如果连长在前线受伤或阵亡，立刻就以第一后备连长担任指挥，全连依旧继续作战，如遇不幸，又有第二个来代替他，依次继续。党员受伤时，决不肯扰乱同志们底心思，从来不肯叫苦喊痛，而鼓励未受伤的战友们说：“不要紧，你们只管前进。”应当承认，红军里面的共产党员，是我们党内的优秀党员。
共产党员，无论是担任职工运动的也好，还是担任少共工作或担任其他群众工作的也好，都是无时不注意造就干部以作红军底补充。党常常把优秀的同志派到红军队伍中去，如此，党的优秀干部事实上都集中在红军里面。
我们的党员，不仅在红军队伍内，而且在后方，在筹备给养，补充兵力，采办粮食等等方面，都是绝好的工作模范。我们有红军底后备军：加入少年先锋队、赤色先锋队及其他辅助组织的青年。这些青年都渐渐转到红军队伍内。
我们可以经过群众组织底密网来动员群众。各地居民都自愿供给我们粮食。这次西征始终没有发生过给养上的困难，只是在深山人烟稀少之地，稍微有过一两天的粮食恐慌。敌人实行经济封锁时，我们却有大批新军服及其他必需品来供给战士。
党无时不领导军队，领导它的计划和策略。我们已同国民党进行多年内战，要没有真正正确的党的领导，就不会有这样的成功。当然，在领导上也有过个别的错误和欠妥当的地方，可是我们的强处也就在于能够及时发觉和纠正这些缺点。我们这次伟大西征之所以成功，首先就是由于有正确的强固的党的领导。
第三，我们成功的第三个保证，就是我们到处都得到群众底拥护。每逢占领新的区域，我们就动员群众去没收地方军阀和地主豪绅底财产与粮食，分给地方贫民享用。有可能的地方，我们还创造了革命政权——革命委员会。我们分出了一部分武装去就地组织游击队。我们组织了抗税运动，以及其他等等。
四川军阀刘文辉部，巡行饥荒的乡村时，故意唆使浪人放火，而同时散布谣言，说红军所到之地，即将地方烧尽。实际上我们红军看见人家有火灾，常极力帮忙熄灭，而且通常总是替地方居民帮忙。我们组织了群众的抗租团体以及其他的团体，因此也就得到地方人民这样的拥护。
在西征期间，我们还得到了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经验，比如在广西的瑶族内，贵州的苗族内，西康和四川的彝民内，我们都有工作成绩。我们在传单标语上都提出了这些弱小民族底解放问题，我们给了他们武器叫他们去组织游击自卫队。红军里面有这些民族以及回民底代表不少。
正因为我们和民众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得到了他们的拥护，而容易招收义勇队加入红军。到处都有工人来帮我们搬运行装。我们到处都有可能把红军安插在民家。
这里需要简单讲讲红军在地方民众中的工作方法。我们不能长久滞留一地，而需要经常前进：晚上进村，早上就离村。可是我们还是在民众中做了很多的工作。
每个红军兵士都晓得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这都是一些很好的传统，我们要求每个兵士都要遵守。每个红军兵士，无论在何家寄宿，都要召集全家会议，叫家长参加，向他们解释红军底性质如何，它为什么而斗争，务必使他的鼓动深入到最广泛的民众中去。每个红军兵士身上都带有粉笔，每天在经过地点至少要写三个口号。
红军总政治部，各师各部队底政治部以及每一连，都有一股专门担任地方民众工作。党、团、工会及群众团体，都派出全部优秀干部担任红军经过地方的民众工作。而这种工作还是做得不够，可是每个红军兵士都在地方民众中进行工作，这却是事实。这个工作也有它的效果。
简单讲一讲我们的缺点。我们是否有过错误？当然有过。如果没有这些错误，我们的成绩还会大些。
我们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上没有正确的政治方针。如果在西征时期，运用了新的策略方针，我们会得到很大的成绩。可是现在亡羊补牢，尚不为迟。统一战线在今天是绝对必要的和唯一正确的方针。
日本帝国主义向华北之进攻，使中国广大民众日益愤激。各派军阀之间有激烈的暗斗。军阀间的这种矛盾，我们应当利用。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广大民众中的抗日高潮正在向上发展，这正是组织人民抗日统一战线的非常顺利时机。
在这样伟大的西征告成以后，对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红军应有一番估计。红军经过这多年的内战以后，已富于战斗力，而且真正长大了。当然，这次西征期内我们曾不得不克服许多困难和阻碍。在过去苏区内，在赣东北苏区内，我们红军队伍受了相当损失。另一方面，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却得到了不少的成绩。我们在西北川陕甘一带有很大的胜利。
红军虽受到部分损失，可是目前红军底总数不但没有减少，而且反而增加了。在西征时期，红军到处都组织了地方游击队，在许多区域成立了武装队。
我们在现时已占领的各区，极力实现扩大红军的口号。这个口号是一定会实现的。
党的工作应得到什么估计呢？在四中全会以后，我们的党真正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共产党在苏区内的威信非常之高。党保护苏区数千万人民底利益。当然，我们党也犯过某些错误，可是它都用自己的力量纠正了。像过去陈独秀变节以后，或李立三及瞿秋白犯错误时代的那种状况，现在再没有了。现在我们的党在新环境中能够自己提出新的任务。
我们的党能够灵活和正确地领导国内战争。培养出了这样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如毛泽东、朱德——党的领袖和身经百战，智勇双全的将领。我们有真正英勇的，为民众根本利益而不惜牺牲的共产党干部。
我们党正要实现新的策略，它正要以原有的阵地为基础，在新环境中去建立真正抗日的统一战线，用这条统一战线来战胜中国人民底仇敌，首先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