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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服饰起源，后世的人们有着种种猜测——保护说、装饰说、遮羞说等。众多说法中，或许远古人类生存的本能与生活的基本需要，更易解释为服饰产生最根本的动因，这也更加符合《释名·释衣服》之解，即“衣，依也，人所依以庇寒暑也”
。对服饰有案可稽的最早记录可追溯到黄帝尧舜时期，《周易·系辞下》有：“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王逸《机赋说》有：“古者衣皮即服装也，衣裳未辨。羲、炎以来，裳衣已分，至黄帝而衮冕。”这些记述大致描绘了衣服形成的过程：上古时代人们所围披的皮毛就是衣服，到黄帝尧舜时不仅结束了史前服装的简单围披状态，并且将服装定型为上衣下裳，服装的功用也从物理上的遮寒避暑上升为精神所需，而至商周，中国服装体系的文化属性逐步明朗。
劳动，创造了工具也创造了服饰。
虽然关于远古时代纺织服饰的实证资料极其有限，但可以推断大约在距今50万——4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开始装扮自身，而在距今4万——1.5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原始衣物已渐为发达。到了新石器时代，麻葛、蚕丝、纺轮已经普遍应用，原始织造技术趋向成熟。材料、工具、技术三大因素的完善，为原始成衣提供了物质上的保障，这一切令服装的出现成为可能，并直接促成了人们经由对自然物的改造而获得为我所用的服装。
1．材料
（1）羽皮。中国先民利用动物毛羽的历史，也可以追溯到很遥远的时代。由于毛织物在中原温湿气候下难以保存，在历年的考古发掘中鲜有发现。但在诸多古代文献中，我们可以找到人们利用羽皮的记载。如《礼记·礼运》：“昔者先王未有宫室……未有丝麻，衣其羽皮。后圣有作……治其麻丝，以为布帛。”
《韩非子·五蠹》有：“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由此可以看出，上古时期的人们已开始狩猎动物而食，并取其皮毛羽毳为衣。
（2）麻葛。《韩非子·五蠹》记载上古尧帝的服装是“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麻葛用于纺织品，在考古发掘中也得到了颇多实证。在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中，出土了三块距今6000年的炭化葛纤维织物残片
；河南郑州青台遗址出土的距今5500年的红陶片上即粘附有麻布
；在浙江吴兴钱山漾距今4700年的居民遗址中，出土的一批织物残片经分析也有用苎麻纤维织造而成者
……这些材料充分说明，在新石器时代人类使用植物纤维作为衣料已非常普遍。
（3）蚕丝。中国先民何时开始利用蚕丝，历来有不同说法，如黄帝时期其正妃嫘祖西陵氏“教民养蚕”的传说，《古今图书集成》中关于“伏羲氏化蚕丝为穗帛”的记载，以及民间流传的“马头娘娘”化而为蚕的故事，等等。这些故事虽多出自后人的推想，但其养蚕缫丝之说与事实并不太远，更多实证也为我们展现了中国丝绸纺织的历史。如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发现了距今6000年的象牙骨盅上刻有四条蚕纹
，山西夏县西阴村发现了距今4700年的半颗蚕茧
，最重要的发现资料是钱山漾遗址中出土的黄褐色的绢片和炭化了的丝线、丝带
（
图1-1
）。不难看出，在生产发展极为缓慢的新石器时代，中国的缫丝织绸水平已经相当成熟。
图1-1 绢片（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遗址，黄能馥、陈娟娟《中国丝绸科技艺术七千年》）
2．工具
（1）石器、骨针。距今50万年的北京猿人，已经开始大量使用石器（
图1-2
），包括砍斫器、刮削器、锥状器等。那么当冬季严寒之时，他们有否可能用石器削刮兽皮或切割茎叶，磨骨为针，抽筋渍麻为线，连料为衣呢？在距今2.5万——1.8万年的山顶洞人遗址中发掘出一枚骨针（
图1-3
），针长82毫米，直径3.1——3.3毫米，针孔直径1毫米，针身圆滑，针尖较锐利。而发现骨针数量最多的当属陕西西安半坡新石器遗址，多达281枚，针孔仅0.5毫米
，如此细小的针孔，说明其所牵经的“线”一定是经过加工的纤维。骨针的出现，令原始缝纫成为可能。
图1-2 北京人生活情景复原图（《考古中国》）
图1-3 山顶洞人使用过的骨针（周口店遗址博物馆藏，《文物天地》）
（2）纺坠、纺轮。动植物纤维的皮茎需经人工劈分、绩接、搓合、纺捻，才能获得可用的较长纤维，而通过纺坠的工作，这些原始纤维才能连接变长，成为可用于纺织的纱线。纺轮是纺坠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已公布的七千余处较大规模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多数都出土有用于纺纱捻线的石制纺轮或陶制纺轮（ 图1-4 ）。现知最早的新石器时代纺轮，出自河北磁山遗址（距今7000年）；而最多的一次发现，是在青海乐都柳湾遗址，达一百多枚。纺轮的发明提高了动植物纤维搓转与捻合的效率，为后续的织造工作提供了获得充足纱线的保障。
图1-4 纺轮（江苏六合程桥羊角山遗址，《文物天地》）
3．技术
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先民们即能搓捻符合穿针引线要求的较细线缕，或编或织，渐渐产生了原始的布帛。随着人们对天然纤维的了解，又发明了工具加工纤维，织制真正的纺织品。而男耕女织
的明确原始分工，更是丰富了纺织产品的种类，提升了织造质量。
（1）手工编织。中国编织技术的出现，至迟应不晚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周易·系辞下》有伏羲氏“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淮南子·汜论训》有“伯余之初作衣也，
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这里提到的“结绳”及“手经指挂”即是编织技术。在中国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多出有编织物的印痕和实物：西安半坡仰韶文化出土的距今7000年前的陶器中，有一百余件器物留有织物的痕迹，其纹路为平纹或斜纹编织；浙江钱山漾遗址中还发现了编织的丝带实物。手工编织技术使松散的纱线彼此通过结点相连，让织物形成多样的组织结构，直接促成了原始织造的产生。
（2）原始织造。考古资料表明，中国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已经有了原始腰机和综版式织机。经复原的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原始腰机已经具备了机械的功能：提综、开口、打纬、卷经，类似的织机甚至在今日海南、云南的少数民族中还有应用。综版式织机则是利用综版起到开口作用再进行织造的器具，多用于织带。相较于手工编织，机织大幅度提升了“线之成布”的效率，可以说，在织造技术发明后，人类才真正进入以布帛为衣的时代。
这些从远古时代缓缓衍生而来的稚拙纺织工具与技术，在日后岁月的行进中不断地更新换代，为后世女子服饰的时尚变迁积蓄着最初的发轫力量；而服饰起源中那些或源自生活所需的素朴衣裳，或寄予着巫神之灵的画缋文章，亦在以后的日子里不断变化着形象。伴随着男女两性的社会性别格局的变化，从以“女性”为中心的母系氏族社会，到女性逐步走向从属地位的父系氏族社会，再到后世以礼仪约束的时代，“女子穿什么”似乎不再能由己而定，渐生更多的“规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