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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代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使作为一个特定思想文化流派的农家的出现成为可能。但从可能到现实并非坦途，中国农家的出现和发展经历了一个十分复杂而曲折的过程。
许行是先秦时代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留下姓名的农家代表人物。许行，楚国人，是与孟子同时代的人，具体孰先孰后，无可考证。他无著述留世，后人仅从《孟子·滕文公章句上》可窥出一些端倪。孟子曾提到“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这样一个人，并对“许子之道”进行了猛烈批评。
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个研究神农氏学说的人叫许行，他从楚国来到了滕国，亲自谒见滕文公，告诉他说：“我这个从远方来的人听说您实行仁政，希望得到一个安身之处，做您的百姓。”滕文公便将他收留下来。许行的门徒有几十个人，都穿着粗麻织成的衣服，以打草绳织席子为生。他们自己耕种而食，用谷来换取农具和生活用品。身为儒家门徒的陈良的弟子陈相和陈辛兄弟二人，背着农具从宋国也到了滕国，他们见了滕文公后说：“听说您实行圣人的政治，那么，您也是圣王了。我们愿意做圣王的百姓。”于是，陈氏兄弟二人也在滕国住下了。一天，陈氏兄弟与许行不期而遇。许行向他们讲述了自己的平等劳动、分工互给、等量交换等学说。陈氏二人大为许行的主张折服，非常高兴，表示愿意完全抛弃以前的学说而向许行学习。陈相在看望孟子时，向他转述了许行的言论和思想，孟子听后大为恼火，对许行的言论进行了口诛笔伐。于是，许行的思想便被保留下来了。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第一，所谓“有为神农之言者”，说的是许行这个人以宣传神农学说为己任。而神农可能是指神话传说中的农业创始人神农氏，也可能是指当时确有一部名为《神农》的著作。《汉书·艺文志》曾记载有《神农》（二十篇）这样一部书，并指出：在六国时代，诸子对当时的时政痛心疾首，对轻视农业的现象尤为关注，因此，他们就假托传说中的神农氏之名，推出了一部专门讲农耕问题的著作。
不过，《神农》这部著作已佚失。不管神农指的是哪一个方面的含义，事实上当时确实存在一个神农学派，他们以重农为自己的特色。第二，所谓“许子之道”，说的是许行这个人本身有一套理论主张，并不仅仅以重农为限，而“许子之道”是由平等劳动说、分工互给说和等量交换说三部分内容构成的整体。孟子认为“许子之道”有悖于事物的常理，对之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不管怎么说，孟子还是承认许行是一“子”，可以与诸子等而视之。第三，许行并不是一个孤家寡人，在他周围还是聚集了一批人，虽然不及显学那种“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的赫赫之势，但能将显学的的弟子们吸引过来，还是有一定的社会影响。第四，许行的言行能够引起显学人们的注意，遭到了孟子的激烈批评，可见许行对显学的威胁性。孟子对庄子这样的人物都不屑一顾，却对许行这样重视，这说明：“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和“许子之道”确实加入百家争鸣中了；离开了许行这一家，恐怕“百家争鸣”也就不成其为百家争鸣了。因此，这样一个有思想传承（有为神农之言）、有自己的系统的理论主张（许子之道）、有代表人物和领袖（许行）、有自己的追随者和学生（门徒）、参与了与其他学派的论争（孟子的批评）的东西，不是一个学派还会是什么？这一学派不叫作“农家”还能叫作什么？
因此，我们认为，农家是“九家十流”中重要的一家。在没有发现其他材料和证据之前，我们姑且将许行作为中国农家出现的标志。
以许行为代表的“神农学派”，并没有因为显学之士的反对而屈从，也没有因为统治者的不喜欢而消失。我们可以断定，他们的继承人很可能参加过“稷下集团”，在编写《管子》这部论集的工作中出过些力；也有的成为秦相吕不韦的门客，在撰写《吕氏春秋》这部恢弘著作中发挥过作用。
“稷下学派”，并不是一个像儒道等学派那样的具有中心思想和系统主张的流派，而是围绕设置在齐国稷下（地名，属今山东淄博）的学宫形成的中国古代最早的学术活动中心和政治咨询中心，也就是今天所说的高等院校。它创建于田齐桓公（公元前374—前357年在位）时期。齐宣王上台后，秉承祖志，扩置学宫，招致天下贤士近千人，虽不允许他们直接参与政治，但允许他们自由发表言论、点评时政，将其中七十六人尊为“上大夫”。由于有这样宽松自由的政治和学术环境，稷下学宫吸引了各家的一些名流汇聚于此。儒家中的荀子曾“三为祭酒”，掌管学宫的日常事务。稷下汇集了道、法、儒、名、兵、农、阴阳、轻重等百家之学，成为当时各学派荟萃的中心，后人将这一学术中心称为“稷下学派”。“稷下学派”促进了百家争鸣的开展和先秦时期学术文化的繁荣。当时相继出现了一大批思想学术著作，《管子》一书就成书于此。
《管子》可能是齐国稷下学者的著作总集。管仲本人是齐国最有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齐国有很多关于他的传说。齐国人把从稷下流传出来的著作收集起来，加上关于管仲的传说，并用齐国这个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的名字作为书名，这就是《管子》这部稷下著作总集的形成过程。《管子》是先秦各思想学派思想学说的一个宝库，是研究先秦各学派思想的一部重要史料。
《管子》一书包括各家的著作，其中也包括农家的著作。可以说，农家的主要思想在此得以保留，并根据理论斗争的需要而有所发展，这一点似乎已为大家认同。尽管冯友兰先生否认过农家为百家争鸣的一家，但他后来又认为《管子》一书中的“《地员》篇是农家的著作”
。吕思勉先生除认定《地员》篇是农家的著作外，还认定《揆度》和《轻重》诸篇皆为农家著作。
石声汉先生认为，以许行为代表的“神农学派”很可能曾是“稷下学派”中的一派，他们在编写《管子》时出过力；他除认定《地员》篇为农家著作外，还认定《牧民》《权修》《立政》《五辅》《八观》肯定是记述农家思想的。
《中国农学史》的作者们认为，《牧民》《权修》《五辅》《立政》《君臣》《治国》《问》《入国》《八观》《匡君小匡》《度地》《地员》等篇皆是重农派的著作。
在这些著作中，《度地》篇专门讲土地规划和水利建设问题，《地员》篇专门讲植物与土地的关系问题，其余诸篇持重农民本的社会历史主张。其中，重农民本的社会历史观是《管子》一书中重农思想的核心，这是“神农学派”思想的继续；而《度地》《地员》两篇开创了农家发展的一个新方向，这就是他们在重农民本思想的指导下开始对农业科学技术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这样就使农家开始摆脱空疏的议论，获得新的生存机会。
在参加“稷下学派”的同时或前后，农家的一些代表人物还在寻找其他出路，他们也成为秦相吕不韦门下的食客，在撰写《吕氏春秋》的过程中，结合新的形势，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思想。
当时各国均有养士之风，吕不韦自恃秦国强大，又自叹养士之风不如六国，于是也广为招贤纳士。一时间，吕氏门下也有食客三千，他们来自各家各派。吕不韦命令这些食客著其所闻，集成一部洋洋二十余万字的巨著，分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三部分，以为集备了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称为《吕览》（又名《吕氏春秋》）。
先秦诸子的书，原来都是分散的论文，是后人编辑成书，呈现出今天这个样子的；像《吕氏春秋》这样的成体例的私人著作，在以前是没有的。因此，书成之后，吕不韦很得意，把这部书挂在城门上，出了赏格说：有谁能在这书上增一字或减一字，赏金一千。他的这种著述方法，无疑是一种创举；他这样夸口，也是可以理解的。吕不韦之所以要编撰这样一部书，并不单纯是为了与六国诸君一比高低，也不单纯是为个人获得名誉，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原因。正如《吕氏春秋·季冬纪·序意》所说的，他是要“纪治乱存亡”“知寿夭吉凶”的，要集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为秦灭六国作思想舆论上的准备，因此，他对诸子百家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所以，他被称为“杂家”。其实，《吕氏春秋》是“杂而不杂”，它与稷下学派的风格有着明显的区别。稷下学派以承认各家都有存在价值为前提，对诸子百家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让他们各持己见，而自己不作结论；《吕氏春秋》则以承认各家都有自己的长处为前提，对诸子百家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将各家各派的思想综合成为一个体系。因而，《吕氏春秋》很有史料价值，作为先秦文献，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同时，正如有的论者指出的那样，“《吕氏春秋》保留了不少古代的遗文佚事，最值得的，其中关于农业技术的记载是宝贵的文献。但这种文献载在书里，对于‘尽地力之教’的秦国来说，也不是偶然的”
。
农家人物不但参与了《吕氏春秋》的编撰工作，而且将之系统化了。在《上农》《任地》两篇中，作者都引用“后稷”的话，这就表明了作者的流派立场——他们肯定自己是农家人物，要不然，他们会假托其他人物。正如汪中代毕沅序《吕氏春秋》所指出的那样，“《上农》《任地》《辩土》三篇，皆农桑树艺之事，则农家者流也”（汪中：《述学吕氏春秋附考》）。一个“农家者流也”道出了其要害，使我们也看到了农家的发展方向。汪中的这一论点为治中国哲学史料者沿用。而治农学史者认为，与上述三篇同为《士容论》中的一篇的《审时》也是一篇重要的农学论文。另外，《贵当》《爱类》其中也有关于农业的论述。同时，“十二纪”更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十二纪”是将春、夏、秋、冬四季按孟、仲、季复分为十二个月来命名，每“纪”的最前面有一篇为该月的“月令”（记载这个月该做的主要事情）；后来有人把十二个月的月令合成《礼记·月令》，它和《夏小正》一样，是农家月令书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吕氏春秋》的史料价值和理论价值要大于《礼记·月令》。由此，《吕氏春秋》构筑起了一套重农思想体系和生态农学模式，其中《上农》篇为其总纲，综述重农抑末的意义和价值；“十二纪”的月令篇为经，分述十二个月的季节变化，提出与之相适应的农事活动，以及重农的政策和措施；而《任地》《辩土》《审时》等篇为纬，分言关系农业生产的几大问题，对土宜和农时等问题作了论述。这样，中国农家在“杂家”的外表和形式下获得了完整的内容和实质。
随着中央大一统局面的形成，统治者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这样，农家和其他流派一样，都失掉了自己赖以生存的社会生态条件。而农家所具有的民本主义和平均主义的思想，更不会为统治者所容纳。这样，农家作为一个独立的思想流派就开始在历史舞台上“隐退消失”了。农家在历史上没有留下自己的著作，除了许行一人外，其他人连姓名也没留下来，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大憾事。
但真理是不会屈服于外界的强暴的。面对新的形势，农家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好在中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于是，农家就开始以农学家的面貌又出现在社会上。从表面上看，这是从一个思想流派变成了一个专门的科技群体。但在实质上，中国农学家们（农业科学家）都是在不同程度上接着农家（思想家）思想讲的，当然，他们也接着《管子》中开始体现的技术转向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从而使中国农学（中国农业科学技术）成为中华文明宝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对世界文明产生着重大的影响。
两汉以来，中国农学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中国农学的形成阶段。从历史断代来看，这大体上是指两汉至隋唐之前的这段历史时期。重要的农学家有氾胜之（《氾胜之书》）、崔寔（《四民月令》）和贾思勰（《齐民要术》）等。其中，《齐民要术》是中国农学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这时的农书大都是私人著述，着重从整体上讲问题，其范围仅局限于黄河中下游流域。第二个阶段为中国农学的完善、发展和专业分化的阶段。从历史断代来看，这大体上是指从隋唐到明清之际这段历史时期。撰写整体性农书的有陈敷（《农书》）、王祯（《农书》）等，撰写专业性农书的有陆羽（《茶经》）、陆龟蒙（《耒耜经》）等。另外，也有大量的区域性农书。除了这些知识分子型的农学家外，还出现了一些平民农学家。他们忧民疾苦，大力进行农业技术推广，为发展中国农学作出了重大贡献。黄道婆就是这样的农学家。这时的农书很大部分是官方出面组织撰写的，其范围已扩展到江南。第三个阶段是中国农学开始接触、接受西方农学的阶段，而这与来华传教士分不开。这个阶段大约是从明清之际开始的。徐光启则是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中国农学家，一方面对中国农学进行了系统总结和概括，另一方面又将《泰西水法》译成了中文。至此，中国农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也许大家觉得将农学家纳入农家系统有点不伦不类，但我们的考察重心在农学家的思想层面而非农学家的技术层面。从思想层面来看，农学家其实是农家的别宗，正像孔子之后儒分为八一样。第一，农学家都是以“神农学派”的人物自居的，他们都“为神农之言”，这就表明了他们的流派立场。如氾胜之讲，既使你有固若金汤的城池，拥有百万之兵，但你不遵从“神农之教”，不重视农业生产，那你也守不住城。
而贾思勰讲，是神农制作耒耜，后稷开启了将“农”摆在重要位置的先河。
第二，除一部分统治阶级农学家外，大部分农学家是持重农民本的社会历史观的，并要求将之贯穿到农业管理中。如《齐民要术》的本意就是为了帮助百姓谋取生存之道，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以“农本”开始而以“救荒”结束。第三，“天、地、人”三材的思想是中国农学家的中心认识，而这与农家是一致的。中国农学家将“三材”作为指导农业生产的中心原则和自己农学理论的重要基础，将如何协调好“三材”的关系看成获得丰收的关键。第四，正因为农学家与农家具有这样的血肉联系，所以《汉书·艺文志》将《氾胜之书》这样的农学著作也归入了农家著作之列。从此以后，在各代的《艺文志》或《经籍志》的子部中都有“农家”一项，而在农家中列入的大都是农学著作。
由此看来，农家事实上是存在下来了，农学家成为了他们的别宗。这又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大幸事。
通过上面的考察，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百家争鸣时代，确确实实是存在过一个重农学派的——中国农家，农家是“九家十流”中重要的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