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经济增长率的分析

上一节研究了中国经济的起飞或现代经济增长的起始时间，目的是希望大家明白中国经济发展的起步很晚，与发达国家之间在出发点上就存在较大的差距。不过我们也知道“后发优势”假说 ，即落后国家可以通过吸收先进国家开发的技术，不用一切从头做起就能实现较快的增长，后来居上。然而，世界上更多落后国家并没有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实现后来居上的理想，严格地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几十年中也只有“亚洲四小龙”实现了这个愿景。当然，很多国家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快速增长，缩短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其中就包括中国。这里，我们将分析经济总量（以GDP衡量）和人均GDP的变化，并通过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的形式来考察。

2.3.1　GDP和人均GDP

关于1949—1952年的中国，用“人口多、底子薄”或“一穷二白”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因为那时中国刚刚经历战争的煎熬，还没来得及修补战争的创伤，也没有能力进行修补。人口多，自不必多说，中国一直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解决吃饭和穿衣的问题就是头等大事，也是战略问题。底子薄，指的是经济基础薄弱，人民生活捉襟见肘，无法享受更好的商品和服务。一穷二白，顾名思义，什么都没有，也就是绝对的贫穷落后。

表2-2列举了用几种价格显示的1952—2010年中国的实际GDP，也将其与美国和日本的实际GDP进行了比较，可以看出以下几个情况：第一，中国的GDP总量在大约60年中扩大了很多倍，显示了增长的成果。按照政府统计计算，不论以哪种价格表示的2010 年GDP都是1952年的近97倍，即增长了96倍。同期，美国的增长了4.8倍，日本的增长了12.3倍。

日本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实现了高速增长，1955—1973年期间达到9%以上，即便如此，日本的增长率也无法与中国相比。第二，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由于底子薄，即使实现了超高速增长，也难以完全超越这两个经济大国。虽然2010年按照近期的价格和1990年国际元计算中国超过了日本，甚至超过了美国，但按照2000年价格计算还是有差距的。

第三，表的右侧部分显示了按照不同价格计算的各个时期中国占美国GDP的百分比，中国GDP曾经仅为美国的4%～7%（按不同统计方法计算得到的范围），近期则达到近70%。虽然还有差距，但中国经济的增长和追赶状态是显而易见的（按2005年价格计）。即使用2000年价格衡量，中国也从仅为1%～4%增加到了28%～32%，如果用1990年购买力平价计算则从10%～19%增加到了134%～168%。中国与日本之间GDP的差距曾经也很大，从仅为日本GDP的30%～53%增加到了约230%（2005年价格）。即使用2000年价格计算，也从8%～17%增加到了63%～72%。如果用1990年购买力平价计算，则从77%～146%增加到了453%～564%。

当然，我们不会忘记这中间的一个陷阱，就是人口数。中国的人口是美国和日本的几倍乃至十余倍，因此即使GDP追赶上了很多甚至有所超越，也不能忽视依然存在着的巨大的差距。表2-3显示了几种关于中国人均实际GDP的估计以及其与美国和日本的差距。为了比较方便，这里都使用美元计算，由于使用的基准年份不同，显示出较大差异。2005年价格比较接近现在，体现出的数字更接近现在人们的感受，用2000年价格计算的结果偏低一些，用1990年国际元计算的结果更高一些。那么，以2005年价格体现的中国人均GDP，1952年为165美元（政府统计）和273美元（一桥估计），2010年人均GDP用两种统计方法计算分别达到6 822美元（政府统计）和6 916美元（一桥估计）的水平，这分别是1952年的41倍和25倍。2000年价格的1952年人均GDP只有59美元（政府统计）和108美元（一桥估计），2010年分别达到2427美元（政府统计）和2741美元（一桥估计），分别为前者的41倍和25倍。同期，美国和日本分别为约3倍和9倍，显然中国的增长快于这两个国家很多倍。当然，由于起点低，中国与两国之间的最低值之差依然很大，现在还没有超过美国1952年和日本1970年的水平。再看中国与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差距，即使经历了高速增长，中国的人均GDP依然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2000年价格显示中国占美国GDP的比例从0.48%～0.88%增加到了6.54%～7.38%，2005年价格显示从1.19%～1.98%增加到了16.31%～16.53%左右，按1990年国际元计算是从2.87%～3.76%增加到了31.46%～39.05%。

2.3.2　经济增长率

接下来，我们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经济的增长率，表2-4显示了几种用不同方法估计的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几种估计所依据的基准时间不同，用的方法不同，因此显示出的增长率有所差异。通常，使用早期时间为基准计算的增长率会偏重于早期，对后期不利；同样，如果使用较晚时期的基准年则有利于后期，不利于前期。另外，这里的数据有依据指数计算的，也就是连环增长率，并不单独依据某个年份作为基础，可以进行适当的比较。麦迪森估计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所以与其他估计略有不同。不过，不论哪一种方法和基准年都是反映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一种形式，只不过各自存在一定倾向性或偏向性。

先看政府统计的数字，20世纪5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率较高，达到9.56%，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率较低，特别是1960—1962年和1967—1968年都出现了负增长。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增长率明显提高，每个时期都超过9%，有的时期超过10%，这不仅与前期相比十分显眼，即使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高增长时期相比也不逊色。

一桥估计（1）与政府统计比较接近，不同之处在于对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估计明显偏低，而对于2000年以后的估计偏高。其他估计大多压低了前期的增长率而抬高了后期的增长率，特别是2000年以后的数字。其他估计虽然各有侧重，但基本倾向是一致的，就是前期偏低而后期偏高，具体说是计划经济时期较低而改革开放时期较高。关于前期最保守的估计增长率是4.75%，最高的估计是6.87%，平均为5.50%；关于后期最低的估计是8.03% ，最高的估计是10.09%，平均为9.08%。两个时期增长率的平均值相差3.58个百分点，差异比较大。虽然上述数据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但至少可以证明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增长是快速的，不仅与前期比高出很多，也高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

整个时期（1953—2010年）中国的增长率最低估计不低于7%，最高估计超过8%，这是个令人羡慕的数字。在将近60年的时间里平均增长8%的国家恐怕找不出第二个来，即使战后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也未能维持这么长时间的高增长，说中国创造了世界增长率的奇迹也不为过。尽管当今中国经济增长率依然处在中等偏上水平，并没有实现经济发展的全部过程，还有一段路要走。然而，这种高增长毕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收益，将一个处在世界最不发达状态的国家提升到中等偏上的国家，应该是一个了不起的事件。不过也有一个疑问，当今的发达国家在经历了100多年2%～3%的增长之后都成了发达国家，而中国还没有，这是为什么？单纯地想，如果将60年平均8%的增长率折算成120年4%的增长率，中国应该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了，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个情况目前还不能完全解释清楚，但我们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的经济基础可能不如当今的发达国家在启动现代经济增长时的水平。尽管难以进行直接对比，只能根据库兹涅茨和麦迪森的统计数据做一个简单的衡量，但基本上可以确认中国的经济基础比较差。库兹涅茨在研究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时发现，这些国家在启动现代经济增长时的人均GDP都在200美元（按1965年美元计）以上，只有日本最低，为136美元，其中澳大利亚最高，达到760美元（见表2-1）。关于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人均GDP表2-3已经给出，但都不是1965年美元价格。我们可以找到以1960年国内价格计算的1952年人均GDP为133.3美元，参考表2-3的数字可以肯定地说，在1952年前后中国的人均GDP水平远低于当今发达国家当时的水平。第二，即使上述估计数字是可信的，也依然存在某些不确定性。政府统计可能存在某些问题，这一点从上面的对比可以发现，政府统计的数字是最高的，因此有可能存在高估的问题。当然这一点目前仅仅是推测，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第三，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更多地表现出“粗放型”特征，而不是“内敛型”或“集约型”特征，这可能对经济增长率打了折扣。也就是经济增长中存在低效率和浪费，这不免会导致表面上的高增长、但实质上并没有那么高的情况。钢铁厂生产出来的钢材被用于生产机床时可能会出现更多的不合格品，而钢材已经被计算到了GDP中。这种现象在计划经济时期是比较普遍的，在改革开放时期也存在。第四，与第三点相关，就是质量问题。由于中国此前长期更多地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不仅产出质量不高，也缺乏新产品和新工艺，结果是数量上的增长而质量上的低下或重复。在缺乏创新的增长中，GDP可能比较高，但生产水平和生活质量提高较少。

图2-1显示了中国的GDP增长率和人均GDP增长率，总体上二者的变化是一致的，只是人均值略低于总值。此外，我们还能看出经济波动的状况，它在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经济时期波动幅度较大、较为频繁且波幅较大，波峰和波谷的差值较大，显示出不稳定性。可以理解为这个时期中国经济刚刚起步，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既包括客观因素也包括人为因素。客观因素包括初期经济基础不够稳定。主观因素更多是由于人们对经济规律不够了解，实行计划经济没有经验，加上官僚作风的影响，容易做出错误的决策。

在改革开放时期GDP增长率波动较少，除1989年前后基本上是平稳的，这对经济的长期发展是有利的。经济增长率很高并持续维持高水平，就增长率本身而言肯定是一件好事。两条趋势线显示了中国经济属于“趋势加速”的，这个概念虽然是日本学者在研究日本经济增长时提出的，但放在中国经济增长上更合适。 也就是说，走上正轨的经济在很多因素的作用之下会出现库兹涅茨所说的“自我维持的增长”局面，导致经济向深度发展。

2.3.3　增长率的分解

前面我们观察了1949年以后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变化，这里使用增长核算方法对增长率进行分解，找出各种因素对经济增长做出的贡献的大小。经济增长率 G （ Y ）可以被分解为劳动力的增长率 G （ L ）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 G （ Y ／ L ），即

G （ Y ／ L ）以生产函数

Y ＝ F （ L ， K ， t ）

为前提可以进行如下分解

这里， K 和 L 分别为资本和劳动， E _K 为资本的生产弹性。 λ 表示所有形式的技术进步，也是对产品的需求变化引起的生产函数的移动。 λ 的贡献可以通过从 G （ Y ／ L ）中减去投入增加的贡献得到。依据式（2.1）和式（2.2）分解的结果显示在表2-5中。由于数据的局限，这里只计算了1953—2014年的情况。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人均GDP增长率使用的数据是劳动力，而不是人口（人均GDP），因此这里的概念是“生产者人均GDP”。

先看经济增长率 G （ Y ），它在改革开放时期明显比在计划经济时期高，尽管20世纪60年代增长率也不低。这说明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对内激发人们的生产劳动积极性，对外开展国际贸易和吸引外资，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再看劳动力的增长率 G （ L ），正好与经济增长率呈现出相反的局面，在计划经济时期明显高于在改革开放时期。也就是劳动力的增长是前高后低，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劳动力增长明显放缓。资本增长率 G （ K ）的变化与劳动力的增长率具有相似性，这与我们的常识相违背，计划经济时期资本增长较快，而改革开放时期增长较慢，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是难以理解的。不过，可以解释的是，计划经济时期的增长更多地依赖于大规模投入而缺乏效率，改革开放以后逐渐变为小规模投入而追求效率了。

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 G （ Y ／ L ）也显现出了鲜明的特征，即在计划经济时期较低而在改革开放时期较高。它在计划经济时期依然是在20世纪60年代较高，说明这个时期在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指导下，经济从“大跃进”的破坏当中恢复了过来。资本劳动比率的增长率G（ K ／ L ）与前面的资本增长率有相同的倾向，即在计划经济时期较高而在改革开放时期较低，特别是在90年代以后。经由资本生产弹性调整的资本劳动比率 E _K G（ K ／ L ）的增长率是下降的，特别是在90年代以后。这显示出中国目前资本相对缺乏而劳动力较为丰富的情况依然没有改变，除了数据存在一定偏差之外 ，也可能存在资本浪费或使用效率不高的问题。与资本相对缺乏形成对比的是技术进步率的增长率λ是明显增长的，特别是在90年代以后。这说明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发展逐渐从原来的“粗放型增长”模式转移到了“集约型增长”模式，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好事。最后，劳动生产率中技术进步的贡献份额λ／G（ Y ／ L ）不仅从负值变为正值，而且越来越高，除了某些计算偏差之外，这是值得庆幸的事情。

接下来，我们观察一下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变化情况。表2-6显示了1950—2010年中国占世界人口、占世界人均GDP的比例以及增长率。在人口方面，中国从占世界21.66%的人口上升到1970年的22.21%，之后下降到2010年的19.41%。也就是中国的人口曾经有个快于世界人口增长的时期，后来增速回落了，而且明显低于1950年占世界的比例。再看中国占世界GDP的比例，1950年为4.50%。在计划经济时期没有太多变化，只是略有增长，1980年中国占世界GDP的比例为5.22%。此后逐渐增加，2010年达到13.40%。具体说，在计划经济时期虽然中国经济也有较高的增长率，但并没有明显超过世界平均增长率。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经济明显加快了增长，GDP占世界的份额也快速增加。人均GDP的数字是占世界平均值的比例，中国从1950年的20.80%上升到了2010年的69.04%，不可谓不快。具体看1980年以前，中国的比例维持在24%以下，没有明显上升。在1990年以后大不相同，人均GDP追赶的速度是明显的。这些情况也可以从右侧的增长率得到确认，人口的增长率从高于世界平均到低于世界平均，GDP的增长率从略高于世界平均到远远高于世界平均，人均GDP的增长率也同样发生着这种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