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1949年以后的农业

3.3.1　农业地位的变化

表3-6显示了几个表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指标，可以看到农业的地位不断下降，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整体的进步。因为农业地位的相对下降就是工业和服务业地位的相对上升，而这种变化本身是经济发展的象征和方向。先看第一产业产出比例，从1952年的50%以上下降到了2014年的不足10%，60多年中下降了约五分之四，也就是曾经占中国经济半壁江山的农业产出现在只剩下不到十分之一了。再看第一产业从业者的占比，从1952年的83.5%下降到了2014年的不足30%，足足下降了50多个百分点，虽然现在依然比产出占比高出很多。上述二者对比可以看出，相对于产出，农业生产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这意味着农业的生产率低，将近30%的劳动力只创造了不到10%的产出。

乡村人口占比从1952年的87.5%下降到了2014年的64.1%，虽然下降不算太多，但也十分难得，因为中国存在户籍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如果按照常住人口口径计算，现在城乡之间发生了逆转，2014年农村和城市的常住人口分别是45.2%和54.8%。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占比从1952年的54.6%下降到了2008年的32%左右，这说明人们的消费支出越来越多地被用在了其他商品上，而不是农产品。可以说，由于以食品为主的农产品的收入弹性较低，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其收入较少用在农产品上，更多地用在了工业产品上。

农业税曾经是延续了千年的税种，在2004—2006年前后逐渐被取消，1952年曾经占税收的28%。可见当时中国还处在工业化的初始时期，农业的税费收入十分重要。随着工业化的进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农业税下降幅度很大，甚至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相对稳定，虽然也有某些波动，但大致处在5%～13%的水平上，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在农业投入上没有明显增加。农副产品出口占比从1952年的接近60%下降到了2014年的2.7%，可谓天壤之别，60多年间从出口赚外汇的主角变成了可有可无的配角。不过，对于中国经济整体来说，这个转变意味着工业制成品出口占绝对主导地位，它象征着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成功。最后，基本建设投资中农业所占份额长期处在低位上，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特征。计划经济时期由于重点投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忽视了农业。改革开放时期由于工业和其他行业的收益更高，投资自然而然地倾斜到非农业领域了。

3.3.2　产出和投入的增长

在1949年以后，中国农业的发展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这时中国处于经济发展十分落后的状态，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农村，绝大多数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而且属于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规模小、产出低、基础设施差、机械化程度低。这种局面虽然有了较大改变，但依然没有实现根本性的转变，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第二，在制度上20世纪50年代经过合作化和集体化运动，中国农业很快进入了人民公社制下的集体农业。这在激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上是薄弱的和不利的，以至农业生产长期处于徘徊不前的状态，也是引发后来中国实行改革的动力之一。第三，由于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相对缓慢，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从农业生产中释放出来，农业机械化难以推进，进而导致农业生产力难以提高。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并不算慢，但在计划经济时期更重视重工业而不是轻工业，重工业在吸纳劳动力方面不如轻工业。第四，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为了快速实现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目标，更加重视工业而不重视农业，在资源配置上没有向农业倾斜，从而导致了农业的发展长期落后于工业。也就是说，中国长期以来对农业的认识不足，而且缺乏科学合理的扶持方式。

尽管如此，1949年以后的中国农业还是实现了较快的增长和长足的发展。图3-2显示了第一产业实际增加值的增长率，可以看出以下情况：增长率的波动前期（计划经济时期）较大，后期（改革开放时期）较小。特别是在“大跃进”时期，第一产业出现了严重下滑的局面，导致较大的负增长。此后虽然波动也很大，但幅度相对较小，特别是出现负增长的次数虽多但幅度不大。改革开放时期的第一产业不仅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而且十分稳定，没有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这一点对于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来说特别重要，因为农业不仅靠天吃饭，而且靠市场吃饭，下一年播种多少农作物需要依据前一年市场的情况而定，如果经常波动，市场信号就会失灵，影响农民的播种计划，也影响市场的供求关系。具体看增长率，1953—2014年平均增长率为3.6%，作为农业来说这是很高的，这比发达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率还高。增长率1953—1962年为－0.7%，1963—1972年为5.1%，1973—1982年为3.8%，1983—1992年为5.11%，1993—2002年为4.14%，2003—2014年为4.54%。20世纪50年代的负增长显然是由“大跃进”的冒进造成的，亩产过万斤之类的自欺欺人信念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其他时期大多比较平稳，即使有些波动也能保持总体上的稳定，这对于人口大国，特别是人多地少的大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也是性命攸关的。

进一步看，表3-7显示了对第一产业的产出、就业者人数、人均产出增长率的几种估计。先看产出，两组数据的主要区别在计划经济时期，但差异并不很大，变动趋势基本一致，都显示出包括“大跃进”在内的20世纪50年代是负增长，虽然数值并不很大。60年代增长率较高，尽管其间包含了三年严重困难时期的后期和“文化大革命”初期，当然也包含了所谓的经济调整时期。70年代增长率较低更多是来自“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因为这个时期的绝大多数时间被“文化大革命”所占据。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不仅农业缺乏活力，工业和服务业也缺乏活力，这个时期全部经济活动都被政治运动所干扰。80年代出现了农业增长的小阳春，也是历史上增长率最高的时期，显然是农业改革带来的。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和人民公社的解体，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个时期的农业发展在势头上甚至超过其他行业，因为其他行业的改革启动较晚，所谓“万元户”这个称呼指的就是先富起来的农民。90年代以后农业的增长率略有下降，基本处在4%的水平上，可以认为这是正常状态。农业本来也很难像工业那样出现更高的增长率，因为农业的技术进步和规模经济以及机械化等都不如工业。何况这个时期中国还没有进入“刘易斯转折点”，农村还存在剩余劳动力，不可能实现大农业和机械化生产，即使到今天也没能实现。

再看就业者人数的增长率，与产出的增长率呈现出明显不同的变化趋势。计划经济时期基本动向与产出相近，只是增长率较低，也就是就业者人数在20世纪50年代几乎没有增长，60年代有高增长，70年代是低增长。不过，就业者的增长更多地来自人口的增加，因为这个时期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人口爆炸的局面。政府认识到这种情况的负面作用，从70年代开始逐渐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早期是晚婚晚育政策，从1979年开始进一步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就是“独生子女”政策。80年代的较高增长率应该是因为农业改革先行，农业发展势头较好，工业和城市改革相对滞后，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没有进城打工，倾斜到了农业生产上。这种就业者增加的情况也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这个时期农业产出高增长率的内涵，即是劳动力增加导致的，而不是技术进步（或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的结果。90年代以后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局面，连续负增长，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由于城市中的工业和服务业的改革和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打工，形成了著名的民工潮。这样农业就业者越来越少，而产出依然有较高的增长率，与80年代形成对比。也就是劳动力的投入没有增加而是减少了，产出却有了较高的增长率，这体现了某种程度的技术进步、规模经济等生产要素投入以外的正面效应。事实上，生产要素中的资本也是增加的，资本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机械化的进展。

人均产出虽然有四种估计，但相差不多，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数据有相同之处。人均产出增长率的变动基本上与产出增长率接近，不同的是它在改革开放时期高于产出增长率，在计划经济时期低于产出增长率，这当然有合理性。计划经济时期农业劳动力的增长高于改革开放时期，因此形成了相反的变化倾向。换言之，农业劳动力的变化导致了人均产出前低后高的结果。当然，人均产出增长率的变动不仅依赖劳动力的投入，还需要技术进步、规模经济、机械化、经营效率等其他因素的作用。从增长率看，这些因素的作用显然是很大的，至少人均产出增长率的这种前低后高、农业劳动力增长率的前高后低都暗示了这些作用。

表3-8显示了部分农业生产投入的变化情况。先看乡村从业人员，经过了两个较高的增长时期，一个是20世纪60年代，主要是人口出生率较高带来的；另一个是20世纪80年代，这个时期农业改革较为成功，而城市改革刚刚启动，还没有显示出优势来，也就是农业劳动力还没有流出农村。20世纪90年代以后农村生产投入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这显然是计划生育政策和城市发展双重作用的结果。当一国经济实现快速增长而且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农业之外的工业和服务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更加旺盛，这与这两个产业的特点高度相关。工业和服务业的就业在绝对数量和比例上都小于农业，但发展速度却快于农业，这就需要从农业劳动力中转移出剩余劳动力。农业由于存在剩余劳动力，即使转移出去较多劳动力也不影响农业的生产率水平。

再看农业支出，20世纪70年代以前增长较慢，但之后是快速增长甚至是超常规增长。这明显体现出不同时期政府对农业的重视程度的不同，前期相对轻视，后期越来越重视。当然还有财力问题，早期由于经济不发达，税收较少，加上当时更重视发展工业，没有对农业进行更多的投入。在改革开放以后，一方面经济增长加速，税收增加，有条件对农业加大投入；另一方面，政府也越来越认识到对农业的欠账太多，进行了弥补。

农村用电量也是高速增长的，特别是早期的增长率明显高于后期，这主要是由于早期中国农业几乎没有实现电力化，甚至根本没有20世纪50年代的数据，可以说是从无到有。后期的高增长率是由于农业灌溉和机械化的进展需要更多用电，当然也包括生活用电，这显示了农村生产和生活两个方面的进步和发展，这种势头依然强劲。化肥施用量也是前期增长率较高而后期较低，这是由于化肥的使用基本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从无到有，增长率必然高。随着化肥的普及，增长率回落到比较正常的状态，而且随着人们逐渐认识到化肥的副作用，开始回归有机农业，化肥使用量的增长势头开始减弱。

农业机械化更是如此，20世纪50年代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农业机械，最重要的和最基本的农业机械，即大中型拖拉机1952年全国只有1 307台，联合收割机只有284台。1970年就增加了很多，拖拉机为12.5万台，收割机为8 002台；1980年分别为74.5万台和2.7万台；1990年分别为81.4万台和3.9万台；2000年分别为97.5万台和26.3万台；2014年分别为567.95万台和127.9万台（2012年），收割机的增长明显加快。随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农业生产会越来越多地依靠机械化，这是必然趋势。

3.3.3　增长率的分解

上面观察了1949年以后第一产业的长期增长率变化，这里使用增长核算方法对增长率进行分解，找出各种因素对经济增长做出的贡献的大小。首先，经济增长率 G （ Y ）可以分解为劳动力的增长率 G （ L ）和生产率增长率 G （ Y ／ L ），即

G （ Y ／ L ）以生产函数

为前提可以进行如下分解

这里， K 和 B 分别为资本和土地面积， E _K 和 E _B 分别为资本和土地的生产弹性。右边的 E _K G （ K ／ L ）、 E _B G （ B ／ L ）分别为资本劳动比率的提高和土地劳动比率的提高引起的生产率的提高，表示生产要素投入增加的贡献。 λ 表示所有形式的技术进步，也是对产品的需求变化等引起的生产函数的移动。 λ 可以通过从 G （ Y ／ L ）中减去投入增加的贡献的剩余得出。依据式（3.1）和式（3.2）分解的结果显示在表3-9中，由于数据的局限，这里只计算了1982—2014年的情况。

农业产出增长率 G （ Y ）显示了相对平稳的变化，除了20世纪80年代前期较高之外，其他时期大多为4%～5%，90年代后期较低。对农业来说这个增长率已经很高，超过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率。 由于农业自身条件的局限，农业增长率一般不会很高。农业劳动力的增长率 G （ L ）显示出了比较可观的情况，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农业劳动力是流出的，也就是减少。虽然流出的劳动力对农业生产没有什么贡献，但他们为其他产业做出了贡献。 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 G （ Y ／ L ）除了80年代后期之外不仅都是正数，而且增长率较高，多数时期超过6%，这是令人羡慕的。资本劳动比率和土地劳动比率增长率的合计 E _K G （ K ／ L ）＋ E _B G （ B ／ L ）也是明显上升的，说明不论是来自资本还是来自土地，它们都为农业的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做出了贡献，而且这个贡献在90年代后期逐渐显得更加重要。与此相比，农业技术进步率λ则表现出不尽如人意的状况，说明农业技术对农业产出和生产率的增长贡献不大，这也说明中国农业还没有走出传统农业的局限，未来的路还很长。 QmqZJcBYMLunJlz6+whtzt7I92dp6d3QglWSBUr5xYbn3WAwUTaYEKrUOhUc3FI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