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中国农家是从农稷之官中发展出来的，这就预示着其将我国的重农传统发扬光大了，并将之发展成为了一种管理原则。这是中国农家的第一个基本特征。
神话并非单纯的荒诞虚妄之说，它对于我们研究人类文明发生史具有重大的价值，因为“神话既非‘古人的智慧’，亦非荒唐无稽的谰言，而是原始人生活思想的有趣的反映。我们要研究原始的文化，要知道人类生活史的第一页，便不得不从古代神话中搜讨采集”
。对中国远古农业神话与中国农家的关系，亦应作如是观。神农氏神话、后稷神话便是我国的两个重要的农业神话。
神农氏（一说就是炎帝）是传说中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据说，少典安妃在华阳登游时，有感而怀神农。神农氏生下来是人面龙颜，三个时辰便能说话，五天便能行走，七天便长全了牙齿，三岁开始做稼穑的游戏了。当时的人们还过着采集渔猎生活，神农不忍人们受苦挨饿，便用木头制作成了耒耜等农业工具来教人们耕作，他还根据土地的干湿、肥硗等自然状况来教人们种不同的作物，于是，人们便开始了农业生产，他本人则获得了“神农（氏）”的称号。另外，为了解决人们的饮水问题，他还遍尝水泉甘苦；为了解除人们的疾病之苦，他还遍尝百草滋味，曾一天中了七十次毒，于是才有了医药。由此看来，神农氏神话涉及这么几个问题：第一，神农氏神话的核心问题是教民耕作，将农作与人们的生活联系在了一起，探讨了农业的起源，这就孕育着重农的思想。第二，神农的主调是同情民之疾苦，以解决凡民百姓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问题为关注的中心，这就孕育着后来的民本主义。第三，神农氏神话的一个重要的主题是探讨有关农业技术的起源问题，将制作农业工具、考察土地状况作为其内在构成部分，这就涉及农家技术层面思想的发展。所以，人们才将农家又称为神农学派。
后稷是古代周族的始祖和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农官。据说，一个叫姜嫄的有邰氏部落的女子，一天到郊野去求神，她在路上看到一对很大的脚印，便好奇地用自己的脚去比试这对脚印。她的脚刚踏上拇指的地方，她便有感而孕。不久，她生下了一个男孩。姜嫄认为这样奇异的事情是个不祥之兆，便要将这个无父的孩子抛弃，但几次都没有成功，于是便将他养下来，并取名弃。弃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常和成人一样，学着采集植物种子，学着种麻和大豆。长大后，他就更喜爱种植各种庄稼了。他懂得选择不同的土地种植不同的作物（即后来所说的“相地之宜”），懂得选择良种、拔草等措施，还能根据种植作物的成熟早晚以及外表性状去区分作物类型。由于弃有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他种的庄稼横竖成行、整齐划一，大豆繁茂、谷子饱满。四方远近的人听说了弃的事迹后，便都跑来向他请教，他就不厌其烦地向大家传授农业生产技术。在弃的影响和带动下，农业生产连年丰收。尧帝听说了弃的事迹后，立即推举他担任部落联盟的“农师”，指导部落群众进行农业生产；到了舜帝时，舜帝又聘请他担任“后稷”的职务（我国最早的农官），主管部落联盟中的农事，因此，后人又将他称为“后稷”，将农官也称为“后稷”。可见，在后稷的传说中，除了包含神农氏神话中的三点信息外，还加进了一条重要的信息，这就是将农业管理（农官）包括了进来。
我国古代的农业神话反映了我们祖先的重农传统，除了蕴含着农家思想的一些基本萌芽外，其中突出的一点就是将农业管理摆在了重要的位置上。正是由于社会上有一批人专门履行农业管理的职能（农官），才有可能出现重农的思想家，这是社会分工的一般规律。
除了神话传说中保留了我国古代的重农传统外，一些古老的典籍中也记载了一些我国的重农传统，这就是《诗经》和《禹贡》。
《诗经》是我国古老的一部诗歌选集，大约是在春秋时期由鲁国人编选而成。其中包括《国风》《小雅》《大雅》《周颂》《鲁颂》《商颂》，共有三百篇，因此，又称为《诗三百》。现存的《诗经》同《左传》所记季札所观周乐的《诗经》的次序一致，可见，它是一部基本未曾加以改动的古书。由于诗具有“兴”“雅”“群”“怨”等功能，它又被儒家奉为自己的经典。
《诗经》里有好几篇是纯粹关于农事的诗，它们是《大雅·绵》《大雅·生民》《小雅·大田》《小雅·甫田》《小雅·信南山》《周颂·思文》《周颂·臣工》《周颂·噫嘻》《周颂·丰年》《周颂·载芟》《周颂·良耜》《国风·豳风·七月》《国风·王风·黍离》《国风·召南·采蘩》《国风·召南·小星》《国风·魏风·十亩之间》《国风·魏风·汾沮洳》《国风·周南·葛覃》《国风·魏风·伐檀》《国风·魏风·硕鼠》等。这些诗篇基本上可以反映出西周、春秋时期的农业生产状况，为治社会史、农学史的大家们尤为关注。
从其思想内容看，《诗经》中有关农事的章句基本上有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感叹稼穑之艰难，发泄了劳动者对统治者的不满，控诉了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盘剥，表明劳动者的主体意识正在觉醒，这就蕴含着民本主义和重农思想的萌芽。二是描述了一些农田规划的道理和做法，谈了相地和排水的一些情况，这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对土地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的认识，蕴含着“因地之宜”思想的萌芽。三是描述了季节变化、物候、气象对农事活动的制约和影响，将天象、物候和农事作为一个具有内在关联的整体，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对天时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的认识，这就是“因时制宜”（顺天之时，不违农时）思想的发端。四是在对一些具体的农事活动的描述中流露出对人的力量的肯定，看到人在选种、田间管理、减灾灭灾等一系列问题上具有的重大作用，这就蕴含着“人有其治”思想的萌芽。五是关于自然崇拜的观念等一系列与农事活动相关的问题，都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因而，《诗经》是中国农家发展史上的一部重要文献。
《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尚书》是我国最早的历史书籍之一，内容包括“典”“谟”“训”“诰”“誓”“命”，是关于尧、舜和夏、商、周至秦穆公时期的历史文集的汇编。有说法认为，尚即上，指上古或远古，因此，书名称为《尚书》。孔子曾以《尚书》教育弟子，它被奉为儒家的经典，因此，又被称为《书经》。
《禹贡》篇共分为三大段，第一段记录大禹治理九州的功绩，第二段记录大禹治理山川的功绩，第三段记录大禹统一中国的功绩。它的科学价值是多方面的，涉及地理学、农业土壤学、农业区域学等各个方面，但其主要贡献就是突出了“地利”这个因素在农业生产和农业管理中的地位。
《禹贡》从以下几个层面说明“地利”因素在农业生产和农业管理中的地位：一是根据全国的自然条件将全国划分为九州，各州的山脉走向、河流分布各不相同，这是进行区划的基本依据。二是对各州的土壤类型进行了考证，指出各州的土壤类型各不相同。三是对各州的农业资源进行了考察，对各州的农作物、果木、经济植物、动物、金属矿产等进行了调查，指出各州的农业资源各不相同。四是对各州的土地等级进行了分类，根据各州的地势高低、肥沃程度等因素将九州的土地分为上、中、下三大级，在这三大级中又参验上述两个因素划分为上、中、下三小级，这样就将土地定为三大级、九小级。五是根据上述各方面的情况，对赋税等级进行了划分。由于各州的自然条件、资源分布、土地等级不尽相同，因而各州的赋税比重也有差异，大体上也是三大级、九小级，这就成为农业管理的重要依据。“任土作贡”就是《禹贡》的全部含义，也就是根据“地利”因素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来确定田赋等级，以此来进行农业管理。
因而，《禹贡》也是中国农家发展史上的一部重要文献。它的突出贡献就在于专门论述了“地利”因素在农业生产和农业管理中的地位。通过这些古老的典籍，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我国悠久的重农传统。
在社会分工结构中专门设置农稷之官，这是我国重农传统的“制度化”，同时，它又通过劝民耕桑的途径，促进了农业生产健康有序地进行，这样，如何进行合理而有效的农业管理就排上了议事日程。因此，探讨农业管理便成为中国农家思想的一个主题。而《管子》《吕氏春秋》对此首先作了探讨和论述。
《管子》的作者明确指出，应将重农上升到基本国策的高度来认识，认为统治者最根本的任务就在于加强农业生产，扫除一切有碍于发展农业生产的障碍。假如统治者忽视农业生产，有土地而不务农事，那么，统治者要想自己的统治长久是不可能的。另外，要想衡量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就要考察其土地治理程度和农业生产状况，因为农业是反映一个国家贫富、强弱的镜子。
《吕氏春秋》除了对农业管理的一些具体原则和要求进行了论述外，还要求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天子（帝王）本身也要履行农业管理的职能，提出了“耕帝籍田”和“后妃亲蚕”这两种礼仪形式来强化帝王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所谓“耕帝籍田”，说的是在每年的孟春之月，天子要选择好时辰，亲自用车载着犁铧，将其安放在陪乘的护车武士和驾车的人中间，率领三公、九卿、大夫到帝籍田（用来供皇家祭祀用的农田）亲自耕作。耕作时，天子推犁三下，三公推犁五下，其他诸官推犁九下。“后妃亲蚕”说的是，在每年的季春之月，后妃要率领九嫔亲自到郊外去养蚕。当然，这也只不过是象征性地到公田采几片桑叶而已。这两种形式，在实质上是要强化帝王的农业管理职能。
农稷之官的设立，说明我国在上古时代已将农业管理作为一种专门的职业固定下来了。而《管子》和《吕氏春秋》又将之推进了一步，这就是要将由重农发展而来的农业管理上升为国家意志，要将农业管理作为一种行政管理职能来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