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1588），民族英雄戚继光病死在登州。56年后大明就落山了，脑袋后面拖着辫子的满洲人就来了。不过，登州还是登州，海港还是海港。只是，由于马背上的大清不喜欢大海，实行了最严厉的海禁，采取了闭关锁国的国策，登州人已经很久没有看到外国船队了。直到一个叫英吉利、一个叫法兰西的强盗，从海上入侵中国，攻陷了大沽炮台，打到了天津城郊，逼迫大清于咸丰八年（1858）签订了城下之盟——《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

名义上是条约，实际上是霸王条款。上面写着：英法公使常驻北京，并在通商各口岸设领事馆，英国增开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汉口、九江、镇江、南京为通商口岸，法国增开琼州、潮州、台湾、淡水、登州、南京为通商口岸，外籍传教士可以入内地自由传教，外国人可以入内地游历、通商。依照条约，登州等十个口岸应立即对外开放。

但条约并未立即实施，一方面，在大清看来，允许外国人自由进出口岸，形同开门揖盗，是比赔款还要大的侮辱；另一方面，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人称之为“亚罗号战争”（The Arrow War）——尚未结束，英、法帝国并不满足，咸丰帝也不服气，双方还在角力。直到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洗劫并烧毁了圆明园，300多名太监和宫女葬身火海，逃往承德避难的咸丰帝这才派出“鬼子六”奕与英法订立了《北京条约》，作为《天津条约》的补充。条约规定，开天津为商埠；准许英法招募华工出国；割让九龙给英国；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土地，建造自便；增加战争赔款。每一条，都扎在大清的动脉上。

让人看不明白的是，在不该有效率的地方，清廷的效率反而很高。咸丰十一年（1861），大清宣布在天津设北方三口（天津、牛庄、登州）通商大臣，归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管辖，任命候补京堂、满洲人崇厚为三口通商大臣。上谕特别交代崇厚：“登州向系私设口岸，隐匿多年，现即新立口岸，自应派员专理。”

同一天，受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Frederick William Adolphus Bruce）指派，新任英国驻登州领事马礼逊（Martin C.Morrison）前往登州，筹办领事馆和开埠事宜。行前，马礼逊亲自走访了曾在山东沿海驻扎过的法军将领，详细询问了山东半岛的地理及港湾情况。随后，马礼逊从天津出发，由陆路赶到德州，然后沿着古运河，详细考察了临清、东昌府、济宁、曲阜。3月7日，马礼逊在济南会晤了山东巡抚文煜，一再申明，所有内地码头地隘水浅，外国大船难以进出，通商口岸只能选择登州。对此，满洲人出身的文煜本想横加阻挠，但由于收到了崇厚关于协助在登州开埠的书信，只能隐藏起满腔的不甘，安排青州候补知府董步云陪同马礼逊前往登州。

马礼逊来到登州，兴致勃勃地登上蓬莱阁，但见阁东的水城浅可见底，目测水深也就是3米，只能停靠300吨以下的帆船，无法开进至少在千吨以上的铁船。港口外，便是一望无际的大海，根本没有船舶避风的场所。马礼逊耸耸肩，继而摇头叹息。

接下来，马礼逊顺着海岸东行，因为他听那位法军将领说过，蓬莱以东有一片适合做港口的水域，法国军舰曾在那里停靠。

不久，这伙人就见到了中国最大、世界上最典型的陆连岛——芝罘 岛。两座岛屿的怀抱里，是呈U型向东和东北方向敞开的芝罘湾。这里地处山东半岛东端，扼渤海湾入海口，靠近国际主航道，是兴办良港的绝佳区域。

“这里叫什么？”马礼逊通过译员兴冲冲地问。

“芝罘。”

“就是它了！芝罘。”马礼逊的嘴巴咧到了腮边。

接着，马礼逊向董步云提出，开埠地点以登州下辖的芝罘（烟台 ）取代登州府治所蓬莱。几乎未加思索，董步云就同意了对方的提议。因为在他看来，第一，芝罘是登州的辖区，开埠地点并未超出登州地面；第二，在此开埠，可以重开刚组建就因1860年法军进驻芝罘而被迫迁往福山县的厘局 。

董步云与登莱青兵备道道台 崇芳、登州知府戴肇辰协商草拟了一份《通商章程》，上报给了崇厚。崇厚，满洲镶黄旗人，一个让人不得不多说几句的人物，我在《大写西域》中也曾提到他。这个时期，曾经让人闻风丧胆的群体——八旗兵已经演变为好吃懒做、死要面子、抱残守缺的代名词，崇厚也不例外。刘锦棠收复新疆后，朝廷派崇厚前往俄国交涉收回伊犁事宜。临行前，这个满脑袋浆糊的人通过占卦得知此行不利，为了尽快回国，自作主张与俄国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按照条约，大清只收回伊犁孤城，城西和城南的土地全部丧失。朝野一片哗然，崇厚被弹劾入狱。如果不是曾国藩的次子曾纪泽与俄国人重新谈判，据理力争，中国的新疆版图就不是今天的样子了。尽管这是18年后的事，但此时的崇厚已经长成一副媚外嘴脸。他认定，面前的《通商章程》“与新议条约章程多有不符之处”，这些地方官员没有忠实履行大清与外国的约定，所以建议朝廷派直隶候补知府、蓬莱人王启曾，候补知府袁文陛，河工候补县丞曲纪官，到烟台筹划开埠事宜。派出王启曾，也许是崇厚一生所做的唯一的明智决定。

王启曾一行到达烟台后，对东西沿海做了周密考察，不仅发现烟台厘局“抽收厘金，办理诸行含混”，而且发现“除芝罘岛外，尚有石岛、庙岛和武定府所属大山、利津等口，统计大小海口不下数十处之多，中外商船皆可随时卸货”，港口一片混乱，急需建立海关，规范沿海秩序。

要建立海关，必须逐级请示。依大清官场的效率，文书批复回来，少则半年，多则数载；如果不请示，起码也要同僚共商吧，但董步云因厘局内部混乱被撤职，崇芳在莱州被捻军缠住，马礼逊在烟台山上忙着建设领事馆，王启曾几乎无人商量。就这样，一道人生难题摆在了王启曾面前。尽管他是道光年间的进士，但仍保持着山东大汉的本色，一向敢作敢为，曾因此而受到曾国藩的保举。眼下，如果按部就班走程序，听任混乱局面持续，他就不叫王启曾了。他断然决定：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1861年8月22日）开关征税。近代史上有名的“东海关”，就这样在没有“准生证”的情况下诞生了。

在古代官场，大凡不倒翁都是循规蹈矩的人，即便出了问题也无法怪罪到此人头上；而敢作敢为者往往跌跤，因为谁也无法保证凡事滴水不漏。由于准备不足，开关仓促，港口出现了一些纰漏，这就给了不怀好意者攻击他的口实。一时，口诛笔伐者有之，讽刺挖苦者有之，从旁起哄者有之，就连亲人们也担心他会被唾沫淹死。好在，朝廷里还有一个聪明过人的“鬼子六”——总理衙门领班大臣奕。史载，“鬼子六”不但没有责备他，还奏请皇帝将登莱青道道府从莱州迁到烟台，山东沿海5府16州县自行管理的23个海口厘局，也改制为东海关监督衙门监管下的23个常关。

烟台开埠后，英国人抢先在烟台山盖起了领事馆。之后，法国、美国、挪威、瑞典、德国、日本先后在烟台山设立了领事馆。许多国家的商行、银行、洋行、教堂、学校、医院及其侨民纷纷落居烟台，形成了庞大的外国近代建筑群。外国人的落居，给当地带来了繁荣也带来了辛酸。因为《北京条约》准许英法招募华工出国，所以，英法不仅把物产丰饶的胶东变成了原料基地和商品集散地，而且把人口稠密的山东半岛变成了劳动力市场。仅1904年到1906年，从烟台口岸运往英国的华工就达16444人。

就这样，曾经的小渔村烟台，成为山东最早的通商口岸，胶东半岛的新中心，中国北方货物的集散地。

英国人马礼逊东去后，美国传教士填补了英国在登州的空缺。海雅西（Jesse Boardman Hartwell）在登州北街观音堂创立了华北地区第一座浸信会教堂；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创办了登州文会馆，即后来的齐鲁大学；梅尔斯（Mills）夫妇创办了中国第一所聋校——启喑学馆；倪维思（Nevius）夫妇创办了女义塾——中国最早的女子学校。倪维思还在“广兴果园”培育苹果新品种，使得烟台成为西洋苹果与中国苹果嫁接的发祥地，这才有了享誉世界的“烟台苹果”。

尽管如此，蓬莱仍然不得不接受一个残酷的现实：随着烟台港的勃兴，蓬莱港的地位随之下降，如今蓬莱港只是烟台港下属的四个港口之一。世事沧桑，过去烟台是登州的辖区，如今蓬莱归烟台管辖。

在登州稍事休整，高元度就冒着“安史之乱”的狼烟西行了。当时，山东境内的路有两条，一条是后来苏轼走过的南行密州、海州然后西去的路；一条是经莱州直接西去的路。高元度究竟走的是哪条路，目前尚无史料支撑和考古证据。 jAsDd9COgVkVDSCV6uaUXMPrB1mMs5inGV28gQrShs1Xo5LizduopDpGiWiUdg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