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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同治九年（1870）仲春，古老的河洛大地比往年更为缠绵、撩人、婉转。高大的白杨枝叶繁茂，低矮的桑林绿意婆娑，粉红的杏花在天边结成云霞，飘零的梨花纷飞着一场春雪。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对于河南人来说，今年的“人不同”，是大街上多了个鬼一般的怪物——白皮肤、蓝眼睛、秃脑门、满脸胡子的“洋鬼子”。
他叫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来自地球背面的普鲁士王国（Kingdom of Prussia），是一个地理学家。
“在人口繁密的大营镇，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得知的消息，反正我们到的时候已经有上千人在等着看了。以前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多是落荒而逃，但现在我们使用了新招数，那就是干脆主动穿大街过小巷，让他们看个够。人群都欢呼起来，他们甚至要求我们站到桌子上去，好让他们看个清楚，这我是无论如何不会答应的。”
李希霍芬在日记中写道。
这样的场景一场接着一场，有的上千人，有的上万人，不仅围观，而且尾随。李希霍芬虽不胜其烦，但也知道民众并无恶意，相反还有点夹道欢迎的意味。他兴致勃勃地考察了洛阳南关的丝绸和棉花市场，顺便参观了山陕会馆和关帝庙，感觉既有意思又很舒适。
然而，李希霍芬可不是来享受春光的，因为他肩负着一项不可言传的重大使命。
道光二十年（1840）之后，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闭关锁国的大清被迫打开国门，西方列强纷至沓来。普鲁士也向东方派出庞大的使团，试图与大清、日本、泰国等建立外交关系，缔结商约。使团中，一个年轻人接受了秘密勘测选址的任务，他就是毕业于柏林大学地质学专业的李希霍芬。其间，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如火如荼，加上原先承诺资助他的汉堡银行家突然变卦毁约，他不得不临时改变计划，乘船横穿太平洋到了北美洲。1862年至1868年，李希霍芬对加利福尼亚的地理学考查和采矿业研究，竟带来了两个意外惊喜：一是间接导致了美国西部的“淘金热”；二是加利福尼亚的银行家们表示愿意资助这个“能猜透西部秘密的普鲁士人”，开展一项旨在发现商业机会的对华考查活动。按照约定，加利福尼亚银行控制的上海欧美商会给他提供旅华四年的经费，条件是：他必须把获取的地理和地质资料，以及物产、人口、交通、风土人情等社会经济概况，用英文及时向商会作专题报告。
同治七年（1868）秋，他初次踏上大清国土。为了入乡随俗，他特意在护照上加了个“李”字，这不仅更为中国化，还与权倾朝野的李鸿章“攀上了亲戚”。此后四年，他对大清18个行省中的13个做了地理考察和地质勘查，足迹遍布大半个局势动荡的华夏大地。考察途中，他脖子上总是用绳子挂着一支铅笔，以便随手以绘画的形式将见闻记录下来。他一一画下路过的山脉和平原，并从地质学角度潜心研究，进而形成专题报告呈给普鲁士政府以及资助他的“东家”——上海欧美商会，他甚至秘密致函普鲁士首相俾斯麦（Bismarck），提出普鲁士“有必要发展海军以保护这些重要的利益和支持已订的条约；要求在万一发生战事时普鲁士商船和军舰有一个避难所和提供后者一个加煤站”。他还在给父母的信中表示，对中国“或许最后将不得不使用武力，那时我之前在中国的考察将会派上用场了”。来到大清的第二年，李希霍芬就迫不及待地向普鲁士政府提议，夺取胶州湾及其周边铁路修筑权，将使华北的棉花、铁和煤等更为方便地为德国所用。这样一来，不但可就此将山东纳入势力范围，而且又拥有了广大的中国腹地。应当说，28年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普鲁士扩张后的国名）悍然发兵侵占胶州湾，把山东划为势力范围，不可能没有李希霍芬的参谋之功。在德国海军元帅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报请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II von Deutschland）批准的出兵计划中，就多次引用了李希霍芬的考察结论。
对此，鲁迅1903年在《中国地质学略论》中指出，李希霍芬“碧眼炯炯”“狼顾而鹰睨”，实为“幻形旅人，变相侦探”，他向国人发出警告：“毋曰一文弱之地质家，而眼光足迹间，实涵有无量刚劲善战之军队。”
可惜，当时没有一个中国官员认为他是“间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