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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作为中国革命的英雄史诗，在中国家喻户晓。但是红军长征的历史是怎样形成的，并非人所共知。当年开始长征的时候，谁都没想到会走两万五千里。陈云被中共中央派往共产国际报告时，讲的是“西征”。给长征命名的是毛泽东，他在1935年12月的报告中说：“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从此，“长征”一词被载入史册。
长征的故事是怎样流传的？过去一直认为美国作家斯诺1937年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亦称《西行漫记》），是向全世界介绍红军长征的第一本著作。斯诺依据的资料来源于何处？就是我们要向读者介绍的《红军长征记》。
《红军长征记》，又名《二万五千里》，是毛泽东1936年组织编写的一部长征回忆录汇编。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物资匮乏，困难重重，面对国民党军的经济和军事封锁，红军的生存极为艰难。毛泽东当时希望通过向国内外各界募捐，缓解陕北的困难。1936年8月，美国记者斯诺在宋庆龄和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下秘密进入陕北红区采访，毛泽东认为这是向全世界宣传红军的好机会。8月5日，毛泽东与杨尚昆联名给参加过长征的同志发出为《长征记》征稿事的信：“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
同时，毛泽东又给各部队首长发电报说：“现有极好机会，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必须出版关于长征的记载。为此，特发起编制一部集体作品。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于9月5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切莫忽视。”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大家纷纷开始撰写回忆录。童小鹏在8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杨（尚昆）主任、陆（定一）部长又来要我们写长征的记载，据说是写一本《长征记》。用集体创作的办法来征集大家——长征英雄们的稿件，编成后由那洋人带出去印售。并云利用去募捐，购买飞机送我们，这真使我们高兴极了。”大家创作的积极性很高，张爱萍写了18篇，童小鹏写了7篇。李一氓在巡视部队的旅途中，抓紧空余时间一路走一路写，完成了3万字的《从金沙江到大渡河》。
红军总政治部成立了编辑委员会，由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徐梦秋主编，丁玲、徐特立、成仿吾等人分头编辑。徐梦秋写的“关于编辑的经过”说：“到了月中旬，有望的氛围传来了，开始接到来稿。这之后稿子便是从各方面涌来，这使我们骄傲，我们有无数的文艺战线上的‘无名英雄’！到了10月底收到的稿子有200篇以上，以字数计，约50万言，写稿者有三分之一是素来从事文化工作的，其余是‘桓桓武夫’和从红角星墙报上学会写字作文的战士。”
“我们怎样来采录整理和编次这些稿子呢？我们决定以下几个方针：一、同一内容的稿子，则依其简单或丰富以及文字技术的工拙，来决定取舍。二、虽是同样的内容，散在两篇以上稿子里，但因其还有不同的内容，也不因其有些雷同而割爱。三、有些来稿，只是独有的内容，不管文字通与不通也不得不采用。四、有些来稿虽然是独有的内容，但寥寥百数十字，而内容又过于简单平常，那也只好割爱了。五、来稿中除一些笔误和特别不妥的句子给予改正外，其余绝不滥加修改，以存其真。六、编次的方法，是按着时间和空间。此外关于统计等等，是依着命令报告各种日记和报纸汇集的。”
刚到红区不久的女作家丁玲全身心地投入《长征记》的编辑工作，被稿件的内容深深感动。她写道：“新的奇迹似的事态，跟我又发生了，这便是记长征的《二万五千里》。从东南西北几百里、一千里之外，甚至从远到沙漠的三边，一些用蜡光洋纸写的，红红绿绿的稿子，坐在驴子背上浏览塞北风光、饱尝灰土，翻过无数大沟，皱了的、模糊了字的，都伸开四肢，躺到编辑者的桌上。”
经过加工修订，编委会选定110篇，30多万字，装订成上、下两册，并誊写了几部。《红军长征记》的征稿是在陕北的瓦窑堡，编辑工作在保安县，1937年2月底在延安编完，这是由长征亲历者写成的原始记录。斯诺在陕北采访过程中，除了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进行长时间的谈话，还获得了中共提供给他的许多资料。斯诺说，他1936年10月离开陕北时，“带着一打日记和笔记本，30卷照片，还有好几磅重的红军杂志、报纸和文件”。这里就有《红军长征记》的部分原稿。
《红星照耀中国》英文本1937年在英国出版，中译本《西行漫记》于1938年在上海出版。然而在此之前，红军长征的故事就已经在国民党统治区流传开来。1937年7月，上海出版的《逸经》杂志第33、34期合刊上，发表了一篇署名“幽谷”的文章《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全面介绍了红一方面军长征的情况。其中许多生动的情节直接引用了《红军长征记》。如讲述红军经过贵州茅台品尝茅台酒的一段，引自熊伯涛的《茅台酒》；讲述红军在草地断粮的情形，引自舒同的《芦花运粮》。文后附录了《红军第一军团西引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与《红军长征记》后面的附表完全一致。多年之后我们才知道，“幽谷”是化名“王牧师”安排斯诺进入陕北红区的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他在红区活动时也得到了部分《红军长征记》的原稿，据此改编成文章，交《逸经》杂志社社长简又文（别号“大华烈士”）发表的。《西引记》在上海引起了轰动，半个月后，叶圣陶主编的大型综合性刊物《月报》转载了这篇文章。11月，上海光明书局出版了黄峰编《第八路军行军记》；12月，上海大众出版社出版了赵文华编《二万五千里长征记》；同月，复兴出版社出版了大华著《二万五千里长征记》，都是在《西引记》的基础上加工改编的。随着斯诺的著作译本出版，红军长征的故事广为流传，深入人心。
然而，《红军长征记》却迟迟未能出版，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编辑工作完成之后，因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抗日形势的发展和编辑人员离开等原因，《红军长征记》延迟到1942年11月才在延安排版印刷。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在“出版的话”中指出：“《红军长征记》一书（原名《二万五千里》），从1937年2月22日编好直到现在，已经五年半以上了，期间因编辑的同志离开延安，而伟大的抗日战争又使我们忙于其他的工作，无暇校正，以致久未付印，这是始终使我们放不下心的一件憾事。现在趁印刷厂工作较空的机会，把它印出来，为的是供给一些同志作研究我军历史的参考，以及保存这珍贵的历史资料（近来借阅的同志很多，原稿只有一本，深恐损毁或遗失）。本书的写作，系1936年，编成于1937年2月，当许多作者在回忆这些历史事实时，仍处于国内战争的前线，因此，在写作时所用的语句，在今天看来自然有些不妥。这次付印，目的在供作参考及保存史料，故仍依本来面目，一字未改。希接到本书的同志，须妥为保存，不得转让他人，不准再行翻印。”这个延安的内部版包括文章100篇，诗歌10首，战斗英雄名录2份，附表3份。由于当年印数很少，加上战争年代的动荡等原因，国内现在已极为罕见。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2002年发现了一部朱德签名赠给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的延安1942年版《红军长征记》，弥足珍贵。
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零星出版了一些选本。如1947年9月冀中新华书店出版的陆定一等著《长征的回忆》、山东新华书店出版的《红军长征故事》、1948年10月东北书店出版的萧华等著《长征故事》，都选录了《红军长征记》中的文章，但篇幅很少，只是作为传统教育的读本，远没有体现《红军长征记》的全貌。
1954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编的内部刊物《党史资料》第1—3期重新发表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重印序言”说：“本书原名《红军长征记》，是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同志们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集体写成的。1936年春由第一方面军政治部发起征稿，1937年编成，1942年由总政治部在延安出版，作为党内参考资料。因为当时条件困难，印书用的是草做的纸，不易阅读，也不易保存；印数也很少，现在所存无几。为了保存史料，决定作为党内参考资料，重新印行。重印之前，将错字校正，尽可能加了些补注和附注，文字上略作修改，并删去了很少几篇。但凡是有些史料价值的，统统谨慎地保存下来了。”重新发表的《红军长征记》，内容包括文章95篇，诗歌10首，战斗英雄名录2份，附表4份。因为《党史资料》是内部刊物，所以读者很有限。
1955年，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这是一个选本，包含《红军长征记》的回忆录51篇，诗1首，附表3份和4篇综述文章。编者有感于《红军长征记》反映的是红一方面军的情况，没有包含二、四方面军的长征，在书中又附加了缪楚黄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概述》，将长征经过做了一个全面的描述。
五十年代出版的两个版本中，发表了四篇综述文章。这是中共领导人在国外发表的介绍长征的文章，时间要早于《红军长征记》。《党史资料》版增收了署名“施平”的文章《英勇的西征》。这是根据1935年10月陈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的报告整理的，发表于1936年春《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第1、2期合刊上。“施平”是陈云化名“史平”的谐音。该文是对长征的一个总结，但因为陈云在四川泸定受中央委托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没有参加长征后半程，文章对雪山草地和到陕北的情况反映不够充分。
1955年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收录了化名“廉臣”的《随军西行见闻录》。这篇两万多字的长文1936年3月发表于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巴黎《全民月刊》，当年莫斯科中文出版社出版了《随军西行见闻录》的单行本。1938年，《随军西行见闻录》更名为《随军西征记》后在国内由生活书店出版，后被多家报刊转载。为了方便在白区流传，作者假托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军医，以第三者身份客观、详细地介绍了红军长征的经过。与幽谷的文章不同的是，作者没有借用《红军长征记》，完全是用亲身经历写出来的。许多情节写得比幽谷更生动详细。
《见闻录》以长征中的重大行动如翻越老山界、突破乌江、二进遵义、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的经过为主线，详细记述了红军指战员的机智英勇，并穿插了一些趣闻。如到云南曲靖，红军截获龙云的一辆车。车上有云南白药、火腿等物资，还有龙云送给中央军的云南地图。红军缴获这些东西，大喜过望，都说：“刘备入川时有张松献地图，此番红军入川，则有龙云献地图。”
作者视角独特，文字生动，辅以一些细节描写和感受描述。比如毛泽东、朱德的形象：“这些名闻全国的赤色要人，我初以为凶暴异常，岂知一见之后，大出意外。毛泽东似乎一介书生，常衣灰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词令。我为之诊病时，招待极谦。朱德则一望而知为武人，年将五十，身衣灰布军装，虽患疟疾，但仍力疾办公，状甚忙碌。我入室为之诊病时，（他）仍在执笔批阅军报，见到我，方搁笔，人亦和气，且言谈间毫无傲慢。这两个赤军领袖人物实与我未见时之想象，完全不同。”
谈到红军生活，《见闻录》说：“赤军军官之日常生活真是与兵士同甘苦。上至总司令下至兵士，饭食一律平等。赤军军官所穿之衣服与兵士相同，故朱德有‘火夫头’之称。不知者不识谁为军长，谁为师长。”“赤军领袖自毛泽东、朱德起，从无一人有小老婆者。赤军军官既不赌博，又不抽大烟。赤军军官未闻有贪污及克扣军需者。”“我觉得毛泽东、朱德非但是人才，而且为不可多得之天才。因为没有如此才干者，不能做成这样大的事业。”
最后，作者以感想的方式，向白区人民宣传了国民党“继续内战与‘剿共’，非但不能救国，而且适足以误国”，“如果停止自杀，而共同杀敌，则不仅日本不足惧，我中华民族亦将从此复兴矣”。
1955年版还收录了署名杨定华的《雪山草地行军记》和《从甘肃到陕西》两篇文章，杨定华在1936年6月写的《雪山草地行军记》前言中说：“最近读到巴黎《救国时报》，和读了廉臣先生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之后，忽然想起海外言禁或不如国内之严，因先就我记忆最深的雪山草地行军一段事情写了下来作为投稿，其余要是我有时间而巴黎《救国时报》又有篇幅的话，我也可以再写。”模仿廉臣，作者佯称自己是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无线电机务员，后在红军中做无线电机务工作。目的是为了躲过国民党当局的耳目，便于文章能在国内广泛流传。两篇文章1937年连载于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巴黎《救国时报》。
廉臣和杨定华的文章发表后，反响很大。《救国时报》编辑部征得廉臣和杨定华的同意，决定将《随军西行见闻录》《雪山草地行军记》和《由甘肃到陕西》三文合集为《长征记》一书出版。《救国时报》对该书做了热情的推荐和高度的评价：“本书虽为笔记体裁，然举凡红军西征时沿途之军事形势，以及山川地形、风物人情、民族习惯、红军之组织与策划、红军克服困难之精神与方法、红军作战经过、红军西征之政治意义，读者皆可于本书中见其大概。中国人民抗日红军为我中华民族之伟大力量，早为中外所共认，故本书不独可作为文艺作品读，且实为珍贵之史料与检阅民族力量之宝鉴。”为了支持出版，廉臣和杨定华于1937年7月31日的《救国时报》第114期上发表捐赠文章版权启事。为此，《救国时报》发表《本报鸣谢启事》称：“两先生不吝珠玉，允许将其大作由本报刊印，同人业已深感荣幸。乃复蒙念及本报经费困难，自愿牺牲稿费，高风厚谊，更深感佩。同人除已专函鸣谢外，合登报端，以彰义举。”
廉臣和杨定华是谁？1955年版的《红军长征记》没有介绍。从文章可以看出，他们应该是熟悉中央高层情况的干部。从他俩所写的长征回忆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们对长征中党和红军的高层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叶剑英、彭德怀、林彪、林伯渠、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等都很熟悉，对红军在长征中的重要战略行动都有确切的记载。杨定华的文章中写朱德在藏区收粮食挑麦子，毛泽东在六盘山和战士们吃带泥土的煮土豆，都是贴近的亲身经历。文章对红军部队的特点、军民关系、民族政策都有深刻的论述。从这些可以看出，他俩不是红军中的一般干部。
直到八十年代，经过陈云确认，《随军西行见闻录》是他在1935年8月，于上海等待去苏联的期间写的。
1983年11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云文选》，尚未收录。《红旗》杂志1985年第1期发表了由中央文献研究室整理注释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后来收入1995年的《陈云文选》第二版。
2006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亲历长征》，我还没有考证出杨定华的身份。后来查到《邓发纪念文集》，说邓发受中央委派，化名杨鼎华于1936年4月离开陕北瓦窑堡去苏联。12月2日，王明、陈云致电中共中央：“邓发同志昨日已到此地。”1937年9月，邓发从苏联回到新疆。
杨鼎华与杨定华同音，邓发参加了红军长征全程，1935年9月红一方面军整编为陕甘支队，邓发任第三纵队政治委员，这与《由甘肃到陕西》中作者自称“我从来行军都是随着第三纵队走的”契合。可以认定：杨定华是邓发的笔名。
最重要的文献是最后被发现的。《党的文献》2001年第4期发表了陈云《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这是陈云1935年10月15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做的报告。报告原稿找不到了，是根据俄文记录翻译的。陈云生前没有看到这个文件，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6年通过俄罗斯远东研究所的协助，在共产国际档案中发现的。原记录稿标题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史平同志的报告》，这是陈云代表中共中央做的正式报告，陈潭秋、潘汉年做了补充发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康生列席了会议。陈云在报告中特别强调了遵义会议“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指李德），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对长征的前半程中央的决策、战斗情况和沿途见闻做了详细介绍，并回答了国际负责人的提问。会后，中共代表团将陈云报告的主要内容整理，以《英勇的西征》为标题发表在《共产国际》杂志“中国革命问题专号”上，署名施平。这篇文章是《报告》的摘要，主要突出红军长征的战斗和行动，对党内斗争和需要保密的问题做了删减。鉴于陈云报告的重要意义，2005年收入《陈云文集》第一卷。一位领导人的文集，三版两次增补重大文章，是很罕见的。
这样，与《红军长征记》同时产生的五篇全面介绍长征的文章，我们考证了发表的背景和作者情况。这也是长征的原始记录。从权威性、系统性来说，比《红军长征记》中的单篇文章，显得更为重要。把这几篇综述文章放在前面，和后面的百篇短文显得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我们为什么要重新整理出版这部《红军长征记》？它的价值何在？
第一，它是长征最原始的记录。研究历史的人都有这样的感受：最原始的记录往往最接近历史事实。《长征记》的写作时间是在红一方面军长征刚结束不久，作者都是亲历者，又大多是年轻人，对刚过去的事记忆犹新。而且他们在写作时，思想上没有受到条条框框的限制，都是内心真实的反映，真实性是《长征记》最宝贵的特征。以后的记载往往走向两个方向：一是必须反映为政治服务的意识形态，例如，长征的过程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路线与“左”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进行错综复杂斗争的过程，这个主线就使长征内容受到很多限制；二是为尊者讳，只宣扬胜利而掩盖曲折困难，使历史偏离了本来面目。
《长征记》中保留了许多真实的情节。当初撤离江西苏区时，是没有明确方向的。董必武在《出发前》中说：“我们向陕甘前进，还是到川西后才决定的，假使在出发前就知道要走二万五千里的程途，要经过十三个月的时间，要通过无人迹无粮食的地区，如此等类，当时不知将作何感想。”长征前期的战斗场面，被亲历者描绘得栩栩如生。红军在通过敌人封锁线时，遭到前后夹击和围追堵截，形势十分危急。张爱萍的《从两河口到马蹄街》描述红三军团4师行军中边走边精简行李，“宣传队的小鬼看到把他们演戏的道具——土豪穿的缎子长衫、小姐穿的旗袍都丢了，痛心得要哭出来。其实上级命令连多余的文件、书籍都烧了，怎么可能留下这些东西呢！”夜晚休息时，部队又遭到敌人袭击，费了很大力气才夺回阵地，掩护大队突围。李雪三的《紧急渡湘水》，描写了红军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的壮烈场面：“天色苍茫，黑幕笼罩着大地，高高低低的大路，13师紧急向着湘水前进了。‘不掉队！’‘不落伍！’一口气跑了90余里，天还未亮，已经到达湘水河边。湘水悠悠流着，秋风凉气袭人，但是阶级的战友们，不管水凉流急，大家毫不犹豫，把鞋袜脱去，‘扑通’跳到水里。河水冰凉刺骨，太阳东升了，映着湘水通红，隔江的敌人哪里能追得上呢！”莫文骅的《在重围中》记述了渡湘江那段惊心动魄的战斗，头上有飞机轰炸，后面有追兵，红军队伍被打乱，自己的马也险些丢失。然而红军凭着顽强的精神，强渡湘江，摆脱了敌人。童小鹏的《残酷的轰炸》记述红军在四渡赤水行军中遭受敌机轰炸的悲惨场面：“走到被轰炸的地方，真是使人目不忍看，耳不忍闻，炸伤的同志是在辗转反侧的叫痛，是在可怜的哭啼，是在要求同志们对他的帮助。他们手足断裂了，头脸破烂了，身体炸伤了，他们的鲜血仍在不断地流，然而在同志们安慰时，仍表现他们为革命的决心，不因其负伤而稍减其坚决的志气，相反地更加痛恨我们的阶级敌人。”刘亚楼的《渡乌江》，叙述渡乌江时勇敢机智的英雄事迹，极为细腻感人。八勇士跃入江中，泅水强渡。两次强渡失败后，机智的毛连长带着战士在江边潜伏一夜。第二天红军在炮火掩护下强渡，这次三个筏子飞速到对岸，奇兵突降，飞扑守敌，吓得敌人惊慌逃窜。接着又写敌人援兵赶到，双方在乌江边上激战以及最后胜利的一幕。作品结构紧凑，情景交融。不是亲临现场的指挥员，绝对写不出如此激动人心的场面。彭加伦的《飞夺泸定桥》，描绘红军攀着铁索向对岸攻击，高喊“要桥不要枪”，对岸敌军从未见过这样不怕死的对手，心理崩溃，纵火逃命。这些真实的记录说明，长征绝不是轻松的漫游，而是生与死的搏斗，是用鲜血和泪水、汗水交织的战斗历程。感受这些叙述，才会使后人对长征有一个真实的认识。
第二，历史是人创造的，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创造的英雄史诗。《红军长征记》的每一篇回忆都体现出红军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与艰苦的自然环境做斗争的豪迈精神。在艰苦的岁月里，正是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优良作风，使这支队伍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壮举。我们注意到：红军经过的雪山草地，今天是风景如画的旅游胜地。如松潘、米亚罗、若尔盖。但是在《长征记》中，我们没有看到风光秀丽的描述，都是红军在饥饿、寒冷中求生的记述。舒同的《芦花运粮》描述红一军团2师直属队克服种种困难，运送粮食救济冻饿交加、危在旦夕的6团指战员。当他们及时将粮食运到时，6团的同志们激动万分。周士第的《吃冰琪林》讲述红军干部们在海拔5000米的打鼓雪山顶上，用冰雪加糖精自制“冰琪林”，谈笑作乐，表现红军不畏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莫休的《松潘的西北》记述红军过草地时，大家相继绝粮。罗荣桓、贾拓夫把自己最后的麦粉贡献出来，煮面汤让大家分享。而莫休宁肯在泥泞的草地中步行，也要在马背上驮一捆柴，宿营时依靠点燃的小火堆，与大家一起度过那潮湿寒冷的黑夜。这些回忆录中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那么平常，在苦难中显示出灵魂的纯洁和升华。将伟大融入平凡，无疑是红军精神最突出的体现。
第三，《红军长征记》的价值体现在各个方面。红军经过的许多地方是人迹罕至的荒凉地带。沿途的地理、气候、民俗、生活、交通、村镇等多种情况，是红军首次记录的。这使我们大开眼界，不仅了解红军长征中的战斗行军，而且了解到许多过去没有文字记载，鲜为人知的情况。童小鹏《禁忌的一天》讲述红军在广西边界地区翻越高山时体验“瘴气”的经历，破除了千年来的迷信。冯文彬的《从西昌坝子到安顺场》生动记录了凉山彝族生活的情况，以及刘伯承总参谋长与小叶丹结拜兄弟的民族团结场面。李一氓的《从金沙江到大渡河》在记录巧渡金沙江和会理战斗的同时，忙里偷闲，考察川西的县城、民风、文化，还根据清人笔记将石达开史事做了一番实地对照和考证，文笔流畅而富有学者风范，既有革命意义，也有学术研究价值。谢觉哉的《卓克基土司宫》，生动描述了藏族宫寨的建筑特色，惊奇在荒凉地区能建起这样坚实壮观的碉楼。藏族土司的佛堂里虔诚地供奉着金碧辉煌的菩萨，在书房中却摆着汉文的《三国演义》，既有藏族传统宗教信仰，也反映出汉族文化传播的情况。由于红军的经过和谢觉哉的记述，土司宫现在作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吸引着来自各地的旅游者。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红军长征的《里程表》，其中多数地名都是首次记录，当年的地图上并无记载。今天经过考证才知道，有些地名并不准确，是行军时向当地人询问，听口音记录的。如翻越六盘山时经过一个叫“布置要岘”的地方，准确的地名是“堡子崾崄”。一些藏区地名如“打鼓”“芦花”等，都是藏语音转，与汉文的字意无关。如同地理发现一样，正是因为红军走过，这些偏远地区才被记载下来，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佐证。
第四，从文学角度看，《红军长征记》无疑是一部优秀的军事文学作品集。读过《史记》的人都喜欢司马迁笔下的人物，《项羽本纪》中“破釜沉舟”“鸿门宴”“霸王别姬”等生动情节，成为千古传颂的故事。《红军长征记》的作者以朴实的文笔，如实反映了红军战斗、行军、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果作家要编写长征题材的文学或影视作品，这些回忆录无疑是最有价值、最真实的素材。
《红军长征记》有上述的优点和价值，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
第一，作者们多数是基层指挥员和干部，他们的文章是记录自己的亲身经历。而对高层的政治斗争很少涉及。现在的长征著作，无不围绕两大事件——遵义会议和与张国焘的斗争而展开，在书中占据大量篇幅。而《红军长征记》中基本没有反映这两件事。如陆定一的《榜罗镇》讲述毛泽东给整编后的红军陕甘支队干部做报告，讲述北上的意义，也没有提到张国焘分裂红军的事情。这是不是一个缺陷呢？我们应当历史唯物主义地看待这些问题。为了保证部队的正常行动，高层的意见分歧和路线斗争都是绝对保密的。例如遵义会议，毛泽东就提出先解决军事问题，以后再解决政治路线问题的纲领性意见，目的是为了保持红军的团结和战斗力。俄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与张国焘路线做斗争的决议，但只传达到中央委员。这说明广大红军指战员当时是不了解中央路线斗争的，即使知道一点，为了维护红军的团结，也不会写到对外宣传的《红军长征记》中。这正是红军中党性的表现，也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所以，1954年《党史资料》中加了很多补注，例如在谭政的《向赤水前进》中加了一大段遵义会议情况的补注；在谢觉哉的《抱桐岗的一夜》中加了一段党中央与张国焘分裂活动斗争的补注。并在《序言》中说：“加补注的原因是，长征中有不少重要事件，没有文章记述，成为空白，用补注来尽可能加以补足，以便读者知道这些重要事件。”今天这些重要事件已经众所周知，没有必要再重复了。
第二，《红军长征记》的征稿截止到1936年10月。当时二、四方面军正在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师的途中。所以《红军长征记》反映的只是一方面军的内容，不足以涵盖长征的全过程。所以1954年《党史资料》再版时，将书名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做了一个界定。但是，红一方面军走的路程最长，经过的地区最多，他们的行动成为长征的主体，也是大家公认的事实。关于二、四方面军的长征，现在已经有大量史料和回忆录出版，足以弥补原来的缺憾。但是后来的回忆文章和综述文章，虽然在全局的宏观把握和论点上都有优长，但是从记载的原始性和细节的生动性来看，都没有超过《红军长征记》。这就是我们今天还如此重视《红军长征记》的原因。
第三，《红军长征记》既然是30年代的作品，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痕迹。例如，封建的大汉族主义对少数民族是充满敌意和蔑视的。红军在通过凉山彝族区时，因为对其缺乏了解，也沿用了当地汉人对他们的称呼——“倮倮”。事实证明，红军是历史上第一个以平等、友好态度对待少数民族的队伍，在顺利通过彝族区时不仅与当地彝族群众结下了深厚友谊，还招募了一批彝族青年当红军。这体现了长征是“宣传队”“播种机”的作用。为了尊重历史，我们对文章没有删改，相信读者完全能够理解，不会产生歧义。
长征中红军创作的音乐、美术作品，也是原创性的艺术佳作。《长征记》中收录了12首红军歌曲，这些只是长征中创作的红军歌曲的一部分。其中陆定一、贾拓夫合写的《长征歌》是一首长诗，但是没有谱曲，1942年版注：“《孟姜女哭长城》调。”如有研究音乐史者，可以对照民歌旋律演唱。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会师时，陆定一新编了《两大主力会合歌》，显示了红军会师的喜悦和欢乐。歌曲非常雄壮有力：
两大主力军邛崃山脉胜利会合了，
欢迎红四方面军，百战百胜英勇弟兄。
团结中国革命运动中心的力量，
嗨！
团结中国革命运动中心的力量，
坚决争取大胜利。
万余里长征经历八省险阻与山河，
铁的意志血的牺牲，换得伟大的会合。
为着奠定中国革命巩固的基础，
嗨！
为着奠定中国革命伟大的基础，
高举红旗向前进！
1964年北京演出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这首歌曲被改编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歌》，成为人们熟悉的红色经典作品。两河口会师时的原始歌词都被人遗忘了。我们现在恢复历史原貌，可供研究。
还有几首歌曲是根据原有旋律填词而成的。例如《渡金沙江胜利歌》和《打骑兵歌》都是根据江西苏区红军歌曲《粉碎敌人的乌龟壳》填词改编的，而其旋律又来自沈心工的民歌《竹马》。《再占遵义歌》是根据苏联红军歌曲《送行》的旋律填词改编的。明了这些传承关系，对研究长征时期的革命文艺是有帮助的。
长征中的美术作品，要特别介绍黄镇的《长征画集》。黄镇年轻时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和上海新华艺术学校。长征中任中央军委直属纵队政治部宣传科长。长征中许多难忘的场面、动人的事迹、英雄的壮举，都激起了他的灵感。他一路走，一路画，画了大概四五百张。但是这些珍贵的作品在战争年代大部分丢失了，其中的25张被拍成了照片。1938年，时任八路军115师343旅政治委员的萧华托人将照片带到上海，送到了阿英手里。阿英（1900—1977），原名钱杏邨，1926年入党，1927年到上海从事革命文艺活动，与蒋光慈等发起组织“太阳社”。抗日战争期间，在上海从事救亡文艺活动，曾任《救亡日报》编委、《文献》杂志主编。阿英见到这些照片后非常激动，决定尽快把这些漫画编印出来，公开出版。
1938年10月5日出版的《大美画报》第2卷第1期，首先发表《西行漫画》，阿英撰写的“题记”全文如下：
“当我从一位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同志的手里，接到这一束生活漫画，而逐一看过的时候，我内心的喜悦和激动，真是任何样的语言文字，都不足以形容。
“虽只足二十五点的漫画，却充分的表白了中华民族性的伟大、坚实，以及作为民族自己的艺术在斗争与苦难之中在开始生长。
“我以为，在中国漫画里之有这一束作品出现，是如俄国诗坛之生长了普希金。俄国是有了普希金才有自己民族的文学，中国也是有了这神话似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生活纪录画片，才有了自己的漫画。
“在中国过往的漫画中，请问有谁发现了这样朴质的内容？又有谁发现了这样韧性的战斗？刻苦、耐劳，为民族的解放，愉快地忍受着一切。这是怎样的一种惊天地动鬼神的意志！
“现实地在绘画中把这种意志发现出来，如苏联文学之有《铁流》《毁灭》，是从这一束漫画开始。
“其次，中国既有漫画，虽不乏优秀之作，但真能发现民族的优越性、生长性，不掺杂任何病态的渣滓，内容形式，都百分之百发现其为‘中国的’，如这一束漫画，前此是还不曾有过。
“因此，这一束生活漫画，它不仅将伴着二万五千里的伟大的行程存在，也将使中国的漫画界，受到新的刺激，而走向一个新的阶段。在漫画界，也得成为一座划时代的纪念碑、分水岭。”
《大美画报》由美商背景的《大美晚报》创办，于1938年5月1日创刊，总编辑是赵家璧。当时上海是“孤岛”，国民党势力难以控制。美国《生活》杂志在1937年6月就刊登了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袖的照片和史沫特莱的采访文章。因此，《大美画报》也刊登了大量反映抗战救亡活动的新闻照片。首次发表的《西行漫画》是25幅作品中的7幅。
1938年10月15日，阿英主持的“风雨书屋”出版的《西行漫画》单行本，铜版纸精印，印数2000册。这个版本相当珍贵，几十年都没有重印过。1958年再版的时候，阿英请萧华为重印本写序，才知道是初版的误记。至于画的作者，萧华也记不清了。1961年，阿英找到了从国外当大使回来的黄镇。黄镇回忆：“当我翻开《长征画集》的第一页，画上的形象使我激动不已。记得在长征途中，一位年已五十开外的老同志，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不管白天或黑夜，左手提着马灯，右手执着手杖，老当益壮地走在红军队伍之中。这就是林伯渠同志。他和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同志都是德高望重的老人，以半百的年纪，参加了长征的壮举。往事历历在目，一切犹如昨日。这幅画唤起了我的记忆，一页页翻下去，好像又走上了艰苦的二万五千里的行程。从此，这本画集算找到了它的作者。”
《长征画集》勾起了黄镇联翩的回想：“长征二万五千里，我画了整整一路，大概也有四五百张，现在留下来的就是这二十四张。它能和今天的读者见面，经历了曲折的过程，颇有一些传奇色彩。记得当时我背的是一个布书包，雨打即湿，日晒即干，夜晚行军、露营，也沾满了露水。我的画也随着书包时湿时干，因而画面模糊，纸张折皱，难以保存。那时，王幼平同志身上背着一个皮包，看上去洋里洋气，比我的布包好得多，让我十分向往。有一天，他奉命调到上干队学习，分别的时候，我说：‘你这个皮包送给我吧，好装我的画。’”
“王幼平同志慷慨相赠，从此，我的身上便背起了一个皮包。我把到处搜集的画纸、画笔都放在皮包里，画的画也好保存了。那时铅笔很难找到，墨也得来不易，我们就把锅灰刮下来，烟筒里的灰捅下来做成墨。这种墨宣传队员们都会做，用来写标语、写会标、画画。我身上总不定还要存几支笔，铅笔、毛笔都有，用来画速写，画漫画。这些笔，有的是从小商那里买来的，有的是从地主老财家拿的，也有是战友送的。每到一处，我总忘不了寻找笔墨。我画画的纸也是五花八门，是些红红绿绿、大大小小不等的杂色纸。这些纸有的是同志们的赠与，有的是从打土豪中得来，有的从敌军中缴获，还有老百姓祭神祭祖的黄表纸、写春联的大红纸。仅这些纸张，若存留至今，对长征也是很好的纪念。
“我画画，是生活的纪实，是情感的表达，从来未曾想过辑集出版。在长征艰苦的行程中，许多难忘的场面、动人的事迹、英雄的壮举，我仅仅作了一点勾画，留下一点笔迹墨痕。在漫漫途程中，看到什么就画什么，是真实生活的速写。林伯渠老人的马灯一直在长征路上闪亮，我画下了这位革命老英雄的形象。红军经过川滇边界的时候，一家干人（穷人）走进了我的画面，那十五六岁女孩赤身裸体的悲惨景象，那一双父老眼泪滚滚的哀伤感情，深深触动了我，于是，我画下了永远忘不掉的事实；我亲临了飞夺泸定桥的场面，大渡河的汹涌、十三根铁索的险峻和二十二名勇士身上燃起的烈火，使我不能不留下历史的画面；还有青藏高原上深山老林的夜宿也是很难忘记的。那种砭人肌骨的寒冷、战士们深夜的谈话、古老森林里不可琢磨的声音，都使我要画下这种气氛；还有草地宿营的篝火、行军的行列，都会自动走到我的笔下来。”
《长征画集》作为最原始的形象记录，我们也收录在这本书中。看看黄镇的回忆，是不是与《长征记》一样的生动感人？
这次重新整理出版《红军长征记》，比2006年版的《亲历长征》又有哪些补充呢？
历史仿佛经历了一个轮回。50年代的版本是一再精简，而现在的工作是尽可能地恢复历史原貌。
1942年延安版《红军长征记》，曾被我们认为是最完整的版本。1954年，中宣部党史资料室将此书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在内部发行的《党史资料》上分三期发表。这一版最重要的变化，是删除了何涤宙的《遵义日记》、李月波的《我失联络》、莫休的《一天——再占遵义城》等5篇，并对李一氓、莫休等人的文章进行了较大的修改。
在人们的认知印象中，长征的红军战士每天冒着枪林弹雨，食不果腹，吃草根、啃树皮。何涤宙的《遵义日记》如实记录他在遵义的十天小资生活。遵义是红军长征占领的第一个城市。干部团（红军大学）的几个红军干部进入遵义城后，经常去饭店吃饭，店主因生意太好招架不过来，炒辣子鸡的质量越做越差。作者把打土豪获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缝店改作皮衣，被贪小利的裁缝偷工减料，生了一肚子气。干部团去学校进行革命宣传，红军干部和遵义学生打篮球比赛，跳舞联欢，让遵义的学生感觉红军都是“大知识分子”。对决定红军和革命前途命运转折的遵义会议，何涤宙的文章一字没写。其实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作为红军的中下层干部，当时并不知道中央上层的分歧和斗争。
何涤宙（1908—1942），原名何兆昌，浙江临海人，早年入黄埔四期学习，后任国民党第52师工兵营长。1933年5月，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被红军俘虏，留用在红军大学当教员。洋顾问李德称他为“一个年轻的工兵少校”。长征时，何跟随干部团行军，一路上为部队架桥。红军过乌江时，工兵连在何涤宙的指挥下，经过一个昼夜的奋战，终于把一座浮桥架了起来，为主力红军通过乌江天险立了一大功。在《长征记》中，李一氓、周士第的文章中都提到了何涤宙。到陕北后，1936年成立红军大学，何任教务部主任。但是1937年国共合作后，何涤宙提出要到武汉看病，离开延安一去不返。后来从临海县的档案中得知，何涤宙又加入国民党军队，任暂编第2师参谋长，1942年去世。
何涤宙的经历未免让人叹息。本来已经到了红军中，又在长征中立下功勋，为何又离开革命队伍呢？再加上何的文章中表现出一种小资情调，与其他工农干部写的文章风格明显不同。也许是因为这些原因，后来的《长征记》中删去了他的文章。2006年版恢复他的《遵义日记》，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有人称赞他的文章从另一侧面反映了长征中红军干部生动活泼的情感，读来非常真实。
李月波的《我失联络》原为1942年版收录，后被删去。这篇文章反映了掉队的红军战士以坚强意志，经历了生死考验，终于追赶上部队，情节曲折。在长征中掉队是难免的事，许多人因此被国民党和地主武装杀害。我们不应回避这些事实，应当从作者的文章中感受长征的艰难。
2006年版《亲历长征》根据1942年版《长征记》，恢复了何涤宙的《遵义日记》和《绝食的一天》，莫休的《一天——再占遵义城》，李月波的《我失联络》。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打印稿恢复了谢扶民的《经贵州苗山》《草地行军六天缩影》，黄克功的《从桐梓到遵义》，共7篇文章。
2006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了《二万五千里》手抄本。这是一个重大发现。根据整理出版者的介绍，我们知道了这个版本的来历。
当年中共中央准备将《长征记》送往上海出版。斯诺离开陕北时，《长征记》的征稿尚未完成。1937年2月，征稿完成后，由徐梦秋等人组成的编辑部将稿件修订誊清，形成定稿，据说当时誊清了五部。但是1942年《长征记》在延安印刷时，编者说延安只保存了一份原稿。上海这部誊清稿，是由党内交通员从延安带到上海，交给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冯雪峰的。“七七事变”后，中国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冯雪峰奉命回延安，临走时将《长征记》的誊清稿交给党外朋友谢澹如保管。
谢澹如（1904—1962），上海富家子弟，党外进步人士。1929年先后在老西门、静安寺开书店，专售左翼进步书籍，并以书店作为“左联”的秘密联络点。1931年顾顺章叛变，上海中央机关瘫痪，谢澹如受冯雪峰之托，掩护瞿秋白、杨之华夫妇住到他家避难。瞿秋白夫妇以租房的名义在谢家住了大半年，并由谢安排与鲁迅会面。谢澹如的义举，赢得了共产党的信任。方志敏烈士的手稿辗转送到鲁迅手中，鲁迅转交给冯雪峰。冯雪峰临走时，将方志敏手稿和《长征记》誊清本都交给谢澹如保管，谢不辱使命，一直将这些珍贵文稿保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62年谢澹如去世，家属将《长征记》誊清稿交给上海鲁迅纪念馆保存。这部珍贵的手抄本，终于在2006年影印出版。
誊抄稿中，我们又发现了几篇1942年版中未收录的文章。有陆定一的《珍重》、谭政的《突围的第一仗》、彭加伦的《出发的前夜》《胜利后的一幕》、张际春的《铁屁股》共5篇文章。这些文章的收录，使《长征记》更为完整和充实。
这部誊抄稿的价值在于，它比1942年的版本更原始、更真实。我们注意到，1942年版对1937年誊清稿，已经做了许多修改。尤其是莫休的《大雨滂沱中——两河口的欢迎会》《松潘的西北》和李一氓的《从金沙江到大渡河》，做了较大幅度的修改。为什么呢？对比后可以看出，1942年版比1937年版的稿子“成熟”了许多，主要是删去了许多情绪化的文字，还删去了一些被认为有损红军形象的文字。
我们认为，这些删去的文章和被修改的文字，恰恰是非常宝贵的。因为它生动地反映了红军长征中的喜怒哀乐，是非常真实和精彩的。当年的红军都是年轻人，充满了朴实的情感和天真的热情。例如彭加伦《胜利后的一幕》中，叙述红军突破四道封锁线，攻占了广东南雄县的乌迳镇。那里是广东和江西的交通要道，商业发达。“久在敌人封锁包围中奋斗的战士们，虽然过去一般的物质上没有受到多大的困难，但是许多东西却难买到。这次初到一个比较大的市镇，谁也不能放过这个机会，要买他一点。街上塞满了人，店里挤满了人，菜馆坐满了人。一批一批的来，一批一批的去，好像织布机上的梭子一般穿来穿去，他们脸上堆满了笑容。”“鞋子、袜子、脸巾、香烟、香皂、牙膏、罐头、糖果，不断的随着我们的买主们回去，又是一批来，又是一批去。店内伙计们忙个不了，菜馆里堂伙叫个不停，抽着他的嗓子喊出各种各样的菜名。卖包子的、卖糖糕的、卖水果的摊子上，堆满了不少的铜板。”
突破封锁之后，来到一个商品丰富的地方，红军战士多高兴啊。因为被封锁太久，许多东西不认识，以致闹了笑话。一个新战士把墨汁错认为是牛乳，坚决要买。老板数次告诉他是墨汁，吃不得的。他不懂老板的话，怀疑老板故意不卖，结果老板只得勉强卖给他。当时他一心想吃牛乳，塞子一拉就大喝起来，弄得满脸满嘴都是墨汁，这才发觉自己是上了当。又气又恨，面子难为情，拿老板来出气。情形弄清后，看热闹的同志都来批评他，制止他这种脱离群众的举动，并向老板进行解释。那个战士自己知道错了，向老板赔了个不是，羞惭地回去了，一幕喜剧也就此闭幕。
彭加伦的描述，生动风趣，显示出红军的天真可爱。这样的描述在誊清稿中有多处，删掉实在可惜了。
莫休的《松潘的西北》，写实很有深度，活生生刻画出一批书生是如何度过草地的艰苦生活的。草地行军第一天到腊子塘，队伍停下了露营。“糟糕的是雨又跟着夜神来袭击了，因为缺乏经验，油布张得不得法，烂斗笠也不济事。高处的水又流来了，大家闹得坐不能站不是，拓夫同志的京调也哼不出来了。自然我们是想烧火，但火柴是早已不见了，在毛儿盖又没有找到火石，此时只有向别个棚子告艰难。人家费了九牛二虎的力量燃起火，自然不能多分给我们。柴虽然有，可是全浸在水中，烧那堆火可够费劲了。这时我和拓夫、荣桓要各显神通，互争雄长了。每人都用尽了一切心机和力量，头都吹晕了，还不能吹起一堆火。见着别人围着火，口杯炖的开水，调着糌粑，悠闲的吃着，我们只有恼怒和嫉妒，夹杂着从中袭来的饿火。一直到了午夜后的一时，我们总算‘有志者事竟成’，把火烧起了。吃着开水和干饼子，倒也忘记了睡觉那回事。”
在寒冷的雨夜中，罗荣桓、贾拓夫这些大知识分子，为生火竟然如此狼狈，表现出书生野外生存能力确实比不上工农出身的战士。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他们还能够活着走出草地，其意志的坚强又令人肃然起敬。
公允地说，在《长征记》的作者中，写得最好的是莫休。他的文章无论是记事的真实传神，还是视野的宽阔、良好的古文功底，加上知识分子特有的抒情，他写的五篇文章，每篇都是精品。莫休是谁？在2006年版《亲历长征》中，我还没有考证出他的身份，只好暂付阙如。看到1937年版誊清稿后，我突然有惊喜的发现。《一天——重占遵义城》的署名“梦秋”被圈掉，改成“莫休”。原来莫休就是徐梦秋。
徐梦秋（1895—1976），安徽寿县人，1925年入上海大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战争。1927年去苏联学习。1930年8月回国后进入江西苏区，被任命为军委秘书、军委秘书长。1934年参加长征，1935年9月改任红三军团宣传部长。过雪山时冻坏双腿，到延安后截肢导致残废。《长征记》的编辑完成后，离开延安赴苏联治疗。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后被盛世才留用，任教育厅副厅长兼新疆学院院长。1943年初，盛世才倒向重庆国民政府，将毛泽民等共产党人秘密杀害。徐梦秋叛变革命，在军统任职。1949年6月，徐梦秋在南京被逮捕归案，长期关押，1976年5月病死狱中。
徐梦秋是中共党史上一个特殊人物，从长征英雄沦为罪犯。但是在编辑《红军长征记》的工作上，他是有功绩的。他不但完成了编辑任务，并亲力亲为，写了几篇重头文章，为我们呈现了一部英雄的史诗。所以这次整理，我们将他的文章还原为最初的原始状态，让读者体验长征经历者的真实感受。
这次整理的新版《红军长征记》，在2006年版《亲历长征》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誊清本中的5篇文章。对原有的文章做了部分修订，恢复了历史原貌。这样，共有6篇综述，109篇文章，12首歌曲，以及英雄名录、大事记和3份统计表。学无止境，红色文献的整理研究也没有止境。随着长征文献的不断发掘，我们也将把最新的研究成果奉献给广大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