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中国与日本的比较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处在东亚地区的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是十分特殊的，这种特殊性甚至在世界范围内也不多见。首先，一方面它们互为近邻，历史上交往颇深，在很多方面是“剪不断”的关系；另一方面，彼此互为敌手，在相当多的方面是“理还乱”的关系。其次，两国在东亚地区一直是两强相争，造成了双方心理上的错觉和不信任，至今不能释怀。最后，在远离欧洲的国家中尽管也有几个互为对手的大国相邻，但都不如中、日关系这么复杂和微妙。 例如，南亚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二者的分离不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其他如东南亚、中亚和西亚、非洲、大洋洲甚至北美洲都几乎不存在这种类似的关系。

正因如此，我们有必要从各个角度认真研究两国关系，从历史、文化到政治、经济、外交，希望从中找出对于两国关系具有启发作用的视角，促使其向着好的方向发展。这里，通过总结两国近代工业发展的总体差距，联系现实做一些简单的讨论。我们简单对比中、日两国经济发展的整体差距，也就是人均GDP的差距，表1-6显示了1820—1950年中、日两国的人均GDP以及二者之比。日本在近代以前（1820年）与中国相差无几，在近代以后则与中国拉开了距离，日本与中国人均GDP之比从1820年的1.12倍上升到1900年的2.17倍、1929年的3.61倍、1938年的4.36倍。中国人均GDP长期处于水平移动的状态，甚至还有所下降，从1820年的600元（国际元）下降到1900年的545元，此后长期水平移动，1950年甚至下降到了439元。同期日本从1820年的669元上升到1900年的1 180元，进而上升到1929年的2 026元、1938年的2 449元。可见，在近代一百多年的相当长时间里，中、日两国经济发展的差距越拉越大。日本开启了现代经济增长，走上了经济发展的道路，中国则缓慢前行，结果被抛在了后面。

中、日之间的差距不止这些，两国还在人才、资金、技术、管理、产品质量、社会能力等诸多方面存在差距，这些问题还会在后面的讨论中提到，这里通过经济学理论做一个简单的整理。关于近代中、日两国工业发展的过程和程度上的差异，可以利用生产可能性曲线以及雷布津斯基定理进行解释。

图1-1显示了这种情况，左边的图1-1（a）显示的是近代日本工业发展的模式和形态，右边的图1-1（b）是中国的情况。对比二者可以看出，日本比中国多出两条生产可能性曲线，也就是发展阶段更高一些。假设两国在近代开始时都处于传统的农业国状态（事实也是如此），在图中就是传统行业有比较优势，生产的数量较多，资源的投入也较多，生产可能性曲线偏向于横轴，这时的生产可能性区域是Ⅰ。

两国都从点A开始发展工业，因为工业化是现代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由于资源的局限，如劳动力丰富而资本缺乏，在工业化的初期只能或者应该选择优先发展轻工业，包括食品、纺织等行业，大多数国家都是这么做的，如英国，因为这意味着合理配置资源。不过也有例外，如1949年以后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以及其他很多社会主义国家都采取过超出本国资源所限而强行实行重工业化的政策，结果并不成功，虽然也有收获，但并不是最好的选择。这种轻工业化战略导致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外移动，而且移动的方向依然偏向于横轴，经济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至少实现了一定程度的产业引进，在图中显示的是生产可能性的新的区域Ⅱ。那些过去没有的机械化生产方式被移植到本国，尽管生产率水平和效率不一定很高，但移植本身就是进步，在这一点上至少在表面上中国也做到了。

问题出在后面，日本不仅实现了从生产可能性区域Ⅰ向生产可能性区域Ⅱ的扩展，还实现了向生产可能性区域Ⅲ和Ⅳ的扩展，而中国却没有实现。区域Ⅲ与Ⅱ的区别在于区域Ⅲ不仅单纯地向外扩展，同时还适度地改变了方向，也就是向着纵轴方向也有一定的增长，前期虽然也有一些增长，但是较少。从图中箭头的方向可以明确看出这一点，区域Ⅰ向区域Ⅱ的移动是水平甚至是向右下方的，区域Ⅱ向区域Ⅲ的移动则是向右上方的，或者带有平衡色彩的扩展。

这个意义很重要，因为纵轴代表资本密集型的行业或近代行业，这种转变或移动体现了工业化的本质。尽管在近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还没有完全实现重工业化，但经过这种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种目标。相比之下，中国没有实现从区域Ⅱ到区域Ⅲ的移动和扩展，只停留在了区域Ⅱ，甚至还不完整。如果说区域Ⅱ向区域Ⅲ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那么中国与日本的差异就在这里。如果连区域Ⅱ都没有很好实现，差距就更大了。区域Ⅳ更加重要，虽然这里在日本的图中画上了区域Ⅳ，但是否真正实现了我们不敢断定，只是象征性地表示有这种可能。如果是事实，日本就超过中国两个阶段；如果不是事实，就只超过中国一个阶段。不过，我们认为日本到达了区域Ⅳ，因为中国在近代根本就没有启动现代经济增长或经济起飞，我将其称为“失败的经济起飞”。如果这种判断是合理的，那么日本超过中国两个区域是完全有可能的。

为了进一步理解中、日两国的这种差异，下面使用生产函数原理进行分析。图1-2描述了近代中、日两国的发展状态，这里假设两国在近代初始时期处于同一种生产技术水平上，两国的生产函数相同，图中表现为细实线 F _中日 ，这时的资本劳动比率（ K ／ L ） _中日 和人均产出（ Y ／ L ） _中日 都很低。从这条生产函数曲线出发，两国开始发展，日本实现了较高的生产函数，表现为粗实线 F _日 ，这需要较高的资本劳动比率（ K ／ L ） _日 ，同时具有较高的人均产出（ Y ／ L ） _日 。相比之下，中国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和进步，包括引进了部分近代技术和设备，因此生产水平有所提高，表现在图中就是较低的资本劳动比率（ K ／ L ） _中 和较低的人均产出水平 （Y／L ） _中 。也就是说，由于缺乏更多的设备和与这些设备组合的劳动力，中国的人均产出增长并不多；日本设备的更多增加和与这些设备相结合的劳动力的增长都对人均产出的增长做出了贡献。相应地，资本的生产率（ Y ／ K ）也不同，日本高于中国，因为设备的多少和性能好坏直接影响到产出，也就是资本创造的价值不同，这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是十分重要的，它在很大的意义上象征着技术进步，也是生产效率的代表。如果资本投入很多而产出很少，则意味着浪费和效率低下；如果资本投入少而产出多，则意味着资本的效率高。进一步看，中、日各自的工资率也是不同的，日本的工资率会随着经济的增长上涨较多，中国的工资率则上涨较少。

图1-3显示了近代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发展状态，日本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开启了现代经济增长，经过2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经济起飞而进入正常发展轨道。 虽然不能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高速增长时期相比，但即使在战前的发达国家中，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也是最高的。与此相比，中国从民国初期开始有了一定的发展势头，经过20多年的积累，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具备经济起飞的条件，但由于各种内外因素导致这次起飞没有成功。

内因有投资率不足的问题，虽然当时存在一些投资，包括对近代产业和传统产业的投资，但总体上投资不足。这一点从国内储蓄能够做出判断，在当时的经济发展条件下，国内储蓄十分缺乏，难以支撑相当程度的投资需要。外资虽然并不缺少，但明显不是为了满足中国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外资自己的需要。即使外资建设了一些基础设施，也不能与民生相联系，城市化程度很低。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税收不足，财政困难是常态，因此政府也没有多余资金可以进行投资。

外因是很明确的。一方面，自从19世纪中叶开始，西方列强就拿中国当“唐僧肉”，除了直接发动战争试图瓜分中国使之成为各自的殖民地之外，还通过各种方式掠夺中国的资源，使得中国没有余力自主发展经济。最重要的是，日本的直接侵略打乱了中国正常的经济秩序，也搅乱了本来应有的发展轨迹。如果没有日本的全面侵华，中国可能如图1-3中虚线所示，会在20世纪30年代或40年代开启现代经济增长。正是由于日本的侵略，中国经济遭遇了全面挫折，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不得不为战争服务（战时经济），加上战争带来的直接破坏，这次经济发展的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我们将其称为“失败的经济起飞”（图1-3中的实线），延后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时间。 lvkxrfz+wX3yjKHXdbua/Xagmx5JQhxsyetKQ7pBUG3WXAShRq9ITKnVz90/44W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