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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序言

人们已经开始认真接受本书,为此,我打算推出新版。起初对本书表示不满和不解的种种反应,现在都已销声匿迹;专业范围内的各种争论, [5] 以及早先的那些拒绝客观讨论 [6] 的观点 [7] ,也都消失不见了。迄今为止,各种批判形成了不同的阵营,这在当前不足为奇。面对已经开始的范式转型,人们对意识哲学进行辩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人们捍卫现象学的生活世界概念,而反对交往理论的革新常识。 [8] 罗蒂(Richard Rorty)对用交往理性重建理性概念必然要坚持的普遍主义要求表示怀疑,尽管这种要求抛弃了传统先验哲学的论证基础主义(Begründungsfundamentalismus)。 [9] 针对理性的程序概念,麦卡锡要求局部恢复黑格尔的遗产,为此,他对将理性(Vernunft)分解为一系列不同的合理性(Rationalität)和相应的有效性表示不满。 [10] 属于上述立场的还有对伦理形式主义的重新批判,亦即坚持伦理(Sittlichkeit),而反对单纯的道德(Moralität)。 [11] 施内德尔巴赫(H.Schnädelbach)强调要从叙述的角度使用合理性概念,而对本人根据意义(Bedeutung)与有效性(Geltung)之间的内在联系加以论证的意义理解的常规内涵提出异议。 [12]

在我看来,所有这些反对意见与其说是想让我改正错误, [13] 不如说是向我提出了挑战,促使我对我的论点进一步加以阐明和深化。因此,这个新的版本没有太大的变动,而只是补充了英文版中的两处订正以及一些参考文献。

有两个重要的反对意见,我想至少应该提及一下,因为它们很有道理。贝尔格(J.Berger)使我认识到殖民化主题的片面性。 [14] 试图对时代问题加以诊断,是人们当前所关注的现象,仅仅用交往理性的生活世界全面受阻来解释是行不通的;相反,生活世界自身的使命,就在于冲破对周围世界采取默然态度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的藩篱。我由于追求对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抽象(Realabstraktion)概念积极加以改造,因而在思考和诊断时代问题时过于强调某种观点,而未能充分利用此处所阐述的命题的分析潜力。

斯克杰(E.Skjei)指出了我在分析简单命令时所遇到的困难(第一卷,第361页)。 [15] 要想领会常规来讲并不具有权威性的要求行为“Ip”,仅仅认识到满足“p”的条件,也就是说,仅仅知道受众所要做些什么或付出些什么,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当听众知道言语者希望能够打动听众,他才会理解言语者以言行事行为的意义。他必须认识到,言语者的要求中带有权力要求,言语者可以赋予这些权力要求以一种可供使用的公认的潜能。因此,除了实现条件之外,公认条件也是表达出来的意志可以接受的条件。当然,它们并非源自以言行事行为(illokutionärer Akt)自身的意义内涵;公认潜能和言语行为的联系总是偶然的和外在的。这就使得我不能不把这些简单命令和表意行为(Perlokution)一视同仁(第1卷,第439页)。可是,这样一来,命令的确所属于的以言行事行为就会进入策略行为语境,这就势必会导致悖论结果:在贯彻这些命令时,言语者肯定会 同时 从理解和目的两个角度行事。我在回答斯克杰时已经说明了我打算克服这些困难的具体途径。 [16]

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我听从了克劳斯·许勒尔(Klaus Schüller)的建议,对本书目录做了增补,使之变得更为详细 ,此外,还出版了《交往行为理论的准备与补充》( Vorstudienäund Ergänzungen zur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一书。

哈贝马斯
1984年5月于法兰克福 Aq7tQ7/MjLRc8MlXEUK903BHDPeCKJQC5WiPsq1YbGxyvtMMTvCrQMSIfzDNGM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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