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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故都圣彼得堡，涅瓦河畔，离冬宫不远有一座“夏园”。
春夏季节，“夏园”里树木葱茏，鸟语花香，绿茵茵的草坪，一座座优美的白色大理石雕像，吸引着游人的目光。园林深处，浓郁的树荫下，有座带雕花护栏的纪念碑，纪念碑方形底座上雕刻着许多动物：凶猛的狮子、狡猾的狐狸、机灵的猴子、笨拙的狗熊、温驯的绵羊、活泼的松鼠、呆头呆脑的鹅、展翅欲飞的鹰……无论走兽还是飞禽，全都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再往上看，底座上方端坐着一位长者，面容和蔼慈祥，手里拿着一本书，仿佛正要给听众讲故事。
这位智慧长者就是俄罗斯寓言大师克雷洛夫。据说，这座纪念碑是当年彼得堡市民自愿捐款修建的，他们是克雷洛夫寓言的忠实读者，《克雷洛夫寓言》是他们最为喜爱的读物，也是他们教育子女的必备教科书。一代又一代读者都爱读克雷洛夫老爷爷写的寓言故事。父母给自己的孩子讲，等孩子们长大当了父母，又讲给自己的孩子听，克雷洛夫寓言就这样一辈传一辈，世代流传。纪念碑前四季不断摆放着的一束束鲜花，说明这位作家至今活在人们的心中。
作为在南开大学讲授俄罗斯文学的教师，我非常喜爱俄罗斯作家克雷洛夫和他的作品，1983年翻译出版了克雷洛夫寓言诗选集《驴子和夜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当时依据的是苏联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版本，只选译了一百三十六首。1988年冬天，我有机会到列宁格勒大学语文系进修，1989春夏季节有幸游览夏园，瞻仰克雷洛夫纪念碑和作家雕像，当时我便萌生出一个念头：一定把这位俄罗斯作家的九卷集寓言全部译成中文。虽然有了意向，但意向变成现实却并不容易，弹指一挥间过了十几年，意向还是空想。2002年退休以后，才有了富裕时间，经过一番努力，终于译完了《克雷洛夫寓言》（九卷集）寓言诗，并对原来译过的作品，重新进行了校对修改。现在，我愿把自己的译本奉献给各位家长和广大的青少年读者。
伊凡·安德烈耶维奇·克雷洛夫（1769—1844），出生于一个下级军官家庭，九岁时，父亲去世，家里生活陷于贫困。小小年纪，他就不得不在外省法院里当一个小公务员。世态炎凉，使天资聪颖的克雷洛夫异常早熟；生活艰苦，磨炼了他不屈的意志；环境龌龊，使他逐渐认清了官场黑暗和官吏的腐败；出身贫寒，使他接近并且了解平民百姓。童年的种种经历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生活素材。
克雷洛夫没有机会上学念书，他以顽强的毅力自学，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自修了法语、意大利语、数学、绘画、音乐，取得了可观的成绩；此外，他还致力于学习民间语言，经常去集市、游艺场所，挤在混杂的人群中，留心倾听平民百姓诙谐生动的对话，默记那些凝结着人民智慧的成语和谚语。由于坚持不懈刻苦努力，克雷洛夫在少年时代就获得了相当丰富的文化知识和社会知识，具备了多方面的艺术素养，年仅十四岁，就写出了第一部剧本《用咖啡渣占卜的女人》，初步展示了文学创作的才能。
此后，克雷洛夫迁居彼得堡，在国家税务署当一名小职员。他结识了一些名演员，连续创作了《疯狂的家庭》《前庭的作家》等剧本，对京城贵族的空虚无聊、腐化堕落，进行了俏皮的调侃、辛辣的嘲讽。二十岁的时候，克雷洛夫编辑出版了自己的杂志《精灵邮报》，借助“精灵通信”的形式，揭露贵族的荒淫与暴虐。在通信中，他赞扬西欧启蒙主义者伏尔泰、卢梭，推崇俄罗斯进步作家诺维科夫，公开主张社会平等，反对农奴制。这种启蒙主义的进步倾向招致了沙皇政府的压制。《精灵邮报》出版不到一年被迫停刊。克雷洛夫与朋友合资筹建了印刷所，又创办了《观察家》杂志。在这一杂志上发表了他的著名中篇讽刺小说《卡伊普》，无情地鞭挞了专制制度的残暴与虚伪。克雷洛夫再次遭到迫害。印刷所被搜查，杂志被封闭停刊，他本人受到传讯，处于警察的监视之下。此后不久，他被迫放弃文学活动，离开首都到外省漂泊，在一个贵族庄园里当家庭教师，整整十二年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
1806年，克雷洛夫三十七岁时重返彼得堡。同年，他翻译的两则寓言在《莫斯科观察家》杂志上发表，受到文学界和读者好评。以后他创作了喜剧《训女》和《摩登铺子》，讽刺了上流社会崇拜法国的狂热，上演后获得巨大成功，克雷洛夫由此声名大振。1809年，他的第一本寓言集出版，这本包括二十三篇寓言诗的小集子给他带来了全民性的声誉。从此，他停止了其他文学体裁的写作，专心致志走上了寓言作家的道路。1811年，克雷洛夫由于文学创作的成就而成为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他的寓言集不断增加篇幅，一次又一次再版，成了俄罗斯众多读者最爱读的书籍之一。克雷洛夫五十五岁那年，他的寓言集被译成法文和意大利文，这是最早被介绍到西欧的俄罗斯文学作品。1841年，克雷洛夫成为科学院正式院士。1843年经作家亲自编定的寓言九卷集出版。次年，这位享有盛名的寓言作家病逝于彼得堡。
克雷洛夫少年时代备尝艰辛，青年时代屡遭迫害，中年时期四处漂泊。坎坷的经历使他对俄罗斯社会有清醒深刻的认识。他早年的剧本、讽刺文章和小说，直率大胆地嘲讽了奴隶主贵族，抨击了黑暗腐朽的专制制度，虽然因此受到打击，却始终不肯在权贵面前低头。重返文坛之后，他依然忠实于自己的信念，正直无私，为民代言，关注重大的社会问题，保持着文笔的犀利锋芒。但是，年龄和阅历使他更加老练，为了提防统治阶级的迫害，他选择了寓言这一柔中带刚、以讽喻见长的文学体裁进行创作。
在克雷洛夫之前，俄罗斯有不少作家也写寓言，他们的作品偏重于道德说教，有的为阐明某一道理而编造情节，有的为显示才华而杜撰故事，总而言之，多数作品属于文人沙龙的小摆设。克雷洛夫突破了传统寓言的这个框子。他的作品，不仅有寓意深刻的道德题材，而且有反映现实生活的社会政治题材，甚至还创作了反映卫国战争重大历史事件的历史题材。在扩大寓言题材容量的同时，克雷洛夫大大增强了寓言的讽刺性。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寓言不是供人观赏消遣游戏笔墨的小玩意儿，而是匡正时弊针砭恶习的有力工具，他还把民间智慧融入寓言创作，使寓言更富哲理性，与平民百姓贴得更近。
克雷洛夫寓言揭露了农奴制社会的黑暗，讽刺了统治阶级的昏庸。他不仅嘲讽奴隶主、贵族、权臣、法官，而且敢于嘲讽沙皇。《鱼跳舞》基于尼古拉一世巡访外省的事实，讽刺沙皇纵容贪官污吏鱼肉人民。《杂毛羊》依据彼得堡大学进步学生遭受迫害的事件，揭露了沙皇的凶残与虚伪。沙皇政府的书报审查官责令克雷洛夫修改前一篇寓言，后一篇则长期禁止发表。
《农民与河流》写出了官僚机构自下而上对农民层层进行盘剥压榨，官官相护，瓜分赃物，而可怜的农民却无处申诉。《大象当总督》活画出了官吏的昏聩，《鹅》嘲骂了贵族的傲慢，《狼和绵羊》戳穿了统治阶级立法的骗局，《农民与绵羊》勾勒出法官狡诈阴险的嘴脸，《狐狸与田鼠》讽刺了贪污盛行的腐败风气，《管蜂房的熊》揭露了监守自盗，《老鼠会议》描绘了上层人物官官相护的裙带关系。
《树叶和树根》深刻地反映着克雷洛夫的民主主义思想。他借助自我炫耀的树叶，揭露了奴隶主贵族的寄生性；通过树根的形象，说明劳动人民是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力量。树根枯萎，树木必将死亡，这一形象的比喻无疑是对统治阶级的严正警告。
克雷洛夫对统治阶级冷嘲热讽，对劳动人民则表现出由衷的同情和尊重。他了解俄罗斯人民的苦难，往往用绵羊的形象表现人民任人宰割的悲惨处境。绵羊不仅受到狮子、狼、狐狸的践踏蹂躏，连名义上保护它们的猎犬也欺凌它们。它们已经到了生命毫无保障，难以继续生存的地步。这正是农奴制社会中劳动人民受到层层压榨，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凄惨命运的真实写照。
对于劳动人民的可贵品质，克雷洛夫则通过蜜蜂的形象予以赞颂。《鹰与蜜蜂》《蜜蜂和苍蝇》两则寓言，表现了劳动人民勤劳、智慧、大公无私和热爱祖国的感情。
写于1812年的《狼落犬舍》《乌鸦与母鸡》《猫与厨师》等几则寓言，及时地反映了卫国战争的史实。克雷洛夫高度赞扬了俄国统帅库图佐夫的雄才大略和指挥才能，讽刺了沙皇在战略决策上举棋不定，揭露了贵族投敌叛国的可耻行径，嘲笑了拿破仑战败求和的狡猾奸诈。
克雷洛夫汲取人民的智慧和经验，写出了许多道德题材的寓言，讽刺了高傲自大、贪婪自私、懒惰愚昧、逢迎献媚、尔虞我诈、忘恩负义等种种不良习气和丑恶现象；歌颂了谦虚谨慎、公正耿直、吃苦耐劳、疾恶如仇等高贵品质。值得指出的是，克雷洛夫非常重视教育，提倡发展科学。《一只木桶》告诫天下的父母亲，管教子女要从幼年做起。《橡树下的猪》说明科学为人类创造了文明幸福，只有蠢人才一面享受科学成果，一面咒骂科学的进步。
克雷洛夫寓言取材于现实生活，着眼于改造社会，所以能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能得到进步文学家、批评家的赞赏。果戈理曾经写道：“克雷洛夫笔下所有的野兽都是按俄罗斯方式思想、行动的，因为从它们的行动中可以看出俄罗斯国内所存在的种种情况和生活习俗。”确实，一部克雷洛夫寓言刻画了从沙皇到牧人，从高官到平民，人物形形色色；描绘了皇宫、官府、法庭，庄园以及农舍里的种种生活场景，真实而又生动地反映了十九世纪俄罗斯社会生活，成了现实主义讽刺文学的一部杰作。
克雷洛夫具有渊博的学识和高度的艺术素养，他不仅是寓言作家，而且是诗人、编辑和剧作家。他喜欢绘画，他的画受到行家的赞赏；他爱好音乐，拉提琴可以与名手同台演出；他擅长朗诵，经常当众诵读自己的作品；他酷爱戏剧，曾经亲自扮演重要角色。他不仅精通法语，意大利语，五十岁的时候又学会了古希腊语和英语，他能用原文阅读许多外国文学名著。他的寓言故事有相当一部分取材于伊索、菲尔德、拉封丹和莱辛的作品，经过他创造性的改编和加工，成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优秀篇章。
作为一名出色的编辑，克雷洛夫对社会生活十分敏感，善于发现重大的社会问题，及时收集寓言创作的素材。作为优秀的剧作家，他能够得心应手地构思戏剧情节，把生动的独白、对话、活泼多变的语调和手势，一一带到寓言中来。克雷洛夫又是一位语言大师，对于成语、谚语和俗语的运用达到了得心应手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的寓言诗采用了抑扬格自由诗体，每行的音步不拘定数，这种格律适于写人物的对话，表现迅速多变的矛盾、冲突，描绘丰富多彩的场景。克雷洛夫把写作诗歌、讽刺小说和剧本的经验，融会贯通地运用于寓言创作，所以他的寓言作品不仅在思想内容上超越了前人，而且在艺术形式上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克雷洛夫寓言的艺术特色大致可以归纳为形象的典型性，情节的戏剧性，叙事与说理的有机结合，以及语言的通俗、精练、生动、传神。克雷洛夫笔下的形象与传统寓言相比，描绘得更具体，更细腻，更有生活气息。他善于在事件的发展变化中刻画性格，善于进行细节描写，善于把握和运用个性化的人物语言，因而他所塑造的形象有血有肉，个性鲜明，多姿多彩，互不雷同。
《农民和羊》写农民控告无辜的羊偷了他的鸡，身为法官的狐狸按照法律程序装模作样地主持了审判，最后宣读了一篇绝妙的判决词。狐狸宣判时的神态，精心挑选的词句，旁敲侧击的口吻，故作公正的架势，把一个阴险毒辣，而又能言巧辩的赃官形象表现得入木三分，呼之欲出。
克雷洛夫笔下的狮子不仅霸道、伪善，而且愚蠢，外强中干。熊，既笨拙鲁莽，又憨直热心。猪，除了粗俗愚昧，又有几分自负和蛮横。乌鸦和驴子同样傲慢，但前者出于无知，后者由于自命不凡。蛇和狐狸同样阴险，但一个善于变换脸谱，一个诡计多端。每个动物形象都融合着它的自然属性和人的社会属性，许多性格独特的动物，凑在一起，就构成了一幕幕精彩纷呈的戏剧。
克雷洛夫写作寓言很少平铺直叙，他善于抓住关键性的矛盾、冲突和焦点，让事件迅速地进入高潮，构思之巧妙，情节之生动，堪称一绝。《狐狸与田鼠》写一个因为贪污而被驱逐的狐狸，用花言巧语洗白自己，并无耻地吹嘘它如何因公忘私。田鼠听了回答说：“我常看到，你的尖嘴巴上粘着鸡毛。”这答话何等精警有力！一句话撕去了骗子的假面具，让读者情不自禁地拍手称快。
《商人》的情节有异曲同工之妙。布店老板把一块旧料子冒充英国货卖了一百卢布，得意扬扬地向侄子夸耀自己的手段。商人兴致勃勃，言犹未了，侄子突然说道：“叔叔哟，这桩买卖妙是妙，可我不知道究竟是谁上了圈套，仔细看吧，你手里是一张假票！”几句话把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社会现象突现了出来。
寓言是含有寓意的故事，叙事和说理是它的两个要素。克雷洛夫寓言，叙事生动有趣，说理深入浅出。作家常常把道德箴言部分，独立出来，有时开门见山，放在故事前面，有时引申归纳，放在故事之后，有时只写故事，真正的用意由出场角色口中点明，也有的时候，让读者自己去咀嚼体会。克雷洛夫寓言的道德训诫部分是从故事中自然引出的道理，是故事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没有空泛说教的弊病。他的故事，因为有了画龙点睛的道德箴言而越发深刻动人。他的叙事和说理融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克雷洛夫的道德箴言十分精辟，闪烁着哲理的光辉，很多警句变成了成语，在俄罗斯人民中间广泛流传。
克雷洛夫或叙事，或说理，或写人，或写景，都能随心所欲，挥洒自如，除去他善于观察，思路明晰的特长之外，主要归功于他驾驭语言的能力。果戈理对此有过透彻的分析：“任何东西他都写得那样好，从迷人的，严峻的，甚至肮脏的大自然的描写，到对话中最细微的，能够生动表达出心理状态的特点，所有一切都写得那样准确，那样真实，每样事物都写得那样自然，简直无法断定那是克雷洛夫的笔触。”
克雷洛夫创作态度严肃，对作品总是反复修改，有时一篇寓言竟七易其稿。他对别人说过：“寓言这东西人人都懂，仆人们能读，孩子们也能读。”可见通俗易懂是他力求达到的一个创作标准。在十九世纪初期的俄罗斯文坛上，为帝王将相歌功颂德的古典主义流派仍居于统治地位，而克雷洛夫的目光却关注普通平民和孩子，能够以明白晓畅的民间语言写诗，充分说明了他敢于突破传统束缚，勇于创新的胆识和魄力。
克雷洛夫一生走过了七十五个年头。作家前半生写过剧本、讽刺作品和抒情诗，后半生写了二百多篇寓言。他以现实主义的讽刺笔法，完美的艺术形式，生动幽默的语言，曲折而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生活，表现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机智幽默的天性，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开创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先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俄罗斯民族大诗人普希金推崇克雷洛夫是“俄罗斯最富有人民性的诗人”。别林斯基则指出，克雷洛夫“创造了俄罗斯民族的寓言，并因此而第一个将人民性的成分带进了俄罗斯文学”。这位批评家还说过：“人民了解和热爱克雷洛夫，因为克雷洛夫了解和热爱人民。”一个多世纪以来，克雷洛夫寓言不仅在俄罗斯广为流传，而且拥有七十多种外文译本，成了世界人民喜爱的，与伊索和拉封丹齐名的寓言大师。列宁也喜爱克雷洛夫寓言，在他的著作中曾多次引用克雷洛夫寓言的形象和警句。
真正的艺术作品，具有不朽的艺术生命力，既能超越时空的局限，又能跨越民族疆界和语言的障碍。在我们中国，已经有了《克雷洛夫寓言》的几个译本，拥有众多的读者。经过多年的努力，我愿意依据自己的理解，为读者提供一个新的译本。我力求接近原作的神韵与风格，力求文字简练、准确、流畅，读起来朗朗上口，同时不失风趣和幽默。别林斯基曾经说过，克雷洛夫寓言是“不可译的”。这个“不可译性”表现在成语、谚语难以用另一种语言准确表达，而诗歌韵律的音乐美也很难用另一种语言移植再现。译诗，如果思想内容和风格忠于原作，又能恰到好处地模仿原诗的形式，那是上乘译作。译者力求一个“信”字，力求内容准确的同时，尽力再现原作的形式与音乐性。有些诗一韵到底，有些诗中间换韵，换韵顾及情节。克雷洛夫曾译过法国作家拉封丹的一些寓言，形式上相当重视民族化，有些作品已变成了道地的俄罗斯作品。有鉴于此，我在翻译时注意尽力保持原作的韵味，同时顾及中国读者的审美趣味和欣赏习惯。
我们的老系主任，著名翻译家李霁野先生曾经对我说过：“翻译难，译诗更难。你应该反复琢磨，精益求精。译一本书，既要对得起读者，更要对得起作者。”几十年来，我一直把老先生的教诲铭记在心。翻译这本书，我还得到臧传真先生、陈云路老师的热心指教和帮助。田国彬先生和蔡贤伟先生为这本书的出版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对这些前辈师长和朋友，我表示衷心的谢意。
卷外补遗中最后五首寓言诗是李方仲先生提供的俄语原作。李先生曾两次在我国驻俄罗斯使馆工作，熟悉俄罗斯文学，收集了一些珍贵的资料，承蒙他的关爱与帮助，使得这本《克雷洛夫寓言全集》增添了新的内容。我在此向李方仲先生致以衷心的感谢。书后附有音序目录，查阅作品更加方便。书中的插图选自俄罗斯的中学课本，这些地道的俄罗斯风格的插图，想必有助于读者提高阅读兴趣。我知道自己的外语和中文水平有限，虽然译文经过多次校阅和反复修改，恐怕仍存在不妥乃至错讹之处，恳切地期待专家和读者给予批评。
谷羽
2003年3月3日
于南开大学龙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