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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全国党代表汇聚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从建党伊始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各项工作处于探索和试验阶段，受当时复杂形势的影响以及自身遭受的“左”倾错误的左右，党在干部管理上走了很多弯路。这一时期由于各级党组织还不健全，干部队伍还未形成规模，党对干部的选拔任用工作主要体现在对党组织领导人的产生和管理上。
到了全面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战时的特殊情况对干部管理体制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党在干部选拔标准和方式等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尝试，推动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向纵深发展。
党在成立之初，干部数量有限，干部管理机制还没有切实建立起来，因此，干部的管理权限都掌握在中央和各级党委手中，没有明确的级别和范围的划分。这种统一而又集中的管理体制是与当时所处的斗争环境相适应的，能够根据形势需要最大限度地保证党对各级干部的及时调整。
到了全面抗日战争时期，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和干部调配的实际，1937年，党正式建立了统一的干部管理机构，将干部的考察、征调、审查等工作正式交由组织部具体负责，明确了中央及各级党委组织部的职责和地位。各级组织部通过对干部的管理，尤其是通过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实现党对干部工作的绝对领导，从而保证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顺利推行。在这一阶段，党管干部原则正式确立。
在管理权限方面，党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采用的是双重管理模式：在地方任职的干部同时接受上级和同级党委双重领导；一般的干部同时接受上级和本级人事部门的双重领导；各部门的干部同时接受上级业务部门和本级政府的双重管理。
建党初期，党的主要任务是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不断壮大队伍，因此这一时期对有志入党的党员提出了明确的标准，而有关干部选拔的标准，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开始形成。“左”倾机会主义政治路线在当时占据主导地位，并错误地将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归结于领导中工人太少、知识分子太多。他们认为，作为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其主体应该由工人阶级构成。在这样的误判下，吸收党员和选拔干部的标准受到了很大冲击，存在重出身、轻能力的情况，很多未经受过考验和锻炼的工人被吸收进党内，并被提拔到领导职位上。由于这些人缺乏领导能力和斗争经验，党各项工作的开展受到一定的影响。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毛泽东在1937年明确提出党的干部要“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
。这一标准的提出，为中央和地方选拔干部提供了依据，为选人用人工作指明了方向，为大批革命骨干的脱颖而出奠定了基础。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的不断发展，干部缺口越来越大，由于之前“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党内对选拔干部的标准还不统一，对干部的使用也存在诸多顾虑，严重制约了干部队伍的发展，导致党的干部工作难以满足抗战的需要，给抗日敌后工作带来了不良影响。用人路线和用人标准的重新确立是当时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事关干部队伍建设的成败和抗日战争能否胜利的大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和深入剖析国内时局的基础上，摒弃了张国焘的“任人唯亲”路线，确立了“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为干部队伍建设重新走上正轨奠定了基础，为干部选拔标准的确立指明了方向。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才德兼备”的选拔标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在语序上“才”在“德”之前，但并不是强调“才”比“德”重要，而是要二者兼顾。此后，“才德兼备”的选拔标准在党内正式确立下来，并得到广泛认可。1940年，陈云重申了干部选拔的标准。他认为政治和能力是用干部的两大标准，二者缺一不可，以政治为主。既不能顾才不顾德，也不能顾德不顾才，必须坚持德才并重。1943年，周恩来再次强调在选拔干部时，要从政治标准与干部的工作能力两方面入手，而政治上可以信任是先决问题。刘少奇在七大上又从革命热情、与群众的密切联系、识别方向、纪律性等方面对选拔干部的标准进行了系统论述，既注重政治素质，又强调工作能力，再次体现了这一阶段“才德兼备”的选拔标准。
在建党初期党组织领导人的选拔上，党一直秉持民主的原则，在干部选任上力求尽量代表大多数人的意愿。
党组织领导人的产生方法有指定、推举、互推、公推、选举多种形式。
总的来说，建党初期的干部选拔采用的是常规选拔方式。对于地方党组织领导人的选拔，主要采用推举的方式，而中央一级的党组织领导人则通过选举产生。这一阶段选拔党组织领导人都是以民主选举的方式进行的，为日后党在干部选拔方面的民主化奠定了基础。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党选拔干部的方式主要依靠常规选拔。一般情况下，各级政府及其部门的主要领导是通过选举产生的，其他干部则是由主要领导直接任命产生的。具体而言，当时干部选拔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党委根据情况直接委派干部担任领导职务。在当时特殊的战争环境下，干部由于牺牲或其他因素，流动性很大，往往来不及选举，只能采用直接委派的方式选拔干部。此外，一些新建立的根据地由于刚刚成立，还不具备选举的条件，也只能采取这种方式。第二种方式是通过各部门党员的活动，使党委派的干部顺利获得提名并当选。由于当时陕甘宁边区政府实行的是“三三制”，即边区政府机关干部的构成是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为了保证党在机关中的领导地位，必须由党选择的干部获得领导权。
建党初期，干部管理方面的制度体系还不健全，全面了解和评价干部方面的选拔手段还很欠缺，没有摸索出有效的方法。干部管理工作更多地集中在对有意向入党者和新入党者的考察上。比如，有意向入党者要接受所在地党委的考察，新入党者要在委任岗位上接受考察等。
到了全面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选拔手段主要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考察。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意识到干部的德才不是一时一事能表现出来的，而要从历史的、全局的角度进行识别。过去考察干部的方式主要是自上而下，上级通过干部本人的现实表现、工作报告来考察。但这种单一方向的考察会造成对干部的认识不够全面，因此，刘少奇提出要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考察和评价干部。他指出，在干部工作的地方，在被干部领导的群众中去考察干部，才能对干部有较全面的认识，才可以免去许多偏向。
只有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二者相结合来识别和选拔干部，才能真正做到考察工作系统全面、准确客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可以大致分为建党初期到土地革命战争和全面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两个时间段。在第一个时间段里，由于党还处在相对弱小的阶段，加之国内形势较为复杂，党在干部选拔方面欠缺经验，并没有形成规范化和系统化的干部选拔制度，特别是在确定选拔标准时走了弯路，加之缺乏有效的选拔手段，干部选拔工作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响。在第二个时间段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较建党初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而言，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初步形成了较为系统的选拔制度和工作体系，尤其是建立了统一的干部管理机构，确立了党管干部原则，进一步明确了干部选拔标准，规定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考察手段等，标志着干部选拔工作朝着科学化、系统化方向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