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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家之所以重农，还与他们所持的民本主义立场有着很大的关系。重民必然重农，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民本主义是中国农家思想的第二个特征。
尽管《诗经》被孔子删订过，又被历代统治者奉为正统的经典，但其中仍有不少篇目保留了劳动者对自身处境不满和控诉统治者剥削的内容，《伐檀》和《硕鼠》两篇集中反映了这方面的内容。
《伐檀》反映的是一群伐木者对于不劳而获的“君子”表示不满的内容。你一言，我一语；有冷嘲，有热讽。如第一段讲：
载禾割禾你不管，
凭什么千捆万捆往家搬？
上山打猎你不沾，
凭什么你家满院挂猪獾。
《硕鼠》反映了耕稼者在残酷剥削下不堪忍受的内容，他们大声呼喊出了自己的愤恨之语，表示要另觅生路，远寻“乐土”：
整整三年把你喂足，
我的死活你可不顾。
我发誓要另找生路，
明儿搬家去到乐土。
乐土啊乐土，
那才是我的安身之处。
所有这些还不能称得上阶级意识的觉醒，只能说劳动者感知到了自己的非人地位。而这就反映了农家的民本主义的悠久历史之源和深厚的民众基础。
我们仅从《孟子·滕文公章句》的文字记载中想获得对许行的思想的全面了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却可以寻找出许行思想体系（许子之道）的一些重要论点来。这大体上有以下几个方面：
墨子主张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平等劳动原则，许行则更明确地要求统治者要“与民并耕而食”“饔飧（注：读音为yōng sūn，分指早、晚饭）而治”。所谓“与民并耕而食”，说的是贤明的统治者应该和人民一道耕种来养活自己，不能做不劳而获的寄生虫。所谓“饔飧而治”，说的是贤明的统治者不能只限于“君臣并耕”，而应一面自食其力，一面治理天下，二者不可偏废。由此，许行还对滕文公的统治进行了评点。他认为，尽管滕文公是个贤明的统治者，但滕文公还不是真正懂得治国的真道理，因为滕文公不懂平等劳动说，怎么能说贤明呢？
儒家也主张社会分工，如孔子认为稼圃是小人之事。儒家的社会分工论与他们的社会等级论相一致。而许行主张的社会分工是从满足人们正常生活需要的角度提出的。许行认为，个人的生活必需品并不是靠个人自己能够完全自给自足的，如农人耕作所用的铁器、生活所用的锅碗等，因而，社会分工成为必要。许行在亲自耕种的同时，就拿粮食来换取陶器、铁器。他认为，这样无损于农事，又满足了自己的需要。
依照许行所倡导的社会分工的原则，社会各成员间的交换行为又应当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呢？许子认为，只有采用以物易物的形式才能进行。在以物易物的交换过程中，物的种类和度量衡单位是不同的，又怎样去确定交换标准呢？许子主张，为了避免商人的中间剥削，物价应当划一规定，应进行等量交换。其基本原则就是：布匹丝绸的长短一样，那么价钱便一样；麻线丝棉的轻重一样，那么价钱便一样；谷米的多少一样，那么价钱便一样；鞋的大小一样，那么价钱便一样。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即使打发小孩子去市场买东西，也不会有人欺骗他。
许行的这套理论显然是与儒家的主张格格不入的，因此遭到了孟子的激烈批评。在孟子看来：
首先，平等劳动说有悖于社会等级秩序。
在孟子看来，要维持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转，必须有社会分工，而要确定社会分工，就必须知道有“大人之事”和“小人之事”。“君子”（统治者）从事的是“大人之事”，他们动脑不动手，但也动口，但他们的“进口”之物不是靠自身来解决的，而要由“小人”（被统治者）来提供。“小人”从事的只能是末微之事，他们动手不动脑，当然也得动口，他们要服从“君子”的统治。应将之作为普遍的原则确定下来。
其次，分工互给说是自相矛盾之说。
在孟子看来，许行的分工互给说与他的平等劳动说是自相矛盾的。孟子指出，农夫用谷来换取农具和锅碗，不能说是损害了铁匠、陶工的利益，那么，陶工、铁匠用锅碗和工具同农夫换取谷米，难道说是损害了农夫的利益吗？许行为什么不亲自当铁匠和陶工呢？为什么许行不做各种器械，将什么东西都放在家里以备随时取用呢？为什么许行要这样那样一件件地和各种工匠做买卖？既然工匠的成品对于包括许行在内的天下人是一样也不可缺少的，如果一件件东西都要自己制造出来才去用它们，这难道不是要使天下人都疲于奔命吗？由此看来，难道统治者一面执政、一面耕种才是合理的吗？
最后，物物等量交换说有悖于商品价值说。
在孟子看来，事物的品种、质量各不相同，这是事物的本性和常情，对待商品也应作如是观。商品的价格，有的相差一两倍，有的相差千倍万倍；假如不区分商品的精粗优劣，强使它们一致，实行物物等量交换，这只能扰乱天下。将大鞋和小鞋的价格定为一样，那么，谁会犯傻做大鞋呢？假如依从许行的主张，只能促使大家争着去弄虚作假，那么，又怎么能够治理国家呢？
通过上面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许行的主张有其合理之处，但也有自身的局限，而孟子对许子的批评也是有偏颇之处的。下面，我们将逐一分析：
首先，平等劳动说与社会等级说的关系。
平等劳动说有其进步的一面，这就是：它指责那些依赖他人而生活的人们，无论其性质如何，都是不合于社会生存原理的。这就指出了剥削制度的不合理之处，要求人人自食其力。这不但反映出耕稼者和农民阶级的主体意识和阶级意识的觉醒，而且是实施重农政策的一项重要措施。统治者不从事耕耘，怎么能知道稼穑之艰难呢？不知道稼穑之艰难，怎么能够知道以农立国的道理呢？
但平等劳动说确实存在与社会分工不一致的地方，孟子的批评是有的放矢的。但是，孟子在看到劳动分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同时，却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关系看成必不可少的社会分工，这就有意抹杀了阶级对立，欲将剥削制度永恒化和合理化。所以，孟子本身的阶级立场使他不能从正确的前提出发得出正确的结论，这又是孟子本身的局限性所在。
其次，分工互给说与社会分工说的关系。
许行的分工互给说肯定社会各行业互通有无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这是其合理之处。但他对匠人换取粮食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估计不足，这是他欠缺的地方，这事实上会起到抑商的作用。
孟子肯定社会分工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他欲将社会分工固定化，这是他的局限性所在。
最后，物物等量交换说与商品价值说。
许行提出物物等量交换说也有其良苦用心，反映了在高利贷、商人盘剥下的农民要求调整物价的愿望。实行这一主张，一方面可以提高人们对农业重要性的认识，使大家认识到以农为本才是可靠的，这可以保护耕稼者的利益；另一方面，它可以起到抑商的作用，使人们看到经商是无利可图的，这就使商人丧失了中间盘剥的机会。但是，许行对生产物价值构成的内容完全是模糊的。许行在商品交换中要实现的以量为基础的平均主义事实上是行不通的——这是小农空想性的表现。
而孟子对物物等量交换说的批评却是有相当理由的，相对于重义轻利的主张来说，这是儒家思想合理性的体现。但是，我们不能由此认为，孟子已发现了劳动价值说，已懂得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因为孟子反对物物等量交换说只是从日常生活经验出发的，他的前提只是“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事物的品种质量是各各不相同的，这是事物的本性和常情）。
孟子对许行的批评是有其合理之处的，他抓住了许行之道的弱点和要命之处。但是，孟子的这种批评也有不光彩的地方：一是他从夏、夷之辨出发，将夏看成先进的，将夷看成落后的，认为只有中国的一切才能改变夷，而夷不能改变中国；将陈氏弟子习儒看成天经地义，而把陈氏弟子放弃儒学看成大逆不道。这哪有一点宽容精神呢？二是他对许行的人格进行了贬低，认为许行只不过是个南方蛮子，说话怪腔怪调，轮不到许行来指责祖先的圣王之道。这难道不是一种门户之见吗？而且岂不是太有失风度？
但不管怎么说，孟子对许行的批评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它确确实实、实实在在地证明，在中国的百家争鸣时代，确实是存在过一个“神农学派”的（“有为神农氏之言者许行”），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许行是有一套自己的主张的（“许子之道”），甚至对后来的班固都有着直接影响。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将“农家”从百家中一笔勾销呢？我们又怎么能将“许子”从诸子中清扫出去呢？
农家的民本主义思想就是从“许子之道”中成长起来的。
农家的重农思想倾向和价值取向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在农家思想体系中构筑起了民本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并将之作为农业管理的一项基本原则确定下来。而这一工作是由《管子》一书初步完成的。
《管子》在农家系统中第一次明确阐述了民本主义的内容。《管子》所谓的民本主义有以下几层含义。第一，“顺民心”是一切统治的基础。农家看到，民心不可违背，贤明的统治者就在于能够顺应民心，以民心为自己的行为向背。在此基础上，《管子·牧民》提出了这样一个重要命题：“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这样，农家的民本主义就比儒家的民本主义大为进步了，因为尽管农家不懂得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不可违背性，但他们通过“民心”这一概念已初步感知民众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影响。第二，“忠爱民”是一切统治的重要方式。农家看到了耕稼者的疾苦，要求统治者体恤民之疾苦，不可巧取豪夺，而其中的一条基本措施就是要求统治者减轻赋税，这就是“忠爱民”的基本含义。农家指出，假如加重赋税，就会丧失民心，而丧失民心就会导致下怨上，这样就会造成有令不行的局面，国家在外力压境时就会无还手之力。由此，农家提出了“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管子·权修》）的重要命题，要求统治者约束自己的行为，一方面不能对老百姓剥削太重（取于民有度），另一方面要注意节约（用之有止）。这样，“忠爱民”的思想就在政治上将许行的“平等劳动说”出卖了。但在无力改变当时的社会形态的情况下（或者说，当时的社会形态还有存在的合理性），“忠爱民”的思想恐怕更会为统治者接受，尽管这也可能是形式上的。第三，“尽民力”是一切统治的最终目的。在农家看来，一个统治者要想坐稳江山，关键在于能够使天下服从自己，要天下服从自己的关键就在于能够重用民众，使他们竭尽全力地为统治者效劳和生产各种财富。这样，农家的“尽民力”与儒家的“治民”同出一辙，这同样暴露出农家民本主义的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
与民本主义相呼应，农家对灾害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将“修饥谨，救灾荒”看成国家政治清明的重要内容。农家在从生态学的角度指出灾害成因的同时，要求将灾害问题作为一个社会学问题来看待。他们认为，“五害”是危害人民群众生活和生产的重大灾难，水灾为一害，旱灾为一害，风雾雪霜为一害，疾病为一害，虫灾为一害。因此，一个贤明的统治者要想站稳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当务之急在于扫除“五害”，只有解决了这些灾害问题，才能解除人民的痛苦，老百姓才会服从自己的统治。在《管子》的作者看来，水灾是最危险的自然灾害，尤应引起统治者的重视。同时，他们还提醒统治者应该注意，不能将天灾转为人祸，也就是不能由于统治者的残暴统治而使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样，灾害意识就成为民本主义的内在构成部分和必要补充。
至此，农家的民本主义思想体系初步构筑了起来，成为其内在特征和思想特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