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所服务的宋朝，是一个崇儒尚文、排斥阳刚的时代，一个男人填词、女人缠足的时代。朝廷被党争搞得乌烟瘴气，军队被文人管得萎靡不振，只有艺术一花独放。那时的丝路仍在开放，食盐、茶叶、香料、钾碱、酵母、酒醋、生丝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精美的定窑、钧窑、哥窑、汝窑及景德镇瓷器源源不断运往海外，其中销往日本、朝鲜的瓷器、丝绸大多通过登州港。那时的日本仍在向中国学习，不过，学去的不是政治和军事，而是活字印刷术、瓷器制造术，还有所谓的文人生活“四艺”——品茶、焚香、插花、挂画。但宋仁宗当政以后，为了防备辽国、金国的海上进袭，登州刀鱼寨就基本失去了海上丝路的贸易功能，变成了以防御为主的寂寞的军港。

此后的元朝，和阴柔的宋朝截然不同。元朝的大一统江山和空前绝后的外向扩张，开阔了中国人的心胸，激发起他们探求世界的强烈欲望。忽必烈宣称：“我很喜欢知道各地的人情风俗。”就在这一时期，欧几里德（Euclid）的著作以及阿拉伯的数学、天文学、历法学传入中国。中国的印刷术、火药、罗盘针也经西亚传入欧洲。特别是元朝织造的纳石失（Nasich，金锦），也沿着丝路传到西方。马可·波罗（Marco Polo）曾在报达（Bagdad，今巴格达）见到过这种来自东方的金锦。

这种金锦也传到了高丽，却很少传到日本，因为忽必烈很快就和日本闹翻了。一开始，在中朝战场屡战屡胜的忽必烈，连续5次派使团漂洋过海要求日本人前来进贡，均遭到了日本镰仓幕府的断然拒绝。于是，他在至元十一年（1274）派出数万蒙古、高丽联军，在九州东部的福冈登陆，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风暴，使联军几百艘战船和13000名士兵葬身海底。时隔7年，也就是灭亡南宋之后，忽必烈又发动了对日本的远征。远征军总数达到10万人，引路的高丽水军也有15000人，而且采取了分进合击的战术，一切都筹划得天衣无缝。然而，历史再次重演，老天又在8月15日鼓起双颊吹气，直到额上青筋乱暴，一场台风横扫了九州海岸，900艘战舰在怒风骇浪中像蛋壳一样被撞得粉碎，战士的尸体漂满海面，风暴吞噬了远征军一半的军事力量，第二次远征不了了之。日本神道教僧人把这两次葬元军于鱼腹、救日本于转瞬的暴风称为“神风”。蒙古人也迷信地认为老天与自己为敌，从此淡化了对日本的征服欲望。两次失败打破了蒙古人战无不胜的神话，也使得从登州前往东北亚的海上丝路从此中断。

明朝大幕一拉开，同样弥漫着火药与血腥的味道。四周战事不断，边关城门紧闭。在丝路西端，西方国家要与明朝进行贸易，必须派遣使者带上“贡物”，进入明朝进行“朝贡”，明朝以“赏赐”的方法收购贡品，这是与明朝进行贸易的唯一合法形式。按照中国和西域七八个国家的旧协定，每6年允许这些国家有72名商人进入中国。而在东部，时值日本南北朝对抗，在战争中失败的南朝诸侯，组织武士、商人、浪人到中国沿海进行武装走私和抢劫，史称“倭寇”。倭寇像一股股黑色风暴，活跃在从辽东到广东的漫长海岸线上，沿海居民深受其扰。无奈之下，朱元璋加强了海防，修筑了海上16城。史载，洪武九年（1376），大明对宋代刀鱼寨做了大规模改造，建立了周长2200米、用于驻扎和操练水师的蓬莱水城，还考虑到登州濒临大海，是高丽、日本往来的要道，“非建府治、增兵卫，不足以镇之”，于是决定将登州升格为府，管辖蓬莱县、黄县、福山县、栖霞县、招远县、莱阳县、宁海州、文登县8个州县 ；将登州守御千户所升格为登州卫，统领左、右、中、前、后、中左、中右七个千户所。升府立卫并得到扩建的登州城，周长九里，高三丈五尺，厚二丈，东门叫春生门，南门叫朝天门，西门叫迎恩门，北门叫镇海门，城楼高耸，威震海疆。

明朝唯一的一抹外交亮色，来自永乐大帝时期。永乐三年（1405）开始的郑和下西洋，是中国航海史上空前的壮举，比哥伦布发现美洲早了87年，比达·伽马（Gama Vasco da Gama）到达印度早了93年，比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环球航行早了110多年。这一壮举，在客观上疏通了海上丝路，扩大了明朝影响，引发了中国渔民南洋迁徙潮。但从主观意图上说，永乐大帝此举，不过是帝王“虚荣政治”的典型症状，是一场耗资巨大的巡回表演。明英宗上台后，由于不堪重负，断然中止了这一劳民伤财的表演。

明英宗被蒙古俘虏之后，特别是嘉靖执政后期，朝廷吏治腐败，海防松弛，倭寇趁机与中国海商大贾狼狈为奸，视朝廷海禁令如儿戏，疯狂进行海上武装走私，公然在沿海杀人越货。

倭寇肆虐的年代，登州人戚继光走进历史的视线。16岁时，父亲因病去世，他承袭了父亲的职位，就任登州卫指挥佥事（指挥使属官，正四品），走上了永不回头的铁血之旅。

嘉靖三十二年（1553），他擢升为山东备倭都指挥佥事（都指挥使属官，正三品），驻扎在蓬莱备倭城（水城）内，总督登州、文登、即墨3营24卫。他整顿卫所、编练营哨、修造器械、组建民兵，主持建造了性能和装备均优于倭寇的大小战船，使登州成为大明沿海最为牢固的防区。两年后，他又奉调浙江，从义乌招募了4000名新兵，创建了军纪严明、战术多变的“戚家军”，直到将东南沿海的倭寇赶尽杀绝。正是由于在荡平倭寇和戍守北关中的卓越表现，他成为与白起、韩信、岳飞齐名的常胜将军，并与郑和、于谦、张居正、郑成功一起，被黎东方称为“千古不朽的豪杰”。

但这一切，只是为了防御。固守住疆界，笼络住人口，成为明朝实行海禁的真正目的。在他们眼中，世界上最大的海洋与世界上最高的山脉一样，不过是上天赐给他们的免费长城。

明朝实行海禁后，日本的海外贸易异军突起，因而早于中国进口了西方的天鹅绒（Velvet），以至于《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将天鹅绒称为“倭缎”，闹了一个大大的历史笑话。 ANwQsJuI10tXHjuZgN8dG8uPeqh4sEHyLQoMmPqOmsW23lka4G2jCtIfYlB9pXk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